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丨周永威：运动伊始，我呛了好大一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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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丨周永威：运动伊始，我呛了好大一口水

Original 周永威新三届 2020-08-17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周永威 1947年生湖北咸宁人，1965年入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习；1968年底毕业到洪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事教育工作，在讲台上授课40年直至退休。

原题

文革伊始，

我呛了好大一口水

作者: 周永威

一、我给老师贴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已是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火上加油。我们武汉外专（一所蛮可怜的大学）]给老师们贴大字报的势头越发猛了。几个走资派已经揭得干干净净，再也找不倒任何新鲜刺激、耸人听闻、可读性强的材料了。事实上，有关他们的大字报要么被覆盖，要么在大字报栏的边边角角处，浆糊干焦、纸张皲裂、没什么人看了。

大概六月中，有教员给在校长办公室坐班的金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说她过去怎样怎样，她的家庭怎样怎样，尤其是她与一桩刑事案有染。连汤带水，看得下面师生目瞪口呆。

在大家心目中，金老师很神秘。她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平常深居简出，可她又偏引人关注。三十出头的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气质优雅。在外专巴掌大的一块校园里，十分的抢眼。如今一下被撕开了“画皮”，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都得写大字报。这是革命还是不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老师、学生写领导当时也就是“走资派”的大字报，老师写老师的大字报，学生写老师的大字报——一般不会反过来，诸如领导写老师的老师写学生的。在此前不怎么进步的我还没写过老师的大字报。由于金老师曾与我们下乡劳动半个月，与我有过闲聊。得知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谈话中流露出对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对母校如画风景的向往。

尽管她劳动不怎么样，可我觉得金老师人不错。不仅仅她那逗男生喜欢的外表。看了上面提到的大字报后，对金老师产生了莫名的同情，去食堂的路上老远瞧着她低头而来，擦身而过，心中好生怜悯。于是，我便决定给金老师贴大字报。

第二天在大字报栏中央显眼位置，贴有我的只一张纸长的大字报。题目记不清了，总共两段。头一段很短，我记得其中两句：金老师身材修长，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下面一段当然是重点。是说她在下乡劳动期间，与学生谈及她的母校，如何如何美，“是很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那时候写大字报，上纲上线，愈高愈革命，起码言必称“修正主义”。我想金老师看了我的大字报，前面两句会给她些许安慰；后面的纲呀线的，也准能接受得了。

我们班有个专业教师，姓陈。陈老师年轻漂亮，特别是一双眼睛，又大又亮，整日笑嘻嘻的。她专业素质好，思想进步，好像在积极要求入党，真是又红又专又漂亮。是我们学校青年教师队伍中佼佼者之一。

这么一个公认的优秀女性，在教师“牛鬼蛇神”可说全部落网、其余完全应该高枕无忧的大好形势下，居然也被揪了出来！而且罪名特恐怖，“现行反革命”，是各种反革命中最可怕的那种。材料就是她在大学写的、据说还是她自己主动交给组织的一本日记。大字报好长好长，名字被狠狠地打上红叉叉。一夜之间，陈老师便彻底被击倒了。一朵盛放的鲜花，枯萎了。

既然是我们班上的老师，学生也立马起来表态，声讨。全班总共24个学生，长长的声讨书不下20 个学生签名。可怜她的名字，她的学生也是用红笔叉叉的伺候！我没有签名。更没有写她的大字报。别说陈老师看去根本不像是现行反革命，就是真的，我也恨不起来，更不用说再朝她扔石块了。

六月底，走资派都揪出来了，教师中的牛鬼蛇神也批臭了，文化大革命，再怎么进行下去呢？换句话说，再揪谁呢？

二、同学贴我大字报

再揪谁？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已有指示，“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其实，全共和国的领导，恐怕除毛主席外，上至刘少奇，下至我们的班长，都知道下一步该揪谁了。果然，休闲沉闷的日子没几天，工作组在动员大会上宣布：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生里面的，也要抓！早就摩拳擦掌、等的很有些不耐烦的学生左派们，竟然在大会刚散就把同学作为批判对象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

几乎每个班都有“三家衬”“四家店”之类，不少配有战斗性极强的漫画。大字报栏完全不能满足革命形势的需要，于是一张张的大字报用细绳穿起，从这边牵到那边。长的可达一二十米之遥。横横纵纵牵的多了，校园真的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如今的一些促销会招商会，也有不少花花绿绿的宣传材料张贴，但与我们当年的大字报海洋是绝对没法比的。

我们班平静了几天。不过都明白，平静是暂时的。24人起码有近20 人在等待着，彼此观察着，互相猜忌着。寝室里没有笑声，偶尔听到谁的笑声，叫人感觉是干笑，是可怜人在给自己壮胆，在拙劣地向同学们宣告：“我没问题。我是热爱毛主席的。我是革命的。瞧，我很开心，我没有一点负担。”

果然，冲锋号响了。黄大个子第一个被揪了出来。他是长江三峡边上的巴东县人，跟我们大家一样，很平常的。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喜欢较真。没理要争个有理，有理更不让人，自然与周围相处不是特和谐。可也就凭着这股劲，几十年后他硬是手持《接收证》把全家从土生土长的深山老林里堂而皇之迁到大武汉。

大字报很长，可讲实在话，如今竟一点都想不起其中的内容。他没有爆炸性的象组建反革命集团、偷听敌台广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之类言行，可惜的是还没有绯闻。他的名字好像也没有红叉叉——这是在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显然，我们6504班核心小组的政策水平是不容置疑的。

当天吃过晚饭，我影影约约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同寝室的团支书放下饭碗匆匆去了教室，其他同学的眼神见我也是躲躲闪闪，对面寝室有两个同学头碰头在嘀咕，最后朝这边的我瞄一下便迅即散开。我知道：在劫难逃了！

我不知道那个晚上是怎么过的。第二天去吃早饭，果然，我被揪出来了。大字报贴在蛮扎眼的地方。都往食堂去，所以看的人不多。我不敢这个时候看，那太掉底子了。把馒头稀饭囫囵咽下，返回时看的人已不少，我可怜巴巴地夹在里面看。

与黄大个的相比，我的大字报稍短些。可内容特别的有份量，对我极具摧毁性。最关键的两条如今都谨记心中。“有野心，想篡党夺权”此其一。“要偷听敌台”此其二。

我不是团员，（不是我不要求进步，早在高中就写过几次申请，还老着脸皮邀请组织委员个别谈话，可就是入不进去。）自然不是党员，更不会是党的干部、大干部、特大干部，因此看了那个小标题有点摸不着头脑。然而往下看才发现，我们亲爱的核心小组并不是无中生有。

有天晚上在寝室里没事（那时的大学生活远不像现在的大学生活多姿多彩），不知谁开了头比狠，我与另一个同学铆上了。他说将来要做县长，我说要做省长，他说要做部长，我说要做主席。声音都很大，心情也不错。对方再也没得说了，我赢了。“要做主席”？那毛泽东同志往哪里摆？这不叫篡党夺权还有什么才叫篡党夺权？罪该万死呵！

我们的曾老师家有架熊猫牌收音机，她特善良，我们常去她家玩。去了就开收音机，我心理很阴暗，有两次装着漫不经心地把旋钮来回梭动，其实想听听《美国之音》到底讲什么。曾老师虽然是华侨，可遵纪守法没得说的。她说“哎，不能听的”，我也就罢了。所以第二条半点都没冤枉我。

晚上呆在寝室里，郁闷得不行，便往教室走去。刚进门，看见我外专的两个老乡同学正忙着在他们的大字报上用红笔将我的名字打叉！长长的上十页的大字报上，看去好多的红叉叉这里那里的淌着，十分的血腥。见我进去，多少有点难为情（我们高中同班大学还同班），不过马上释然，并且大方地邀请我也在上面签名。我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教室。这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无奈。把敌我界线划清是他们的首选。

以后的日子真难过啊！没人跟我讲话，我更没心情找别人搭讪；黄大个更是要远远避开，不然加上一个“密谋”，那就越发说不清楚了。武汉的夏天特别的热，1966年的夏天更是热得出奇。晚上躺在床上，流下的汗水几乎在席子上形成一个小凼。心情又糟，更睡不着。如是坐在蚊帐里苦想；再躺下，再坐起……不知什么时候是尽头，最后怎么处理，还有没有出路？

三．忆苦思甜

水深火热中熬了近半个月，情况似乎在起变化。有同学跟我讲话了，核心小组成员的脸色，偷偷看去也顺眉顺眼了。终于有天团支部组织委员王同学找我谈话。当时的心情，那真像是离散多年的孩子见到了亲亲娘，泪水差点夺眶而出。

个子不高的她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便要我准备第二天在班忆苦思甜会上发言。因为过两日再次召开全校批斗黑帮的大会，作战前进行这类教育，激发指战员对敌人的满腔仇恨，效果非常之好。据说这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当年发动辽沈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的宝贵经验之一。

还有什么说的？这是班核心小组交给的任务，实质上也就是党交给的任务。是党信任我——准确点说，是党在考验我！在挽救我！说真的，这个时候王同学就是要我去搞点爆破充当肉弹之类行动，我兴许也会豁出命去干。

我出身贫农，可祖上似乎并不光彩。老家堂屋中央高悬的《流芳百世》《中流砥柱》《两袖清风》《清正廉洁》四块大匾就是证明。爷爷是个有鸦片瘾的私塾先生；到父亲这辈家境彻底衰败。解放前他跑单帮做小买卖，一直没做好，母亲又好赌，结果俩口子硬是把家整成贫农。虽说是贫农，可要忆苦思甜还真不知从何讲起。没有讨过饭，没有被地主老财的狗咬，身上也没有被反动派毒打的疤痕。平日里还真没听见老爷子讲解放前的坏话（不要误会，也没听见他老人家讲解放后的坏话）。

然而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我有哥姐三个，解放前因患天花夭折，并且是在43天短短期间相继死亡的。我于是决定在这件事上把文章做大做强。没有情景，我就布置；没有细节，我就添加；没有色彩，我就渲染；没有情绪，我就培养。第二天，我成功了。我讲着讲着，竟然鼻子发酸，终于泣不成声（43天失去三个亲人也确实是件伤心事），构成了忆苦思甜会所要求的最高境界。

地下的哥姐们对我拿他们的不幸夭折来捞取政治资本，肯定极不痛快，可我也有我的硬道理：可怜的弟弟身处危难之中，你们哥姐不帮，谁帮？

两周后的又一次忆苦思甜会上，我如法炮制，却始终找不到感觉，我挤眉弄眼，拼命装出难过的样子，到底没有难过起来，更不用说眼泪了。我到今天都记得自己那场拙劣的丢人现眼的表演。

无独有偶。在随后召开的批斗黑帮全校大会上，最后一个发言的吴姓同学，一反前面几个发言人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操作方式，上台就炸雷似地吼了一声，不仅把黑帮吓了一跳，同时把台上台下广大的革命群众也吓了一跳。接着他如丧考妣，没有任何节奏高一声低一声长一下短一下地拖着哭腔，完全像个蛮不讲理的泼妇把面前的桌子锤得震山响，有回兴之所至，差点将其掀翻。

我们俩都在做戏。我装的是悲痛，他装的是义愤。

到了八月，文化大革命的走向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四 .我被解放了

八月初的一天，全校师生除黑帮外都到饭厅听中央领导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的讲话。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聆听如此高级别的讲话，尽管是录音。遗憾的是轰轰的效果很差，还因为平时听这几个人讲话机会不多，不习惯他们的口音，因此大多不知所云。但刘少奇同志那句“我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到是听清楚了。当时心里噶嘣一下：自己都不理解，那为什么要发动？——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相信，这么一场波澜壮阔、声势浩大、与十亿人生计攸关性命攸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个人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

八月八号晚上，《十六条》公布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不光指导思想明确，而且操作性强，是一般中央文件所少有的。如第七条：“……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我，黄大个，当然包括全国千千万万挨整的学生，就是凭这一条，得到了解放。

随后，进驻学校的工作组，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我们国家对搞运动情有独钟。而凡是运动，就一定有工作组，工作组是寄生于运动中的。工作组给派给单位带去组织结构，带去文件政策，也带去恐怖、伤害、死亡。进入工作组的成员，一般都是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领军人物。他们那种肩负重任的自豪感，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时隐时现的神秘感，唯我独尊的优越感，无时无刻不从身上焕发出来。这些同志一般都是男性。这是因为男人特有的坚毅、果敢、冷酷的性格是这类工作所必需的。可也有时出现个把美女队员。你以为她花容月貌，心地就一定绵软柔情，你大错特错了。她照样该出手时就出手，没丝毫客气可言。工作组绝对是乘兴而去，满载而归。没有他们摆不平的单位！唯有这次，工作组半途而废，硬是灰溜溜的走了。

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革命群众的特大喜讯传来，“红卫兵”组织出现了。开始仍不明白这新生事物具体是干什么的，是团员大还是红卫兵大？亦或与党员平起平坐？但革命形势的发展已不容去打破砂锅文到底，反正特别的光荣！

这天晚上，我们6504班24个同学虔诚地端坐在教室里，写着加入红卫兵的申请书。说真的那个时候我很热爱毛主席，是他的铁杆fans。既然红卫兵是专保卫他老人家的，那我应该参加。申请书都写好了。

主持会议的王同学心情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班有个同志对毛主席感情特别深，要求加入红卫兵的心情特别地迫切，他的申请书是用血写的！！

我们先是大吃一惊，跟着肃然起敬，不由得带着感动带着担心调头去看坐在后面的他。以前听说过写血书之类，汉朝还有一个皇帝用血写衣带诏，用牙齿将手指咬破，挺吓人的。王同学随着展示了血书。我坐在最前排，没看蛮清楚，是“我要加入红卫兵”几个字。

原来，这位对毛主席感情特别深的同志用大头针将手指头轻轻扎一下，再挤几滴血。这个创意亏他想得出。第一批批准了六个。除核心小组成员外，就是他了。

而“红卫兵”带来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带来的红色风暴，却是谁也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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