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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黄文泉：当年校花休了小白脸，理由很辩证法
黄文泉，贵州出生成长，高中毕业后插队，先后就读贵州银行学校、四川大学，赴美留学，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做过医院会计主管和财务主管，现在印第安纳州一医疗集团做数据分析师。
1981年四川大学明信片专辑的封面照
01
贵州同学合影
在校园里被男生奉为校花的都是文科生。No. 1是中文系的，No. 2是外文系的。跟高年级的哥们在校园的荷花池畔和法国梧桐大道散步的时候，他们在后面指着前面的窈窕背影，说那是No. 1。过了几天，一个丽人从前面迎头而来，他们就在旁边一嘀咕，说这是No. 2。
No. 1和No. 2毕业后，校花不再是一朵两朵，就好像强权人物溘然长逝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集体领导。校花虽然多了，却没有旁落理科。也许，书读得好的，都上了理科。自恃漂亮，必然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书，就只有上文科。
这个逻辑，理科的同学是很爱听的。或许，这个逻辑就是他们发明出来的。
外文系参加歌咏比赛的女生。图片来自网络
经济系在这个时候贡献了很多朵校花，这倒是有点意外。因为经济系应该有点偏重理科了，就算不谈数理模型，读《资本论》还是非常高深和痛苦的。其中一朵最灿烂的，姓X。她当时几乎左右了校园的颜值舆论导向。在舞台上，她跳的卡门可以穿透人的心，得到的掌声最热烈最长久。之后，当然也是她那个节目获得一等奖。
X的男友换了一个又一个，换的原因五花八门。其中一个小白脸，就像她的马弁一样，把她伺候得妥妥贴贴。走在路上，两人的书包，还有她的外套，都是披挂在小白脸身上的。后来，她却把他休了，理由是他太爱她了。太爱导致无爱，这倒是很辩证法的。
校运动会开幕式上的女生方队。图片来自网络
经济系的所谓精英们，很多是我的圈内朋友。那时舞会风行，但校园里资源匮乏，在饭厅里举办大型舞会，就像成千上万的人在黄土高原上打威风锣鼓，灰尘飞扬，人头攒动，一点也不小布尔乔亚。为了风雅，这伙精英就会找个场所，举办小型舞会。当然不公开，有人循了音乐而来，打开门，探头探脑一阵，壮了胆子进来，却被主办者礼送出境。小型舞会布置得还雅致，有彩带沿着天花板逶迤飘下，还有瓜果和水。
我在一个这样的小型舞会上遇到了X。待到一曲慢四舞曲的旋律悠悠传来的时候，我很快走到了她的面前，勉力做得很绅士的样子，伸出手去邀舞。跟她跳舞就像在云端里飘，稍稍一个暗示，她就跟你翩然而行。她问我是不是外文系的，把我吓了一跳。我一直以为我看起来应该很稳重一个人呢，是不是有时候还有些浮浪。我赶紧对她说，我不是，学马列的，正经着呢。
之后，跟另外一个女生跳，感觉立时大异。那个女生长得敦实，一向自恃甚高，又自觉是跳舞高手。做舞伴，却不甘做附庸。她就像一个强大的叛逆者。一个干过农活的哥们后来跟我交流心得，说跟她跳舞，就像把一个装满粮食的大箩筐搬到这儿，又搬到那儿。
很多年后，听说X走了，因为肝癌。我叹息了好久。她凋谢了，但她活泼奔放的卡门舞姿却仍然鲜活。
川大门口有条小巷，就叫培根路。路旁都是寻常人家，却清爽安静。我们当年从校园进城，都要过九眼桥，从校园到九眼桥，有三条道可取。一条嘈杂的大街，一条沿江的大路，一条就是培根小道。培根小道最后并入沿江大路。
培根路在右边，出来就是锦江湖畔。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到这三条道路上各设个关卡，统计一下过往学生的身份，会发现结果非常有趣。大街那个通道一定是理科生居多。沿江的大道上和僻静的培根路上多半是文科的学生。
大街那条通道，有很多店铺和馆子，顺路可以办很多杂事，从统筹学上而言，走那条通道可以获得最大效益。而且，从学生宿舍取这条大道上街，既直接，更节省时间。
滨江路上，除了锦江上永远吹拂的清风和江畔上随风招摇的垂柳，还有远处古雅的望江楼和对岸依稀的人影。从那里上街，当然诗情画意。当初，跟着录取通知书来的，还有一封煽情的欢迎词，据说是中文系的才子写的。开头就是“锦江的晨风向您们问好，望江楼的夕照把您们盼望！”不过，从这里上街，一来路途稍微远了些，二则基本上办不成其它的事。
我最钟爱的还是培根路，特别在仲夏夜。那里就是一条幽径，适合思考，也适合幽会。出了培根路，还可以在滨江大道上兜会儿风。
望江楼夕照。图片来自网络
看来，理科和文科生在价值观上差异甚大。理科生更实际一点，文科生多会平白地去追究一下情调。情调这种东西不是太实在，就像彩云一样，不接地气。
要论起校园文化来，一般人容易把它看成一种积淀，有着深厚的特性。其实，不然。校园文化更多的就像是一种时尚。
时尚是由媒体来渲染创造的。校园里的时尚基本上是由墙报、舞台、广播站、演讲会、百科知识竞赛、书法比赛、歌咏比赛、春季秋季汇演之类形成的。显然，文科生在这些方面得天独厚。所以，他们主导着校园文化的形成和走向。
这个现象何尝不可以放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张衡、祖冲之、毕生、黄道婆对民生的贡献无与伦比，然而在文明的舞台上闪亮登场的，还是老庄、孔孟、李杜这些文人。
《锦江》杂志1980第一期
学生办的《锦江》杂志美文不断，龚巧明的《思念你，桦林》就是在这个杂志上率先问世的。后来，这篇小说广受争议，成为全国文坛里的一个热点。毕业后，她自愿到了西藏。有次邀请她来参加座谈，却没有听到她的慷慨陈词。问她赴藏的感受，她只说：“西藏的天空真蓝。”不久之后，在一次采访活动中，她出了车祸。一个才女就葬身到了蓝色天空下的雅鲁藏布江。
“白色花诗社”是当初社团里动静最大的一个。诗社并没有一个纸质刊物，只拥有一块黑板。每次黑板上新的一期诞生，总是围满了阅读的人群。诗社里的男男女女总在演绎着死去活来的恋爱故事，成为校园经久不衰的话题。
当时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几乎一直为文科生所把持，学生这个群体里的上层建筑几乎就被文科生控制了。
理科生当然很聪明的。他们干的一些事情也很别出心裁。
新三舍竣工前，研究生都住在五舍。这是个老楼，砖木结构。经过多年的经营，老鼠在这里成建制驻扎，壮硕者可以让猫儿望风而逃。我曾经从三楼上，看准了在楼下沟道里逡巡觅食的老鼠群，丢下砖头轰击。鼠患成灾，校方却放任老鼠自流。
有一天，在楼下通道的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具老鼠尸体，是用钉子钉上去的。旁边还贴了一枚邮票，写了收件人地址。猜是谁收？日内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盛传这件事是无线电系的金某干的。
说到那个楼道，又引出另一桩旧事。那个楼道狭窄，研究生又多有自行车，为了避雨和防盗，一到了晚上，大家就纷纷把自行车都放到楼道里。于是，人过那儿，就只有侧着身子，斜斜地穿过自行车群。有人曾经发出过抗议，还在墙上贴了“交通要道，请勿停放自行车”的告示。可是，这不是行政命令，所以，大家都不把那歪七扭八的告示当权威，照旧一意孤行。终于，有一天。当人们起来的时候，发现所有自行车都被放倒，摞在一起，把过道活活塞闭。据说，这也是理科生的杰作。
读到研究生的时候，我们越发风流快活了。
有几个理科朋友，看到我们呼朋唤友，要么进舞场，要么约了女生去踏青，就长叹道：“你们文科真舒服啊。不像我们老是进实验室。”
的确，理科生再是花容月貌，也是风尘仆仆，奔忙于实验室和宿舍之间。我们是不一样，连学习着的时候，也是玩乐着的。上课就在寝室进行。老师和众弟子一同喝着茶或者咖啡，探究着黑格尔的恶分裂为二，聊着萨特和波伏瓦不要形式的爱，以及弗洛伊德的神秘外遇……
上课还经常跑题，明明上的《小逻辑》，扯着扯着，就海阔天空了。所谓魏晋清谈大约就是这样的。
看着理科的男男女女刻苦踏实，我的犯罪感也油然而生。本来一周跳两三次舞的，后来就躲着朋友们，只在周末跳一次。
1980年代川大校园舞会盛行。图片来自网络
我的理科朋友中，好几个突然悟到该是寻爱的时候了，一夜之间，就风雅起来，开始像苍蝇一样四处寻舞场。
一个甘肃张掖来的同学，把“葡萄美酒夜光杯“挂在嘴边，臂膀下夹了一把雨伞，俨然一副旱涝保收的态势，在校园各个角落出没找舞跳。他后来如愿以偿，找了一个法律系本科的小美女，终成伉俪，现在纽约幸福地生活着。
历史系有个新来的女生，亭亭玉立，文雅含蓄，娇羞无比，端的是个粉妆玉琢的人儿。男生们在后面都叫她林妹妹。一个文科生，长得矮小，自谓拿破仑，一定要去追她。他在研究生会里做部长，跟做研究生会主席的密友密谋，要封她一个副部长的头衔，做他的副手，好近水楼台而得手。不料，人家林妹妹心里明亮，婉拒了事。
有一天，我去造访一个理科朋友，却看到他跟林妹妹坐于床沿促膝谈心。我把林妹妹的归宿说与“拿破仑”听，他一边说那就算了，一边却愤愤不平，说理科生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可以干的，我们也可以干；我们干的，他们却不一定能干。还把我有一次为女生寝室带来光明的事情拿出来佐证。
我带去光明的故事是这样的。有天傍晚，我到一个师妹那里去。一片黑暗笼罩了寝室，问她是不是在打坐。她苦笑了一下，说寝室里两只日光灯都坏了。我问：“怎么不叫房产科的人来看看？”她说：“叫了好久了，还没有见人来呢。”我壮壮胆，说让我试试。然后，上了桌，把灯管取下来，用钥匙在两端的金属头上摩擦摩擦，把氧化层去掉。然后，再放回去，灯就亮了。她一声欢呼，还拍了一下掌。我如法炮制，第二根日光灯也光明如初。这下，她可是对我迷信了，把不再发声的录音机也拿了出来，要让我修理。
理科的踏实岂止是修灯配锁这点雕虫小技，“拿破仑”自己也非常明白。后来，林妹妹难求，他干脆杀入理科阵营，把局面搅乱。物理系一个女生，长得比他高了一个头，还是校女篮队员。他对她着迷起来，频频约会，邀了人家看蒙田的画展，又去看白淑霜的《天鹅湖》，直到把“爱”说出口，可惜人家有着物理世界的冷静，恁是生生把他拒绝了。
那年，《走向未来》丛书暴热起来，校园里的文科生，或者企图染点人文光环的理科生纷纷买来这套书，一时言必称未来。正好演讲在校园里突然风行，研究生会组织了一个读书报告会。我推不过，也上台讲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省里各类媒体也来了记者现场采访。宽大的阶梯教室里，连过道里窗台上也坐满了人。从讲台上一眼扫去，都是人头和人头上专注的眼睛。文科的荣景在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巅峰。
理科生中，自然有要与文科生争风的。一个北大来的化学系研究生，张口闭口北大人，后来干脆组织了未来科学协会，还四处张贴广告，上台慷慨激昂做了一个北大与川大之比较的演讲，无非说北大如何进步，川大如何保守云云。我们在后面都笑他，两者如何比较？生源和投入的财源都大相径庭。此君倒也是个奇人，从来不洗澡。有人以为他盖的被子是军用被子，却原来那被子的本色乃白色。他毕业之后，却也自有主张，到了一个乡镇企业当了管技术的副厂长。
前面来自张掖和得到林妹妹的两个理科生，也不见得就比这位仁兄好到哪里去。第一次到他们寝室里，我震惊不已。衣物乱七八糟堆在柜子里，满得装不下，好些就被挤出来，散落在地下。相比之下，文科生的寝室就要入眼一些。寝室大体还干净。衣服都叠好，放在柜子里。墙上可能还有一些艺术品，画啊，字啊。床上靠里一侧，还整齐地堆有很多风雅深刻的书。
我的宿舍
即使是破口大骂，文科生也多染上些艺术的光环。一个小师弟，看去老实巴交，心里却塞了很多的愤懑，多少有点落魄文人的意思。他专心学了书法治印，学成之后，就在一块硕大的鸡血石上，用潇洒的行书刻下了“见他妈的鬼”这五个大字，端放在床前的案头上。我到他的寝室去，看到这方印，夸了一声好，还说是一个时代一类人的情绪表达。不久，他就把这句话刻在石头上，当成礼物送给了我。
情调是生活的，生活包含着精神和物质，精神和物质互为交流激励。有个外文系的老兄，暑假回来，带的东西都不起眼，唯独一个腊猪头让他最得意。他把那猪头挂在阳台上，时而割下一小块，切成丁，用煤油炉炒了，就是一顿上好的下酒菜。
文科生里拥有炉具的不少，有时煮面条，有时下饺子。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却没有炉具，就轮流做东，到校门口的餐馆里海喝大吃。
一次，走得远了点，到了音乐学院门口一家餐馆去，那家餐馆以肘子炖雪豆而名噪全城。我们吃得多，喝得更多，一个人足足喝了五大海碗啤酒，回来的时候，骑在自行车上，跟飘一样。不得已，只好摇摇晃晃、哼哼呀呀，推着车走回来。
读研究生的时候，上课不再像本科生那样，所以早早就可以到食堂去。遇到熟人，就站在外面宿舍前的平地上，边吃边聊。秋冬相交的时候，大家都嚷道：“收点太阳过冬。”就三五成群站在和煦的阳光里，消消停停地吃和聊。
食堂里经常有卤猪肉卖，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肥瘦不等。买了饭菜，往往就会到卤肉摊那里去，选上一小块，称了付钱，然后让师傅切了。这顿饭就有了些格外的奢侈。我有个师弟，来自农村，被系资料室的一个资料员追上了。那个资料员父母都是食堂工人，卤猪肉摊也许就是他们承包的吧。我这个师弟常常被拉去肉摊帮忙。自然，有他在的时候，我去买肉，肉就会瘦些，斤两上就会让我些。
我们还有更奢侈的时候，就是到校门口的食堂吃饭。通常一个月出去吃几次，轮流请客。点上大蒜炒鳝鱼、回锅肉、宫保鸡丁等等，再来一大碗啤酒，那顿就有了酒席的意味。最后结账也就是12元左右。
那时候，我们很有些富农的感觉。领的助学金是56元，相当于大学毕业生的水平。之外，还到外面上课。报酬可谓丰厚，一小时可以拿到30人民币，而且外带一次正餐。吃馆子多了，就只好多代课。消费大了，代课多了，胆子也大了，就通吃，吃到外专业去。
一天中午，我正午睡之际，却有人砰砰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历史系的老G。他拿着形式逻辑的课本，说两点半就要到外面去代课，要我给他补习一下。端的艺高人胆大，他老兄此前没有修过形式逻辑，却从容不迫，先睡了半小时午觉，才来找我上速成课，然后马上就去现炒热卖。
老G有家有小，却自己把外快全部吃了。舞会过后，女生们往往就会捧着他迫着他，要他请客。后来，他官至厅长，威风八面。每次跟他相聚，他总是无比甜美地沉醉在过去，品咂有声地说，只有那段日子才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也难怪，他那时是很多女生心仪的偶像。
写论文期间，老G回到外省家里。回归校园的时候，收到了小女生这样的纸条：“你来了，我的生活终于充满了阳光和空气。”另外一个质朴的女生，在跟他分别的时候，给他的留言充满了实证色彩：“你就像一粒味精，让我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那段日子，的确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不光老G，连我，也是这样体会的。欢乐是那时候的主旋律，梦想是那时候的主色彩。没有难堪的重负，没有苦恼的算计，生命的每一天早晨和黄昏都是光明绚烂的。人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每种都往高峰伸延而去。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又充满了现世享受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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