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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 | 李雪君：毕业分配 ,《北京日报》给我弄了一篇虚假报道
作者青年时代
李雪君，女，1945年12月生于北京，初高中入读铁二中。1963年就读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1968年毕业分配至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次年调至武威拖拉机厂当厂医。1974年入武威地区卫校，1979年进入省卫校。1994年应聘至山东泰安人口学校（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任教，高级讲师，至退休。
我这70年
作者 ：李雪君
最近我度过74岁生日，我们已经空巢近24年了，如今准备搬到济南，去小女儿身边养老了。
童年
我也有在父母疼爱下长大的童年，身穿的这件连衣裙是向同学借的（上图）。如今已是《金粉世家》的大导演刘国权，当年初三毕业时，我们三个女同学就是穿这件衣服去拍照，准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刘国权报考并被录取了。
我喜欢朗诵，母亲强烈阻止我去报考。我父亲是医生，母亲让我好好学习，长大像爸爸一样当医生。
我们初三毕业在颐和园老师和全体同学的合影，第一排左三就是刘国权，第三排右二是我
1967年周总理从北京派出几批叫“626医疗队”奔赴甘肃，送医送药到农村。我当时是大四的学生，和我的部分同学跟北京各大医院的医生、护士作为第三批医疗队队员在秋季到达，我被分到最贫穷的民乐县的生产小队，安营扎寨，先建立卫生站。多数人每天分散到各村巡诊。
当时喝的水叫“涝坝水”，就是山顶的雪水融化后，沿着公路、土路，裹夹着泥土和牛马羊等动物粪便，一路流淌到大坑里积存下来，我们从水沟舀上的水里还有游动的小蝌蚪。我们用干玉米芯子当柴火在小土炉子上，把捞出小蝌蚪的水装小铁罐里点火煮水喝。
医疗队分布在各县下面的村寨，距离都很远，基本独立作战。我们跟医院的医护学着在恶劣环境下开展工作，曾用塑料单子四角绑上绳子固定在房梁上，土炕就成手术台。医生发明了用自行车的辐条消毒制成治疗腿部静脉曲张的简易工具，我跪在土炕上亲手做过多例沙眼晚期倒睫造成角膜损伤几乎失明的病人(手术就和现在做双眼皮一样)。当术后他们重见光明时，对我们千谢万谢！我们配合医护抢救过不少危重病人，深切感受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这次去甘肃医疗队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1967年秋，我大四时，参加北京医疗队时，曾住过甘肃省张掖地区民乐县的老乡家，这是我们医疗队员和老乡的合影
西北医疗队的这段经历，使我1968年末在毕业分配时是选择大西北还是大西南，我选择了曾经到过的甘肃张掖地区的民乐县。而让我失落的是最后分配的却是陌生的少数民族地区。
1968年我大学毕业前，国庆节那天，准备晚上到天安门广场狂欢表演藏族舞
那天白天我父亲用他“127胶卷的相机”在我家窗外小花园为我拍下这张黑白照片，我对着父亲微笑的瞬间，就这样用照片定格下来，今天成了我心里对父亲永远的的念想，心中总保留拍照那天的一切细节。
我在西北工厂当医生的几年里，结识了会画画的工人师傅，他为我放大的黑白照片染色，他染色的布鲁裙的颜色很逼真，在没有彩照的年月，这成了稀罕之物。今我用电脑PS换了背景。
1968年12月我们毕业前几天，《北京日报》以“她的愿望实现了”为题，在12月15日刊文介绍我服从分配的事迹。
正值文革期间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报社派来采访我的是工人造反派的编辑，他没见过我面，按他的想象编造出不属实的报道，唯一属实的是我确实是自愿选择去甘肃，其他的情节都是假的。
事情缘由是，北京日报社到各大专院校采访了解毕业生情况时，我们学校把我服从分配的情况反映给他们。
作为一名读过大学的公民，令我震惊的是《北京日报》这么大的报纸居然也会说谎、造谣，我感到气愤、无奈和茫然。
1968年末我们从首医大毕业，我和同级另一女生同时被分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的回民家住下，在生产小队接受再教育(劳动改造)，我们毕业还是文革期间，当年称我们知识分子为“臭老九”。(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后面)
我们有工资，但能买到啥？有时要饿肚子，半年多没有菜吃，整天吃酸菜水煮玉米面，稀的叫“散饭”，稠的叫“搅团”。令人尴尬的是那里老乡吃完都要舔光碗，我们巧妙躲过，也幸好上天保佑没得肝炎！
上面的照片是当年我们劳动的情景，拉车正好经过我们三个女生住过的2层小土楼，还被我下土炕时，一脚踩塌了一块。
上图，打头的是甘师大数学系毕业的，第二位是和我一起分来的大学同学，我们三个同吃同住同劳动。之前要把我们拆散分到地富多的村子，我们坚决不干。
排头的她给我俩当翻译(因语言不通)，我们成了患难的战友，用当地话说“是亲密的联手”。
9个月后，我抓机会调到河西走廊，离家更远，但是到对象(北理工毕业)的工厂，那有饭吃，有电灯，有人群，不再孤单，恐惧，有猪肉吃，起码算是有了基本日子。
在工厂里，我白手起家，创建了厂医务室。
在工厂我独自抢救过很多工人的生命，比如，药物过敏性休克病人，也有自杀未遂的，还有个工人眼睛蹦进热铁削卡在角膜上，我及时用钳子给捏出来(我大学毕业前是在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实习的)。
记得有一位师傅惨遭意外伤，五天没尿。年轻工人从宿舍跑来找我，讲明情况，说去过县医院了，没好办法，让我去救救那位师傅。
我急忙拿上针灸，边跑边想，来到工人床前，他正痛苦的翻滚。我记起临毕业前中医针灸老师说过“水道穴对尿闭有效“的话，我尝试着把针扎入肚皮的穴位，没等2分钟，他突然喊:”憋不住啦!我要尿”!我边对旁边的工人喊：“快拿床底下的脸盆”，我边往外走，只听背后工人极速排尿声和师傅口中大喊着“真舒服，真痛快啊”!
那时可真是公费医疗啊，我每月拉车从厂会计那取支票到医药公司买药、拉药回来，工人看病根本不掏钱！我看不了的，我给开记账单，他们就可以去地区和县医院看病，然后医院拿着单子到厂子提现。
厂里所有大学生的名字都是“张大臭“”李大臭”，姓啥就是啥臭，唯独我，他们不敢叫，乖乖称我大夫。
1969年秋，河西的地区拖拉机厂改名为柴油机厂。
我白手起家建成厂医务室，我身兼采购、医生和护士，可说是全能，我把医疗队时学到的建点经验应用到创建厂医务室上，感到得心应手，很快就开张了。
在工厂5年，过得可不顺当，我们大学毕业的，因是“臭老九”，谁都能欺负你。比如，他们结伙到医务室开药，捣蛋！我要给他打针，居然说:“你是女的，不让你打”!我说：“你到医院还是女的给你打”。他们叉着腰虎视眈眈，最后闹到把革委会主任找来。那时的屈辱真是一言难尽。
记得我找电工来修灯，他居然说“你大学生还不会修灯”？这是文革表现出典型的愚昧说法，他们欺负我的无端取闹的事多了。
时间久了，我再不流泪了，我也和他们对着干了。一次一个中技毕业的工人(只要不是大学生都不属于臭老九)又来找茬，他说“你真是铁嘴钢牙！”我不加思索回敬道:“你才是钢嘴金牙呢！”说完，我们俩顿时都呆楞在那里！原来他真的门牙鑲着4颗金牙！他悻悻地走了。
这张照片太珍贵了，是用135胶卷拍的黑白小照片。
1975年初春，北京再次派医疗队到甘肃，医疗队临时在全地区办眼科学习班，我报名参加了。上图，他们俩都是学习班的老师。眼镜医生当年当了老师头，他也就40来岁吧，是北京广安门中医医院眼科大夫。2006年我北京的外甥结婚。我回北京参加婚礼后，顺便去医院看眼睛。那天我小心翼翼地问护士，说出高大夫名字，护士说，那不就在第x诊室坐诊吗？
我兴奋地坐到他眼前，当我提到他们来西北，曾到过我的家时？他马上想起来，并热情让我次日到中国中医眼科医院找他，真是太巧了。
另一位是我的学弟，他们幸运的留在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在我们后边毕业分配的是全部一刀切，都留在北京了。
邓小平复出，迎来科技的春天！地区决定办卫校了，我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成为走进卫校的第一位老师。
进了新学校一切从头学起，不会讲课，把邻家大妈，孩子集中我家，不管他们听懂听不懂，我先当热身，在人群面前练习怎么说话、讲课。
新学校没那么多现成的老师，我们每个人都是全能老师，从1974年秋到1979年夏，我把西医课除妇科，儿科没教过外，其他西医课从基础医学到临床课，我几乎都教过了。
我还兼班主任工作，琐碎而繁杂，她们是一批工农兵学员，是从农村或基层来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一群孩子。
矿党委书记问我，你们学生要不要下矿井锻炼一下，我哪敢说不，矿下什么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当晚，我们下到井底，在叫“掌子面”的采煤位置和矿工一起，在昏暗中劳动8个小时。我们下矿时是把矿上的衣服，雨靴套在自己衣服外的，戴上矿工帽，下班往回走的路上，穿着厚重的外壳，我陪在疲惫的学生队列最后边，慢慢在矿道行走。
不知矿书记啥时带着前面的学生消失了！忽然眼前耀眼的矿车灯光伴着列车的轰鸣声迎面向我们开来，我分辨不出洞口在哪儿，本能地带学生无助地呼喊“救命啊”！
突然矿书记从前面闪出，一把拉住我的袖子，我顺势拉住身边的学生躲闪进坑洞，矿车呼啸而过。
书记如果不出来，那天我们就是列车下的鬼了。
更悲催的事是，等我们上来才知道，我们刚走，井下就发生瓦斯爆炸，死了不少矿工。
不久满院子就听到闻讯赶来的矿工家属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连成一片。
接连的灾难后，我带着这批学生躲过劫难，终于活着回到了学校。
我的丈夫曲春久1968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坦克设计制造专业，因有走资派的父亲而被改民用。1979年迎来科技的春天，政策是帮助专业对口，在朋友帮助下他进了兰州的军工厂。我背着自己档案，毛遂自荐，到省卫校找到书记，他看我本科毕业，普通话又好，当即同意接收我入校。
上面小姐妹的照片是我们家第一张彩照
1979年我姐夫带领中国科考队员从北京出发，准备去珠峰，路上经过兰州来看我们。姐夫给孩子们拍的照片，那时普通百姓还没有拍彩照的机会呢。
1979年，我大学毕业11年后，和同班同学及她宝贝儿子在兰州相聚。那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如今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其中2个毕业后在北京拼搏，我同学因生独子有政策，她已回到北京养老了。
1987年，42岁少妇的我苦中作乐，用在北京买的3角八分一尺的小碎花布亲手缝制了这件简易旗袍，在那穷困年代这已经算出奇臭美了一回，和今天多姿多彩的时装世界怎敢相提并论啊。
我们娘仨都是蒙族。在1987年七一节我在学校演出结束回家，把自家土屋装饰成蒙古包的毡房，老公帮我们拍下温馨瞬间。
我们全组参加演出，跳新疆舞时，我扮演男青年追逐女孩子，同事们一阵惊喜。因为我到学校几年，一直忙于教材更新，两个孩子先后上小学、幼儿园，我每天在默默地工作，谁也不知道其貌不扬的我，带着两个孩子，整天邋邋遢遢的还会唱歌和跳舞。
1986年学校委派我参加甘肃省卫生厅举办的脱产英语学习班整一年，我和刚毕业的本科生准备考研的在一个班学习，差距大，很有压力。我以前是学俄语的，英语是改革开放后跟收音机从ABCD开始学的，后一直跟周边大学和医院办的晚上学习班坚持打游击和蹭课一步步学来的。在我晋升高级职称时，我参加全省甲级英语考试，成为为数不多的少数及格达标的人。
在西北这些年，除单位委派进修学习之外，我还积极努力争取了多次进修学习的机会，参加北京医疗队的眼科和皮科的短训班，在河西走廊的工厂我先利用挖地道下夜班后到当地中医学校蹭课听中医课，后来又到兰医举办的全国生理专业学习班学习。1989年，我争取到北京大学生物系参加全国短训班的机会。
1991年我主动申请到兰州大学参加半脱产俄语学习班一年的学习(我中学和大学第一外语是俄语)，学校要求我拿回成绩单和结业证才可以回来报销费用，我做到了。
在兰州的那段欢乐时光，让我非常难忘。
1994年我将调往山东前，我们九三支社全体在黄河岸边留影
情谊深深，我非常感动。来到山东后，几年前老公突然病了，束手无策的我，忽然想到找九三组织试试，而后领导很重视，帮助我们联系病床和手术医生。九三学社就是我们共同的家。
1994年5月，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我们举家迁往山东，开始新的征程。
进入部委所属的新学校，急需学科带头人。我是带着高级职称而来的，我是建校以来唯一在全校多学科的老师和校领导面前上”生理学”公开课的人。课后，大家纷纷反映，“没想到医学课也能讲得这么生动，我们没学过医，也能听懂了。”
还有一次，国家计生委处长来校抽查课，刚好抽到我上课的教室。之后过了些日子，我们学校一把手从北京开会回来，突然在楼道把我叫到校办，当着大家说：”这次去委里，委领导对他说，没想到你们学校有讲课这么好的老师呀！”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得到领导和同事，特别学是生们的认可，这样的回报真是值了。
当年的邻居、文学教授为我们赋诗一首。我名字里有“雪”，老公名字里有“春”。他写道：皆因春雪谐和好，历尽苍桑花正红。谢谢老朋友，刘老弟。
记得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时，我把全校年纪最大老师组织起来演出节目，走到台前时，我让报幕的说:”请看，我们学校最年轻的队伍走来了！”得到台下一片喝彩和欢呼！
2005年冬，我已经调到山东11年了，也是改革开放最初的红火的几年。我们家日子变好了，大女儿已经从北京的大学毕业多年，小女儿也在山东的大学音乐系毕业几年了，大外孙女一岁了。
退休之后，我先后走了10个国家，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和各地灿烂的文化，国内沿海岸线都走到了，想想苦尽甘来的日子，人生足矣 。
傍晚，走在街上，偶然抬头，天空已经升起了月亮，我贪婪地久久站在街边，仰望那迷人的夜空，把美蓝色留在了心里。
离家51年，父母在时，多远我都常回去。他们走了，如今山东离北京近了，我却很少回去，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室，年纪增长，都忙，不便打扰了。
2012年初夏(北欧的春天)，我们四姐妹一起到北欧五国旅游
做梦都没想这辈子我在秋日里登上天安门。这里始终没变样，让我有回家的感觉，温馨、亲切，温暖，熟悉，这里有我太多太多的难忘的记忆。北京的老家已经没了，被拆迁了，我的念想只有这儿了，它是不会被拆迁的。
这里有我大学3年级时，和父母在天安门的照片，有我大学毕业那年和高中转到广州的同学合影，有我们从西北探亲回京时，我大女3岁及大女上小学和她上幼儿园的妹妹。小女7岁时，我们春节回北京探亲。
唯有这里，永远是我们探亲的地方。
我记得初三那年初冬，学校带我们去修天安门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那地基还有我挖过的土方呢。天太冷，回来我还发高烧了呢。
在听老师讲了一段课后，我从零开始练习学拍，第一个尼康相机在3年时间快门已经超过15万次。几个相机都是女儿和女婿先后给我买的。没有他们送我单反相机在先，没有李大姐督促我参加摄影班，恐怕我自己是想不起来学摄影的。
孙儿是我最好的模特。
我深深地感激我的摄影课的老师们，是他们，将我引导入光和影的灿烂时光里，点点滴滴地不断进步，永远精神抖擞地走在追寻更美好梦的摄影路上。拍摄对象没有大小要求，用心去发现自然界的美，拍出神韵之美。
我的摄影作品
站在74岁的门槛，想起我此生要感激的人太多，但最不能忘记的是两位女老师或老大姐，她们一个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另一个是我家两孩子走向艺术殿堂的引路人，影响到第三代的成长。
她是大家在《养生堂》和《健康之路》常能看到的中医专家，她两口都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比我们早几年到了甘肃，认识整整50年来，给予了我们太多的帮助与关怀，后来我俩曾有一段都成了卫校老师，曾是同事，在我西学中医时，她又是我的老师。
另一位，是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77年的元月我在西北生二女时，产后大失血。当她知道后，立马带我老公去部队医院找到鲜血及时给我输上，赢得抢救时间，也避免了日后诸多的后遗症发生。永生难忘。
大学同学们从加拿大和美国飞过千山万水，在毕业51年后来北京，与大家聚会
2018年我们毕业50年，全年级(共2个班)入学160多人来了100多人
高中同学们毕业56年后在北京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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