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丨红卫兵"五大领袖"老五王大宾去世，还有三位健在
原题
"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
王大宾去世
作者：刘向南
病榻上的王大宾
我的老友王大宾——“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因患脑瘤医治无效，于6月26日凌晨3：30在四川成都去世，享年78岁。
王大宾是四川西昌人，在就读北京地质学院期间参加“文革”，成为毛泽东钦定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另四位“领袖”，分别是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以及北航的韩爱晶。
作者与老友王大宾（右）、彭伟（左）在四川都江堰
文革结束后王大宾曾坐牢，得释后到四川工作、生活，后定居于都江堰。近几年来，我与他多有来往。他是在几个月前突然患病，被查出脑瘤晚期，动手术后一直昏迷不醒，前不久我还曾与朋友一起到医院看过他，当时他仍旧昏迷。今日多位朋友发来消息，告诉我他在今晨已经去世了。
作者与朋友敖本立先生（中）、蔡文彬先生（右）在成都医院看望病中的王大宾。敖本立先生在香港创立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近年出版有戚本禹回忆录、聂元梓回忆录等大作，王大宾的回忆录也是由敖先生的出版社出版。蔡文彬先生当年是成都红卫兵领袖，曾当过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现营商与研究历史
据最新收到王大宾生前好友彭伟先生转告其家人意见，王大宾后事“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收礼金，不要买花圈”，一切从简办理。
聂元梓近照
“五领袖”中的另四位，北师大的谭厚兰早在1980年代就因病去世；另三位，北大聂元梓已年近百岁了，现生活在北京；清华蒯大富与北航韩爱晶现在则生活在深圳。
蒯大富在深圳
延伸阅读
红卫兵"五大领袖"浮沉录之五
王大宾
作者：李瑛
原载《党史博采》2008年第5期
王大宾出生在汉彝通婚的农家
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地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学第一次填写履历表时起，每次在“民族”这一栏都填写为“汉族”。其实，他有一半彝族血统，因为他的父亲是汉族，而他的母亲却是彝族。
王大宾出生在汉彝通婚的家庭，使他从小就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影响，兼具两种民族的心理、语言表达方式、生活中的优长之处等，使王大宾从小就比别人知道如何掌握不同的人的心理，怎样与不同的人沟通，怎样处理不同的甚至是复杂的事情。这使他比同龄人有更多的社会经验和更强的组织能力。
1969年，王大宾与家人留影
王大宾的父母都是淳朴的农民。与当时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一样，他们热爱毛主席、拥护党，感谢党使他们获得解放，由被压迫者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响应上级关于搞互助组、合作化的号召，一路跟着党走到了人民公社。他们在集体中的劳动是积极的，也是热爱集体的。这是他们与当地农民的共同之处。
不同的是，王大宾的父母都有一些文化，他们能够看报纸，因此，他们了解的国家大事要比其他农民多一些，也比其他农民有政治意识。有一定文化，也使他们善于安排生活，也讲究卫生，因此，他家的生活过得比其他当地农民要好一些。而且，与当地农民比，他们的脑筋更活一些，因此也看得更远一些。看得远，使他们在王大宾刚刚够上学的年龄时，就及时地送他去学校读书了，而当地许多农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王大宾天资聪明，加上刻苦努力，书读得非常好，从小学、初学到高中，他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当时许多农民家庭往往是让自己的孩子读一点书，能认识字，会看报了，就不再让他们读书了，而王大宾的父母却与众不同，他们不仅让王大宾从小学读到了高中，还鼓励王大宾考大学。这是他父母与当年普通农民的不同之处。
王大宾还真争气，高中毕业后，于1961年很顺利地就考上了大学。这在他所居住的小山村轰动一时，因为这个小山村里过去能够读书读到初中的人就不多，王大宾是这个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父母高兴，乡亲们也高兴。那时不兴请客送礼那一套，只是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王大宾，对王大宾说一些鼓励的话。这些已经足以让王大宾十分感激了。
王大宾的家庭生活虽然比当地农民要强一点，但毕竟还只是山村农民家庭，总的看，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差的。王大宾要去首都读大学了，他的母亲费尽了周折，为他准备好了行李，她几乎是把家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了，却也只是给王大宾准备了与城里人相比属于十分简单的行李：两双家里做的布鞋，两套有补丁的换洗衣服，一床有补丁的被褥，他在高中时用的旧书包。王大宾就是带着这套行李，走出了小山村，几经辗转，踏上了北去的火车。
北京地质学院的大学生
王大宾考上的是北京地质学院。这也是他的第一志愿。王大宾为什么要上地质学院呢？这与当时的国家政治氛围有关。当时国家在宣传中，特别鼓励青年人为祖国奉献。而当时中苏关系破裂，中国经济建设又正处于“爬坡”阶段，国家急需找到大量的矿产和能源，因此国家特别鼓励青年人要为找矿、找能源做出贡献。地质队员几乎成了青年人为国奉献的代名词。
王大宾在高中读书时，放映队到村里放过一个电影，是描写地质队员工作和生活的。地质队员们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在艰苦的工作中也不乏乐趣，再有他们诗一般的野外生活，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了王大宾。从那时起，他就立志当一名地质工作者。“地质队员之歌”，是他高中时最爱唱的歌曲之一。这次能够考上北京地质学院，他终于如愿以偿，自然十分高兴，他下决心要好好学习，学成后为国家做出大的贡献。
王大宾到北京地质学院读的是探工专业。这正符合他毕业后当一名地质工程师的心愿，因此，他读书十分刻苦用功，加上他天资聪明，在同学中，他的学习成绩是比较好的。与其他大学生不同的是，王大宾学习起来十分轻松，比较难的知识，其他同学要花许多时间，下很大功夫才能掌握，而他却不用那么费劲就可以掌握。几门专业课同时学，对其他同学来说，是较为吃力的事，而对王大宾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尽管他聪明，却也没有放松自己，他还是比较用功的。在自习课堂上，总是少不了他的身影。在班上听课，他也是认真的。
学习专业课比较轻松，使王大宾有了充足的时间去读一些非专业书籍。在北京地质学院上大学时，王大宾读书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他学的是地质探工专业，自然科学书籍他读得很多。这使他比其他同学有更广阔的知识面，对他学习专业课帮助不小。但王大宾与众不同的是，他还热心阅读政治方面的书籍。他读过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尤其是对《毛泽东选集》，他读得比较多，也比较细。在他所拥有的一部《毛泽东选集》上，他写下了大量眉批，同时，他还单独备有一个学习笔记本，记下他学习的心得体会。除了读政治理论书籍外，他还热心阅读历史和人物传记。中共党史方面的书籍是他非常爱读的，中国历史书籍他也爱读。他还关心时事，经常读报。这使他比那些只知埋头专业课学习的同学更有优势，因为他比别人知道的政治情况要多一些。
王大宾在北京地质学院的生活是俭朴的。他一心读书，并不追求享受，也追求不起。平时只是一身布衣裤，一双旧布鞋，只是要比其他一些同学洗得干净，穿着也较为得体。一床旧被褥，伴随他渡过了整整四年的大学生活，后来他当上了造反司令，仍然在使用这床旧被褥。
王大宾在政治上是上进的。他在高中读书时就已经是入党的培养对象。到大学后，他关心政治，在学校的政治学习和各项政治活动中，他是积极的。他平时知道关心别人，也以助人为乐。在宿舍里，他打扫卫生的次数最多。他自己爱清洁，也把宿舍搞得很干净。他还主动找同学谈心，帮助其他同学进步。前边已经说过，王大宾的特殊家庭，使他比同龄人更善于理解人的心思，更多一些敏锐性，因此，他人际关系较好，也有一定组织能力。他的这种能力，使他受到了学校政治教师的重视，一般的政治活动，总是少不了找他参与组织。王大宾也从不推辞，总是跑前跑后地忙乎着。当时的学校老师对他有很好的印象，也热心培养他，经过组织培养，王大宾在校期间入了党。
曾被刘少奇的讲话所感动
王大宾在北京地质学院读书期间，知道刘少奇在1957年曾经视察过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的前身），发表过一番讲话。这个讲话的内容，王大宾在学习期间看到过。刘少奇的讲话曾经鼓舞了王大宾。特别是刘少奇讲：地质工作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凡是要搞建设的地方，总是需要你们先去。你们几十万人吃苦，就能使六亿人民幸福。有吃苦的工作时，要敢于说“首先我去一个”。要做完全的知识分子，还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去学习。刘少奇讲的这些话，王大宾当时是完全信服的。他也下定决心，毕业后，第一个报名到野外去工作，工作十几年，为国家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但是，历史似乎是在捉弄人。就在王大宾即将毕业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王大宾立即投入到运动中去了，并成为了打倒刘少奇的积极分子。刘少奇那些曾经鼓舞过他的讲话，也被他反复批判。
拉起造反队伍
“文革”刚刚开始时，王大宾面临着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可是上级决定，大学生暂时不毕业分配，在本学校参加运动，这使王大宾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其实，早在“文革”前夕，王大宾就在同学中以积极参加政治运动见长。“文革”前的政治气氛，也使王大宾的思想倾向偏激。“文革”开始后，他在思想上也认为中国有修正主义，要和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做斗争，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开始和一些关系较好，观点相近的同学联系，经常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中央发出的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五一六通知），王大宾是认真读过的。读后即开始对北京地质学院的领导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们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就是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于是，他开始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学院的领导干部。他带头在学院里给领导干部贴出大字报，给学院领导人提意见。学院领导干部们认为王大宾及其他一些人所提意见不对头，曾经找他们谈过，也对他们的行动进行过批评。
王大宾一时间很苦闷，有一种失落感。他曾经向主管北京地质学院的北京市教育局、国家教育部、地质部反映过自己的意见，但都受到冷落。王大宾本人也受到了警告，他甚至一度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前途了。但是，在北京地质学院，还是有一批教师和学生是拥护王大宾的，这使他又有了一些希望。他决心与校领导干到底。他不仅拒绝给学院领导写检讨，反而贴出更多的大字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自己和学院领导的斗争，就是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他也和反对自己的同学辩论。这使学院的教学秩序陷入了混乱。
正好此时，上级向北京地质学院派了工作组。王大宾抱着希望去找工作组长反映自己的意见，不料却受到了批评。原来，工作组虽然也对学院领导干部不满，但他们进入北京地质学院的主要目的是稳定学校。因此，他们不赞成王大宾等人的做法。很快，王大宾被工作组定为“重点”。王大宾既受到学院领导的批判，又受到工作组的批判，情绪一度十分低落。
正在此时，从中央传来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在1966年7月认定派工作组指导运动是错误的，工作组起了坏作用，阻碍了运动。他指示要撤销工作组。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下来后，进驻北京地质学院的工作组立即停止了工作，工作组长也受到了批判，工作组一下子就垮了。王大宾也就势翻了身。他以受到工作组迫害的革命学生的身份，重新活跃了起来，开始向工作组发起进攻。他在地质学院广泛发表演讲，讲述工作组对他的迫害，以及他同工作组斗争的经历。在工作组的工作已经直接被毛泽东否定的情况下，王大宾的演讲一时“得分”不少，许多过去反对他的学生也开始向他靠近。
王大宾认识到，只是自己及少数几个同学，起不了大作用，在许多学生向他靠近之机，他决定趁机拉起一支造反队伍。拉起造反队伍也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但王大宾有与校党委斗争的经历，有与工作组斗争的经历，使他在学生中有一定影响，王大宾又很有组织能力，口才也算是学生中比较好的，经过他的连日串连、说服，许多同学愿意跟着他造反。
不几天，他就聚集了几千人。对这几千人，他经过一番组织，让与他比较亲近的学生分别充当支队长，又分派了管组织和管宣传的骨干。经过这些准备之后，他们正式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王大宾灵机一动，给这个造反组织起名为“东方红公社”。用这个名称，一方面表示他们对毛主席的忠心，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是向往共产主义的。由于王大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参加这个组织的学生推举王大宾为“东方红公社”的政委兼司令。
四进地质部
王大宾组织起“东方红公社”后，第一个造反的大举动就是四进地质部，由此也使得王大宾一举成名，成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
王大宾为什么要四进地质部呢？因为北京地质学院虽然归教育部门领导，但它又是部属院校，地质部对这所大学负有很大领导责任。在“文革”初期，上级向北京地质学院派的工作组中，以地质部的干部为主。工作组在“文革”初期把王大宾等带头造反的学生列为“重点”，批斗过他们。他们翻过身来，自然要找地质部算账。他们一开始去地质部，就是要揪出地质部派到地质学院的工作组长。但是，地质部的领导是不会随便将工作组长交出去的。而王大宾等人倚仗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却是非要揪出工作组长不可，这样就形成了僵局。王大宾组织“东方红公社”队员，去一次不行就去第二次。他们先后四次进地质部，非要揪出工作组长不可。
1966年8月23日，在王大宾等人的组织下，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员为主的1000多人，打着红旗和横幅，高呼“揪出邹家尤”、“打倒邹家尤”的口号，步行到地质部，闯进地质部大楼，坚决要求批斗曾任进驻北京地质学院工作组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王大宾带头质问地质部领导人为什么要包庇镇压学生革命的邹家尤？并且提出了把邹家尤交出来批斗的要求。
当时的所谓批斗，实际上就是戴高帽、挂牌子、搞“喷气式”的残酷斗争。地质部党委为保护干部的人身安全，决定不让邹家尤去接受批斗，他们先派机关党委的同志与王大宾等人谈判，王大宾等人根本不予理睬，要求地质部主要领导干部出面答复。地质部领导没有答应造反派的要求，这使得王大宾等带头者的处境十分尴尬。王大宾恼怒了，他煽动跟他来的学生全部进入地质部大楼静坐绝食。
王大宾率一千多人在地质部大楼绝食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明确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还派人到现场表示了“中央文革”的意见。同时，江青也让人详细了解了王大宾的家庭出身、在学校的表现等情况，王大宾的名字牢牢地记在了江青的脑海里，她要将王大宾作为自己手中的一张牌。
“中央文革”小组的出面支持，使王大宾等人受到了鼓舞，他们的劲头更足了，仍然不停止绝食，加紧向地质部领导人施加压力，“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向地质部领导人提出要求，要他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在此情况下，邹家尤被迫答应第二天到北京地质学院去，接受学生们的批判。此即所谓“一进地质部，炮打‘何家店”（何即何长工，时任地质部党委书记、副部长）。这次王大宾组织的千人去地质部施压，算是达到了他的目的，王大宾在组织这次活动中充分地表现了自己。
邹家尤果真守信，他很快就到北京地质学院去接受红卫兵的批判了。王大宾等人也对他进行了批判，还对他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侮辱。对这些，邹家尤都忍受了。批判几次后，王大宾等人也没有什么新词可说了，邹家尤也就回到了地质部。但是，邹家尤回去后，王大宾却后悔了，他认为，派工作组进驻地质学院并反对他们“革命”，不仅是邹家尤一个人的事情，地质部现任领导干部都应该负责。特别是，王大宾此时已经认为，地质部领导人是在执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因此，他要打倒的对象不光是邹家尤。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路的指导下，王大宾于9月5日煽动并组织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员二进地质部，提出要再揪邹家尤。其实，他们再揪邹家尤只是个幌子，要打倒整个地质部领导班子才是真实目的。王大宾等人二进地质部后，邹家尤为了顾全大局，决定再去地质学院接受批判，并且说去就去，当天就到北京地质学院接受批判了。但是，王大宾此时却改变了手法，他和其他一些人“押”着邹家尤去北京地质学院对之进行批判，同时又留下一些人，在那里静坐，还闯到各个办公室去，名为宣传“文化大革命”、揭露邹家尤，实际上却是在到处乱翻，为所欲为，地质部的干部出面制止，却遭到他们的谩骂和殴打。他们强行翻阅和抢走了一些机密档案。
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公社”进入地质部抢档案的事情，被北京市另一伙造反组织——“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知道了，他们一方面要抢揪“走资派”之功，另一方面也想要独占地质部，掌握地质部档案，于是，他们于9月7日向“东方红公社”发出警告，要求“东方红公社”立即撤出地质部，否则他们将包围进入地质部的“东方红公社”成员，对他们“不客气”。
在威胁面前，王大宾却不让步，他指示手下人，坚决不撤回。9月7日当天，“西纠”的人就进入地质部“清理”“东方红公社”的人。“东方红公社”的人岂能束手就擒？于是双方发生了武斗冲突，两边都有人员负伤。王大宾见势不好，只好下令“东方红公社”于9月19日撤离地质部。王大宾率手下人二进地质部呆了整整15天。
二进地质部被迫撤离，王大宾并不甘心。他回到北京地质学院后不久，就找手下人商议三进地质部。王大宾考虑，此时“西纠”的人已经不在地质部了，他们正好可以进入地质部。但此次进地质部，要“师出有名”。王大宾认真想了一下，决定此次进地质部，就是要揪更大的“走资派”一一主持地质部日常工作的党委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同时捎带着批一批邹家尤。
10月8日，“东方红公社”三进地质部，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为了防止“西纠”的人来与他们争夺“战果”，王大宾下令，将何长工等人于当天深夜绑架到北京地质学院一处秘密地点关押。
王大宾回到地质学院后总结时认为，第三次进人地质部造反，不像第二次那样被“西纠”赶回，而且将何长工等人掌握在自己手中，达到了目的，是成功的。但是，战果有限，还没有全面清算地质部“走资派”的罪行，地质部的领导班子还没有倒。而他们自己的影响还不算太大。王大宾提出，为了扩大战果，还要四进地质部。
在王大宾和他手下骨干的组织下，“东方红公社”三千多人于10月27日四进地质部。这次进地质部真可谓“来者不善”，他们三千多人在地质部高呼口号，张贴标语，并且与地质部内部的造反派一起，把地质部的领导干部统统打倒了。王大宾认为达到了目的，才下令撤回。
在王大宾的率领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在60天时间里，先后组织数千人次，四进地质部，轰动了北京，也通过红卫兵办的小报传遍了全国，为全国各地造反派所推崇。王大宾带头搞的这次造反“功绩”也得到了江青等人的肯定，一时间，王大宾成了全国有名的红卫兵领袖。
成为“地派”领袖
当年造反的红卫兵中，因为利益之争，也因为拉起队伍先后时间不同和对某些事情的理解不同，观点并不一致。因此，红卫兵运动起来后不久，红卫兵队伍就发生了分裂。往往一所高校内有许多红卫兵组织，小组织联合的结果，往往又形成两大派。一个大的红卫兵派别发展的结果，会在全北京市产生重大的影响，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北京市产生重大影响的红卫兵组织，往往会对全国的造反组织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年高校红卫兵发生分化和重新组合的结果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在北京市红卫兵中影响较大，而且对全国的造反派有着重大影响。后来韩爱晶领导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组织发展起来，势力也很大。紧接着，王大宾领导的“东方红公社”也发展起来，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实力相当，对一些涉及全面运动的观点又不一致，因此两大派也不和睦。
当年，人们把以学习航天知识为主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组织称为“天派”，把以学习地质知识为主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称为“地派”。韩爱晶是“天派”领袖，王大宾是“地派”领袖。二人不相上下，都是红卫兵的领袖人物。因为韩爱晶拉起造反组织的时间比王大宾早一点，因此，在红卫兵五大领袖排名时，把韩爱晶排在了王大宾的前边，从此，王大宾成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最后一位。
虽然位居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最后一位，但王大宾在红卫兵中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对全国造反组织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特别是他率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数千人四进地质部，并最终把地质部的领导班子打倒，这件事鼓舞了全国造反组织的造反热情，也给他们做了榜样。从这一点来说，王大宾在“文革”初期的影响并不比其他四位红卫兵领袖差。此外，“中央文革”小组是看中了王大宾的，对于他率领的“东方红公社”是坚决支持的，这使王大宾在红卫兵组织中显得气壮腰粗。
从那以后，王大宾更加狂热地投入了这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并逐渐扩大了自己的队伍。他也经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会抛头露面，发表演讲，鼓动造反。他在造反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积极性、鼓动能力、组织能力、演讲口才，都使“中央文革”的人满意。他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不久，他的地位也提高了。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在当时的形势下，年仅二十多岁的王大宾担任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
当年的王大宾，不仅在首都高校红卫兵中有很大影响，在北京市也有很大影响。他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里，说话是很算数的。
造反劣迹种种
王大宾率众造反，有许多劣迹。在当年，他们却认为这是革命行动。王大宾四进地质部，就把地质部搞得天翻地覆。接着他又率“东方红公社”成员“杀”社会。他们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在首都抄了许多老专家、民主人士、文化名人的家，抢走了许多文物，砸碎了许多商店和街道的牌匾。他还率领“东方红公社”的人参加了围攻中南海、揪刘少奇的活动。他率领“东方红公社”的人，冲击了许多中央和国家机关，打倒甚至囚禁了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留下了许多劣迹。王大宾造反的“功绩”，自然也进入了江青的视野。江青十分欣赏王大宾，王大宾也惟江青之命是从，成为江青旗下一个让他往哪里冲就往哪里冲的“小将”。
在王大宾的造反劣迹中，最突出的，就是揪斗彭德怀，而他参与揪彭德怀，也是在江青的鼓动下进行的。1966年12月，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讥讽地质学院的学生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精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王大宾听江青这样一说，既领会了江青的意思，也受到了刺激，他当即就热血沸腾了。他回到北京地质学院，开始组织人，并做了一点准备。第三天就率“东方红公社”骨干队员数十人，跳上开往成都的火车，急火火地去揪彭德怀了。但他没有想到，红卫兵“天派”首领韩爱晶却从另一渠道得知了江青讲话内容，并于江青讲话的第二天就率领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人到了成都，把彭德怀押到成都地质学院，正准备押回北京。
王大宾一听，十分恼火，他立即派人探听彭德怀被关押的地点，他自己则亲自带领“东方红公社”的骨干，闯进成都永兴巷7号的彭德怀办公室，把彭德怀及其秘书的住处和办公室抄了个底朝天，带走了几大箱历史资料、书籍、照片和笔记本。他还在这次抄家中，擅自扣留了彭德怀保存多年的珍贵资料和文件212份。
随后，王大宾带人赶到成都地质学院，趁北航“红旗战斗队”队员和军区警卫吃午饭之时，突然闯入，一涌而上，打倒看守，抢走了彭德怀，等北航“红旗战斗队”大批人马赶来时，王大宾已坐着汽车跑回了四川省地质局，会合该局造反派，把四川省地质局的门和窗户全部堵死，然后他们手持木棒，严阵以待，摆开了要在成都和“天派”决一死战的架式。
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要求当地驻军干预。成都军区派人向王大宾等人提出要求你们绝不能搞武斗，并且要把彭德怀交给军队。王大宾却不同意，他坚决要求把彭德怀押回北京，还抬出了江青的话来压人。成都军区的同志也没有办法，但仍坚持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王大宾也不得不让了一步，被迫同意与成都军区战士一起解送彭德怀回北京。
王大宾抓到了彭德怀后，自以为立了一大功。但他还要“再立新功”。于是，他在押彭德怀回北京的火车上，就迫不急待地开始审问起彭德怀，以便收集彭德怀的“罪证”。
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对话。一方是革命元勋彭德怀，他对“审问”他的这些年轻人仍然很慈爱，认为他们不懂得历史。他虽然忍饥挨饿，却十分耐心地说明事情真相，对于许多无理指责，彭德怀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义凛然和高风亮节。一方是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他们不懂历史，却以主人的身份“审问”彭德怀，要求彭德怀“交待罪行”，甚至对彭德怀恶语相向。
有参与当年这场活动的红卫兵记下了这一场景，并记下了王大宾和彭德怀的如下回答：
问：你为什么公开反对唱《东方红》？这是反对毛主席！
答：这话不对，我一生最敬佩毛主席，他对中国贡献最大，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比我强得多，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不知要吃多少亏。但是，我不同意喊那么多万岁，喊那么多伟大，唱那么多《东方红》。不好嘛！毛主席也不赞成嘛！这不是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能妄下断语。
问：你要把庐山会议的情况说清楚！
答：那是党的机密，我无权奉告。
问：你历来就反毛主席，早在遵义会议后你就暗中指使人写信，逼毛主席交权。
答：不对！你所说的那个写信人已在庐山和军委两个会议上声明过，信是他写的，与我无关。
问：抗美援朝你为什么抢着出兵，贪天之功为己有？
答：混帐话！出不出兵，那是中央、主席决定的。至于我带兵，也是组织决定的。就算我抢着去消灭敌人，有什么不好？难道让他去而他不去的人，比我这抢着去的人还好吗？
问：毛岸英同志是怎样被谋害的？
答：你怎么能这样血口喷人？毛岸英同志是被敌人扔下的汽油弹炸死的，怎么说是被谋杀的呢？谁谋害的？是我，还是你们？岸英牺牲已经16年了，可一直是我的心病，是我难以弥补的遗憾，什么时候想起我心里就难受，现在你们是在用刀戳我的心！
王大宾见在火车上捞不到什么便宜，也只好把气压在心里，不再“审问”彭德怀，但他在“东方红公社”成员面前失了面子，气便一直压在心头，这也是他到北京后野蛮殴打彭德怀的一个重要原因。
12月27日，彭德怀被王大宾等人押回北京。王大宾生怕彭德怀再被“天派”抢去，命令“东方红公社”成员把彭德怀秘密关押到地质学院。一天，王大宾一伙人扔给彭德怀两份《人民日报》，上面有两篇文章，让他好好学习，然后写出读后心得来交给他们。彭德怀看了这两篇文章之后，觉得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文章，就一直不愿写“读后感”。
这一下可激怒了王大宾一伙人，他们将彭德怀叫来，指着彭的鼻子说：“你为什么不写心得，是不是你与他们是同伙，也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
彭德怀说：“我是拿枪杆子出身，那些都是你们秀才之间的争论，我不明白，不明白的事就不能写。”
王大宾训斥道：“彭德怀，你不要顽固不化，带着你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彭德怀说：“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你们怎么能强迫，这不是不顾宪法了吗？”
后来，王大宾一伙人在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又多次来逼迫彭德怀写心得。彭德怀被他们实在是逼烦了，就说：“那你们就等一等，我马上给你们写就是了。”
王大宾等人一听，认为一向铁骨铮铮的彭德怀终于“屈服”了，满以为可以拿着去向江青、陈伯达请功，就高兴地坐在那里等着。
彭德怀却不让他们坐，吩咐他们拿来纸笔，喝了一杯水，才坐下来提笔写“读后感”。彭德怀写的这篇“读后感”，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了彻底批判。写好之后就将稿子交给了王大宾。
王大宾看后大怒，劈头向彭德怀的头上打了一拳，打得彭德怀一下子倒了下去，头撞在桌子的角上，顿时流出了鲜血。
周恩来听到彭德怀已经被王大宾押回北京，关在地质学院，立即派傅崇碧找王大宾要人。当时解放军说话很管用，王大宾也只好把彭德怀交出来，由傅崇碧接到北京卫戍区“特殊监狱”监护。
1967年7月，江青在天安门广场的声讨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喊“打倒彭德怀！”江青这一喊不要紧，一些政客赶紧跟上。1967年7月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头头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人，向他们发出了打倒彭德怀的信号。戚本禹唾沫横飞地鼓动说：“彭德怀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要轻易放过他，一定要他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向红卫兵低头认罪。他这个人很不老实，是一个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你们对他一定得厉害点，对他不能讲客气。”
7月18日，戚本禹再次对彭德怀专案组进行训话，让他们继续迫害彭德怀，他说“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不久，戚本禹指使“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通知韩爱晶和王大宾，由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联合起来批斗彭德怀。
7月26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在北航南操场联合召开了“批斗彭德怀万人大会”。北航学生还把张闻天拉来“陪斗”。会上对彭德怀、张闻天大搞“喷气式”，会后，造反学生把彭德怀押上卡车进行游斗，由两个人揪着耳朵，一个人托着头，扳着腰，拳打脚踢，从北京航空学院经新街口一直游斗到天安门，致使已被打断两根肋骨的彭德怀伤势更加恶化，最后被人从汽车上抬下来送回了“特监”。
从顶峰摔了下来
随着“文革”初期造反运动的展开，各派红卫兵之间也发生了矛盾，各高校中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之间开始打起了派仗，全国各地造反派之间也打起了派仗，许多地方发生了武斗，流血事件每天都有发生，全国局势陷入混乱之中。毛泽东决定稳定局势，他想用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高校，制止武斗，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方法，稳定局势。
但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决策却受到了红卫兵们的抵制。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红卫兵竟然打死打伤进驻该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王大宾也是反对和阻止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高校的。但他这一次却搞错了，他不知道，此时自己已经站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
毛泽东对红卫兵阻止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高校，并且打死打伤队员的事情十分气愤。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召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对他们提出了严厉批评。随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首都打派仗厉害的高校。
王大宾是阻止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进驻高校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找他们谈话之后，他自己也知道闯了大祸，谈话结束之后，他就基本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也开始冷落他了。此后，与他对立的红卫兵派别开始抓住他这个问题攻击他，说他反对毛主席，是“小爬虫”。王大宾随时有被其他造反组织揪斗的危险。还是江青等人保了他，使他在当时没有受到揪斗。但他已经从顶峰上摔了下来，在红卫兵中不再有人听他的了，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他说话也没有人听了。后来干脆不让他参加会议了。他手下的一些骨干也纷纷离他而去，有的甚至反戈一击。
锒铛入狱
在这种处境下，王大宾的内心十分痛苦，他不再留恋北京，十分想立即到下边去做一点技术工作。正好赶上中央决定应届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于是，王大宾于1969年1月被分配到四川地质局所属的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周恩来心地善良，在王大宾临行前，他特意抽空接见了王大宾，嘱咐他下去后多学技术，少出头露面，不可介入四川“天”、“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周恩来对王大宾讲的这番话，可谓语重心长，既是对他的关心，也是好心给他提醒。
王大宾到探矿机械厂工作后，表现得很老实。他工作努力、认真，也听了周恩来的话，不再参与地方派系斗争。但是，他的问题却总有人记着。1971年，王大宾因“五一六”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但是，自那之后，他的名字不再被人提起，他也似乎销声匿迹了。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随着“文革”的结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文革”初期受到王大宾迫害的干部、群众纷纷提出，要追究王大宾等人在“文革”初期所犯的罪行。司法部门受理了干部、群众的请求，对王大宾的问题进行了清查，认定他有罪。
1978年王大宾被逮捕，后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被判刑后的王大宾，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此时的王大宾反倒想开了，他的情绪还是很好的。在狱中表现也很好。1983年10月26日，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仍回四川省地质局成都修配厂工作。
王大宾出版的回忆录
出任总经理
王大宾回成都后，起初渴望搞专业工作，但未如愿。之后，他先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后来被一个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研制，每月工资69元。他一直梦想并多次提出的搞专业工作的愿望，此前没有实现，这次实现了，对此，他从内心感谢党的政策，在工作中也十分努力，他搞的或者参与的几项技术革新，都很成功，也带来了较好的效益。平时，王大宾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他穿的是很普通的旧衣服，从没有赶过任何时髦。他吃的也十分简单，只要能吃饱就行。他住单位的宿舍。他的财产只有三个饭碗，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两床旧被褥，此外就是一些专业技术方面的书籍。
王大宾曾两次结婚。1973年，王大宾在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于同年底结婚。第二年，他们添了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这个妻子调到深圳工作，王大宾却因故调不去，天各一方，多有不便，于是二人协议离婚。但二人之间关系却一直很好，至今仍然是朋友，还有一些往来。
上个世纪90年代王大宾（左三）与蒯大富（左一）、韩爱晶（左二）、敖本立（右一）在深圳
王大宾与前妻分手后过了几年单身生活，倒也自由自在。他的许多同事、朋友都积极地为他介绍对象，一连介绍了几个，不是他没有看中，就是对方因为王大宾历史上有问题，不愿意和他处朋友。1987年夏，有人向他介绍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刘素芬比王大宾小八岁，人长得也很漂亮，事业有成，是党员，为人落落大方。王大宾对此人十分满意，但不知对方怎样想。
王大宾倒是十分坦诚，初次见面那天，他首先给刘素芬送上了一份别致的“礼物”——自己关押受审的材料。刘素芬也不客气，接过王大宾的“见面礼”后，认真翻阅了好一阵子。翻阅之后，她反倒下了决心：继续和王大宾交往下去。她说“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现在的表现。”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结婚。那天，王大宾把他的全部财产——三个饭碗、两床旧被褥、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全部带来了。
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鼎力推荐下，雄心勃勃地要把经济搞上去的都江堰市一班领导人，借调王大宾到那里去帮助他们筹建钎具厂。王大宾到那里后很卖力气，为筹建这个厂起到了很大作用。后来，王大宾担任了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任总经理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到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王大宾对于自己的过去，是采取了反省态度的。他的努力工作，也是为了对自己过去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作出一些弥补。当有人称赞他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做出的一些成绩时，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过干了点实事，这远远弥补不了我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晚年王大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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