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兆瑞,196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曾在大中学校、教育行政部门任教任职,副高。1986年获评“全国广播电视大学优秀工作者”。已退休。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曾参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传》二、三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苏兆瑞
1967年秋天,文革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在我们南开校园里,急风暴雨式的运动高潮似乎已经过去。那时上面号召“复课闹革命”,我们生物系63级(68届)的同学就纷纷组织起来集体自学。大家找来一些大学教材,有的学习医学课程,有的学习农药化学,同学们按时作息,读书的热情很高,生活过得相当充实。那会我考虑,明年就该毕业分配、参加工作了,除了多补习点专业知识外,我是不是还应该在身体方面作一些准备呢?我住的12宿舍离学校的南大门(后门)很近。我一早起床洗漱完毕,就出南大门,沿着那条人迹稀少的马路,一口气跑到水上公园北门外。我在那里做广播操,作深呼吸,眺望远处“练眼”,再跑回来,以此作为自己每天雷打不动的锻炼项目。早锻炼完毕,我就去食堂吃早餐。白天我在教学楼里研读《农药化学讲义》《农药工业》等专业书籍,还把北外教授薄冰、赵德鑫编著的《英语语法手册》又通读了一遍。也到学校的农药试验车间,参加本校元素所研制的新农药“燕麦敌一号”的“中试”。我审视自己全身上下,除了近视眼,只有痔疮一个问题,可以说健康状况非常好,那时真觉得青春洋溢,浑身有的是力气,心情也十分愉快。入大学之前,仅有高中学历的我,在一所完全中学被破格选拔任教两届高三物理,很受好评,但工作和进修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我每天备课、改作业到深夜。由于坐的时间太久,运动很少,得了痔疮,且日趋严重,大便时常常鲜血淋漓,后来不得不到医院做了割除手术。在脊椎动物学实验室观察研究鸟类标本,左为任长江同学(1965.5)在报纸上看到,天津的南开医院,以中西医结合的“痔核结扎”方法治疗痔疮很有名。天津是大城市,我想,以后不论分配到哪儿去,医疗条件肯定没天津的好,一定要在毕业前把痔疮问题在这里解决掉。痔疮治疗虽然是个小手术,但已吃过一次苦头的我也不敢大意。我特地到市中心的新华书店,买来南开医院编写的《中西医结合痔瘘临床诊治》一书。仔细读过以后,知道他们不是用手术刀割除痔核,而是在麻醉的条件下,用细线把一个个痔核加以结扎。被结扎的痔核因为得不到血液的供给,便渐渐地坏死、脱落,这样痔疮就消除了。我觉得这方法挺高明,门诊即可完成手术,不用住院,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去了一趟南开医院,作了检查,预约了治疗的时间。1967年12月23日,早饭后我乘公交车去医院,我想结扎完了可马上回校吃午饭,走前跟谁也没说,觉得这点小事就别惊动同学了。到南开医院后,进入手术室。手术室很简陋,水泥地,一张小床。给我做手术的只有一个年轻的男医生,连个在旁辅助的护士都没有。医生让我躺下,就在肛门周围给我打麻药(奴佛卡因)。麻药注射后不一会,就开始结扎。可我突然听到好像有喇叭哇哇高叫的声音,顿时觉得很奇怪。文革中,到处都装着高音喇叭,整天没完没了地广播,难道这手术室里也装着广播喇叭?我又一想,啊呀不好,这哪里是什么喇叭声,分明是我对麻药过敏产生的耳鸣!接着又感到心脏猛烈地跳动起来,非常有力地撞击着胸壁,显然是医生操作不当,把麻药打进了血管引起的结果,在那本书《痔瘘临床诊治》上就讲到过这一情况。不过我对医生什么也没说,结扎手术还是坚持做完,然后回到了学校。这才和几个同学提了一下。原以为我的痔疮问题就此万事大吉,挺高兴的。没想到的是一个星期之后,竟然发生了一次非常危险的大出血。那天,12月31日,在本系的教学楼,外单位的一位工程师受邀给我们几十个学习农药化学的同学讲课,内容是《除莠剂》。这位老师讲课挺有水平,我一边听,一边记笔记,感到很过瘾。冬天天短,等听完课,教室外面已经漆黑一片,同学们都急忙赶到食堂吃饭去了。这时我觉得肚子发胀,便先去上厕所,不料拉出来的一便池全是鲜血。一看不好,我就往校卫生所(校医院)跑。值班女医生一听,压根儿不相信,她说要是人拉这么多血,你早就完了!正说这话时,我觉得肚子又发胀,就到厕所里去,又拉了一便池鲜血,我的心脏也咚咚咚地跳了起来,感到十分慌乱。女医生进厕所一看,这才着急了,说赶紧送总医院(我校挂钩医院)急救,立即打电话给广播站。我听到,主楼上的广播大喇叭马上哇哇地响了起来:“校卫生所有病人要送总医院抢救,请司机同志赶快把汽车开过来!”文革中,学校的师生分成两大派,各有各的广播站,我不知道这是哪派的广播站给广播的。别看那时是文革时期,学校的许多工作人员照样坚守在岗位上。只不过几分钟,一辆中吉普就停到了卫生所门口。三四个学友七手八脚地把我抬上车,护送我直奔天津市总医院。这几个学友中,我只认识丁祖鎏一个,他们大概是吃过晚饭后路过卫生所门口被医生叫住的。总医院的急诊室又小又脏,连个空座位都没有。大冬天,冰冷的地面,腻心得很。丁祖鎏毫不迟疑地把棉大衣一脱,铺在地上,扶着让我躺下后去叫医生。丁祖鎏是上海或南京人,和我同系而高我一级,我虽认识他,但从未和他说过话,他可能并不认识我。我永远记着在这紧急关头他给我的帮助,也感恩校卫生所女医生、播音员、司机和那几位素不相识的同学。急诊室的医生给我作了检查,他说直肠里没看到有血,也找不到出血点,也就是说没发现任何问题。于是不了了之,原车返回。当晚有人看到教学楼厕所里的一大摊血,以为发生了什么凶杀案,便报告了学校保卫处。后来班里的同学想起,今晚怎么没见到老苏,又听说过我刚动的手术,才想到可能是我出的事。虽然再也没出过血,我的身体却因这次失血而大受损伤。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身体虚弱,每天总是疲惫不堪。我常在睡梦中突然惊醒,生怕睡过去就醒不过来了。后来我想起来十分后怕,我这次的情况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手术时的麻醉过敏和术后的大出血都可能危及生命。我查看了《血液学》,正常成年人的血液约占体重的7-8%,一个60公斤的人,全身血液约有4500毫升,如果急性失血超过30%,即刻有生命危险。我估计,我两次的失血量可能在1000毫升左右,好险啊!我原本是打算消除病痛隐患,为毕业后参加工作做好准备,没想到竟然弄巧成拙,遭遇到这种种险情。早知如是,何必多此一举!好在一切不过是一场虚惊。不久春节到了,我到合肥姐姐家休息。长姐如母,姐姐做了许多营养品给我滋补身体,一向失眠的我那时一天竟能睡熟十五六小时之久,得到很好了的调养。不过,出血时的细节和凶险,我也没敢详告姐姐,我怕吓着她了。 5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每每想起,不胜感慨。后来,我的身体终于逐渐康复,工作和生活得都很好。如今年近八旬、早已退休的我依然健在,而且健康状况还相当不错,真值得庆幸。
1980年代后在电大任教《经济数学》《自然科学史》《外贸商务谈判》等课程
丁祖鎏同学,你现在哪里?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1967年那个冬夜的情景吗?还能联系上你,再对你道一声谢谢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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