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季丨蒋蓉：龚巧明及其我们当年的毕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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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丨蒋蓉：龚巧明及其我们当年的毕业分配

From: 蒋蓉新三届 2019-08-29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再说“海鸥和波涛”

——读一鸥“想起龚巧明”随想

作者：蒋蓉

龚巧明送给我的照片

在回忆龚巧明的人群中，我其实是最没有资格的。我不是她的亲人、亲戚、密友，同学，甚至普通朋友都够不上，如果硬要说有点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在同一个时段进入了同一所大学。我和她算校友，但也仅仅是分母以数千为单位上面的那个一。所以，即便我怀着写她的强烈愿望，也拿不出能够吸引读者的生动而翔实的内容。

我和龚巧明的关系，龚巧明定位精准，她在送给我的小笔记本扉页上，写下了泰戈尔的诗句——“海鸥和波涛”。至于海鸥和波涛的相遇，我在新三届推送的上一篇文章“海鸥和波涛——忆龚巧明”里有详细记述，这里浓缩一下：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77级）毕业前夕，我听说了那条爆炸性的新闻——龚巧明主动要求去西藏。感动之后更有冲动，我忐忑不安诚惶诚恐地，以一个极其崇拜她的读者之名给她写了一封短信，不久，意外地得到了她热情的回复，因而和她很短暂地见了一面。

龚巧明的密友一鸥在“想起龚巧明”一文中写道：“……经常我们的寝室门被敲开，外系的，外校的，外地的，有名的，无名的，认识的，不认识的，男男女女，太多的人来看她，找她谈心。”而我，就是那些男男女女中的一员。不过那次我去的时候，寝室里只有龚巧明一个人，好像专门在等我，不知道是不是她有意安排和室友们特意体谅，给我这个陌生“朋友”留出了交谈空间。

龚巧明送给我的笔记本

龚巧明入校前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我知道她是因为《锦江》第一期的出版，好像也是那个时候，全校无论文科理科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了龚巧明这个名字，她的作品被热烈追捧，她成了校园里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知名人士。

龚巧明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催泪弹，让我们痛哭到不能自已。看一鸥的回忆才知道，她的作品，要么揉进了她人生历程中的惨痛记忆；要么融入了她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时期的痛苦思索；要么袒露了因旧有烙印和新近追求强烈碰撞而导致的灵魂挣扎，有态度有厚度有温度有亮度，带入感极强，让读者椎心泣血泪流满面。

那时的我还“幼稚”得很，精神层面没有较高的维度，思考问题也没有广度和深度，虽然我的年龄早已到了不该幼稚的时段。龚巧明的作品于我算得上振聋发聩，因而她在我的心目中更像一个神，高远到只能膜拜。

自卑的我鼓足勇气和她有过一次类似“海鸥和波涛”的相遇之后，龚巧明赴西藏了。她是一个骨子里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在往后焚膏继晷的工作生活中，或许，我就像一个匆匆的过客不再被想起。

一鸥的回忆这样描述龚巧明：“只要和她接触，很快就会被她感染融化。她有那种热力，吸引了很多人聚集在她的周围。……她的柔媚是由内而外的，是那种母性女性和知性的糅合，非常有魅力”。龚巧明的这种“引力”，我在和她不超过半个小时的面对面交谈中，有真切感受。我是一个平庸的人，多年的生活基本停留在一个原点，按部就班，没有感受过大的冲击，自身也没有大的爆发，所以对往事记忆深刻，龚巧明的作品和她的热情魅力，就一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原点人生旅程中。

龚巧明告诉我：

我们的相识，有如海鸥和波涛，遇见了，走近了。

我们的别离，也像海鸥和波涛，分开了，告辞了。

我和她，谁是海鸥谁是波涛？看起来，是龚巧明飞走了，先是飞去了西藏，后来飞去了天国……但事实上，她才是真正的大海和波涛，永远都强烈地吸引着海鸥。

1985年那个深秋，她遇难的消息让我心绪难平，无法像从来不认识她一样无动于衷，我提笔写了一篇标题为“点滴”的小文章，回忆当年和龚巧明的短暂相遇、匆匆告辞，投寄《西藏日报》。

文章未被采用。

编辑给了我亲笔回复，委婉谦和地说明了文章不能被采用的原因，大意好像是：《西藏日报》属于党报，不便刊载有关龚巧明的文章（原话不记得了）。但我感觉，最真实的原因恐怕是我的文章内容单薄文笔寡淡，实在登不了大雅之堂。可能因为小文是为纪念龚巧明而写，编辑和我又同为龚巧明的校友，所以对我格外客气。

当年西藏的报纸登载的部分纪念文章

想以文遥祭龚巧明而不得，龚巧明送给我的泰戈尔诗句成了永恒的纪念。因为学龄时期接受的教育和家庭的管束，我的精神家园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了“革命、无私奉献、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范围之内，这个状况导致了我的贫困和才疏学浅。那之前，我还没有读到过泰戈尔，那之后，我狂热地购买了我见到的所有泰戈尔诗集和小说。

几十年过去了，就像“酒干倘卖无”的那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一直没有忘记和龚巧明的一面之交；也一直在能够接触到的范围内关注龚巧明——这个于我像神一般存在的人物。只要见到和龚巧明有关的读物，我都不会放过。去年，通过网络看到了龚巧明的密友一鸥所撰写的“想起龚巧明——清明节记事”一文，心中有一种油然而起的欣慰，是的，龚巧明并没有被遗忘，时间对于她，不过是一组数字。

我反复阅读了一鸥的文章，从她的文字里一点一滴重新认识熟悉龚巧明，这才知道，龚巧明去西藏，和当时的传说有多大的区别，和我的想象也非常不一样。

并不是说，龚巧明当年去西藏不再让人敬佩感佩了，而是，如果不是因为某些她未曾意料到的事情发生，她的人生也许可以有另外的结局。

我没有去过西藏。在今天，没去过西藏成了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去西藏净化灵魂又是一件令人傲娇的事。乘飞机去，坐火车去，驾私车去，骑单车去，那些数不胜数的游客，不知道有几人回来以后，可以宣称自己的灵魂真正得到了净化。我想肯定一点，龚巧明去西藏不是为了炫耀净化灵魂。

那个年代，西藏连公交车都没有，光是进去那一路上的危险和艰难就让人望而生畏了，决定去西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何况龚巧明还有一个她不可能放下的爱女。做这个决定时，她的内心应该有过挣扎：一如她对情爱性爱超越时代的追求而不得时；一如她对自己的人生一路走来沉重反思和去向迷茫时，那些内心的痛苦挣扎。而她最后毅然决然去了西藏。一鸥说：“真的没有想到辅导员违背巧明的意愿，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方法宣布出来。”这里面有没有被逼上“梁山”的因素呢？

一鸥的记述涉及到一位辅导员，她在龚巧明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龚巧明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从背后猛推了一掌……这让我想起了一桩往事。

那是刚刚进入大学不久的某个星期六晚上，辅导员来到我们寝室，动员女生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舞活动。那时候，交谊舞还没兴起，学校组织的好像是青年友谊舞之类的广场集体舞。我们班女生少，仅7人，且最年轻的应届生只有一个。私下议论跳舞活动的时候，似乎都表示了不那么赞同。

那时的我们，有一种自虐似的学习狂热。

进入大学之前，我没有看过几本世界名著。童年少年时代，我只阅读过无数的革命历史小说和现代军旅小说，从农村调出来工作后，才第一次接触到我哥哥自己翻译、用钢笔写在几十本横格软面笔记薄上的《悲惨世界》《罪与罚》《契科夫小说集》等名著，还有那个年代少量在朋友圈里流传的《贵族之家》《海涅诗选》等，如果把依然属于鼓动革命的《牛虻》都算上，我所阅读过的这类作品也不会超过十几部。

进了大学和同学们一比，在精神层面上，我基本上是个没有底蕴的白丁。她们有古典诗词信手拈来的，有讨论问题旁征博引的，很多时候我都只能做个自惭形秽的旁听生。有一次，终于碰到了我可以说几句的话题，却又把“窈窕淑女”的“窈窕”二字读成了别字。好友给足了面子，未发一言，但她眼神中一闪而过的讶异，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和好友郑忆石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恶补，我每天晚上灭灯后打个手电筒看书、背诗词、背单词……到凌晨两三点（同宿舍的好几个同学也都这样熬夜看书，但只有我还在补做中小学生的功课）。电筒的电池消耗极快，经济能力有些不支，就改成了蜡烛，一学期下来，蚊帐的一个角被熏得黢黑。

这样的我们，自然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跳舞上。

不好意思声称大龄的自己还“天真纯洁”，但我确属情商偏低，为人不设防，遇事也不拐弯。辅导员来动员，话音一落，我没过脑子就快人快语，X老师，跳舞是自愿的，我们不自愿可以不去吧。辅导员勃然大怒，训斥：蒋蓉，你说的是啥子话？这是政治活动，你这是个啥子态度？！

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顿时噤了声，对抗“政治活动”这个太熟悉的帽子，顷刻把我压趴下了。满以为高考都恢复了，万象更新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没想到，在这个全新的时间全新的地点，还会踩响这样一颗没有丝毫创意的旧雷。心中涌出了一万个后悔：唉，我算老几呢？冲动这魔鬼把我变成了一只出头的傻鸟。之后的几年，我一直刻意回避辅导员，内心还殷切地盼望着辅导员能把我忘了。

而事实常常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事情也发生在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们的毕业去向远不能和一流的清华北大复旦同济等高校相比，虽然也有少量确实很好的单位，但绝对轮不到我这样的毕业生，争取也无用。

我虽不才，却知道自己的斤两，分配时全面衡量了一下才表明自己的意愿：选择回重庆到一所高校任教，尽管我根本不想当教师。

之所以选择高校，一是因为除了高校好像没有别的更好选择。二是因为高校有自由。我所欲求的自由，并没有达到一鸥的文章中言及那种思想自由的高度，而是低层次的行动自由，比如不坐班，比如安排的上课时间不像中学老师那么多，工作不那么累还能享受两个假期，名声也好听。三是因为那所高校离我的家非常近。没有更多崇高的想法。

打探到的消息是，事如我愿，确定下来被分配到我希望去的那所高校。宣布之前（幸好是在宣布之前），辅导员笑嘻嘻地告诉我，蒋蓉，你如愿了哈，你分配在高校哦。但接下来她告知的学校名，却把我炸了个人仰马翻。我脑袋里轰的一声，完全蒙了：怎么和我知道的不一样呢？那根本不是我希望去的学校，也不是系里已经确定分配我去的学校啊。勉强忍着快要奔涌而出的泪水，我去了在川大任教的三叔家，把得知的所有情况告知了他。

原本只是想去叔叔那里述说一下委屈，没想到三叔和我们系的书记比较熟，他去找了书记。书记吃惊且愤怒，找来送名单去学校的辅导员和另一位副职领导问话，始知道系里经过正式会议讨论确定的分配方案，在送往学校的途中被私自改了。

辅导员申辩，有人比她更需要去那所学校。书记坚持原定方案不能变。更具体的内情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最后分配了包括我在内的两个毕业生去那所高校。所幸那个时候国家人才缺额大，以致毕业生不但包分配，还有调节的余地。

为什么都是辅导员？应该质疑的是个人，还是某个群体？那个年代，我所知道的辅导员都是留校的工农兵学员。但是工农兵学员留校的，也有不少教授专业知识课程的好老师，比如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授课老师和英语授课老师，都是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在学生中口碑甚好。我和两位工农兵学员留校的老师，还成了朋友。

毕业前夕合影，左右为工农兵学员留校的老师

一鸥着墨不多的毕业分配会议，让我深感震惊和愤怒，也由此联想到我们的毕业分配，那些原已尘封的往事。在毕业分配问题上，我和龚巧明都遭遇了一道坎，而且都是因为辅导员。如果，龚巧明不是因为辅导员背信弃义搞突然袭击，她或许还有另外的选择。

尽管历史没有如果，尽管龚巧明也许最后还是要选择去西藏。但已经发生的事实表明，那个最后的选择并非完全遵从了她的个人意愿。当初的她并非完全是主动出击，那么，被动应战的成分有多大？那些屈从会不会成为一个阴影？那个阴影会不会潜留于心底，又会不会于不知不觉中干扰她的情绪，甚至影响她往后的生活呢？

我当年打算投西藏日报的文章手稿

我想追问，我们亲历的往事是不是应该任其如烟雾一样，随风飘飞自然而然消失到无影无踪？我们铭刻于心的究竟应该是些什么？

近日，阅读新三届推送的“柴静记野夫：日暮乡关何处是”，柴静道，野夫在四十多岁时回忆童年时代被老师要求鞭打一个黑五类，他流着泪，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是不把这样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会一生都为我曾经挥过竹条子而愧疚。”

柴静则这样评价野夫，“他写作并非为复仇，也非控诉，他想找到人何以成为他人地狱的原因。”

抑或，“找到人何以成为他人地狱的原因”，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米塞斯说：知识的起点在于明确区分A与非A。这个论断在中国哲学中叫做格物致知。我们必须区分和定义出丑陋，并且记录下丑陋，才能探索到“人何以会成为他人的地狱”。

然而，要记住并记录丑陋却并不容易，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有来自近距离的周边人——包括朋友——的不认同：为什么那么多美好偏偏要写丑陋；是自己心理阴暗才专门记录阴暗吧；心中无佛看谁都像魔鬼；不宽容不大度不原谅别人的过失，斤斤计较乃小人之心……想来，无论野夫还是龚巧明，内心应该都承受了这种如山的沉重。

记得当年，我们还常常在寝室灭灯后，或集体阅读，或展开漫无边际的讨论，同班好友在回忆大学学习生活的文章中，特别幽默地把这种自发集体活动命名为“卧谈会”，形象生动贴切且喜感。那时，有了什么不容易借到的好作品，就由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北京同学朗读，其余人屏声静气。往往，朗读毕，寝室里还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所有人都沉浸在作品里走不出来。好一阵，才会出现带着哭腔、声调不断上扬的热烈讨论。

回想起来，我的思考也就基本停留在这个层面，与在那个时代就开始分担时代剧痛的龚巧明相比，我只能算一张白纸，苦恼不多，思索也不多。留在印象里的，是那个年代激情四溢。对我来说，迎面扑来的都是从未见过的，让我应接不暇，收获也是前所未有的丰富。这或许就是精神境界不在同一个维度的巨大差异。

龚巧明的性格也让我惊叹。从一鸥的叙述中我得知，她在做人流手术时顺便拿掉了卵巢，这得有多么决绝。卵巢对于女人有多重要我了解的不是很多，但我知道，很多女人在迫不得已做子宫切除手术时，只要有可能，都会尽量保留卵巢。看到这个细节，我忽然理解了龚巧明后来的一切义无反顾，都在情理之中，没有意料之外。

柴静在记野夫的文章中叙述，她和野夫有过这样一次聚会，他们很多人一起听一个吹箫者唱歌：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联想起一鸥关于龚巧明和她先生离婚又复婚的文字，心中突然就浸满了泪水。

在今天的我看来，龚巧明当年离婚是因为迷茫，后来复婚是回归理性。那时，被禁锢得太久的人们，先是以情爱突破了政治的禁锢；后是用情欲突破了婚姻的禁锢。可是再往后，情爱和情欲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直到模糊成了赤裸裸的“快餐”，人们对婚姻家庭和情欲冲动的关系，又开始了回归理性的重新考量。龚巧明是一个先驱者，思想者，探索者，她应该也完成了这种螺旋上升式的思索。

一鸥说，复婚后的龚巧明一家在拉萨团聚，度过了最后的快乐时光。我觉得，柴静记录的那几句催人泪下的歌词，或许送给龚巧明依然在世的先生，最为恰当。

最后，我借用北岛的诗句，再一次表达对龚巧明的怀念和结束这篇信马由缰的随感：

风帆垂落

桅杆，这冬天的树木，

带来了意外的春光

冬天的废墟

缅怀着逝去的光芒。

你靠着残存的阶梯

在生锈的栏杆上

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

正午的庄严中，

阴影在选择落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