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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情 | 周永威：悬崖边边上的师生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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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零专辑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周永威 ，1947年生 ，湖北咸宁人，1965年入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习；1968年底毕业到部队洪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事教育工作，在大山里的讲台上授课40年直至退休。著有长篇回忆录《文革十年我造反》，长篇小说《生死劳改队》《小姨半个妻》等。
原题
悬崖边边上的爱
作者：周永威
（大学毕业后）进五峰前几年，我几乎一直是在批判、猜忌、调查、住班、检讨中过日子，兼之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因而心境之孤独，情绪之压抑，生活之沉闷，可以想见。那种渴望理解，渴望同情，更渴望爱的欲望，就如同久旱的禾苗盼甘霖。
有时同事友善地给我提个醒，学生礼貌地向我问声好，熟人会心地送我一丝微笑，都叫我感动多一会。这段时期的我，意志特别薄弱，免疫力最为低下，智商大不如前。倘使有人逆专案组而动，反其道而行之，拉拢我，引诱我，腐蚀我，说实在的，我很难抗拒。
在全校大几百双眼睛里，有一双深深吸引着我。晶亮清澈的它们象两弯沁人肺腑的月牙泉。里面充满了关切，同情，和淡淡的忧郁。那是陈秋蓉的眼睛。
认识我时，她正值花季年龄，不过由于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和由此感受到的种种歧视，使这位美丽的少女比同龄人成熟好多。我遇上她时年23，在感情问题上纯洁得如同一张白纸。诚如哲人所言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豆蔻年华时的陈秋蓉
在1970年大力普及“样板戏”，学校组织排演《红灯记》过程中，我们不由得、真的是不由得被对方喜爱，被对方吸引。学校房舍紧张，校长书记也没有办公室，教职工都在寝室里备课改本，答疑解惑。陈秋蓉是英语科代表，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无可替代的顶梁柱演员，因此一天出入我的宿舍多次。
倘若突击排演期间，她几乎半天半天地逗留在我的房间。房间仅9平米，一张床占去一半，一张办公桌一张藤椅将剩下又占去一半，再加上其它零碎，活动空间几乎为0。如此两人常在一起，教学问答中难免耳鬓厮磨；举手投足间偶有肢体接触。开始仿如触电，迅即脱离。
有个夏天的傍晚，她手臂不经意间落在我搁在办公桌的左手臂上，男女肌肤相亲，通经活络，心旷神怡，感觉前所未有，如痴如醉，妙不可言。我左手纹丝不动，生怕惊动了她。而她极可能与我感同身受。我装模作样地讲着，她装模作样地听着，两手交织竟近一顿饭工夫。由是，聪明的我知道了：她喜欢我，不是一般般的喜欢；由是，聪明的她知道了：我喜欢她，不是一般般的喜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周围的生态环境日渐恶化起来。学生的大字报，竟从另外一个意义上帮了我们的忙——将那层窗户纸捅破。什么是“偏爱”？偏爱就是格外喜欢。至于什么是“格外喜欢”，全校师生个个明白。我与陈秋蓉更是心照不宣。自然，她到我宿舍来的少了。然而，在教室，在操场，在其它场所，我们的眼睛在交流。一天之中两双眼睛总是在互相寻寻觅觅，碰着的时候彼此便传递着关切、鼓励、怜爱，也还有希望的信息。
1972年，陈秋蓉这一届高中要毕业了。我觉得要作出决定了——单相思很磨人。尽管我们都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都深恋着对方。可是我从没有向她明确表白过。
有三座大山横亘在面前，阻止我这么做。
我们是师生关系，此其一。老师和学生谈恋爱，虽然不是没有，可也相当的不道德。遭到舆论谴责是理所当然的。即便在今天，道德观与时俱进，师生恋我也觉得大大的不好。这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我，因而轻易不敢造次。
我年龄大她8岁，此其二。男女8岁年龄顺差，今天来看，显然是最佳差距，名副其实的“黄金差”！女孩20 结婚，夫君28岁。大学毕业已在社会打拼6年。运气不好的也会小有积蓄，婚后生活小小康问题不大；运气好的有房有车，正是金屋藏娇的时候。
从情感这一角度来说，恋爱时都是17、18岁，都“不懂爱情”，结合几年后，才知个中滋味，又悔不当初。男人25、26岁，看问题已比较成熟，尤其是对爱情的认知，几达相当科学的境界。这个年龄找对象，从一而终、白头偕老的概率几十年来居高不下。
再从整体形象上看，男的成熟，女的妩媚，十分的和谐。特别是愈往后去愈显般配。如果男的以后不断上进，60上下居然当上了国家领导人，出访时身边是小他8岁、丰韵尤存、落落大方的夫人，不仅将老外镇个一塌糊涂，全体国民亦为之深感欣慰和骄傲。
1971年的作者
不过上世纪70年代，人们对这一问题认识始终落后，没有突破。8岁差距就不得了啦，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仿佛男人占了好大好大的便宜、女人吃了好大好大的亏似的。陈秋蓉母亲竭力反对，此其三。
有一天，陈母派她女儿将我唤去。她表情严肃，语气冷竣“……总总迹象表明，你对我闺女居心不良。希望你以后改邪归正……”
02
要是把我政治身份的待定状况加进来，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根本不是我配不配陈秋蓉的问题，而是我配不配恋爱本身的问题。一旦打入另册，与地富反坏右为伍，让你活着，就是宽大无边、皇恩浩荡了；想恋爱结婚生子，美着你了。甚至想如花少女，这不是明摆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非常3+1，使我从一开始就没敢奢望有终一日与陈秋蓉走上婚姻的红地毯。
可是，不能拥有，但求爱过。把爱的权利也剥夺个干净，当事人怎肯甘心？婚姻要牵涉方方面面，可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或是一个人的事——单相思何尝不是爱。
暑假的一天上午，当我得知陈母不在家的时候，终于下定决心，敲开了她家的房门。陈一见是我，两颊飞红，两眼发亮。我局促地坐下，她也在我对面的单人床沿坐了下来。
师生关系、年龄差距带来的巨大压力，形成了重重的心理障碍。在这17岁的少女面前，我怎么敢开口说“我爱你”？我犹犹豫豫间，还是将口袋里一封写好的短信取出，塞给了她。上面只有一行字：“说我偏爱，其实，偏字要去掉：我爱你。真的，我爱你。”
女孩将信展开，看完，一小会，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神一半是羞涩，一半是兴奋和甜蜜。这正是我充分估计到的、也正是我要的眼神。我如释重负，说声“我走了”，便起身出了房门。
当我吃完晚饭回到房间的时候，看见桌上两本书下压有一封信。信封上什么也没有。我立刻明白了，是陈秋蓉的。这女孩密密麻麻写满了一页纸。
因为是她写给我的首封情书，经不住以后日子里的反复背诵，因而其中不少句子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记忆犹新：“……因为我的出身，因为我的父亲，我心里感觉好孤单，是您给了我那么多的偏爱，使我觉得很温暖，象冬天里普照的阳光。今天，您说‘我爱你’，其实，这三个字，在我见到您后不太久的时间，心里就一直偷偷地念着。……我知道以后我们不会在一起（我妈特别反对，我最怕我妈），可是我从心里感激您给我的爱，我也深深爱着您。”
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封信，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我与她在一起的细节，幸福，痛苦，希望，失望；甜甜的，酸酸的，翻来涌去，当夜无眠。
知青时期的陈秋蓉
自此以后，我们敞开心扉，大写特写，难得的是她的两个妹妹，十分支持这一段浪漫的师生恋，带情书，捎口信，甘当小红娘。我就是靠着这封封情真意切的书信，度过了一个个的难关，迎接了一次次的挑战。即使在最诅丧、最失败的时候，心中依然亮有一盏希望之灯。
情书的不断往来，使两颗心越发贴近，语言也愈加亲热。平时偶而见面，只觉得心在咚咚跳动，血在咕咕奔流，一种莫名的欲望在升腾。陈毕业将近（那时高中两年制），一旦离校，去向不知，兴许永无再见之日。如此不了了之，岂不遗憾终身？我们都觉得有好多好多知心的话儿要当面倾诉，好多好多的山盟海誓要附耳表达。于是我提出见一次面，也就是约会一次。
她欣然同意。此时陈秋蓉的英语练习本已成了我们一个更为隐蔽的情感互动平台，通过作文、造句、选择填空这些司空见惯的作业，我们交流着，商量着，期待着。
197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晚上9点，在学校后面的一片竹林里，夜色中，她来到我的面前。这个时刻，竟不知话从哪里讲起，也许讲什么话都是多余。我们，我们没有犹豫太久，便紧紧地、紧紧地抱在一起，随着四片嘴唇也在第一时间紧紧地、紧紧地贴在一起。啊！如痴如醉如梦。这长长的初吻，到现在想起来，依然心还悸动，口留余香。
1973年初，陈秋蓉这一届高中生毕业离校。她因为是商品粮户口，属于“知识青年”，不久就上山下乡，“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她被区“知青办”安排在离家5里远的一个生产队里，寄居于半山腰一栋孤零零的土房子中。我俩很快便恢复了往来。
由于她已离校，师生关系道德不道德这道障碍不复存在；可她新的“知青”身份又布就了一片危险的雷区。那顾得上这些？我与她，以无比的勇气，更高的激情，将恋爱进行下去。
五月的一个夜晚，借着一勾下弦月微弱的光亮，我从学校顺着蜿蜒的山路，走到半山腰的那栋屋前，推开了她为我设的虚掩的门。在那小小的天地里，在蛙鼓虫鸣的交响中，我和陈秋蓉，完成了彼此人生中最伟大庄严、最辉煌灿烂、也最荡气回肠的洗礼。
03
事情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偷偷摸摸的爱，又甜蜜又刺激。陈秋蓉需要这种爱。一个姑娘家，单身一人和生产队社员起早贪黑，收苞谷，背火粪（用薪柴、有机肥、土慢烧而成的一种肥料）；点豌豆、种小麦；伐木割草，修桥补路……还得洗衣做饭，养鸡喂猪，生活之艰难，思想之苦闷，心灵之寂寞，天可怜见！
我更需要这种爱。险恶的处境，使我动辄得咎，到处碰壁；喜欢死的话早死过五六回了。而这偷偷摸摸的爱，激活了、温暖着我们两颗年轻的心，充实了彼此灵魂深处那口快干涸的井。
知青时期的陈秋蓉（右）
有天晚上，陈秋蓉从山腰她那小屋来到我的房间，我正奉专案组之命伏案写检讨，冥思苦想，无以开头。她的到来，竟使我文思泉涌，下笔千言。与心上人卿卿我我大半夜的间隙，我居然从当时广阔的政治背景写起，既而叙述事发的全过程，再讲错误的性质及其危害，接着挖掘犯错误的历史、社会、思想根源，和认识，最后表明今后的决心。
洋洋洒洒达10000余字。表述之清晰，认识之深刻，批判之得力，态度之诚恳，令人拍案叫绝。堪称此类应用文中的上上品。当时的感觉，别说不是为王明翻案，就是为他翻案，为比他更危险的人物翻案，我也是不在乎滴。
即便如此，我们从未谈婚论嫁——都对未来的结合不抱丝毫的希望，都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行为：只要有爱，只要我俩相爱，就足够了。
说实在话，我长陈秋蓉8岁，可在这方面无非是多吃了8年冤枉饭。我没有一个相对完整、可行的稍长远些的计划；没有鼓励自己更没有鼓励对方去冲破那坚固的堡垒——她母亲的反对；也没有在她面前对我们一旦结合便幸福美满、花团锦簇的前景进行热情的恰如其分的描绘，以激起我们强烈的向往而坚定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决心；哪怕怂恿她去与顽固的母亲大闹一场试探水有多深都没有。
结果到了1974年春节要回家的时候，我很严肃地对她说：我要回去结婚了。你现在只要说两个字“不行”，我就决不结婚，一直等你。然而，陈秋蓉只是茫然地看着我，没有说出那至关重要的两个字。
无奈，时年27岁的我，在老家极不负责任、极其草率、闪电般地结了婚。可怜的新娘婚后没两天就感觉到丈夫的同床异梦、心不在焉；而混蛋的我，在婚床上心里深感对不住的竟然不是躺在旁边的妻子，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陈秋蓉。
返回学校，放下背包便给半山腰里的她写信。通报了我已婚的事实。在吞吞吐吐希望今后不再来往的后面，又用极大的热情极大的篇幅倾诉我对她始终不渝的爱，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浓浓的心犹不甘的情绪，姑娘触手可及。我们很快又见面了。在情感滚滚的洪流面前，道德的堤坝恰如时下好多的豆腐渣工程，一下子就溃垮稀烂了。
有次在“青纱帐”中约会，晚风吹过，包谷叶沙沙地响。陈秋蓉挨着我，有些紧张，说：要是被发现了，我们就只承认一次。我不假思索地答道：自始至终，都讲出来。
她没问为什么，我也没解释为什么。其实我清楚，这事情总有败露的一天。一旦那天到来，专案组自然不请自到，他们那不厌其烦、死缠烂打、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令人不寒而栗。说有一次，还怕他们不撬开嘴巴让你说第二次、第三次……？“为王明翻案”完全没有的事，他们都能搞到我累计数万字的材料背到城里；而这明摆的，那些人又岂可轻易放过？但是更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我觉得遭受处罚那怕坐几年牢，出于对妻子深深的自责，是应该的；出于对陈秋蓉深深的爱，是值得的。因而心里十分坦然。
今天想来，当时这样处理是正确的。它避免了两人思想上遭遇更大的打击，心理上承受更大的压力，精神上经历更大的折磨。可是操作得当出现另外一种结局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有的是时间。从一开始两人就应该订立坚不可摧的攻守同盟，策划行之有效的应急预案；分析、演练各种对付专案人员的办法和策略，特别是锻炼、强化各自的心理素质以能泰然应对威逼利诱或干脆严防死守0口供。把这些认真付诸实施，结局会相当完美。
1974年12月31日，距我俩第1次约会刚好两年。陈秋蓉大约0点离开我的房间返回她那山腰的住屋。经过区革委会所在的两层楼时，被节假日期间布置的民兵流动哨截住盘问，随着直接将她带到区委书记面前。什么周折都没有，书记就知道了一个已婚男教师与一个女知识青年之间发生的一切。
第二天，也就是1975年元旦，陈秋蓉眼含泪水来到我的房间，递给我一张纸条，看了我一眼，走了出去。这反常的举动使我猛然明白：大难临头了。很快，专案组进校；很快，他们得到了所需要的。
4月1日，我被区公安特派员从学校带走，在区信用社的转拐处，学校支部书记李某宣迎面而来，他嘴角那浮现的得意、胜利的微笑，如今回忆起来依然那么清晰。
第二天，在区组织的大会上我被宣布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逮捕；7月，五花大绑随同两个杀人犯游斗10天后，判刑4年，投入劳改。
作者写给宜昌中级人民法院的申诉信原稿
04
五峰人民法院发给作者的宣告无罪判决书
作者和陈秋蓉以及儿子，一家三口在1982年
周永威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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