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丨周永威：我见证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Original 周永威新三届 2020-08-02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周永威，1947年生，湖北咸宁人，1965年入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习；68年底毕业到部队洪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70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事教育工作，在大山里的讲台上授课40年直至退休。著有长篇回忆录《文革十年我造反》，长篇小说《生死劳改队》《小姨半个妻》等。

原题

毛主席的客人

作者：周永威

毛主席的客人

（1966年）九月九号，省文革领导小组通知我校革命委员会，全体学生和另两所大学的学生乘专列去北京“参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间是十天。喜讯传来，校园当真是一片欢腾，连不能去的老师们也跟着我们一起心潮嘭拜，欢呼雀跃。

第二天，大家都忙里忙外的准备。我还找曾老师借了架望远镜，吊在胸前，平添几分神气。下午每人领到了两根香肠，几个肉包，三个苹果，还有半个月的伙食费。晚上八点，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的鸣奏声中，专列汽笛长啸三下，缓缓驶出武昌车站。

十一号晚上八点，列车到达北京车站。一下火车，就听见站台扬声器传来特别亲切特别悦耳的女中音：“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红卫兵战友们，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欢迎你们，北京欢迎你们。”一直到现在我都想知道：是谁策划了这么一段欢迎词？到底是什么激发了他如此智慧的灵感？反正听得你身上暖洋洋的，心里热乎乎的。还不止此，那种宾至如归、如进自家柴门的感觉，别提多受用！“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整篇亮点中的亮点，要是当时是市场经济时代，该值多少钱呀！

翌日由学校组织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听校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参观他们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又去了几所学校。在自由活动的几天里，我们去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初次进北京，开心是开心，没钱也伤神。我们最大的物质享受，就是买一毛钱一斤的葡萄，找个地方坐下来，边看着面前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红卫兵，边剥着葡萄皮，吃下那酸酸甜甜的还带些韧劲的葡萄肉。我一个人还去了中宣部，作家协会看大字报。这是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在作家协会，看见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的儿子给他老爸写的大字报。上面揭发张天翼有次对儿子说：毛主席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就应该是十一、二点钟的太阳，那毛主席……。不知是张天翼没敢继续往下说，还是他儿子没敢继续往下讲，反正意思都明白，恶毒得很。我想，作家当时这不懂事的儿子现在肯定是懂事了，不知他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看法？

十天到了，却没有回去的迹象。又过了两天，更加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毛主席他老人把我们留下来，要我们和他一起欢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毛主席要留我们，那岂有不留之理？于是我们把后面的日子用着队形的强化训练，以便十月一日通过天安门时他老人家看着舒心，想着放心。这中间还穿插些忆苦思甜会、英雄报告会、学习毛著讲用会、批判黑帮会，使革命的同志越发革命，不怎革命的同志坚定了革命。

十一凌晨三时，我们便被急骤的哨声叫醒。几乎是摸黑将早饭草草吃完，便集结成六路纵队出发。到了目的地，见前面马路已经被红卫兵队伍塞满，后面仍源源不断而来，两边有首都红卫兵纠察维护次序。耐心等待近四个小时，队伍开始行进。我们这才知道几天的刻苦训练全是白搭。不需要整齐，更不需要高抬胯的正步，需要的仅仅是跟上。

离天安门大约还有两里远，宏大的人流已近乎停顿下来。扩音器里不断响起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人的声音：“革命的红卫兵要力争上游往前走。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可以说不是我们在往前走，而是浩大的人的洪流裹胁着我们往前进。终于到了天安门，周围节奏短促的口号声轰轰作响，我一边往前挪动，一边在人海中伸长脖子朝城楼翘望，我想在城楼的中央找到我们熟悉的那个魁梧的身影。确实是目不转睛呵。

然而，没有看到。实在是没有看到。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机会，却错过了。依稀看到的是其他几个领导人。刚出广场，成千上万人就像碰上猛兽般拼命朝前跑。跑掉的鞋子到处都是，大小的包包也不时这里一个那里一个。

十月三号，我们唱着革命的歌曲，挂着幸福的笑脸，回到了学校。

这时学校、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经过二十多天的洗礼，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串联去了

十一月才过，学校已没有几个学生，统统串联去了。大字报零零落落，伴着树上不时飘落下来的黄叶，显得好冷清。同室的同学已从广州返校，正准备结伴西去南宁，看看漓江。我虽然还是天天有命革有反造，到底经不住怂恿，遂和几个同学一块，领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上了火车，到达第一站长沙。

文化大革命形势全国并不同步——那怕命令是同时发出的。一般的规律是离北京越远，动静就越小。就象学生做作业：快的已经做几道题了，慢的才做第二题，更慢的还在想第一题呢。有的山区县，上海已经夺权了，他们黑帮还不知道是谁，权该找谁夺？。我们一到长沙，就去湖南宾馆，发现这里主宾按点作息，准时餐饮，日子过的有滋有味。我们也不多说，吩咐纸笔伺候。很快一纸勒令贴在宾馆墙上：都修了！把地毯全部撤掉！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

你还别说，我们前脚刚走，宾馆工作人员后脚就将所有地毯——楼上楼下的，房里房外的——卷了起来。待我们下午去时，看到这里一堆，那里一堆，都是地毯，虽说碍眼又碍脚，可我们心里很高兴的。接着又提出要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接见，我们打着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驻长沙联络站的名义（这搞法在当时很流行，既没什么风险也没什么恶意），我们是随意的，没什么明确的目的，真的要接见我们还不知从何谈起，当然没有结果。我们干脆写了几十张寻找张平化的“寻人启事”，贴在来往的公交车上，在外面还没有什么大标语大字报城市规模也不大的长沙，显得分外的刺眼。

晚上在接待站吃饭的时候，看见有个窗口几十人在排队，一问才知道是借钱的。手续特别的简单。你只需要在一张油印好了的条子填上名字，学校，日期，就可以借走10块到20 块。甚至更多。我傻冒，没有排队。一方面我不喜欢那个“借”字，另一方面竟没想到除造反、革命之外，还应该去游游山玩玩水，消费消费。事实上，那个“借”字就是“送”字。我听说过也见过七、八年后有借条寄到学生以后的工作单位摧还款的，就是没听说更没见过谁还还钱的。

我们在长沙的几天里，有两个湘西的学生一直跟着活动。见我们个个胆大包天，气吞山河，能说会道，开始是邀请，以后是请求，最后是哀求我们去他们那里“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我见他们情真意切，十分心动，反正哪里都是干革命。不是两个女同学竭力要我与她们一起去上海，那我的成长史上定会有新的亮点。而另一个同学，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写血书加入红卫兵的同学，独自去了湘西。没想到的是，在武汉态度并不明朗的他，到了湘西竟大造其反，或点火于基层，或策划于密室，招兵买马，呼风唤雨，长达半年之久，成了当地权倾一时的“湘西王”。

我们两男两女就开始了上海的旅程。火车到了株州，下面是人山人海；大家好不容易下了火车，等着中转。到了半夜，车来了。那场面真的好恐怖。车门根本就没开，任你怎么捶打都没用。于是选定一个窗口，嘶喊着，博击着把堵在前面的女同学就象往猛狮口中喂食物一样朝上推，跟着我自己也被推了进去。什么叫“无立锥之地”？那趟火车我算是领教了。车厢里，位子上就不消说了；位子底下，多大一点点空间呀，睡了个人；椅背上宽不过两厘米，张张都有人跟玩杂技一样一腿伸着一腿曲着上身弯靠着；茶几上坐了人；过道就不用提了，一个一个的不是挨着而是紧贴着。

我被夹在两车厢之间的人堆里。平时这里是比较容易松动的地方，起码火车起动后摇晃中也应该松动一点点。然而那趟车连这一点点也没给。由于贴我面对面站着的是个个头与我差不多的女孩，彼此气息相通，眼神相递，肌肤相亲，可惜女孩相貌平平，加之我其时情窦未开，不然八小时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么亲密的站位中，没有故事发生，是绝对不可能的。

揪斗“走资派”

在上海的一个星期里，特地去了金老师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感觉校园风景不象她描绘的那么美，与武汉大学依山临水的气势相去甚远。为了参观轰动全国的万吨水压机，我们半夜起来排了近五华里长的队，这也是我有生以来排过的最长的队。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在外面的日子里，我没怎么想爹，也没怎么想娘，而是惦记着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弄到船票以后，即打道回府。

武汉此时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已经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已经成立，旗下近万余众；另有两支战斗力极强的独立的造反队伍：湖北大学的《红八月造反团》和华中工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还有一个三司。他们是公开亮出“赞成造反派的观点，不赞成造反派的搞法”，是所谓谦谦君子亦或“投机者”的大本营。而以朱鸿霞为首的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武汉工总]，，其声势席卷江城三镇成千上万的工厂，无一组织可与之抗蘅。他们是武汉二司最坚定的同盟军。保守派已分崩离析，完全不成气候。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走资派”是造反派一系列革命行动中的重中之重。由于中央对什么是“走资派”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下面操作起来就只得粗线条的大而化之，甚至干脆采取顺我者革命派、逆我者走资派的霸王政策。

这日武汉二司在汉口体育馆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被揪斗的干部十余人。副省长韩宁夫也在其中被架着“坐飞机”。第一个作批判发言的造反派上台就是猛喝一声“韩宁夫！”我瞧着副省长反射般扭过脸来，正闹不清怎么回事，一把钞票朝他扔了过去。在纸币纷纷扬扬落地的时候，台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伸长脖子，莫名其妙；韩宁夫也是眨巴着眼睛，一脸的茫然。待发言者呲牙裂嘴控诉过半，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当时中央已决定停止学生乘车船串联，但仍鼓励徒步串联。湖北以韩为首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为此专门发了个文件：给徒步串联的学生先期发放一定补贴，购买衣服鞋袜以备急需。照说主意不错。发言者怎么批的呢？“你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你想把我们革命造反派都引去徒步串联，你们就浑水溜掉。你这是腐蚀我们革命造反派，想用几个臭钱把我们拉下水。你这是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不一而足。看韩宁夫的表情，泰然自若，一付毫发未伤的样子。再看台上发言者，脸红脖子粗，愤愤然。我真有点替他难为情。这是哪跟哪呀！秀过啦！

稍后在汉口新华体育场由武汉各路造反派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斗的主角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王是武汉大学造反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广州抢来的。当主持人一声吆喝“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王任重押上来！”这位毛泽东欣赏的、对毛的确忠心不二，自称是其好学生的封疆大吏，被几个红卫兵推拥着弄上搭在看台栏边的桌子上，随即头上被戴上一顶篾扎纸糊的高帽——这是武汉造反派第一次这么做。王极力反抗，打掉高帽，当然又被重新戴上。

上台控诉的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杨某某，他运动初期由王任重亲自批示打成反革命，可谓苦大仇深。他的发言，有声有色，激起全场几万造反派一浪又一浪的“打倒王任重”的口号声。

王任重，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提出“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为他对少数青年学生极不公正也极不负责的言行，付出了点点代价。

通宵为谁？

造反革命是十分辛苦的。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在大街上先把整张白纸糊上墙，再用特制的扫笤浸着墨汁在上面刷标语。一般是几个人踩着一辆三轮车来完成这项工作，有时来回好几十里路哩。在钢板上刻蜡纸，要多枯燥有多枯燥，有几无聊有几无聊，还是得干。少则几张，多则十几张甚至几十张。有时印出来的材料像厚厚的一本书。搞油印，也是技术含量蛮低、弱智才愿意干的活路。有的同志不言不语一站几个小时、油墨手上脸上衣服上到处都是，可怜得就是流水线旁一只缺心眼的机械手。

在街上坐在吉普车里对着麦克风呼口号，播新闻，散布小道消息，热天没有西瓜，冷天没有开水，还得应付对方不时的围追堵截偶发事件，也确实好不到哪里去。游行示威，是经常要参与的革命活动，短到几里，长达上百里，口还不能闲着，返校时身心疲惫，体力透支相当大。遇到重大的革命行动，诸如“打砸抢”之类，还有一定的风险和危险，不说提着脑袋搞革命，可也决不是闹着玩的。

然而，都干。都踏踏实实的干。都心甘情愿的干。投入之全身心，达到了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不食人间烟火的至高境界。

有天晚上《红八月造反队》开完会，要我赶写一份传单，连夜刻印，第二天就要在三镇散发。任务不算光荣，可时间特别的紧。给我打帮手的是一个叫曾某某的姑娘。她身材婀娜，皮肤白皙，眼如秋水，辫子长又长。讲话轻声细语，走路不慌不忙，十分的淑女。工作室其实是一间教室。我是写作更是写传单的快手（可惜这技能从未给我挣来饭钱），我写好第一张，曾同学就拿到旁边去刻蜡纸。到我写完她刻完，已是午夜。

于是我们就张罗着油印。我对这活计有些外行，蜡纸很难平展地贴附在纱窗上。她就来帮忙，如此手指间彼此就偶有接触。不过都没事，都想的是怎样把蜡纸弄平，弄平了就能多印好多张传单！此时外面漆黑一片，万籁无声，整座教学楼百余间教室办公室仅我们一男一女两人。我推着滚筒，她翻揭着传单，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对话。我没有问她家在湖南什么地方？父母都还好吧？更没有关心她累了没有，要不要休息会？“要不我去给你弄点开水？”

工作室，整栋楼就只滚筒的呲呲声和纸张沙沙的翻动声。间或我们四只眼睛也碰到一起，竟没有刻意的回避，也没有交流，更没有火花，那感觉，就象是两个男生的眼睛不经意相遇，平平的，淡淡的。待我们忙完，天已大亮。我和她一前一后无声无息走过一段路，如同陌生人一样，各自走进自己的宿舍。

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心为革命，自己自觉做到这一步，夠可以的了。

困难的日子

一九六七年，新年伊始，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抢班夺权。本来是围绕两条路线闹的不可开交、大局已定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交锋迅速演变成造反派之间争权夺利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争斗。而恰在此时，毛主席发布解放军支左的命令，使这场斗争愈加反复无常，错综激烈。

二月八日，武汉二司在夺取《长江日报》后就时局发表了一个声明，时称《二八声明》。这一纸声明，对二司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来说，是“大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而事实上，是“勤务员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满纸的派性，把自己推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它甚至将昔日同一战壕的战友华中工学院和湖北大学的造反派莫名其妙地戴上一顶“托派”的帽子，无端指责他们要下山“摘桃子”。由是围绕二八声明是香花还是毒草的喧嚣，竟成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焦点。

与此同时，一场更为扣人心弦的政治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上演着。以叶剑英、谭震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当着周恩来的面，向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发难。叶怒斥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在京西宾馆，他盛怒之下，拍桌子居然拍断了两根手指！态度之鲜明，措辞之尖锐，表现之火爆，为历次之最。

现在是如此的明明白白：他们是对的。他们是出自一股浩然正气。然而，那个时候，他们又是的的确确的逆文化大革命的潮流而动。而这文化大革命，又不是江青等发动得了的。它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最令人惋惜、最令人难以理解又最令人不可原谅的是，他们这些在战争中经历无数枪林弹雨的将军老帅，怎么没一个人敢在毛泽东本人面前说半个不字？难道国家的前途，十亿人的命运在一个人的专制面前不显得比天更高？！更何况，毛泽东还从未杀过谏臣啊！

中央高层的激烈斗争，很快在党政军、在群众组织中传开。一股阴云笼罩在武汉大大小小的造反队伍里，有人公开声明退出造反，有人悄悄离开。三月十七日凌晨，武汉军区保卫部门将一批军内造反头目逮捕；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在工人总部朱鸿霞等被捕后发布《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到此时，不光二司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连华工湖大的造反派，都感到军区在支持谁打击谁了。二司司令部随即撤至杨道远所在学校武汉测绘学院。《革命造反报》显然失去政治和经济支持勉强出了两期后被迫停刊。一时间，不安，紧张，恐惧的气氛愈来愈浓，各个造反司令部基本处于解体状态。

在这困难的日子里，我校《红八月造反队》却表现出惊人的勇气。我们依然戴着红袖章。平时不经常戴袖章的我，这期间一天不拉。有人提议出晨操，既锻炼了身体，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没有垮。建议立即得到了全体队员的响应。于是，每天早晨五点半，一声哨响，大操场就集合起一支近百人的队伍。口令一呼百应，在空旷的校园上空，格外响亮；步伐随着口令，“嗒嗒嗒嗒”，好似百面军鼓在擂，气势如虹呵！

我们都相信，我们的大方向没错。我们会有胜利的那天。

风雨大游行

中央文革一直在关注着各地造反派的命运。从二司驻京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团驻武汉联络站、新华社驻汉机构获取的信息中，我们都能感觉到她的脉搏和我们在一起跳动。她像母亲护着婴儿般护着与她同呼吸共命运的造反派。江青在听取青海造反派控诉遭迫害的座谈会上，竟然抑制不住，哭出了声。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这篇文章一改该报以往板着面孔、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架式，而是满含深情，细说从头，娓娓道来。真的是句句说到我们的心坎里。仅仅一夜之间，造反派的旗帜，就在长江两岸风起云涌。我们根本就不用谁吩咐，三个一队，两个一组，睬着三轮，抬着糨糊，沿街刷刷刷！“打倒陈再道”“揪出武老谭”“武汉军区的支左的方向错了”等等等等，把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堵了个严严实实。那种近乎下意识的自觉精神，那种不图任何回报的崇高心境，那种大无畏的拼命三郎的劲头，搁到什么工程上——那怕登月工程——什么工程就会如日中天，大放异彩。

十天后，一场武汉有史以来的、经过精心策划、慎密组织、恢宏壮观、美仑美奂的大游行举行了。要示威，要游行，要呐喊，是每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每一个造反战士这些天来孜孜以求的。组织者想我们所想，急我们所急。头天一通知，大家便雷厉风行，四散准备。我弄来一面近八平方米的大红旗，提起大笔，饱蘸墨水，在上面大书“天兵天将”四个大字。把造反派比着天兵天将，叫你油然而生“老子天上来，我怕谁？”那种溢溢复溢溢的自豪感，那种酷酷加酷酷的潇洒劲。翌日的游行，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有过这样的描述：

“八时许，各路队伍沿着首义路集结。红卫兵们打着巨大醒目的横幅，扛着猎猎招展的红旗，戴着鲜红亮丽的袖章。九时正，游行开始。最前面的方阵是二十个英姿飒爽的女红卫兵护卫着总司令部的大旗，庄严地行进。随后是司令员一人，与前后断开三米左右的距离——这安排突出了他的领导权威。二百面红旗组成的方阵如同一片燃烧的山火，借着风势无可阻拦地朝前推进。紧跟着便是各院校挑来的三百人组成的铜管乐队，那白色的制服，那白色的大盖帽，以及指挥棍那上下串动的红球，在那黄绿服装的汪洋中，最最引人注目；尽管是些熟得不能再熟的曲目，可一经这庞大的乐队奏出，其气势就如同早晨六点钟的太阳喷薄而出，如同千米之上的瀑布喧泄而下，格外叫人热血沸腾。再就是一个方阵又一个方阵的造反派的队伍。在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中，红旗在飘动，红袖章在摆动，红宝书在挥动，真真一条翻滚在武汉三镇的火龙呵！”

我扛着大旗，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中间，过了阅马场，跨过长江大桥，走进鹦鹉洲，折回古琴台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风声，雨声，军乐声，口号声，一浪盖过一浪。我全身湿透，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流，往脖子里灌，时才农历三月，牙齿冷得上下嗑嗑的响，没什么！继续前进。

浩荡的游行队伍仍按原定路线在风雨中进入解放大道。两边人山人海，鼓乐喧天，鞭炮齐鸣。原来是被解散的工人总部的战斗队员在欢迎我们。他们提茶送水，箪食壶浆；打着手势，举起拳头，喊着口号，或干脆走进我们的队伍，随同前进。其情，其景，今天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这次风雨大游行往返近一百华里，竟无一人掉队，更无一人退伍。什么是钢铁意志？我是亲身体验到了。

万人绝食

“四二社论”对武汉军区触动并不大。陈再道、钟汉华两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对造反派的抵触情绪不会因为秀才们的一篇文章就松解，那怕他们也猜得出这篇社论是大有来头的。而当时“百万雄师”的兴起，对他们两个也有极大的影响。该组织以工人为主，将各条战线的保守派包括前一阶段已彻底瓦解了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网罗在自己的旗下，势力日益壮大。他们的口号是：“保卫陈再道！”“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对陈、钟而言，这口号给了他们充足的底气，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他们的思维方式，与王任重、张体学们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他们是行伍出身，手握重兵，不说把造反派没放在眼里，就是中央文革，他们也真的没当回事。

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武汉军区支持保守派。界线如此分明，立场如此对立，观点如此相左，它不同于鸡毛蒜皮之类小事可以调和，也不同于邻里之间磕磕碰碰没有原则，它竟慢慢演变成了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场“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为不久后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七二〇”事件埋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隐患。

四月中旬，到现在也没弄明白真正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武汉造反派发起了针对军区的万人绝食活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最开始进行绝食的是一群中学生。他们是在与军区谈判遭遇异常强硬的态度后愤而采取这一举动的。中学生这一群体相对大学生而言，考虑问题欠思量，头脑极易发热，政策策略观念淡漠，处理问题感情用事，不计后果。可以说，文革中凡是过激、越轨的行动，他们都是始作俑者。因此他们在文革中受害最深，遭算计最惨。四川有个中学生造反队员，武斗中被“敌人”四面包围，他竟手举造反派旗帜，高呼“毛主席万岁”，从七层楼顶跳了下去！令人至今都唏嘘不已。

我是第二天参与绝食的。其时活动规模已经很大了。绝食静坐的队伍从武汉军区大门口开始，经中南路，到付家坡，到大东门，过首义路，至阅马场，绵延十余里。没有谁说非得参加不可，可造反派几乎都参加了。那天早晨，我去街上吃过早点——比平时多吃了一个油饼，就加入到绝食队伍中。

我在地上摊开准备好的一张报纸，坐了下来，心情是沉重的。望着前面不见尽头的默默无声、席地而坐的成千上万的造反派战友，一种悲愤情绪，堵塞在心头：陈再道，为什么要与造反派、与中央文革作对？为什么要置几万人的生命健康于不顾？不知谁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跟着十几人和，几十人和，几百上千人都唱了起来。这支歌曲调凄惋，歌词也行，唱的时候不见得个个在想毛泽东，但真的很好喧泻了情绪。就像一个人受了委屈，哭了片刻后，心情到明朗起来。

中午很容易就挺过去了。到了晚饭时间没有晚饭，就很难受。幸好是绝食不绝水，学校在送来的开水里加进了葡萄糖，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无疑是一种保护，可肚子咕咕叫，仍令人很不开心。物极必反，饿过了头，居然不怎么饿了。看到两边很多工人在为我们搭风雨棚，心中好生安慰。天黑了，就在昏昏欲睡间，听得前面人群骚动。原来是省市革命老干部一行前来慰问。时至夜半，居然出现一个十几人的外国友人造反团来到我们中间，喝采打气。这接连出现的小高潮，为在夜间挨饿受冻的绝食队伍，起了很大程度的稳定作用。我想假如那天晚上组织者安排一场大型演唱会，那为全人类诸如此类的斗争提供了一个“寓斗于乐”的极其成功的“case”。

挨过早晨，已三餐粒米未进，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当真在绝食了。饥饿的感觉，一阵阵的袭来，清疼清疼的。有人研究过，死刑犯一个处死时，心里特恐怖，承受压力最大；而几个一起处死时，心理就轻松不少。并且这心理压力与人数成反比。我研究出饥饿与此无关，再多的人陪着一起饿，那饥饿的感觉仍然有多大还是多大。决不会因为人多这感觉会小更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只是希望，谈判尽快成功，绝食宣告结束，然后找个小馆子好好吃一顿。我甚至想，陈再道同志，多大的事呀？答应条件算了。完了你也可以反悔嘛！

兴许陈也真的如我所想，到了下午四点钟，绝食斗争火线指挥部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陈再道答应了所有条件。绝食斗争胜利了。

不过，造反派很快就发现，军区的态度没有改变。很明显，靠大家都不吃饭来转变他们的支左大方向，是相当幼稚的。

我见证了七二〇

十九号一清早，武汉三镇贴满了这样的“号外”：昨晚王力同志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发表讲话，带来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其中两条：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工人总部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于以平反。很明显，中央对武汉地区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走向是十分清楚的。四点指示，明确地肯定了以二司、工总、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并对他们提出了支持武汉军区支持陈再道的要求——当然是在军区改正错误以后。

在当时，应该说，四点指示是英明的，正确的。因为中央支持的几个群众组织确实是革命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的。以我个人前一阶段的“革命”实践，能够证明这一点。

尤其要指出的是：这四条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决策，而是在毛主席亲自参与下制定的——这在文革中是极少见的事。毛主席甚至就“方向性”错误当面给陈再道做工作——这同样也是别的军区司令员没有享受过的待遇。既然有了明确的四点指示，特别是毛主席、周总理在武汉，那问题应该是片甲不留，迎刃而解。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百万雄师”和深深卷进文化大革命中的独立师8201部队，作出了极其激烈的反应。

他们在大街上到处刷斗字大的标语。内容之放肆、恶毒，到今天提起来都多少有些揪心。关键词“毛主席受了蒙蔽”，说它是条“反标”谁还敢驳？在十亿人眼里，毛主席是英明的领袖。这就如同水是液体一样，地球人都知道，毫无疑问的。英明的人是决不会受蒙蔽的，反过来讲这句话也对：受蒙蔽的人就不英明。谁受蒙蔽谁就不英明，什么时候受蒙蔽什么时候就不英明。敢点名说“毛主席受了蒙蔽”，查查文革浩如烟海的资料，除了林立果那遭不少人恨入骨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有类似语言外，再没那个人那个组织有过这七个字的文字或音像记录。而他们做的还远远不是到此为止。

在随后的几天里，“百万雄师”与8201的战士协同作战，他们一改武汉文革以来徒步游行的传统，乘坐车辆，或十几，或几十，甚至上百几百辆，喊着口号，挥着武器，呼啸而过。所到之处，市民关门闭户，坚壁清野；大人不敢高声讲话，小孩不敢放嗓啼哭；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下榻之处，更有毛主席隐居其间。他们破门而进，扬长而去，如入无人之境。此时，如果有人在“百万雄师”头目面前扔下这么一句当今干部在子民面前最为自信最具威慑力的流行语“还反了你？”我估计他们的反应是冷笑一声，潜台词是“那又怎样？”

七月二十号，上午九点左右，我从空荡荡的外专校园走过，再从空荡荡的湖大校园走过，刚出大门，就见本来不多的行人四散奔逃，口里相互警告“百万雄师来了”。我也闪身进了对面的蛇山公园。不多会，浩荡的车队从大桥方向隆隆而来，在湖大门口停下。开头六辆是改装的装甲车，设计极为超前，蛮像现在高速路上风驰电絷的依维科；焊上去的钢板少说也有两个厘米厚，拿背包大小的炸药轰最多把它弄脏而已。

片刻，从车上下来了几个“雄师”，与他们所乘车辆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所持武器相当原始，长矛砍刀之类，规格也不甚统一。搞笑的是有个“雄师”居然像走江湖的一样扛着把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然而他本人神色煞有介事，十分严峻。这几个沿两边搜索。我迅速往山顶上跑，后面三个群众模样的将园门关上。一个持矛的“雄师”从门外朝我们张望，见没有谁打算反抗，就退了回去。数分钟后，车队像一条巨蟒，朝前开了过去，粗略一数，竟达二百余辆。“百万雄师”，名副其实啊！

而这一天“百万雄师”接下来干的事，则令全国十亿人起码九点九亿悲愤交加，痛不欲生。我不忍过细描述这前后的细节，大致过程如下：他们冲进中央代表团住地，揪住王力先是一顿痛殴，再将其绑架到军区大院，继续毒打，自至军区政委钟汉华跪在他们面前求情方才罢手。二十一号凌晨，某部师长将王力设法救出，第二天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回到北京。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百万雄师”与8201部队几千人围在东湖宾馆揪打王力的时候，他们距毛主席的住地仅仅百步之遥！这时的毛主席，一边痛斥陈再道妄图效法张学良西安搞兵谏，一边与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从后门逃走，从来就因为安全只坐专列的毛泽东，危机时刻顾不了那么多，乘飞机去了上海。

七月二十三号早晨，武汉空军出动大批宣传车辆，反复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播发的重要新闻“中央派往武汉解决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王力等同志光荣回到北京”；接着，一辆又一辆草绿色军车载着黄衣兰裤的空军战士鱼贯穿过三镇的主要街道。他们不佩枪支，只是手举语录本，有节奏地喊着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至此，“百万雄师”如一棵大树轰然倒下，并且永远地彻底地倒下了。

我反对施暴

七二〇以后，正如王力事前指出的，武汉问题解决的十分彻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是完全粉碎了。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或乘车，或步行，或组织，或自发，或节约型，或豪华型，游行数日，自至脚破皮，嗓嘶哑，方尽兴而归。

接踵而来的是对各单位保守派的骨干分子进行审查揪斗。这并没有形成一个运动，似乎也不是统一布置的。然而那年代什么都缺就是时间不缺。太多的时间无所事事，那坐下来把以往的帐拨拉清楚，也是顺理成章的。

一天我路过湖大校园，突然从大礼堂后门挤出几十人往这边涌来。其中七八个竟追着一个被揪住胳膊的青年毒打。打手好象相当内行，专击要害部位，出手特别凶狠。到了我跟前，只见被打青年面色惨白，大汗淋漓，终于倒下，双手死死地护着腰部。而那几个居然仍不罢手，继续围殴，自至从后面赶来的几个造反派将其架走。原来大礼堂一场揭批保守派骨干大会刚散，早就手痒的几个人堵在礼堂后门，而组织者听之任之，快出人命了，才过来干预。可怕的是这种恶劣的报复行径，如传染力极强的病毒一样，接触一人感染一个，接触一地感染一方。

这天快近中午，一个华侨学生要我跟他一起去审问原校人事科长、“保皇”特别带劲的张冠军老师。他要我去，想必因为我是老造反，可以为他壮壮胆。他要审个什么，我不知道。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去了。这个平时与我于公于私任何交道都没有的同学，把张弄到一个小平房的后面。我们面对面的蹲了下来。没想到的是这个来自印尼的同学没问两句就给对方“啪啪”两大耳光。我看到张没吱声，更没反抗，只是用手护着被打的脸；个子高高、军人出身的他，眼睛里竟含着泪水。我立即把这个华侨支到一边，气愤地问道：“你怎么能打人？还打人的耳光？”而他居然满不在乎答道：“你不审就算了。”我二话没说就离开了这个平时就有点逗人厌的华侨。不知道他接着打了那个以后还当了几年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冠军老师没有。

一周后，我刚从老家回校，就听说学校有十多个“铁杆保皇”被打得吃药，还有人在策划另一次“触及灵魂”的教育。这还了得！我真的很生气。顾不了什么“老右倾”“叛徒”这些屁帽子，我决心要为他们讨个说法，要制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我很快找到在我们学校培养学习的解放军班的学员韩某某。这个班在学校有一定的影响，而韩本人运动前是学校的学习标兵，运动中在一个“同意我们的观点不同意我们的搞法”的组织中学习造反，是双方都能认可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韩很赞成我的观点。我们决定先找几个被打的师生调查一下事情的经过，再写份报告表明我们的看法。

第一个接受我们调查的是林老师。他躺在学生用的高低床的下铺上，手还护在腰部，脸白的像张纸。靠门边的一个煤油炉上有个正冒着热气的罐子，使满屋子都是中药味。我和搭档坐在林老师对面的床上，我讲的什么已记不清了，但林老师的几句有气无力的话，今天还不时在耳门响起：我应该打的。同学们触及我的灵魂，是帮助我，帮助我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没有再说什么，退了出去。

第二天，学校大字报栏的中心区，醒目地贴着我的长达十几页的《关于我校八月十日打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具体日期可能不准）。里面有这么些标题：1、事件的经过；2、被打的是什么样的人；3、打人的是什么样的人；4、为什么打人；5、我的态度。在这份报告里，为了顾及革命造反派的正面形象，没有点名。可我在第三个标题下，不客气地指出打手中有出身不地道者，并且在第四个标题下祭起一支杀手锏：搞阶级报复。

这支杀手锏在那个年代是宝中之宝，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属“红五类”的特别怕这玩意儿，不光是怕，还过敏！我们自己一般是不提这四个字的。到签名的时候，韩某某退却了。于是最后就我一个名字签在上面。不过，因为我对学校革命造反的舆论鼓吹所作的贡献，不可小嘘。所以自这份报告后，毒打保守派骨干的事，基本得到遏制。

抢枪时节

文革中最愚蠢的决定莫过于让造反派去抢枪。我想这决不是毛泽东作出的，或默许的。他老人家再糊涂也不会糊涂到这份上。

那个晚上学校又是紧急集合，言明是去抢枪，以“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头们是这么动员志愿者的。我一声不响的回到了宿舍。我反对文攻武卫，更反对抢枪。只可惜持我这观点的太少，宿舍空空的，都上了那几辆前往抢枪的卡车。半夜，我被喧闹声弄醒，原来是战友们凯旋了。果然统统搞到了枪。不过看去都不怎么样，不是新的，不是先进的，连刺刀也不是明晃晃的；只有老班长一人搞到一支手枪，正在床头眯着一只眼睛兴趣盎然独自练习着哩。第二天听说，他们这次是去抢了湖北军区的一个军火库。问题是他们不是第一批去的，也不是第二批去的，反正到他们去的时候，军火库已没什么警卫了，“家伙”剩下的也没几支像样的了。

武汉地区由于七二〇事件，问题解决得相当彻底，因而哪怕抢枪高潮期间，也未曾发生过像重庆等地万弹齐发、炮火连天、前仆后继那种可歌可泣的战斗画面，可玩枪走火、流弹伤人的事情，倒是屡见不鲜。我来直蒲圻的高中同窗，团支部书记魏某某，考进华中工学院后，思想进步，学业专精；文革中亦识时务，顾大局，长驻黄石指导当地的文化大革命。那天几个人在办公室开碰头会，旁边一个正摆弄手枪的也不知是第几号勤务员没想到里面竟然装有子弹，对着他的战友们扣动了板机。随着“啪”的一声脆响，面前的一个仰面倒下，哼都没有哼一声，跟着倒下的是我那昔日同窗魏某某，子弹从前者的脑袋穿过再穿过他的心脏，他只对周围几个惊慌失措的战友说了声“快送我去医院”便断了气。屈指算来，魏同学作古已四十年矣！

那晚学校又组织批斗会。这次批斗会的一个创新就是会场外设有荷枪的造反派站岗。站岗的就该雄赳赳气昂昂规规矩矩的站好，他们那受过这种训练？兼之又是第一次背那玩意儿，似乎很难为情。结果看去学生不像学生，大兵不像大兵，土匪不像土匪，打劫不像打劫，硬是几个人见人恶的二流子。而会场里面，以往徒手站在批斗对象旁边的守卫人员这时也背上了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熟得不能再熟的老师同学，几个看守互相打量着各自的熊样，尴尬得忍不住好笑。

下面的革命群众，开始见枪，还多少有些紧张，及至以后，越看越觉得那几个特别像电影里的匪兵甲匪兵乙，有的便吃吃笑出了声。这样的批斗会由于搞的过于频繁双方本来就腻了，台上台下如此一搞，真的是弄巧成拙。待第三个发言者喊完口号，主持人便抢在第四个发言之前上台，高声道“今天的会开的很好！大长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这样的会，我们今后还要多开！现在我宣布，散会。”

没过多久，部队宣传车开进学校，反复播放收缴被抢武器的通令。——上面终于有人想过来了：枪怎么能说抢就让他们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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