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达甫
节选自《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1970年从北京大学分配到安徽省，2006年在铜陵日报社退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人生的意义，还没完全彻悟生命的全部价值，大半辈子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
在皖南小城铜陵不好不坏过了30多年平民生活，周围环境的长期熏陶，我似乎已被同化成安徽人，也渐渐淡忘了自己的北大身份。可平时常有朋友问我：“你是北大的，怎么到这小地方来？太亏了……”我只能简单解释：“我是北大老五届的，1970年文化大革命最厉害的时候，分配到安徽来的。安徽来了500多个，铜陵有十几个。走的走，死的死，现在留在铜陵还有五个北大的。”朋友半信半疑，用同情的口气问：“你们北大的都当大官了吧？你怎么还在地市小报当编辑？”我老老实实地说：“我们北大当官的不多，书卷气太重。我们文一（3）班35个人，县级以上官员只有八九个，三分之一不到……”朋友很不理解，疑惑地问：“那么多年了，你怎么也不挪动一步？比如调北京、上海、杭州、合肥、宁波……”我无言以对……问多了，真想写篇《老五届大学生》，试图用文字理清老五届大学生几十年命运的来龙去脉，好给关心我的朋友解惑释疑。
写下这个题目，自己先吓了一跳，好大的题目，十几篇几十篇文章都写不完，几本十几本书都写不尽。老五届大学生的命运分文革前，文革期间，文革后；老五届大学生的范围与对象十分广泛，全国所有高等学校都有老五届大学生……想来想去，只好删繁就简，时间线索用取舍法，文革前舍去不写，文革期间详写，文革后略写。范围与对象用选择法，只选择人们关注的北京大学，写和我一起走进铜陵的十男一女老五届北大同学。用一句老掉牙的话来说，也许这就叫作“解剖麻雀”“窥豹一斑”。
老五届大学生，是指66、67、68、69、70届五届毕业的大学生。1968年初冬，工宣队进驻北大、清华，66、67届的学生先后分配走了，68、69、70届学生留在学校搞斗批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70年春节刚过，就传来要提前分配的消息。听说马上要招收工农兵新大学生，我们这些“封、资、修”的老大学生，自然要扫地出门。一开始，听说北大、清华的学生集中到青海一个农场劳动半年，每人每月发38元生活费，报到中央没通过。后来国家计委做了一个分配方案，都是大城市大单位，报到中央又没通过。最后来了一个指示“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学校，面向部队……于是乎，不到一个星期，一两万北大清华学生，像狂风吹枯叶样满天乱飞，落叶纷纷坠地……又好似撒豆子一样，一下子撒到全国各地社会最底层……除了每个班级有一两个出身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子女留校留京外，上海、天津、南京、广州、成都等省会大城市一个名额都没有。越是落后贫穷的省去的人越多，西南的贵州与东北的辽宁都分去了1000多北大学生，安徽500多个……离开北京的那几天，伤感的北大学生在北京火车站哭成一片，带着文革的心灵创伤，怀着困惑、迷惘、失落的悲凉情绪，离开了首都北京，离别了母校北大……
1970年3月15日下午，天色阴沉沉的，一列从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缓缓停在蚌埠站。500多个北大学生脚步沉重没精打采地走下火车，满眼忧郁满面迷茫地站在脏兮兮的车站广场，望着一大批蜂拥而上的灰头土脸满身破烂的乞丐发呆……部队农场的解放军营长站在军用卡车上，面对大学生用很难懂的淮北话说了几句，一声令下，大学生们七手八脚爬上了军用卡车……车过蒙城、利辛，望着公路两边目光呆滞衣衫褴褛面容枯黄的农民，望着歪歪斜斜破破烂烂的灰黑草房，望着不远处无边无际荒凉空旷灰蒙蒙阴沉沉的淮北大平原，刚出繁华京城才一天一夜的大学生们，脸色越来越难看，满心悲凉地想：可怜啊，我们这批倒霉的大学生，真的是被发配流放了……这鬼地方……这不毛之地……解放都21年了，中国怎么还会有这么穷的地方？
军用卡车沿着坑坑洼洼的马路开到阜阳插花镇6377部队时，天已黑了。黑灯瞎火吃了一顿晚饭：大锅饭，红烧萝卜，青菜汤……分好班排连，正式开始了部队农场的劳动改造生活……住的是劳动大学留下来的低矮潮湿的旧平房，睡的是四块土坯垫起来的木板稻草床，没有电灯，一盏煤油灯昏黄黯淡凄凉……挖井，挖水渠，种蔬菜，种麦子，种大豆，养猪，抬水泥电线杆子，秋收扬场脱粒……繁重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压得弱不禁风的大学生喘不过气来……每天黄昏，精疲力竭的大学生站在营房门前，目光迷惘地望着远处茫无际涯荒芜空寂的淮北大平原，真不知道自己脚下的路在何方……可在地头看见机耕道上十八个淮北农村妇女，拉着一辆古代战车样笨重的铁皮木轮大粪车，唱着“大学生哟，嗬嗨……到淮北哟，嗬嗨……娶一个哟，嗬嗨……乡下妞哟，嗬嗨……养一个哟，嗬嗨……胖小子哟，嗬嗨……”的时候，又感到新鲜好奇……有时走进部队农场附近的村庄，看见满脸菜色端着粗黑饭钵蹲在地上大口吃着山芋稀饭的乡亲，望见他们身后低矮破烂潮湿阴暗的泥墙草房，落难大学生尚未完全泯灭的忧国忧民的情绪，又会在他们苦涩的心中悄然滋生……
淮北平原的芨芨草开了又谢，谢了又开，1971年3月，又要分配了。分配去向几乎都是农村中小学教师。那几天，呕吐的，失眠的，沉默寡言的，自言自语的，外出彻夜不归的……什么都有，出尽洋相……再分配方案部队农场定，部队农场干部大权在握，全凭大学生在农场一年的表现好坏决定分配去向。所谓表现好坏是：和部队农场干部处得好的分到省会合肥，和部队农场干部吵过架有矛盾的统统分到淮北农村，和部队农场干部相处还好出身资本家地主的照顾分到皖南山区，和农场干部不好不坏人还老实的分到蚌埠、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等中小城市。我们分到铜陵特区的十一个同学，大概算是不好不坏中不溜秋一类老实学生……
1971年4月，芜湖到铜陵刚刚通火车。清明节一过，分配到铜陵的北大同学先先后后从上海、江苏、浙江、福建老家到铜陵报到。我是最后一个到铜陵，从浙江余姚老家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换乘到铜陵的火车。一路上，满眼浓绿，绿色的山，绿色的水，绿色的田野，绿色的天空……铁路沿途漂亮的城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似乎也被这绿山绿水绿色天地染绿了……火车开出南京，进入安徽境内，铁路两旁的绿渐渐稀疏，还夹杂着一点枯黄……过了芜湖，绿色的田野突然消失，铁道两旁全是灰褐的荒山野岭，一座座长满野草杂树荒芜的山过去了，又一座座遍体鳞伤裸露的山过来了……铁道两旁稀稀拉拉的农家村落，除了低矮灰黑的泥墙草房，还是灰黑低矮的泥墙草房……我突然感到心慌意乱，真没想到皖南还有与淮北一样荒凉、贫穷、落后的地方……我急忙拿出安徽地图册，翻开一看，芜湖、马鞍山的城市标志有一大一小两个红圈，铜陵只有一个小红圈……我的心突然往下沉：完了！完了！看来情况不妙，我是分到了安徽省最小最差的城市了……
火车开得很慢，每一个小站都停，到达铜陵时天已黑了。车站广场还没完全建好，一出站就踩了一脚泥巴。七打听八打听找到了特区革委会招待所，一进门就听到北大同学熟悉的说话声。他们早来了，歪在房间床上天南地北吹牛聊天。看见我姗姗来迟，西语系法语专业的张同学开玩笑说：“怎么才来？在家找到老婆了？被小娘子拖住了？”夜里，同学们聚在招待所房间，苦中作乐，嘻嘻哈哈说笑到深夜，可那海阔天空不着边际的穷吹瞎聊，却无法掩饰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痛苦、失落与迷惘……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起床了，忐忑不安地到特区革委会组织小组报到。走上一条狭窄肮脏粗糙的水泥马路，前后左右一望，除了特区革委会招待所、长江饭店、百货公司三座旧楼，沿路都是清一色的平房草房。路上没有轿车，来来往往都是装满矿石的大货车。路上几乎见不到年轻的小伙子与大姑娘，可能都下放到农村去了。马路上慢吞吞行走的，大多是穿着藏青色工作服戴着矿帽的中年老年工人……百货公司前面十字路口，居然还有一头肥大的老母猪，不慌不忙旁若无人地在路中央转悠……我傻乎乎地拉住一位老工人问：“老师傅，请问铜陵的大街在哪里？”老师傅笑了：“这就是铜陵的大街。从百货公司到五公里特区革委会，正好五公里长……”同学们一听，面面相觑。地质地理系的刘同学一声长叹：“天哪，这也叫城市？就是个工矿区么。还没有我们江苏一个集镇大。”数学系的王同学一跺脚：“完了！完了！这辈子彻底完了！不活了！跳长江去！”物理系贝姓女同学再也控制不住，“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没精打彩走进特区革委会大楼，组织小组的女干事陈同志很热情很客气，端水倒茶让座，还笑容满面地介绍了铜陵的情况：“铜陵原来是个工矿区，产铜为主，叫铜官山矿务局。1956年10月12日建市，市区分山上、山下两块，山上是机关与商业区，山下有冶炼厂、发电厂、横港大轮码头。离市区20多里的狮子山铜矿，50多里外的凤凰山铜矿，还有江北的飞地枞阳井边铜矿，江南的飞地贵池铜山铜矿，都属于铜陵特区，很分散……每个学校都缺教师，你们来了正好……”我们一听脸都白了，北大学生最怕当老师了，那年月教师是“臭知识分子”，最被人瞧不起，还不好找老婆。陈同志的话还没说完，地质地理系的刘同学与数学系的王同学争先恐后慷慨激昂地说了起来：“我们是北京大学，不是师范大学，不会当老师，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专业对口……”陈同志微笑着很有耐心地听着，过了一会，想了想说：“铜陵是个新城市，各行各业很需要人，我今天就给省革委会组织组打电话，你们明天再来……”第二天清晨，我们赶早在组织小组门口等候，陈同志一见面就抱歉地笑笑：“省委组织组不同意，还是要当老师……”同学们一听傻眼了，赖在组织小组不走。陈同志连哄带拉，把我们十一个人一个一个推送到同在一层楼道的教育小组……
性格各不相同的北大老同学，刚到铜陵时命运相同——几乎都当中小学老师，最后的归宿与结局却大不相同。
西语系法语专业的张同学分到铜陵最好的学校一中教英语。他面有难色地说：“我是学法语的，不会教英语。”教育小组的军代表理直气壮地说：“英语法语都是外国语，怎么不能教？”张同学哈哈大笑：“高见！高见！高……实在是高……”拿起调令第一个报到去了……报到后张同学走进一中英语教研室，夸张地挥挥手，一声喊：“老英同志们，你们好！我老法来了！”从此，张同学得了个外号叫“老法”。张同学老法很聪明，边学边教，现学现卖英语教得很漂亮。他在文化革命初期患了眼疾，一直在北大校医院住院，几乎与世隔绝。大学还没毕业，就提前在老家江苏武进找了个医生老婆。张同学老法似乎看破了红尘，夫妻两地分居后，好象没想过调老婆到铜陵，也没想到自己要调回武进。他从早到晚只看一张《参考消息》，上完英语课就到老同学那里去聊天吹牛，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1977年省里来选招外语人才，张同学接到市委组织部通知，参加了笔试面试，没想到省会合肥没去成，糊里糊涂从一中调到了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情报处当翻译。过了两三年，又稀里糊涂被调到有色经贸部……最后几年，张同学的主要工作是把铜陵有色公司的黑矿砂，运到江苏南通去销售。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的学生，成了一个称职敬业的销售员……老婆退休后到铜陵定居，夫妻总算团圆了，当了二三十年单身汉的张同学，快到退休时才过上真正的家庭生活……
化学系的沈同学是上海人，分到二中教化学。二中坐落在一个山谷里，三面高山密林环绕校舍，夜里常有猫头鹰怪叫声，阴森恐怖……面对如此恶劣环境，沈同学有苦难言，从早到晚郁郁寡欢……我们十个同学在铜陵举目无亲，只有沈同学的父亲在铜陵工作，是1959年从上海支援内地建设到安徽，在铜陵工商局当会计。老沈豁达大度，看见我们几个愁眉苦脸，诚恳劝慰：“我是解放前中央大学毕业的，当今国务院副总理是我大学同班同学……你们可到过杭州灵隐寺？一线天上有几个字——知足常乐……”我们都知道人要知足，可此时此地此境，我们这些落难的大学生，又怎能快乐？
沈同学在父亲潜移默化影响下，随遇而安，老老实实教书，清清白白做人，不久就很现实地和华师大毕业的一中女教师恋爱结婚了。两人都是上海人，很快就调上海了……不知如今他在上海是当老师还是当校长，没有消息。铜陵是北大老五届学生的伤心地，一走了之。
我分到三中教语文。三中在工人医院后面一大片长满松树的山坡上，学校没有围墙，没有大门，两栋旧楼，几排平房，一片荒凉破败……我的心全凉了。幸亏三中的领导与老师对我很好，苦涩的心略感安慰。我只上了一堂初二的语文课《国际歌》，浙江方言太重，口齿不清，学生听不懂我的话，只好帮别的老师改学生作文打发日子……我趁机向学校提出要调离三中不当教师，还三天两头跑特区革委会组织小组找陈同志……心情压抑地在三中挨了一天又一天，1972年8月，我总算调到了文化局……
摘掉了教师帽子心情理应好一些，可我到了文化局依然闷闷不乐，从早到晚像哑巴一样不说一句话……1976年春，心血来潮写了个喜剧黄梅小戏《追木匠》，在铜陵合肥演得热火朝天。没想到一出小戏会闹出一场政治风波，有人发难说小戏从头到尾没提一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大毒草。是香花是毒草，我心里有数，一笑了之……1978年，我又找了已是市人事局长的陈同志，匆匆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调到新创办的铜陵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文学概论》去了。
铜陵师专最早在山下的“五七干校”，两栋红楼，三排平房，背靠荒山，面对湖滩……环境恶劣，条件简陋，我却干得十分卖力。我的学生都是老三届高中生初中生，每次上课望着他们饥渴的目光，我总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1982年恢复业务职称评定，学历年限划到68届。我是70届，中文系二年级的浦同学是69届，却都被学校破格评上讲师报到省教委……没想到最后职称批复文件上，却没有我与浦同学的名字……正好那一年师专改办财经专科学校，没有中文系了，我就开始联系调浙江……更没想到，1983年8月，一纸调令把我调到了铜陵日报社，在副刊部主任的位子一坐就是20多年……今天回头看看自己在铜陵走过的路，忽然发现自己既不像老师，又不像干部，也不像文化人……“三不像”了。有时，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我是谁？我在安徽铜陵失去了自我……
想起数学系的杨思明同学我就痛心疾首。杨思明是福州人，北大数学系数学力学专业的高材生，分到四中教数学。他满腹学问，不能进中科院研究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却在一个偏僻工矿城市当孩子王，情绪自然十分恶劣。每次老同学见面，说起当老师他就愤愤不平，一生气说话有点急……有一次，西语系的张同学开玩笑说：“你干脆装结巴，不就可以免当老师了？”没想到，这个漂漂亮亮高高大大的小伙子真结巴了。他用浓重的福建口音结结巴巴讲了一堂数学课，惹得学生哄堂大笑。校长哭笑不得，只好不叫他上课，安排到校办工厂打发时光。杨思明不甘心，一有空就朝教育小组跑，煞费苦心想调出学校。炎热的夏天到了，教育小组有几位同志住家地势偏高，夏季常断水。杨思明竟放弃暑假回福建探亲的机会，常帮他们挑水。教育小组的人终于被感动了，叹了口气说，我们向领导汇报一下，明年给你动一动。杨思明一激动，又结巴了……
第二年8月，杨思明调到凤凰山铜矿机修车间当了一名镟工。好不容易当上了“工人阶级”，杨思明笑口常开，情绪好多了，结巴不治而愈。星期天，我们老同学到凤凰山找杨思明玩，他正趴在矿工宿舍的鸽子床上读英语，床头摊满了《固体力学》《流体力学》这些专业书。同屋的矿工敬佩地说：杨大学生真用功，天天啃书到深夜，还想回北京研究飞机火箭呢。那时我已离开三中调到文化局，杨思明心情好了，也常到市区找我玩，看看电影，逛逛书店。有一天，杨思明向我借了套《红楼梦》，还对我说：矿里搞“双革挖潜”，动员地表工下矿井，他想下井干一段时间，多弄点钱，国庆节回福建与未婚妻完婚。我说：“老兄，你别乱来，井下危险！”他淡淡一笑：“哪会那么巧！结婚后，我还想带爱人到凤凰山上玩玩，在相思树下合个影，然后……”他朝空中一挥手，做了一个远走高飞的潇洒动作，满脸幸福……
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几天后突然传来噩耗：凤矿井下冒顶，杨思明被压死了！我们十个北大老同学都惊呆了，发疯似地狂奔到凤凰山，却只见老同学血肉模糊沾满泥沙的残体……和杨思明一块下井的矿工告诉我们：冒顶时，杨大学生是倒数第二个跑出来的，快脱险时矿帽掉了，可我们这位老实得可爱的老同学，又跑回去找矿帽，因眼睛近视在巷道摸索，无情的巨石就这样吞噬了年仅26岁的生命……几天后，杨思明的亲属从福建赶来，我们老同学去长江饭店探望时，才知道杨家三世单传，世代惟一的大学生，却在他乡夭折血脉断流。老同学泪流满面，无言安慰……第二年清明节，十个老同学给杨思明扫墓，面对一抔黄土一块残碑，却只能无声长叹，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
数学系的王同学与物理系的贝同学，两个一男一女上海人分到狮子山五中。这是一个铜矿生活区，四面青山环绕，山谷里一条两公里不到的石子路，路两边全是灰头土脸简陋低矮的旧平房。在这偏僻闭塞的山沟沟里，突然来了两个文质彬彬的男女大学生，分外引人注目……王同学在五中教工业基础课，贝同学教农业基础课，不到一个月，就成了五中最厉害的老师。老同学见面，常开玩笑喊王同学为“工基霸”，喊贝同学为“农基霸”。贝同学臊得满脸涨红，王同学则破口大骂：“你才ＸＸ！”不到两年，王同学在上海找了个老婆，贝同学在南京找了个老公，调走了。两个上海籍的北大同学，在铜陵如蜻蜓点水，一闪而过，不留丝毫痕迹……
物理系的吴同学是福建莆田人，分到冶炼厂附近的红光小学，在戴帽子的初中班教物理。坐着公共汽车颠颠簸簸到山下，一下车就望见高耸入云冒着浓黄浓黑可怕烟雾的大烟囱，还闻到了呛人刺鼻的硫磺烟味……吴同学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教初中物理是小菜一碟，很快就在铜陵出名了。而后山下新办了个七中，吴同学又调七中教高中物理……过了好几年，吴同学与东方红小学的一位女教师恋爱了，打了结婚证后，他就把七中单身宿舍的行李一卷，坐着公共汽车背到山上东方红小学老婆的单身房间一放，就算结婚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1977年，吴同学回到北大物理系进修了两年。进修结业后，北京大学正式下调令到铜陵市教委，调吴同学到北京昌平北大分校任教。铜陵市教委死活不放人，当时市一中的书记校长捷足先登，多次跑到东方红小学吴同学家里，苦口婆心劝他留铜陵到一中。吴同学老实，最好说话，经不住一中领导的软磨硬缠，答应不去北大到一中了……从此，北京大学少了一个教授，铜陵一中多了一个特级教师……吴同学成了铜陵物理教师的第一块牌子，在一中当物理教研组长到退休。他的两个女儿考到北京留在北京，青春与知识献给了安徽铜陵的吴同学，老了在北京安度晚年，也算是当年没有回北大的一种遗憾的补偿吧。
中文系二年级的浦同学是苏州人，分到山下扫巴沟地区的江边小学戴帽子初中教语文。这个只有几排破平房的戴帽子小学，一边靠长江，一边紧挨冶炼厂的大片黑砂滩。进出学校，晴天灰沙飞扬，雨天一路泥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名城苏州与铜陵扫巴沟落差太大，浦同学满心沮丧，上完课就一个人闷在屋里叹气……浦同学住的教师单身宿舍一排平房，除了他一个男教师，一溜全是年轻的未婚女教师。一位桐城来的女老师看中了老老实实的浦同学，他是我们分到铜陵的北大同学中结婚最早的。这个北大学生落难时安在江边的小家，就成了老同学星期天聚会、聊天、混饭吃的好地方……
1978年，浦同学也调到了铜陵师专，在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史。北大教授教古代文学一辈子只教一部分，如先秦文学，唐宋文学，明清文学……浦同学在铜陵师专教古代文学，一个人从头教到尾，我们戏称他为“马拉松”教授……从大学到小学再到大学，浦同学到铜陵小城三十多年，一直到评上副教授到退休，他的心态似乎还停留在刚出大学校门刚走进社会的初始阶段，内向单纯，深居简出，除了老同学与亲戚，很少与外界三教九流交往，一辈子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很充实快活……
地质地理系的刘同学是江苏武进县人，分配到戴帽子的横港小学。刘同学在横港小学教过初中的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语，也教过小学的音乐、美术、体育……什么都教，成了一个全能教师。也许刘同学武进老家的村子与北大校长科学家周培源老家的村子，只隔一条小河，尽管历经文革磨难，刘同学没有放弃心中的科学家梦想。他不相信自己会一辈子当小学教师，每天晨起读英语，深夜攻读地质地理专业书，还写了好几篇地质地理学术论文，投进邮筒天天盼望回音……他一面苦读，一面跑专业对口，费尽周折，调到狮子山铜矿当了一名地质技术员。那时，他正和横港小学的一位女教师谈恋爱，还住在横港。每天一大早从横港码头坐公交车到长江路，再从长江路坐车到狮矿，每天山上山下来回跑，好辛苦。有一天他坐公共汽车回横港，车到半路出故障了。车子还在朝前开，刘同学情急中砸碎车窗玻璃跳了车，受伤得了个脑震荡……有一天他看书到深夜，边看边吸烟，头脑昏昏沉沉，香烟火烧着了蚊帐，差点闯大祸……刘同学在横港那几年，真是多灾多难……
1977年，刘同学回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进修，两年后，作为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国深造。先读地质硕士研究生，再读计算机博士研究生。留在铜陵小城的妻子女儿含辛茹苦，一家四口二十多年无法团圆。直到他在美国拿到绿卡，才把妻子与女儿接到美国团聚……
生物系的周同学是江苏人，分到第二冶炼厂筹建指挥部。本来他是到子弟学校当老师，因为是学生党员，被总指挥看中当了党委秘书，二冶投产后调硫酸车间当支部书记。他在江苏老家找了个老婆，匆匆结婚，匆匆调走，像路经铜陵的过客，一晃就不见踪影……
说起经济系的李同学，我真是欲哭无泪。我这个老同学太内向，太老实，精神压力也太大了。他是浙江人，本来也是分到狮矿子弟学校当老师，狮矿组织科长是浙江老乡，安排他到狮矿财务科当会计。李同学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老同学见面，他也只听不说。偶尔从狮矿到我这里来玩，他可以坐在我面前一个多小时不说一句话……突然有一天，传来一个叫人心惊肉跳的坏消息：李同学从狮矿铁架天桥上跳下来，自杀了！李同学怎么会自杀？这是公安部门的鉴定，深层次的原因谁也说不清。这个秘密李同学带到天堂去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分配到铜陵的十一个北大老五届学生，走了五个，死了两个，留在铜陵还有四个。另一个留在铜陵没走的，是北大地质地理系的倪同学。他也是浙江人，最早分在利辛县当农村教师，老同学帮忙调到铜陵，在铜官山铜矿机电科当电工。他到铜陵不久，就一声不响和师傅的女儿结婚了，老同学都不知道……同学见面有人说这好那好，倪同学总说“好个屁！”倪同学就得了个“老屁”的雅号……倪同学老屁很聪明，20世纪七十年代就会自己买配件装电视机、冰箱……第二冶炼厂投产后，他千方百计调到二冶机电科，从技术员做到工程师做到机电科副科长。金隆公司投产后，相中了这个怪才，选拔到工程部搞机电设备……倪同学到铜陵二三十年，没有大起大落，一直平平稳稳忙他的机电技术……
北大学生大多数都不会玩，倪同学又能干又能玩，退休前几年与退休后，几乎天天晚上都到广场跳舞。你看他结实粗壮的身子，融入人群的翩翩舞姿，谁会相信他曾是清高的北大学生？恐怕连他自己都早已忘了那北大身分。是的，我们早就应该放下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了。北大学生在基层，你在方方面面做得好，世俗的人会说：到底是北大的，不简单！你做得不好，就有人会说：还是北大的呢，瞧这水平！人们总喜欢用北大的整体标准，来衡量北大学生的个人能力与水平，这悖论真叫人不可思议……唉，还是放弃北大的贵族意识，做一个平民，也许活得更快活更充实更轻松……
也许，现代社会的年轻人，对老五届大学生这个词汇很陌生。是的，老五届大学生是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很幸运，赶上新中国诞生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他们又很不幸，大学还没读完就遭遇“十年浩劫”，还一杆子被打落到社会最底层。最后他们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几乎都评上了业务职称有了一定职务。比起“年轻时下放，中年时下岗”的一些老三届高中生初中生，他们的命运还不算太苦太惨。但老五届大学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断层中特别的群体与阶层，他们与20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老大学生有共同语言，与21世纪的年轻人也能在观念与情感上沟通，老五届大学生是承前启后的一代知识分子。
可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今天，我写这篇文史散文，也算是对被中国当代文学遗忘的老五届文学的一个艺术补白吧。（卢达甫著《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九州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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