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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 张玉秋:男同学给我课桌里偷塞水果……

张玉秋 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简介

作者摄于1979年6月


张玉秋 1974年高中毕业后,当过代课教师,务过农,1977年考入吉林省梨树师范学校英语班,毕业后从事中学英语教师10年,之后改行,在事业单位工作,直至2011年退休。


原题

我的师范生活




作者 | 张玉秋



1978年3月,我们经过一个冬季的漫长等待,终于等来了足以让我们东奔西跑相告亲朋的录取通知书,即便是区区中专,也叫我们兴奋不已,再说那时懵懂中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大专大本的区别。


拔出脚下的泥潭,就是一片明朗晴天。


迎来平等的新人生


在一个依旧是寒风瑟瑟的春日,一群社员正在东林带地里扬粪,一个小姑娘远远飞奔而来,手里摇晃着一张彩色的纸,直奔到我的跟前,“老姑,你考上了,这是录取通知书。”小姑娘是我叔伯大哥家的二女儿小芳。他们一家高兴万分,小姑娘气喘吁吁,无以言说的喜悦。我没有立即离开,收工后才带着兴奋而又复杂的心情,迈着轻盈欢快的步伐回家。


记不得开学的具体日期了,只记得我们乡下一共5人相约,在一个春风微微浮动的早晨,一起坐上了开往县城的汽车,一路上说笑着,憧憬着,每个人的心事都不相同,但是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华丽丽堆满青涩脸上的的喜悦却是一样的。那一刻我才忽然感到,我再也不是那个备受压抑的黑五类子女了,我迎来了平等的崭新人生。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眨眼就到,下了公共汽车,就有接生的老师和学生打着接站的牌子,我们奔了过去。走进学校的一座老式楼房,我还是第一次上楼,走在阶梯上,记得我还重重地跺了几下脚,心想很结实啊,一点都没有响动,不摇晃。


一开始我们学了一周中文,那时时兴外语热,广播随时随地都有教授英语的节目,学校为了适应如火如荼的外语热浪潮,把我们学中文的改成学英语的了,以应奇缺的英文教师之需。教我们的英语老师,当年几乎和我们同龄,是我们上一届的工农兵大学生,一个是风采迷人的李老师,一头亮泽的卷发,骨溜溜的瓜子脸,丰厚的嘴唇,很有才华,课讲的好。一个是虽然个子不高,但风华正茂,风流倜傥的幽默有趣的迟老师,他俩一毕业就站在了我们面前,给我们讲课了。


我们是英语二班,都是县城以下的学生,一班都是外地大城市的。我们班32名学生,男生10人,女生22人,以为大家和我一样都是考上来的,但后来得知有一部分学生是没有参加高考或其他渠道来的。大家的学业水平参差不齐,但是这一切都不影响我们从零开始学外文。记得那时我嘴硬,舌头不好使,说英文three的时候怎么也说不出来, 为了练这个单词,有一周的时间早早起来,走进校园西侧的树林里,翻来覆去地练习,把舌头都练破了,才会说。


洁净的校园,每日清晨树林里,操场上都有朗朗的读书声,互相练习发出的吉拉瓦拉的对话声,非常美妙,还有一个指定的读书角,聚集了一些勤奋好学的同学,在那里指手画脚地操练,对着远远近近的树木,楼房,飞机等,发出一串串动听的外文来。


有的时候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让老师轮流串课,一班的薛文文老师是上海知青,斯文得很,衣履光鲜昂首阔步就进入了我们的教室,我们早已正襟危坐,等待他的出场。他稍一站定,就用流利的英文说good morning class。同学阿宝一慌张,也跟着说了这句话,没有变换成good morning teacher. 最后一个单词音很重,我们都听见了生硬的含拉子。可能是觉得我们土气愚笨得可笑又不能笑吧,老师慢条斯理地说“下次不要再说含拉子了,就直接说学生吧!”


阿宝不管同学们怎样笑她,一点也不感到慌乱,仍旧庄严地弄着椅子响,似乎费掉了几分钟才坐下去。就这样一节课,薛老师把眼镜摘下来三次,擦着眼睛里笑出的泪水。第一学期就在我们热烈的求知欲中不知不觉中度过了,第二学期就有点故事了,首先是分坐,班长有心机地把某某某和某某某安排一个座位,好让他们谈点啥,或者不好意思把喜欢的放在自己一桌,就放在前后左右桌,随时能搞出点小动作,拍一下,踢一脚,捏斜几眼的,都会叫人怦然心动。



有人偷偷给我送水果


至今我仍对和我们年龄前后脚的班主任李老师的才华钦佩不已,那时我们几乎是乘同一批船来的梨师,时代选择了我们。学生大小不一,有的已经在社会上工作多年,有的才高中毕业,甚至还没有毕业,就凑在一起哇哇地学说英语,有的出类拔萃很优秀,底子雄厚,有的就是狗尾巴花,肤浅无知,我夹在两者中间,灰突突的自我暗地里膨胀着。


我那时对城里的学生羡慕得一塌糊涂,觉得能和她们交往,简直就是人生的一大奇迹。第一年暑假,再次返校时,我用书包背了点豆角和茄子辣椒,那可是第一喷蔬菜啊,送到了城里同学家。


在我眼里,同学们各具风采,吴丽华皮肤白皙,鼻梁高耸,眼睛明亮,英语说的流利,一嘟噜一嘟噜的。孙小美羞涩脸上总有迷人的微笑,扭捏里夹杂着奔放。田文华做事井井有条,字写的有板有眼,风韵独特,早就名花有主。杨慧慧眼睛不大,可是很迷人,歌唱得好。还有亭亭玉立的王倩华,那时梳着齐耳短发,一对酒窝散发出青春少女特有的韵味。


男生老袁那时穿着贼亮的皮鞋,皮鞋拍打着地板,发出一种空洞洞的嗡嗡声。湛富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儿子,很有风度,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文采飞扬;余天沉稳,做事慢条斯理;阿峰风风火火,敢想敢干,这是当年轰动整个校园的四人帮,总是呼啦啦来来去去的。那时老袁就懒惰,早上不起来上早操,当全寝室的人都迎着初升的旭日,伸胳膊展腿脚的时候,他还独自沉浸在特有的安宁里,做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白日梦。


春去秋来,我们已经在师范度过了整整一年的惬意时光,读师范的第二年班级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似乎出现了派系,而今回想起来是多么幼稚和荒唐。但这些小插曲每次都被火烈的激情取代,同学间还是不时地涌动亲密友善的暧昧。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力求使自己文艺起来,一方面原始的野性像破土而出的青竹,节节拔升。学校的墙壁上,柱子上,树木上总会有醒目的 I love you 英文,叫人匪夷所思,暗地揣摩。


一日傍晚,我早早走进教室,坐在了课桌前,伸手一摸书桌,红通通的苹果就掉在了地上,一溜烟似的滚到了前面,我很自然地跑出去捡了回来,对我的同桌张薇说,来咱俩吃,也不知道是谁放进的。


多年后我都为当时那么坦然淡定地呼叫感到惊奇和难为情,这就是无知而无畏吧。这种情况在两年的求学生涯里常有发生,我一直不知道是谁放的,还傻傻地问这个问那个的。后来又有一次当我的手在狭小的课桌里触碰到一串葡萄时,我又大张旗鼓询问的时候,我现在的这个老头子,那时却觉得很陌生的一个同班同学老袁就瞪了我一眼。我立即就明白了,是他放进的,就不吱声了。


此后,诱人的水果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课桌里了。


 二排居中者为作者


梨师给了我伴侣和家


我的混沌世界尚未打开,虽已二十好几,想来多么可笑可悲。那时的老袁可不是等闲之辈,有心计。多年后他对我说,自从上师范那天起,就寻思自己搞对象,班级20名女同学,挨个过一遍,不可能成的像小丽啊小凡等,还有入学前就名花有主的就不打这个单了,最后觉得我毛头毛脑的,不烦人,还说我聪明,就打定主意,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道狂奔。


那时他总是梳着油光可鉴的大背头,明晃晃的皮鞋,裤线笔直,衣着光鲜,不像我们土里土气的,不解风情。而且那时他还精明得很,比较渊博,入学第一次复考语文,考了全班第一,82分,全班只有6个及格的。第一炮就打响了,赢得了班长的霸主地位。


第二年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和丽华在茂密的树林里看书,老袁款款走来,很绅士地说,咱们一起学吧。不等我们说话,富有磁性的语言就从他嘴里飘了出来,一阵侃侃而谈后确实叫我俩都感到很快乐,我也由此在懵懂中一股别样的情愫深埋心中。


随后的日子里,我时时处处躲避、逃离。学校学生会主席还找我谈话,说注意影响,不能搞对象。天啊,谁搞了,根本没有的事。接下来就一切风平浪静,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自前行着。


老袁家里有一辆自行车,这可是奢侈物,我至今仍记得他穿一件银灰色上衣,乳白色裤子,一顶蓝帽子,左手腕上的手表熠熠生辉,在学校旁的街道上飞身上车时的情景,遇到认识的人,一只脚点地就停了下来,酷得很。他还骑车送老师回过家。学校组织跳交谊舞,我不会,不跳,他带着一个女同学转起了圆圈。


某天正在上晚自习,余天从外面走了进来,对着我说,“你老家来人了,在门外等你呢。”我匆匆下楼,左看右看没有一个人。这时大门柱子后出来一个人,“是我找你,我有两张电影票,咱俩去看电影啊。”我一看又是老袁,就说“谁和你看啊,”转身疾奔楼上,边跑边说,谁跟你看啊,谁跟你看啊。可能声音很大,弄得迎面下来的一个学生莫名其妙回头追着我看,我跑到教室里一脸青紫,余天一看这架势,没戏了。


班级一个叫子睿的女同学,极其聪明,会背唐诗,瓜子脸,高鼻梁,记忆力超群,喜欢上了班级的王一,可是王一另有所属,喜欢小妮。毕业后子睿一气之下去了农村教学,不甘心又考上了大学,后来一路干到校长,遗憾的是太争强好胜,劳累过度了,在1997年38岁的时候得了白血病,不久就香消玉殒了。小妮也没有嫁给王一,真是辜负了一个肝胆相照的人。王一后来娶了一个小学教员为妻,现在依旧在高中做把关教师。


这期间班级的芳华,一脸娃娃相,一对酒窝很迷人,说话像一串串清脆的铃声,好像一个很帅的男生对她穷追不舍,因此还大病一场。玉秀是一个美丽的姑娘,赢得了余天的灼灼目光,可是最后也是做了他人新娘收场。珍妮和阿峰也有一段拧巴的姻缘,在我得知时早已劳燕分飞。


班主任此时总是顾此失彼,全然不知道风平浪静下的暗流涌动,课讲得绘声绘色,全然不知台下有陈仓暗度。阿勇是班里的才子,一入学就崭露头角,一首抒情诗被悬挂在学校大厅里,我们都掂着脚去看。副班长林一夫也是个人物,闪耀着坚定、执着、谦虚、慷慨的光辉,带领一帮穷小子傻丫头,在处处弥漫着散淡而享受、紧张而慵懒的校园里兜风。那时一种庄严而宽宏的情绪高涨在我们的血管里。


梨师第二年,火辣辣的阳春五月,一群放荡不羁的学生,甩掉了宽衣肥袖的臃肿,鼓荡着青春的梦想,在来来回回的荒谬里,一闪身就亮相在县城东面的绿油油的麦田里。老师带领我们边除草边唱英文歌,豪放而张扬。田野旁的野花荒草,水灵灵迎风浮动,置身花海里,我们宛如少年,那炫舞的手臂,飘逸的丝巾,火烈的笑脸,一切都在复原遗失的岁月,即使依旧灰头土脸,灵魂却在那时大放异彩。


毕业前夕,老袁送我一本唐诗三百首,扉页还独创一首诗:

 

阳春三月入梨师,朝夕相伴清华池,

相见时欢袂亦有, 愁怀难遣欲何之。

 

长夜难眠孤烛怨,深情负我少年痴,

别意殷殷非窈窕,长风破浪会有时。

 

1979年暑期毕业分配在即,家住县城里的都留县城教学,其他的就分配到下面的乡镇,老袁理所当然留城,我被分配到离县城三十多华里的小镇。


飞金流火的七月,一个炎炎烈日的午后,杨立辉、王晓华、王占富我们四人还有语文班的化学班的同学十余人,就站在了开往榆树台镇的客车旁。还没等上车,就看见老袁余天阿峰汗津津呼啸而来,我们也不知道咋搞的,眼泪一下子都涌了出来,我的泪水也夺眶而出,脚已经登上了客车,大滴的泪水落在了地上。


到了榆树台镇中学第二天,老袁扛着行李也来了。这一年我以23岁的青涩面容,站在了高中的讲台前。一次我俩去镇里那灰突突的电影院看电影,第二天上课时,讲桌上竟然有我俩昨晚看电影的座号,而我们的票仍在我那件有点泛白的裤兜里。


爱情的恬美和向往是美妙的,可我还没等真正体会人生的真谛和曼妙,稀里糊涂地在毕业第二年就潦草成婚。或许是没有抵住那清风明月般的蛊惑,或许是冥冥注定吧,婚后也是稀里糊涂地痛并快乐着。

 

毕业后我们就都一边忙于工作,一边忙于结婚生子,其后的漫漫人生里,还要疲于奔命双亲家,狼狈不堪。现在好像得以喘息,就四处搜刮不曾遗忘的人,36年后的今天,我忽然觉得和昔日老师同学的友谊才真正开始,这时我们已由当初的毛愣愣的青年学子一跃而成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了。

 

一气写完零零碎碎的梨师生活,顿觉枯燥的生活像奔腾的河流湍急不安,还有多少激情值得我们彻夜狂欢,多少回味值得我们辗转留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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