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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 | 敖艾莉:1967年​“五·一九”惊魂

敖艾莉 新三届 2021-02-21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敖艾莉,1946年出生,四川荣昌人。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先后在贵州印江县粮油加工厂、印江县中学、贵阳地质一中、重庆蜀都中学工作,中学高级教师。


原题

“五·一九”惊魂




作者:敖艾莉


1968年在川大留影


作家杨沬在她的《风雨十年家国事》一书中,开头篇就是1966年8月23日的日记,记录了许多著名作家被斗、挨打的真实情况。这批斗,这痛打,导致了作家老舍的死亡。杨沬写道:“这八月二十三日的一日一夜……也将与我的生命共存亡。”我们许多人在“文革”中都有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都有一生也忘不了的血淋淋的惨痛经验。对于我来说,这就是:1967年5月19日。这一天我经历了一场生死的考验,亲历了当年震惊全川的“5.19”事件。


当时我参加的战斗队已垮杆解散了,我也成了无组织的逍遥派。但学校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我还是积极参加的。5月19日,掌权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组织全校师生到成都市郊帮助贫下中农搞双抢劳动(抢收抢种),另外进行宣传工作,让逃到市郊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的群众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产业军是当时的保守组织,被成都市的造反派打垮,并撤到了市郊的农村。


我和同寝室的几位女生邀约一起参加了这次活动。我们在操场集中,有近两千师生,绝大多数是空手,只有少数男生带有棍棒,作防身用,以防万一。


走出校门,前面是校旗和“八·二六”的战旗,队伍浩浩荡荡拉了几里长,向郊区进发。刚下过雨,空气清新,路边的野花小草鲜艳碧绿,田地里成熟的小麦一片金黄。好久没有参加这种全校性的活动了,我们大家兴致都很高,一路上有说有笑。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等待着这支学生队伍。


走了十几里路,天上下起了小雨,细雨霏霏,一会儿头发就淋湿了。我们决定不再往前走,就到附近一个叫做中和场的乡镇进行宣传。中和场狭窄的街道两边是低矮的木板房,也有少数砖房。队伍一进场口街道两边的店铺就关了门,并且有人出来骂我们,说我们是来搞武斗,要血洗中和场。我们很有纪律地站好队,对居民进行宣传解释工作,然后继续前进。


快走出场口时,一大群戴着红袖套的贫下中农手持钢钎、钉耙、锄头、棍棒拦住了我们的去路。队伍中不知谁在喊:“同学们排好队,手挽手,不要乱……”此话还未说完,只见空中飞来密集的石块,立即有人被击中而头破血流。顿时队伍大乱,我们向后退,向两边退。


我还来不及跑,头上就挨了一闷棒,我眼前一黑,一头倒下,昏迷了一阵。等我迷迷糊糊从地上爬起来时,眼镜已不知飞到那儿去了,头上起了一个大包,感到脑袋一阵眩晕和疼痛。我周围的同学一个都不见了,稍远处好像还有人在追打学生。


这时我也顾不得伤痛,只想赶快冲过包围圈,找到同寝室的同学们。只听见周围的贫下中农在喊缴枪,只要交出武器就放我们出场。我看见不少手中有棍棒的男同学纷纷缴械。这时农民们让出一条路让我们走,但没走多远,突然响起一阵锣声,从四面八方涌出无数手持武器的农民,我们被一下子赶进了水田,他们围住水田,开始捉人。


我从水田里爬起来,脚上的凉鞋只剩下一只了,我干脆把剩下的一只也扔掉了。我一身涂满了稀泥,连头发上都是稀泥。两个农民冲上来捉住了我,他们不知从那里弄来那么多绳子,把我们一个个都捆了起来,还用一根绳子把几个人串在一起,以防逃跑。


农民们得意洋洋地押着我们这群俘虏沿乡间小路向前走。我浑身是泥,赤足被小道上的碎石扎得生痛,眼镜也没有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矇矇眬眬。当时我的样子一定非常狼狈,我想这次可能要死在这里了。


走到一个院坝,很多人围在那里。坝子中间的一辆板车上躺着一个人,浑身血迹,肚子上有一个大的伤口,肠子都露在外面,显然已经死了。农民们让我们挨个过去参观,说这是造反派杀死贫下中农的罪证。幸好我眼睛看不清楚,不然一定会恶心得呕吐。每个经过死尸的俘虏都被抽了一记耳光,女同学也不例外。我只感到眼冒金星,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可能被打肿了。


当天晚上我们被关进了一个粮仓,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木板建成的粮仓,后来由学校毕业,我曾在粮食部门的基层单位工作过一段时间,就见识了各种各样的粮仓)。我们几十个人关在一起,只能人挤人在地板上躺下。身上的湿衣服经过一段时间也被体温烘干了,衣服上的稀泥也成了干泥巴壳壳。


五月中旬的川西平原,夜间依旧很冷。又冷又饿,我很久都睡不着。我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明天还会受到怎样的折磨?同寝室的同学一个都没见到,不知她们怎么样了?以前常在书里读到“腥风血雨”这几个字,现在终于体验到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两派群众会有这么深的仇恨,就像对待阶级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天天空传来嗡嗡的飞机声,一架双翼飞机在低空飞行,接着撒下传单,在空中如雪片般飞舞,纷纷扬扬飘落在田野上。原来是成都军区出动的飞机来营救学生。传单中警告产业工人战斗军和贫下中农战斗军两群众组织不准伤害学生,立即释放被俘学生。这之后我们的待遇有了改善,洗了脸、吃了饭。


然后,由投靠产业军的学生来指认:哪些参加了“八·二六”战斗团,哪些没有参加。有点像电影中敌人把参加八路军的人和群众分开一样。我被分在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一边并分批释放。我在第三天被释放,幸好口袋里的钱还在,我买了一双草鞋,靠这双草鞋走回了学校,不然赤足走十几里的碎石路就太艰难了。


许多参加了“八·二六”同学就没有我这样幸运了。他们被转移到成都附近的双流、眉山、新津等县的农村,分散在农民家中,正好农忙,由农民们监督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一个多月后才陆续释放。回来时一个个都晒得黑黢黢的,像非洲黑人。


听到我班一个男生讲,他们挤在卡车里被转移到各地农村时,由于路滑,卡车侧翻,一车人全部落入路边水田中。由于手被捆绑,陷入水田中无法动弹。后由农民把他们从水田中像拔萝卜一样拔出来,当时他满身满头都涂满了稀泥,只有两只眼睛还能转动,其状颇为凄惨。


我系一位姓马的同学在这次事件中被杀死。他被人埋在中和场一条小河边的泥地里,直到几个月后遗体才被找到。


中和场事件,使原来比较温和不是很激进的我,也变得革命起来。我在日记中写道:“从这次以后,我更深地体会到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意义。在要我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时候,我将毫不犹豫。”我还抄了几句诗鼓励自己: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不白流。

他们尽了责任,

我们还要抖擞!


我校在武斗中死去的几位同学,被埋在学校的一片绿树成荫的草地中,每人墓前都立了碑,碑上有每个人的头像、个人简历,被称为红卫兵烈士陵园。


运动后期,工宣队进校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天天搞政治学习,办学习班。在百无聊赖之中,大家都想“斗批走”,赶快离开学校分配工作,特别是已过了毕业年限仍未分配的高年级同学。于是有好事者将烈士陵园中墓碑上的头像添上胡子。大家见了都不禁感慨:烈士们都老了,我们还不分配工作。真是岁月蹉跎,青春几何!


多年后我给上小学的女儿讲述“5·19”中和场的惊险一幕。她立即惊恐起来:“多危险呀!如果被一棒打死了,我就没有妈妈了!”这个傻孩子,还未弄清女儿和妈妈的因果关系。接着她立即开动小脑筋编了一个故事:妈妈被坏人关了起来,爸爸带人赶走了坏人,救出了妈妈。


同寝室的女生和工宣队师傅合影


其实,当年她的爸爸也是川大学生,确实去营救过我们。他因事未随大队到中和场,得知出事后,匆忙中在寝室找了一根锄把,和留守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奔赴前线。


到了中和场,他们和贫下中农们隔着河沟对阵,双方互相投掷石块相持不下。但熟悉地形的农民们很快迂回包抄,从后面偷袭,使他们腹背受敌,阵脚大乱,很快就兵败如山倒,落荒而逃。


他沿田坎逃跑,几个农民手持钢钎紧追不放,农民在田坎上跑得飞快,眼看要追上了,他急中生智,跳进水田,从水田中踩过,然后跃上公路。一上公路,脚踏坚实的地面,立即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他是校田径队短跑运动员),把几个追赶的农民远远抛在后面。在路上他遇到前来声援的首都红卫兵的宣传车,筋疲力尽的他被宣传车救回了学校。这次营救行动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最终失败。


随后谣言四起:有传闻中和场的小河里飘着三十六具川大学生尸体,有传闻产业军马上要进攻成都。于是有人提出“保卫成都”的口号,各单位纷纷准备武器,九眼桥、沙河堡一带也构建了工事,一时人心惶惶,一片恐怖。


往事如烟,四十年前发生的事和人已渐渐淡忘,记忆模糊。但1967年5月19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这天我经历了血淋淋的武斗场面,亲眼见到熟悉的同学、老师被打伤,被杀死。我头上被打的地方,头发脱落,很久以后才逐渐长出头发。


这一天对我来讲真是一场噩梦。


我的祖父生于清朝年间,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几个时代。他以自已几十年的人生阅历来看这场革命运动,感到很不理解。他在给我的信上说:“家家门上贴忠字,贴领袖象,那不成了门神了吗?”唐朝人陈陶有诗曰:“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祖父将后两句改为:“可怜武斗战死者,犹是爹娘梦里人!”为在运动中白白丢了性命的年轻人深感到痛心和惋惜。


这场革命运动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我们曾狂热地参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但恰恰是受到伤害最大的群体。最可怜的是武斗中身亡的学生,也许他们心里还充满童年的梦幻,也许他们还惦念着书架上那金光闪闪的“毛选”,也许他们还渴望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激动人心的“最新指示”。他们自认为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死得光荣,重如泰山。但他们恰恰被历史忽悠了,当年的红卫兵运动只不过充当了发动运动的工具,武斗战死者充当了历史的“祭品”,死得“糊里又糊涂”。


运动中产生的红卫兵思潮,也反映了以前思想教育工作的弊病,折射出中国社会结构的矛盾。这场运动使我们反思:革命的理想主义一旦发展到非理性的狂热,民主必将被专制所取代,暴力也随之接踵而来,以保卫作为最高价值的革命理想。在一个有浓厚专制主义影响的东方大国,产生“十年动乱”决非偶然。


在川大一百周年校庆时,我和老公一起回母校参加校庆,和老同学见面。母校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都有点不认识了。


以前的红卫兵烈士陵园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死者的尸骨也不知迁到哪儿去了。但运动中在理科大楼前建造的那尊高达12.26米的毛主席雕像仍屹立在那里,他的一只巨手高高扬起,好像仍在指引继续革命的方向。我仿佛又听到了当年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誓死保卫毛主席!”


现在想起往事,真可谓“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好在狂热的时代终于过去了,但愿这一切只留在历史的记载中,只残存在我们这一代的头脑里。


在川大毛主席塑像前留影


我希望我的祖国今后永远都是这样:天是湛蓝的,云是洁白的,山是翠绿的,水是清澈的,花是鲜艳的,而人们的笑容永远是灿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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