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 | 周永威：我参加的"武斗"，是一场毛骨悚然的游戏 | 自由微信

老五届 | 周永威：我参加的"武斗"，是一场毛骨悚然的游戏

Original 周永威新三届 2020-08-17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周永威，1947年生，湖北咸宁人，1965年入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习；68年底毕业到部队洪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70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事教育工作，在大山里的讲台上授课40年直至退休。著有长篇回忆录《文革十年我造反》，长篇小说《生死劳改队》《小姨半个妻》等。

原题

文革趣事多多

作者：周永威

革命行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参加红卫兵不久，我们要采取行动了，是因为毛主席接见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激活了我们红卫兵战士的赤胆忠心。老人家这句话不是对总理们讲的，不是对部长们讲的，也不是对省长、市长们讲的，而是直接跟我们红卫兵，跟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讲的，因而倍感亲切，无上荣光。

那种跃跃欲试、蠢蠢欲动的心境，就像毛主席他老人家站在你面前，拍着你肩膀说：“小鬼，去把后园的草都拔掉。”你还不去？！你还不去？！可以肯定，学长们去凌老师家扫四旧，就是这么一种心态，而不是以往有什么过节专门去搞报复的。

现在我们几个红卫兵聚集在史同学的旗下。凡革命高潮来临，就有一批佼佼者脱颖而出。王同学善良、老实，对党忠心不二，可缺少胆量和魄力，而这种素质正是大革命高潮所急需的。史同学虽亦是女流，可有胆有识，且刚柔相济，正当此重任。我们就像选项目一样，找准一个契入点，并付诸革命行动。打砸抢抄我们不在行，最后决定上街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口不动手，我们的强项。

说干就干。第二天史同学带领我们四个，臂佩红袖章，身揣红宝书，轩轩昂昂地出发了。在校门口随便挤上一辆公汽，在售票员伸手讨钱的当儿，史同学已在后排位上高声颂读起毛主席语录。我们迅速跟进，翻开宝书，一条挨一条，齐声朗读。在公共汽车上齐声朗读红宝书，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当时的武汉，我们也许不是首创，可属新生事物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遗憾的是，我注意到满车的乘客并没有什么反响，他们照样上上下下忙自己的事。公汽行进途中也没有对我们的革命行动表示出钦佩、那怕是欣喜的表情，更没有出现令人兴奋的我们所期待的互动场面，甚至都没朝我们这边看，使我们，起码是我，感受到深深的失落。换了两趟车，读得口干舌燥，觉得如此下去既不过瘾也不刺激，加之革命感情平平的售票员不时对我们翻着白眼，于是史同学领着大家悻悻然返校。

第二天，我们不再去搞那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而是投身到当时社会相当流行的一种革命行动中——敦促沿街店铺、过往车辆张贴毛主席画像。要使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不仅在我们心中闪光芒，也要在他们心中闪光芒。沿街大小店铺，经过几天各路红卫兵的扫荡，已不成问题——还未发现一家拒挂毛主席画像的钉子户！车辆就不同了。果然，我们查到阅马厂，就看见一辆什么都没贴的货车迎面开来。我们五个几乎同时举手示意停车。

年轻的司机车一停稳，立马下来，未等我们开口，就急急解释：他们是专县的车，下面地方小，毛主席画像也少，几天前就买光了。他这正去书店呢。并一再保证买到就贴上。我们让他走了。大家下意识地互相看了看，一种初战告捷的满足感，成就感流露在彼此的眼神里。

接着往前查！上了长江大桥的引桥，又看到一辆货车开来，车窗前也是没有他老人家的画像。我们又是一通挥手，口里还喊着“停车停车”。可这回我们失败了。车子没理睬，呼啸而过。大家无可奈何，只好算了，继续前进。走了二十来步，忽听得后面有人喊：红卫兵同志，红卫兵同志！

我们好奇地转过身，好像是刚才那辆车的司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跟前，解释道：因为引桥是正下坡，停车危险，所以他往下开了几十米停下。决不是故意和我们红卫兵对抗。没贴毛主席画像，他讲的理由也是他们那里买不到。并作了同样的保证。当然，我们交代完要他尽快办好，让他走了。

而正是这个时期，针对社会上牛鬼蛇神的打砸抢抄的革命行动刮起一阵又一阵的风暴。红卫兵忙不过来，广大的革命群众就积极参与。高帽子一夜间如雨后春笋出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前面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牛鬼蛇神”戴着高帽，挂着黑牌，有的剃成阴阳头，有的举着高跟鞋被后面的革命群众一人拿着一把扫把赶着走过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

我姨父是个不大的民族资本家，在那样的日子里，他竟变被动为主动，通过居委会主动邀请红卫兵来抄家。他这着棋走对了。东西虽然受到损失，可因为态度特别的好，因而老俩口一直得到善待。

南下造反团

串联还在萌芽状态时，北京学生便纷纷南下。八月底，南下学生渐渐多了起来，他们把距我们教室仅十米远的湖北大学早已关闭的图书馆作为据点。学生中以北京地区为主，而同样以人文学科为主的中国人民大学是其中坚力量，该校的赵桂林则是这个时候武汉地区叱咤风云、家喻户晓、明星级的学生领袖。

他们公然打出“南下造反团”的旗号，宣称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潭死水”，工作组执行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湖北省委“修”了——这一条最叫我们痛心疾首，籍以向武汉地区上十万红卫兵，更广大的革命群众，向湖北省三千万人民，向领导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以王任重、张体学同志为核心的湖北省委挑战！

这些离经叛道、骇人听闻、敏感词无处不在、近乎反革命的议论，对我们的震动该有多大？我们开始议论都不敢议论，就当没听到，没看到，更没想到。然而人文学科就是人文学科，政治系就是政治系，湖北大学的红卫兵容不了如此另类的叫嚣，那怕人民大学打着“中国”的金字招牌！他们组织力量，其中不少是自发自愿的相当于如今的“志愿者”，围剿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南下造反团。

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就是好；工作组执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湖北省委是革命的，我们三千万人民坚决拥护。大字报、大标语把学校刷的满处都是，把造反团盘踞的图书馆正墙几乎彻底封杀。

而这个以赵桂林为首的南下造反团，恍如吃了熊心豹胆，丝毫不为所动。他们书写斗字大的巨幅标语，贴在大楼两侧。左边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右边是：我自岿然不动。既与对手较劲叫板，又可自强自勉，真是酷毙了！

湖大红卫兵不仅从理论上集中优势兵力向造反团开火，还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有天图书馆的墙上吊着几个没吃完的馒头。旁边的大字报云：南上造反团都修了，雪白的馒头不吃完就扔了。引起革命群众尤其是苦大仇深的工人对南下学生极大的不满；还有大字报指责他们来武汉是游山玩水；更多的是提醒大家：南下造反团的学生都是或多或少有前科、在北京呆不下去才窜来武汉的。诸如此类的骚扰效果十分明显，把那些想接近南下学生的武汉红卫兵远远挡在图书馆的外面。

为了更好宣扬自己的观点，争取中间力量，壮大阵营，南北双方还举行几次大型辩论会。这是到今天想起来都还是十分有趣的场面。尽管辩论会没有每年一度的世界华语大专辩论会那么规范，更没有美国总统竟选时举行的电视辩论那么豪华，可总的游戏规则是一样的：一对一。会前双方排出阵容，再轮流上台。

彼此辩论词中充满了假设、反诘、双关、排比、对仗、比喻、影射、煽情、讽刺挖苦、引用名人语录，重温历史典故，当然更多的是上纲上线，也有手势加强效果，甚至还可以与台下听众互动[比如呼口号]，就是没有肢体接触。——“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当时双方共同格守的、至高无上的准则。南下造反团虽然人数极少，可人身安全是绝对得到保证的。

抢黑材料

我到“红八月造反队”没多天，就参与了到学校档案室抢黑材料的革命行动。所谓“黑材料”是指前期运动中工作组整理的遭受打击的学生的材料——其中肯定也有我的。由于这个时候对普通教师在运动中受整挨斗也有了新的认识，因之他们这期间大量的记录在案的材料也归入这一板块。

造反派手中的黑材料，对正遭讨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它们是确凿的物证。往往在批判资反路线（当时就是这么简称的）的大会上，随着这些黑材料的展示，把其中最见不得人的、最恶心的东西公开念出来，会场气氛就迅速升温，终于火爆。控诉者声泪俱下，听者则猛喊口号以策应，效果奇佳。

而这些材料，对于相信运动后期仍大有作用的校革命委员会来说，是决不会主动拿出来共享的。因此，只要造反，抢黑材料就在所难免，并且是系列革命行动的首发。就像谈恋爱，接吻硬是双方绕不过的第一道坎。

那天大约11点，“红八月造反队”全体队员在活动地点集结，其时已达30余人。周孔信等勤务员先后宣讲了这次行动的意义，一起反复背诵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高指示，如同赛前服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一样，我们接着成两路纵队跑步去校档案室所在的办公楼。

我跑在后面，心里七上八下。我自认为思想比较敏锐，极易接受新生事物，向往民主共和，憧憬幸福生活，看问题也十分清晰；然而我害怕暴力，也不欣赏暴力。尽管一再用毛主席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来激励自己，可一旦真的上了战场，恐惧感犯罪感依然挥之不去，行动上自然畏首畏尾，十二分的不投入。

档案室已有所准备。门锁得紧紧的。外面除了平时值班的老师以外，另有4个红卫兵两边站着。可他们没想到“红八月造反队”倾巢而出。待我们蜂拥而至，包围了他们，这六个人高举红宝书，大声诵道：“要文斗，不要武斗！”表现相当英勇。

在狂喊“开门！开门！”无果的情况下，我方两员猛将“哗啦”几下将门上面一扇窗户玻璃砸开，翻身而入，开了房门，档案室即被占领。就在此时，大批红卫兵闻讯赶来增援，楼上楼下，水泄不通。这回轮到我们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声音有节有奏，整齐划一，充分表达了革命造反派的大无畏精神。

我身临其境，亦大受感染，声嘶力竭，唾沫横飞，极在状态。对方虽然人多，想必这种刺激场面他们也才见过，尽管个个怒形于色，却也只是跟着一起叫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并未越雷池半步。造反派最后拿走了黑材料，退出了档案室。

双方事后都宣称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并且都认识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抢黑材料，只是个开始，革命的征途，长着呢。

冲击三级干部会

十月底，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稳步推进。形势不算大好，可是小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造反派的队伍在渐渐壮大，保守派的队伍在慢慢分化、瓦解。存不存在“资反路线”，要不要批判“资反路线”，不少红卫兵与造反派有了共识。他们小心翼翼地向造反派靠拢。有的脱胎换骨，一纸声明站到了造反派的旗下；更多的是“赞成造反派的观点，不赞成造反派的搞法”，于是另立山头，成立带有温和色彩的组织。

在我们学校，出现了“红旗战斗队”“刘英俊战斗团”，虽然他们忌讳以“造反”二字冠名，但始终算得上与“红八月造反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不会跟我们去冲锋陷阵，“打砸抢”，然而每当我们凯旋班师，校园里总有他们的“坚决支持“红八月造反队”的革命行动！”“热烈欢呼……”之类的大字报、大标语为我们呐喊助威，“挥舞荧光棒”。

有几个资深造反派斥之为“投机”“典型的机会主义的表现”。我倒认为“红八月”在前面冲锋，“红旗”“刘英俊”在后面鼓噪，各自定位相当准确，纯属优化组合。安有投机之理？要说投机，他们又是投哪门子的机？偶尔他们也协调我们的行动，那是这些组织的勤务员们在经过反复的的调研后、确认不会有严重后果产生的情况下而作出的决定。

这日早饭刚罢，周孔信便通知紧急集合。只说去省委所在地水果湖增援兄弟院校造反团——那时各校造反派已建立起协同作战的予警机制。沿途到处都是“炮轰湖北省委！”“彻底批判湖北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幅标语。造反气氛浓浓的。

车到洪山宾馆，但见造反派已近千人，围堵在门口。原来里面正由省长张体学同志主持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而造反派几天来一直在找他就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沟通，在交涉多次接见无望的情况下，出此下策，调兵遣将，围住洪山宾馆。

宾馆正门有解放军战士站岗，造反派就是浑身反骨，从感情上，从策略上也不会去惹他们。于是决定进攻侧门。就像喊号子似的，造反战士口中叫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身子则人挨人侧着向门撞去。岂料门几经冲撞，仍坚固如初。立刻有人扛来一根圆木，在“一、二、三”的口令声中，但听得“喀嚓”几声脆响，门被撞破，造反战士如同决堤的水，呐喊着涌进会场。

这是宾馆里面的一间小型礼堂。我们喊着口号，挥着语录，竭力表现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参加会议的干部，满脸不理解的神色，护着公文包，惶惶然看着我们。尤其下面来的专员、县长，吃惊不小。

须臾，上十个造反派头目簇拥着几个领导干部上台，会场马上安静。中间一个穿着灰色中山服大约50出头的干部，拖着长腔高声道：造反派战友们：我是张体学。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台下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一时台上台下，气氛特别的和谐融洽。

张体学的这一句表态，是造反派所需要的；而对张省长本人而言，也并非迫不得已。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这时悟得出来：毛主席，中央文革，是支持台下这些造反派的。

斗争张体学

11月底，时任武汉二司总勤务员之一的周孔信（没有副司令员一说）叫我去二司机关报《革命造反报》搞采编。这期间学校文化大革命已没什么可闹的了。似乎该揪的都揪了，该斗的都斗了，该批的也批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除有些已深入到工厂、专县继续发动、指导文化大革命外，留在学校的基本无所事事，不少混迹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什么都不太干的“逍遥派”之间。我是属于那种一天不革命一天就感到对不起毛主席的热血青年，换个环境，正合我意。

二司司令部设在阅马场旁边的红楼内。红楼是湖北省政协所在地。这个平时就一般般的组织，非常时期被挤走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主楼设有接待处、后勤部、机关报编辑部；司令部、作战部、参谋部、政治部、宣传部、情报处则设在楼后面的一排平房里。司令部整个机构设置，运作模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有着惊人的相似。要硬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娘的从不关饷。

接待处也就是上访站。那里每天人来人往，多半是些厂矿企业、下面专县前来求援的造反组织。其负责人是武汉机械学院的一员女将，英姿飒爽，灵牙利齿，一头整齐的短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算是巾国里的一朵铿锵玫瑰，司令部的一块金字招牌。编辑部有近十来人，采编、摄影、美工、校对、发行各司其职，负责的是华师中文系的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偌大一个编辑部，竟无一个异性，并非好色之徒的我，也颇有些失望。

这天，新州县的一个国营农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居然把省长张体学从保护地弄出来，押往新州批斗。我被通知随同前往采访。张体学和两个造反组织的头目坐着吉普车，我和担当保卫的解放军战士坐着大卡车。车出武汉，沿途到是开阔平展，阡陌相连，就是见不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热烈场面。

三个小时后，两车在一座小山脚边停下。头发蓬乱，一脸皱纹，完全一付农民装束的张体学下车小解。他佝偻着腰，口不言语，眼不旁视，看去精神很差；完事后依旧默默回到车上。

到了目的地，会场已是人山人海，大路小路与会社员仍络驿不绝。见车停在场部，胆大的纷纷涌来围观。解放军战士迅速持枪上岗，将我们与群众隔开。两个头目与大会组织者去办公室商议有关事宜，我和另一个看守员则随张省长被安顿在一个有床的房间里休息。

不一会有个中年妇女进来，帮张体学脱掉鞋子，招呼他上床半躺着歇息；片刻又端来一盆热水，扭了一个湿毛巾递与省长。我看见那毛巾是崭新的。张欠身接过毛巾擦了擦脸，然后递与对方。他同样是什么话不说，“谢谢”也没有，想必心情糟透了。

批斗会随即举行。张被陪同来的两个看守人员架着站在主席台左侧，其实是搀扶着他；没有作坐飞机状，也没有戴高帽。上台发言的当地造反派表现也相当文明。他们只是照本宣科，连恶狠狠盯对方一眼都没有。仿佛这不是一场批斗会，而是学习讲用会、谈心会。并且接连几个发言者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持同一态度。

不到一小时，批斗会结束。这是我见到的最温吞水的、估计也是张体学文革中所挨过的最友善的一场批斗会。

武斗去

到了六月，武汉两派在有些地方靠嘴、靠笔似乎都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武斗纷起。“文攻武卫，保卫武汉”标语满城都是。血腥味越来越浓了。不过，真的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只剩下双方的死党。估计不低于60%的学生已撤离武汉或完全脱离了文化大革命。

“文攻武卫”口号一提出，我就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并且很快写出了一份大字报“文攻武卫是极其错误的口号”张贴在校园。我写道：我们与保守派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方转不过弯来，仅仅是认识问题，一旦想通了，就会站到我们这一边。无数生动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对付尚未认识过来，就将其逼上绝路，置于死地，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该是多么可怕的事！

我还写道：在偌大的城市中，拿着长矛大刀去攻占或椐守一个制高点，意义何在？除了流血死亡，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因为这张大字报，我头上终于不仅仅有行动而且有系统的理论而被戴上一顶“老右倾”的帽子。这都是队友的戏言，姑妄听之。没想到的是，江青半月后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时，明确表示“文攻武卫”是正确的。无疑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天刚吃过中饭，大喇叭里突然什么前奏曲未放就急促地喊了起来：“二司的红卫兵在办公楼前紧急集合。紧急集合！”一听就不是好事。接着宿舍走廊里传来纷纷的脚步声，短促的对话声，以及头头们“快快”的高喊声。我属“老造反”，不去抹不开脸。无精打采到了楼前，那里已围了不少的人。

由于学校是第一次投入武斗，关心的人蛮多。队伍竟只有二十来点人。全是“红八月造反队”的老底子。那时“大民主”在有些领域是相当到位的，你不去，没人强迫。每人发一根长矛。这是一种用质量很好的大姆指粗的无缝钢管截断、将一头切割成三角形长约2.5米的武器，进可攻坚，退可防守，十分了得。

我一拿上它，顿有一种离死不远了的恐惧感。“这是干什么？人人都是娘身上的一块肉。”站在我后面的一位前辈大声发牢骚，他此时的感觉显然与我一样。不过这时是根本走不了啦——周围几乎全是女战友，在他们面前离开队伍，那人还真丢不起。

我们这二十来个人手执长矛行进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味道好难受！再怎么说我们也是大学生，如今扛着这玩意，学生不像学生，警察不像警察，土匪不像土匪，成什么啦？直觉得斯文扫地，底子掉干。一路上谁都没说话，谁都没心情。头头想必也是，搭拉着脑袋在前面开道。

到了目的地——是一座六层高楼，任务是要我们把这块在“文攻武卫指挥部”那里称为504还是503的制高点守住。当时六层楼不多，应该算是周围几平方公里的一个制高点。拿二十来人守这么一个战略要冲，用兵是不是太轻率了？再说守住了怎样？没守住又怎样？难道结果对整个武汉地区、对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有决定性的影响？！要多荒唐有多荒唐！

我一边想着，一边和战友们察看我们的阵地。这栋楼每层都有几口直径近三米的大瓦缸，里面是浸泡的米面之类，显然是一个食品加工厂。只有一条狭窄的楼梯弯弯曲曲从底层通到顶层。是有点“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味道。但由于我们没有重型火器比如电影里那种连发的带有双轮的重型机关枪，一旦对方玩命，守住也难；再趁胜追了上来，我们毫无退路，那就死定了。

想到此，毛骨悚然。再看旁边战友，面部阴阴的，眼神郁郁的，全然失去了平时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那种潇洒豪情。

半个小时后，头头见没有什么动静，也没请示，就通知大家撤离。我们作鸟兽散。那根长矛也懒得要，扔在那个什么503亦或504的高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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