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第一代复读生"李斧：我放弃入读重点大学重点专业，在当时真有点"另类"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人物简介
李斧
李斧，四川大学物理系78级，现为美国波特兰大学电子工程系终身教授。先后担任过北京邮电大学等五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并为英特尔、安捷伦等跨国公司做过技术或商务顾问。发表上百篇学术论文，承担NIH等机构的若干联邦科研项目或企业开发项目。中国侨联海外委员，全国政协海外列席代表，曾任IEEE信号处理学报副主编和信号处理杂志专栏副主编，中国电子学报和信号处理学报的海外编委，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编委会副主任。
原题
命运的转折点
中学毕业后，根据政策，我留在父母身边。那时候，我们这种无职业的年轻人被称为“社会青年”，参加街道组织的读报学习和公益劳动，如到河里拉砂子捡石头。
知识青年虽然生活艰苦，但是比较得到社会认可；而无业留城的社会青年，则往往受到各种歧视，甚至被看作对治安的威胁。
记得在成都，每当有“社青”上了公共汽车，就会引来戴着红袖套维持治安的老大爷，特有所指而又不用说明地厉声高呼：“又上来一个，请大家看好钱包。”所以在公共汽车上，我往往是身戴共青团的团徽、两手拽着车顶的拉杆扶手，以示清白。
刚刚毕业时，我还一度踌躇满志，希望利用一两年无业在家时光，自学英文和各种知识。虽然我一直没有放弃自学，也学完了《英语九百句》，但是那时候前途渺茫，是我一生中最沉闷的时光。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每一件新鲜事，都让人感到由衷的喜悦，但喜悦莫过于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记得最初得到的是小道消息，我马上就打电话告诉我父亲，接着又骑着自行车去向各亲朋好友通报。兴奋的心情使我好多天都不能安下心开始复习准备。这春风般的喜讯，就像波涛汹涌的洪水，驱动着当年千百万适龄青年们开始或者重新开始学习。
白天上班繁忙，晚上单位也有工作；所以静静地坐下来复习并不容易。父母和亲友们给我以巨大的支持。母亲自幼想当科学家，从小就是最优秀的学生。只是她生不逢时，没有机会完成大学学业。母亲的殷切希望，融化在她对我那出色的数学辅导中：这在当时对我既是雪中送炭，又是锦上添花；这在后来也一直是对我长期的鼓舞。
在那繁忙的日子里，白天难得有一点工作之余的空闲，我四处奔走寻找复习资料。晚上多少个不眠之夜，我消化这些知识的营养。每借到一点新资料，总是用最快速度连夜誊写下来，以便清早起来还给别人。
和我一同进入成都电台工作的五人中，多数并不愿意放弃当时难得的工作。而对于我来说，升学深造从来就是梦寐以求，这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犹豫彷徨了。更由于中学期间物理老师唐树德先生的影响、母亲的期望，我选择报考数学和物理专业。
终于盼到了高考那一天。每科考半天。两天的考试一下就过去了，我们开始等待成绩。尽管我还是比较有信心，但总还是心情忐忑，有着一丝焦急。考前紧张复习，对时间的感觉是十天相当于一天；考后“漫长”等待，对时间的感觉则是一天相当于十天。
考试后还要体检。从来没有任何健康问题的我，居然被查出肺部有阴影。大概是感冒吧？我只好抓紧治疗和保养，一夜之间我就好像变成了重病号，心中充满了忧虑。
好事多磨，终于在体检复查中肺部阴影消失了。考试成绩、录取通知也来了。对于我来说则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成绩还不错，能被重点大学录取；忧的是被录取的学校与专业既非我所报名又非我所愿。
面对眼前千辛万苦辛勤努力得来的机会，我做出了一个当时可谓最艰难的决定：放弃这次机会，重新参加78级考试。
我这被录取到重点大学重点专业而不入学的决定，在当时真有点“另类”，受到不小的社会压力。就连支持我的父亲，也曾被省招办某领导不点名地批评。
1978年高考，对我来说，是1977年高考的重复，但是还是有些花絮。
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考，统一命题。语文考试中的作文是缩写一篇文章，这对做了两年多编辑、记者工作的我来说，可谓探囊取物，据说我的语文成绩在全省都名列前茅；另外在这一年增加的英文考试中，我的成绩也超过了英文专业的录取标准。
就这样，再次经历了一遍报名、复习、考试、体检、期待的全过程，我终于被录取到第一志愿：四川大学物理系光学专业，喜悦的心情不言而喻。
终于走进高等学堂，迟到多年的梦想成真。虽然从编辑记者，变成了学生，多少有点不习惯。但是还是喜悦远大于不适。和任何事情一样，开头总是不容易的。过去我在小学、初中、高中里，都名列前茅；但是在大学里人人都曾经是中小学的尖子。特别是在77和78两级里，集聚着十年人才。
正因为这样，在第一年里我感到了沉重的学习压力。经过了第一年的适应，我在后面三年的本科学习中走上了正轨。虽然并不轻松，但是我保持了名列前茅。
我们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教学楼里，图书馆里，总有我们学习的身影；即使是周末仅有的一个星期天，也很少有例外。
记得那些年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加里森敢死队》的时候，可谓万人空巷。可我总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背起书包离开。接着我开始了同一学校同一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习，就这样我在历史悠久的望江楼旁度过七年难忘的时光。
1985年，我又有幸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万事开头难，刚开始的留学生活也不容易。原来在国内学习的光学专业在美国就不属于物理系而属于电子工程系了。这样我就从国内的理科学生，摇身一变成了工科学生，而且攻读的第一个工科学位就是最终学位———博士。
开始时困难真不少，上课一是听不懂英文、二是对教学方式不适应。美国学生上课爱发言讨论，给我的感觉是人人都听得懂、学得好，就我一人在听“天书”。我又拿出当年高考复习的劲头，夜以继日地学习。
当时的一名任课老师，同时也担任着相当于负责研究生事务的副系主任工作，是一位犹太裔教授。他几次鼓励我克服困难，相信我一定能学习好。我终于没辜负他的信任，所有课程在期末得了A。
过了第一关——学习，又遇到了第二关——当助教。为了得到奖学金，我们当时都必须做助教。我非常羡慕物理系的中国留学生，助教的职位多，又好当。电子工程系不仅职位少竞争大，而且助教需要辅导的电子工程系本科课程和实验，我自己都从来没有学过，还不敢说出来。
当上了助教，我只好“笨鸟先飞”，所有教学内容自己先学一遍。一两年下来，我也终于从一个磕磕绊绊的助教，变成系里公认的示范性助教。1989年底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第二届全美研究生助教工作会议，我还有幸获奖。
接下来的难关是找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替之际，正值美国经济衰退。工业界都在裁员，很少雇人；大学里一个新职位好几百人申请，只有百分之几的申请人能得到面试的机会。
由于学习、科研、教学等多方面的基础，特别是我念博士学位期间两度在企业实习所取得的工业界经验，使我在这激烈的竞争中有一些优势。几个面试了我的大学都决定录用我。使我从一个学生，变成大学教师，并在几年后成为终身教授。
四十年了，回首往事，恢复高考，对于一度希望渺茫的我们，无异于命运的转折点。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0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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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李斧：我有义务回报祖国
记者 李肖含
“刚到美国的时候,往国内打电话都要费一番周折,而现在我每年都要回来好几趟。”北京国贸宾馆的一间套房里,说起这些年来回国的变化,李斧颇为感慨。
他高高的个子,戴着眼镜,面庞清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即使是面对记者这样的晚辈,他也常常把“您”字挂在嘴边。
“我现在的工作,一是做高等教育,二是做电子工程,”李斧说,“我希望自己能从这两个方面为祖国服务。”
身为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终身教授、曾任数家跨国公司在华业务的顾问及俄勒冈州政府亚太事务委员会的前副主席,李斧常常为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穿梭于太平洋两岸,“每年的飞行里程都有十几万公里”。
生于1958年,1965年上小学,1978年上大学,1985年出国,他经历了中国当代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是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成就了我的今天,”李斧说,“我有义务回报祖国,也非常享受这样的人生。”
从景山到干校
李斧是四川人,却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有时候,他甚至还会发出那种老北京才有的儿话音。“我曾在北京读过小学和中学,”李斧说,“北京在我的人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1964年,因父母工作调动,刚满6岁的李斧便随父母来到了北京,先后进入团中央机关幼儿园和景山学校读书。
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即使是紫禁城边上的景山校园也颇不宁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景山学校便从中宣部直属的试点学校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试验田”,而他们这些刚刚八九岁的学童也成了“试验田”里的“黑苗子”了。
学校里正常的教学活动停止了,先是校领导被揪斗,接下来是“停课闹革命”。再后来,“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校园,“天天读”代替了文化课。
“最高指示”一发表,李斧就跟着红卫兵小将们上街游行。中苏边界一紧张,他们又跑到“苏修”大使馆门前去抗议示威。虽然没有资格成为“红小兵”,但那时的李斧觉得,“天天不上课,也挺好玩儿的”。
但回到家里就没那么好玩儿了。李斧的父亲在机关工作。一天,父亲单位里的“造反派”把批判父亲的大字报率先贴到了机关大院的食堂里。这样,李斧和姐姐一下子便成了“黑帮”子女。
干校时期的李斧
原本经常在一起的小伙伴们开始疏远他了,有的还对他恶语相向。一个比他大三岁的男孩子,甚至对他拳脚相加。但这也让他有机会“躲”在家里专心读书,“繁体字版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在那时侯开始看的”。
1969年,随着伟大领袖的一声号召,广大机关干部开始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李斧也随父母转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的附属学校读书。
农村的学校,条件自然不如北京。但毕竟是大机关干校的附属学校,师资力量依然强大:校领导一般是机关里的干部,语文老师是大报社的知名记者,英语老师则是机关里的专职翻译。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几位刚从纽约回来的外事干部给他们讲纽约市区堵车的情况。当时的中国农村,连一辆吉普车都很难见到,这让他们“简直无法想象”。尼克松访华时,干校里的翻译人员被抽调回京协助接待。学校里学外语、说外语的气氛顿时热烈了起来。后来,班上的好几个同学真地当上了外交官和专业翻译。
如今,回望当年的日子,李斧仍然记忆深刻:“那场浩劫与灾难或许无人能幸免,但当个人小小的命运与整个民族大大的命运相遇时,还是给了每个人不同寻常的人生感悟。”
“第一代复读生”
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待了三年多后,1972年夏,李斧随母亲回到了北京,进入北京市第二十七中读书。这里的前身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孔德学校”,蔡元培、李大钊、吴祖光等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名人都曾在这里任教或学习。
当时的二十七中,虽已经不复往日的辉煌,但仍汇聚了不少学高身正的名师。李斧记得,物理特级教师唐树德常常三言两语就解开了困扰他许久的物理难题,对他“帮助极大”。
而在生活中,唐老师也总是尽可能地维护学生们的利益。当时社会上的左倾路线猖獗,许多学生不得不远离父母亲人“上山下乡”,而在他的帮助下,学校里不少学生得以留在城市。一些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因父母的遭遇而面临着重重的社会压力,唐老师却不惧风险,主动地去关心照顾他们。
1974年,李斧中学毕业。他既没有下乡,也无法继续学业,成了一名“待业青年”,人生也进入了一个迷茫、彷徨的时期。“为什么仍在水深火热中痛苦挣扎的外国人民有学上,而身处世界革命中心的我们却无学可上?”他无法理解,“革命运动不是只乱了敌人吗?”
1976年5月,四川成都人民广播电台“以工代干”,面向社会招收编辑记者,李斧欣然赴试并一举考中。在外人看来,这也是一份衣食无忧的“美差”了,但“文革”后期虚假乏味的新闻工作又常常使他觉得厌倦。苦闷、彷徨与生不逢时的感觉时时袭来。一次在农村劳动,他独自登上小山顶,在心底高喊:“天地之大,哪里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出路啊!”
当年10月,“文革”结束。第二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李斧兴奋得难以自持,骑着自行车挨个儿向亲友们通报。他决定拾起书本,重新开始学习。
白天在电台上班,晚上还要守在单位里监督两名“造反派”,李斧只得利用点滴的时间,抓紧复习功课。父母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一文一理,这给了他不少学习上的便利。而父亲单位里唯一的一台电视机也给了他不少教益。
在长春工业大学做学术交流
当年高考,李斧成绩不错,却阴差阳错地被录取到了一个自己并未报考、也不喜欢的学校。面对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个性倔强的李斧却决定:放弃这次机会,继续参加下一年的高考。
许多人对他的决定感到不可思议,而他也成了恢复高考以来最早的“第一代复读生”。
第二年的高考,对李斧来说是“前一年的重复”。再次经历了一遍报名、复习、考试、体检与等待,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光学专业学习。
沟通中美,回报祖国
“因为在家里年龄小,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时候,我没赶上。而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时,我还比较年轻。”站在北京市中心的这座高级宾馆里,李斧若有所思地说,“虽然我也经历过不少苦难与磨练,但与许多同辈的人相比,我还算比较幸运的。”
1985年,李斧结束了在四川大学的研究生学习,远渡重洋到万里之外的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到了最先录取他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他却被告知该校的光学专业已经取消,教学的老师也早已离开。啼笑皆非的李斧乘坐“灰狗”(长途汽车),辗转十余州,前往录取他的第二所学校——罗德艾兰大学,却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无奈,李斧只得选择了这里的数字信号处理专业,他也从一名理科生,变成了工科生。
当时的李斧,英文还不算精通,每到上课时他便不知所云,心理压力极大。一位犹太裔教授经常鼓励他要对自己有信心。他便拿出当年参加高考时的劲头,夜以继日地学习,期末果然取得了全A的成绩。
1990年,李斧获得罗德艾兰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到波特兰州立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执教,1994年获得终身聘任。
回首往事,李斧常说,我有义务回报自己的祖国。“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我们所经历的也许我们的后辈不能理解的历史。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哪有国家现在的繁荣?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哪有我们个人的今天?”
在美30年,学习和工作之余,李斧还热心当地社区和华人社团的活动。由于旅美华人的背景不一,政见各异,华人社团的活动组织往往困难重重。但李斧总是能够协调各方,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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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中美关系陷入低潮,俄勒冈州华人社团的活动却掀起了一个高潮。在侨界元老的带领下,当年春天,他们组织了华人社团春宴,来自中美官方的代表和不同背景的华人华侨欢聚一堂,畅叙友情,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当年十月,他们又成功举办了俄勒冈侨界国庆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取得了极大成功。俄勒冈州州长宣布十月份为中国月,并专门发出庆祝文告。波特兰市还在市政厅举办了国庆五十周年图片展。在当时中美关系的低潮期,这是非常难得的成功。
进入新世纪,李斧又开始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祖国引资、引智,并利用自己在俄勒冈州政府亚太事务委员会的任职,积极促进中美交流。在担任泰克、安捷伦、捷迪讯等跨国公司的中国战略与业务顾问时,他为中国第三代移动通讯标准TD-SCDMA和中国数字电视测试标准的实现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入国内,他负责在上海创办了这些企业的研发中心,并促成它们与清华、上海交大、浙江大学等单位联合建立了五个实验室。
1999年,他作为百名海外教授之一,应教育部邀请出席了建国50周年国庆观礼。2009年,他又应中央组织部邀请出席了建国60周年国庆观礼。2012年3月,他作为海外代表,应邀列席全国两会。2013年,他被聘为中国侨联海外委员和北京海外交流协会海外理事。
“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李斧说,“我会一直为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发展而努力下去,也非常享受这样的人生。”
原载《中华儿女报刊社》2015-03-26 记者李肖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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