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丨温家宝的燃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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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丨温家宝的燃情岁月

新三届 2020-08-17

原题

温家宝的燃情岁月

原载《Vista看天下》2016年第9期

1974年7月。温家宝在甘肃肃南县红山林场编写《1：20万祁连山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时留影

地质队来了个研究生

1968年初，结束了在北京地质学院8年的学习生活，春节回天津向父母告别后，26岁的温家宝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挤上了从北京驶往兰州的列车。随身行李非常简单：一个装衣物的帆布箱、一套用儿时曾用过的油布捆绑的被褥、两个装满书籍的小木箱。

他此行的目的，是前往甘肃省地质局报到。

两天两夜后，他到达兰州，随即被分配到地处酒泉的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下简称区测二队）。于是，从兰州到酒泉700多公里，温家宝又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

区测二队近四百名职工，大部分为东北人和西北人。大、中专毕业的技术人员占到一半以上，其余的为机关干部和司机、管理员等后勤人员。

温家宝到队报到的时候，全队正“停产闹革命”，没有出队（即没有出野外工作）。探亲的职工也都归队了，几百号人集中在队部，显得有些拥挤。温家宝回忆，队部是一个不大的院落，全是土坯垒起来的简易平房。东、中、西各有五排房子，每排有八间，其间为走道。前院是车库，还有一个简易的篮球场，后面是仓库。

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都没有下分队，集中在队部烧锅炉、参加科室学习。温家宝被安排到后勤科学习和烧水。一个能容两吨多水的锅炉，十个人轮流值班，烧开水供队部人员使用。早起生火，晚上封火。拉煤、倒煤灰，他总是弄得满脸黑污、浑身煤灰。

1968年冬天，温家宝被分排到酒泉县丰乐公社（今丰乐乡）二坝大队劳动锻炼。他和一名技术人员住在队里一位老饲养员家，三人睡在一个炕上。

距二坝大队东南8公里外的台子沟是丰乐公社重要的水利工程，承担着2.8万亩农田灌溉和5000多人的生活用水。温家宝的任务就是挖建台子沟水利干渠。

每天天不亮，他和社员一起起床，吃些面汤或苞谷面糊糊，再揣上两个干馍，步行到工地。“那时，我年轻，能吃苦。在一人多深的沟里，一锹一锹地将土甩上沟边；几十斤重的大石块背在后背，连走带跑几十米都不感到累。手上磨出了泡，背上磨破了皮。午饭，常常就着开水吃凉馍。”温家宝在书中回忆，“就是这样，干了三个多月。”

1969年年初，温家宝被分配到区测二队五分队，开始了作为一个地质队员的野外地质考察工作。

“五分队下设两个大组：地质组，负责填绘地质图，编写地质报告；矿产组，负责填绘矿产图，编写矿产报告。每个大组又设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由三人组成。组长负责定点、填图、记录，一个组员协助观察，并量产状、打标本、采集样品，另一个组员携带一起，作放射性测量。”温家宝回忆，“我仅当了一年组员后，就担任了小组长，以后就做大组长，负责矿产工作。”

1979年6月。时任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区测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党委常委的温家宝（左二），与其他党委委员合影

在祁连山睡地铺、捡牛粪

进山时虽值四五月份，但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祁连山地区，天气还是非常寒冷。早晚都有冰冻，有时还下大雪。山区河流覆盖的厚厚冰雪刚刚融化，夜间又常结上一层薄冰。温家宝和同事们需要穿上皮衣，戴上皮帽，夜间钻进鸭绒被套。

祁连山里的工作生活，不仅仅是艰苦二字。“我经常背着装满石头样品的地质包，一步一步向高山攀登，累了就靠着山崖歇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我从不敢坐下，生怕再也起不来。”温家宝写道。

一次，温家宝骑着牦牛过疏勒河。河流湍急，行至河中间，牦牛也站不稳，而且水愈来愈深。他死死地抱住牦牛，随它漂游过河，下半身都湿透了。温家宝在书中回忆，曾经有位水性很好的河南籍地质队员过疏勒河时，因洪水暴发，人和骆驼一起被洪水冲走，尸体始终没有找到。

1970年6月的一天，温家宝和同事遭遇了山洪。山上冲下的大石头在洪水中轰隆隆滚动，山坡的泥石流不断滑下。小组就住在阶地上，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温家宝招呼同事先搬资料，后搬行李，再拆帐篷，迅速转移。那一夜，大雨滂沱，洪水连续上涨，他们竟然搬了三次家。第二天雨过天晴，沟谷被冲得变了形，堆满了被洪水冲下来的巨石，还有死去的骆驼。

由于区测工作的特点，地质组、矿产组要经常异地搬家。每次搬家，温家宝都是天不亮就起来，把行李整好；然后和同事一起整理炊具、拆帐篷、打驮子。

打驮子是件苦事，先要把牦牛双腿绑好，让它跪下，再将行李、资料箱、帐篷、粮食、蔬菜等码在驮子上捆牢。牦牛性野，常狂暴地满山乱跑，直到把驮子上的东西都甩下来，甚至弄得皮开肉绽。遇到这种情形，他们又得拾东西，又得找牦牛。

到新的驻地时，常常天快黑了。温家宝和同事要赶紧选择有水源和安全的地方卸驮子、搭帐篷，先把厨房整好，捡些干树枝或牛粪，烧火做饭。然后，才能整理自己的事情。

在1970年5月18日的日记里，温家宝写道：

昨天出发，夜宿张掖，今天到达祁连。

虽然已是初夏，但在翻越4300米的俄博大坂时还是非常冷的。我们又穿上了皮衣，戴上了皮帽。山区河流的巨厚冰雪才刚刚融化。

现在，同事们都在打扑克，我不愿在那上面多费时间。我想，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资质的不足，才能不空耗生命，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大家刚刚一起搭了个锅灶，又摘洗了青菜。在野外，一切都要自己动手。从采买到做饭、搭帐篷，都要大家一齐劳动。

几天之后，5月27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

在蛇眼沟安了基站。基站附近没水，在距基站一里多的地方有两个积水坑。于是，我们就用肩挑水。同时，在近处挖坑储水。基站附近没有柴烧，我们就在一个晚间，捡了200多斤牛粪，解决了烧柴问题。

次日的日记，他提到“近两天，由于劳累过度，特别是几次到一里外的地方挑水，肺部有些不适，痰显著增多、加浓，身体常感疲乏。我疑惑肺病又犯了”。但勉励自己，“我要以坚韧、顽强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只要一天不倒，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

在1970年7月26日的日记中，他还提到：近来，常跑远路线，几乎每天都要上到4500米以上，经常熬4700米、4800米。累一下，睡一夜就好。吃得很多，一天可吃一斤四两，甚至到一斤八两。

立秋后，祁连山开始下雪，温家宝和同事转移到北山高台幅、平川幅继续地质勘测。

虽然海拔降到1500米左右，但是这里地处戈壁沙漠，工作依然艰苦。那里泉水多为苦水、咸水、臭水，饮用后容易引起腹痛。粮、菜、水都靠外运。风沙多，每顿饭，饭盒底总有不少沙子。没有路，运输以骆驼为主。

温家宝在书中回忆，在平川幅榆树沟站工作时的那个国庆节，分队唯一的一台解放牌汽车到酒泉队部拉给养，七天过去了还没有回来。分队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台，30多人面临断粮。距离最近的居民点是临泽县板桥公社，也有50多公里远，而且道路是起伏的花岗岩路和一步一陷的沙窝子路。那一次，为了找粮、找车，他和同事马海山走了一天一夜。

汽车在沙漠里行走是困难的，常陷进沙堆而抛锚。他们的车上总是带几块长木板。每过沙地时，就将木板铺于轮下，车轮在木板上行走。走完木板后，再将轧过的木板取出来铺在轮下，一段一段交替着往前挪行。

1960年，温家宝在北京地质学院周口店基地实习时留影

一生的遗憾

地质队的工作虽然艰辛，但温家宝在工作之余，还是按自己订的学习计划读书。

1974年4月2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野外的星期天，大抵是要睡懒觉的。昨晚，八个人分两桌打扑克，直到12点钟，惟我在烛光下孤坐，重新看了几篇鲁迅的散文，也到那时才睡。

1974年5月1日，温家宝又在工作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劳动节，照例休息。准备节日晚餐，忙了一天。下午6时许，晚餐结束。有的躺下休息，有的下象棋、打扑克。我和往日一样，总是看书。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有时为增进记忆，就抄书。昨晚和今早，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在《温家宝地质笔记》中，他说自己出身教师世家，从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历史和文学作品，曾多次通读过《中国通史简编》以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他称自己特别关注历史上“盛世”成因的探讨、研究；也重视研究先秦的思想家。“读唐代史官吴兢的《贞观政要》，我对其中爱之如一的施政理念作了一些更深的思考。若‘如一’，这样算‘允公’、才‘平等’、才可能‘大同’，人们才能共同富裕，社会才能进步。”

1960年9月，温家宝迈入北京地质学院校门时，随身带着父亲读过的一本书——李四光著的《中国地质学》。“父亲读这本书非常认真，在书上画满了红线，在书中空白处写有心得体会。进校后，我接着读它，在上面又圈圈点点，作了许多新标记。”

从入校第一天起，温家宝就做好了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然而，困难来得比预想的要早。入学仅几个月，他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当时，肺结核是一种可怕的病。但温家宝认为，“人要垮，首先精神先垮。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我的意志和身体。”因此，他坚持锻炼身体，更加努力自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温家宝参加考试的几门课程，包括没有上完的结晶学都获得了优秀。

半年后，医生允许他每天学习4小时，以后又增加为8小时。但温家宝不把自己当成病人，坚持跑步、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班上的同学都忘记了他还是个病人——直到大学临毕业时，他才摘掉肺结核的“帽子”。大学五年全部考试课程（除一门外）、所有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都获得了优秀。

《温家宝地质笔记》中，他说在学校学习期间，自己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和哲学书籍，读马恩列毛的著作，也读林肯、华盛顿、丘吉尔、甘地的书；读孔孟老庄、商鞅、王安石、范仲淹的论述，也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亚当·斯密的名著。“我不仅读书而且记笔记。我经常把名人格言抄在笔记本上，常看常思，常看常新，激励自己，下决心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温家宝写道。

1969年至1974年，在祁连山的崇山峻岭中从事野外工作期间，书籍伴温家宝度过了寂寞的时光，给他许多精神的抚慰。在地质队，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每个冬季自学一门学科，包括物理、化学、历史、文学、外语。

此外，他买了许多书，有专业书，也有文史哲类的书，甚至带着英语课本。每到祁连山或北山出野外，他都要带上几本。

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时，温家宝还曾结合自己读的历史书籍，给全局干部职工讲了一堂近代史讲座，讲鸦片战争的由来与意义、讲他崇拜的林则徐，“很受大家的欢迎”。

温家宝在中学、大学时学的是俄语。在地质部门工作时，有不少俄文地质资料，他能够读懂，并可加以利用。上大学时，他很想学习英语并想跟古生物专业班上英语课，但在上第一堂课时就被老师发现赶了出来。

到了兰州工作后，他学英语的兴趣不减。就在1980年夏天报了职工业余英语学习班，一个近40岁的人，与一群年轻人一起学习，每周三个晚上上课，每学期学费8元。

温家宝的英语发音不准，常混有俄语的口音。有一次，老师让他站起来朗读课文，因发音不标准，还被老师在课堂上调侃。即使这样，温家宝还想一直坚持学下去。但只学了两个学期，因调到北京工作而停止了。至今，他仍为未能完全掌握英语而深感遗憾。

进京“做官”，根本没有想到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温家宝个人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

中共中央提出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后，他开始走上基层领导岗位。1978年12月，温家宝被甘肃省地质局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党委常委，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

温家宝常告诫自己，“要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从担任领导工作的那一天起，他便下决心“认真钻研科学技术，尽快熟悉地质工作的组织管理，不敢有丝毫放松”。

他在基层的每一点进步，都受到时任局长马万里和局党组其他老同志的关注。马万里局长和沙仑副局长还两次到酒泉对温家宝进行考察。1979年9月21日，经甘肃省地质局党组决定、甘肃省委批准，他调任甘肃省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主持全处工作。

3个月后，温家宝离开酒泉，赴兰州到省地质局报到，结束了12年的野外地质工作和生活。

不过，1980年3月16日的日记里，他却写道：

我是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独身一人到兰州的，任职是省委七九年九月份批的。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了一多半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黯然呆坐。学习无一定计划，工作和生活也缺少目标，空费精力，磨人生命。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人的生命这样度过，该是多么可怕而又可悲啊！

一年后，1981年3月28日，地质部（1982年5月改名为地质矿产部）党组批准他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开始处理全局地质业务工作。

当年9月，温家宝作为地质部选拔的第二批年轻干部，随时任部长、党组书记孙大光赴东北三省调研。考察途中，孙大光总是让年轻干部们发表意见，谈心得体会。考察结束时，每个人都要就地质工作改革和发展写出报告，向部机关干部汇报，让大家评议。

次年11月初，经部党组决定、中央批准，温家宝调任地矿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从此离开了工作15年的甘肃。

温家宝在书中写道，“人们常说，‘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千里马’，但我要感谢那些认识我、了解我、信任我并给我锻炼机会的‘伯乐’。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没有像孙大光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同志，我仍可能还在大山里。因此，对我来说，为‘官’本是偶然之事，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的。”

刚到政研室，温家宝对工作环境和人头都不熟悉，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甚至连学都学不会。“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

经过接触，温家宝了解到，政研室的几位同事业务扎实、对地质管理熟悉、文字水平高。和他们比，他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人地两生，面前的路很难。“我常想：生活对我是公平的。岂止是公平，甚至有些偏爱。机遇也是难得的，许多人比我有才华，但却没有我这样的施展条件。现在，主要是自己要有知识、有力量、有胆略。在这些方面，我还差得那样远，知识不足，经验不多。我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学问和事业上。”他写道。

1983年3月下旬，温家宝在东北调研途中获知被增补为部党组成员。一个月后，5月24日，部党组召开在京处级以上干部会，进行副部长人选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温家宝受到绝大多数人的信任。

当年10月10日，经中央批准，国务院任命温家宝为地矿部副部长，开始参与领导地矿部全局性工作。这一年，他41岁。

1985年10月，因工作变动，温家宝离开了地质系统。

但《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中写道，地质工作的记忆埋藏在他心中，“有一次我去甘肃出差，路过祁连山。尽管离开多年，但我仍能比较准确地说出哪个山口是洪水坝口，哪个山口是红山口。望着山前那红色的地层，我还能准确地辨认出那是第三系的白杨河组。”

2002年8月，温家宝重回酒泉丰乐乡，当年他曾住过百天的旧屋已成库房，但当书桌用的旧板柜还在。“物是人非，世道沧桑一瞬间。”他感叹。

1985年4月。在江西考察期间。时任地矿部副部长温家宝在野外与技术人员讨论地质情况

资料来源：《温家宝地质笔记》地质出版社出版

延伸阅读

让领导干部年轻起来

中共十三大开幕当天，新华社记者李尚志找到了时任中办主任温家宝，希望他能帮忙进入中央领导人的休息室。

那是1987年10月25日，当天为了避免中央领导人休息室人员过多，对记者数量进行了限制，李尚志被挡在门外。温家宝听说情况后，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散会后，在回宾馆的车中，温家宝还向李尚志介绍了特邀代表陶峙岳的情况。

除了中央日常工作外，温家宝参与了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研究、起草工作。这一年，他45岁。

“政治体制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逐步年轻化。”十三大前，邓小平对日本政治家二阶堂进说道，“十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都将比较年轻一些。”

“年轻”这个词，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一再提到这个问题。

突破亦是稳妥的，“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二，不能把‘年轻化’简单地理解为越年轻越好，不能把年龄当成选拔使用干部的唯一刚性指标。其三，在干部队伍选拔配备上，年龄的条件不能说得过死，领导班子配备要有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形成梯级结构。”邓小平在1987年总结道。

“制度上的缺陷”

“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1980年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道，“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个缺陷在六十年代还看不出来，那时我们还年轻。”

但到了八十年代，情况不一样了。据统计，经历过“文革”，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平均年龄约为65岁，1982年机构改革前，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分别为63岁和62岁多，省部级领导干部中50岁以下者仅占总数15%，相当一批干部连八小时工作都难以坚持。

为此，陈云曾自我调侃道：“建国时我45岁，可以三班倒、四班倒，白天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现在不行了，如果还要那样干，就是向‘八宝山’开快车。”

邓小平和陈云等领导人，决定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1980年春节前后，中组部派出10个工作组分赴各地，任务是考察中青年干部。回到北京后，工作组形成了一个160人的名单。名单最终被送到邓小平案头，邓看完了后说，选拔的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

除了中组部，各部委也分赴各地，寻找年轻有为的储备干部。“从1980年开始，先后组织了五批这样的考察，涉及三十多名中青年干部。我有幸参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2010年1月13日，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写道：“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

1982年，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和陈云再次提到提拔和培养年轻干部的问题。7月2日的一场座谈会上，陈云力主不但干部要年轻化，而且要提拔四十岁以下的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是年富力强；二是可以经过3年、5年、10年，有意识地培养，选出好的人；三是40岁以下的人中间有人才；四是只有40岁以下的人，才了解“文革”初期青年人当时的想法和表现。

虽然“文革”已经过去6年，但留给这些领导人的冲击仍在。邓小平曾一再提及“文革”期间一件往事。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随即在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令“四人帮”之一王洪文颇为不满，两年后，他在上海恨恨地说，“十年后再看”。当时王洪文40岁，邓小平已经71岁了。他找李先念等人交流时，不无忧心地说，“十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

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干部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1980年2月29日通过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要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且将这一要求写入修订的党章中。同时，他们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提拔、培养。

“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是照样干吗？”

然而，阻力仍在。多年之后，李鹏在回忆录中，对这段经历仍然难忘。

1980年12月31日，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邀李鹏到家里去，说中央决定一批老同志任国务院顾问，自己是其中之一，部长的工作以后将由李鹏接任。但两个月后，李鹏再到刘澜波住处时，情况又发生变化。刘澜波说，电力部几位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认为李鹏太年轻，马上当部长在部里难以服众。

虽然中央最后力排众议，坚持原来决定。但这段曲折也让陈云颇为感慨。1981年7月2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议题是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李鹏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在会议上说：“李鹏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搞电30多年，这次提拔当部长还有争论。我看到的名单，第一次不是李鹏，第二次才是李鹏，是刘澜波同志力争的。”

“我们现在的两个主要任务是经济改革和干部年轻化，两者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干部年轻化。”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案例说道，“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其实也不比现在年轻人懂得多，不是照样干吗？”

邓小平、陈云等人越来越意识到，要想把年轻的干部提上来，老干部就需要先下去。在邓小平看来，这甚至是一场革命。在1982年举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醒人们：“这次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

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对年轻干部的提拔明显加快。十二大闭幕第二天，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当时只有39岁。除了他之外，还有53岁的电力工业部部长李鹏，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41岁的王兆国（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等领导干部。

也是在这一年，胡锦涛由甘肃调到中央，从事团中央领导工作，并于1982至1985年先后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1982年11月，经中央批准，40岁的温家宝从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任上，调任地矿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1983年10月，他由研究室主任升任副部长。

1984年，温家宝接到中央一个任务，担任十二届三中全会大会副秘书长，参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一位曾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这实际上是考察”。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中组部，物色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合适人选。胡耀邦的要求有四个：副部级以上、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温家宝是考察对象之一。

1985年春天，温家宝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当年他43岁。

关于这段往事，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曾对记者回忆：“王兆国同志跟我讲过——当时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就跟我父亲提出来，说：‘中办还要有一个副主任，耀邦同志你看选谁好？’父亲就说：‘中办这个岗位非常重要，你要选一个非常优秀的干部，最好选一个我不认识的干部，要选你认为最优秀的。’因为如果选他（胡耀邦）认识的，将来一些原则问题不好处理。这样，兆国和中组部专门挑选了家宝同志。”

一年后，温家宝接替王兆国，成为中南海的“大管家”。

1992年10月，邓小平与胡锦涛亲切握手

“四老”与“三老”

为了对老干部做出妥善安排，顺利实现干部新老交替，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干部必须实行离休退休制度，这是根本办法。”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对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年龄作出了明确规定。

这一年12月，胡耀邦在讨论老干部问题时说，中国当下有几十万老干部，可以分三种情况：一、作为大国、大党，中央要保留八十人左右在全国有影响有威望的党内、党外老同志压阵脚，但各省、各部不存在这个问题；二、要设一些名誉职务，如顾问委员会，以便安排；三、身体不好的下决心退休离休一批，但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必须从优。

到中共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起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党的十三大，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大会，很长时间以来，国内外对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央委员会的留与退的问题尤为关切，甚至还有许多传说和猜测。”十三大之后，李尚志回忆道，这是自己希望能进入休息室，观察这些中央领导人言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最终他在温家宝的帮助下，在休息室里见到了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等领导，而“陈云、徐向前同志，由于走路不太方便，他们没有到休息室去”，直接到主席台就座了。

早在1986年初，关于十三大的报告起草工作就开始推行了。温家宝所在的中央办公厅着手收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资料和研究，中央还成立了由田纪云、胡启立等五人参与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11月底，在中央五人研讨小组下面先后成立了8个专题研讨小组。

在邓小平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领导层的年轻化，“要组织一个好的政治局，多数是50岁至60岁之间的，40岁的更好”。为此，他决定以身作则，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这个建议遭到聂荣臻的反对。“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聂荣臻担心“自从宣布军队整编，裁军百万后，基层思想很不稳定，如此时小平同志再退出，确实对稳定军心不利。”所以他建议邓小平仍然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作为过渡。

当时中央领导干部们正集中在北戴河研究十三大相关问题，聂荣臻便写了一封“备忘录”，由王震带往北戴河进行汇报。很快，邓小平的意见便传回北京：“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最终，中央决定，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四老全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老半退”。

老干部退出的另一面是，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的平均年龄，由十二届一中全会时的73.8岁下降到63.6岁。胡锦涛、温家宝、王兆国等年轻干部，逐渐进入中央领导层，开始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他们只是干部年轻化大潮中的一小部分。“这几年，中央、省、地（市）、县，一共提拔了230万人，都是一些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或五十刚出头的同志。”1986年5月，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总结道，二百多万年轻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同时有二三百万老干部退下来，较好地实现新老交替，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资料来源：《邓小平文选》《李鹏回忆录（1928-1983）》《胡耀邦（1915-1989）》《党史纵览》《中国记者》《时代潮》《福建党史月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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