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 | 朱志宏：我难以忘怀的地质实习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1980年作者于泰山
朱志宏，1956年生人，山西太原人。1974年高中毕业到木瓜会大队插队，1976年被召入太原钢铁公司当工人，1977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读本科，1982年分配到沈阳黄金专科学校，1985年调入山西省委党校，1986年考入中南大学社会科学系读研，原系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系统科学学报》编辑。
1978年3月我考入了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大学生活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每年的实习。1985年后，我虽然改行搞了哲学，但回忆起大学时代的实习仍然倍感亲切。以下我就逐一回顾一下我的实习经历。
一年级普通地质实习
我们宿舍的侧面就是毛主席年轻时候经常爬的岳麓山，所以上大学后爬岳麓山成为我们经常性的娱乐项目。在第一次实习时，张德仁老师带我们实习的地点恰恰是岳麓山。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样著名的旅游景区，居然也是我们实习之地！
山清水秀的岳麓山是我们的实习之地
张老师是个胖大老头，那年已经六十多岁了，好像还是九三学社的副主席。我们担心他年龄大，身体笨重，上山吃力，就派了几个同学在他身旁护驾。周凯生开始还想搀扶着他走，被张老师婉言谢绝。没有想到，在山路上走了一会，我们发现这老头比我们年轻人的劲还要大。不一会，他率先爬到了岳麓山半山腰的一个墓地，在那里等着后边还在呼哧呼哧往上爬的同学。同学们聚齐以后，他以他特有的缓慢语调地给我们讲起了这个墓主人的历史。
丁文江是我们地质界最老的前辈之一，他早年在英国求学，获地质学和动物学双学士。1911年学成归来，在云南贵州等地展开地质矿产调查，并创办地质调查所，出任第一任所长。1936年1月5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不幸中煤气身亡，于是就安葬在了这里。
丁文江墓在“文革”中被毁，坟头只剩下几个残缺的石块散落一地。所以我们之前爬岳麓山，每次路径此地时都没有过多留意。张老师讲了这个墓的来源以后，我们每次再到此处，总要在此稍作逗留，缅怀这位地质界的老前辈。
丁老先生虽然身遭不测，但他的最终归宿地选择却是极佳的。有什么地方比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作为安葬之所更好呢？有什么地方比安葬在可以俯瞰全国一流地质系旁的山坡上更好呢？只有我们这些地质人，才会常常来到他的墓前发悠悠怀念之情啊！
张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处褶皱构造观查。这个褶皱不愧是个地质标本，它的高和宽都只有四五米，像一个雕刻出的拱形石门一样整整齐齐。我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如此精致的小型褶皱了，真感谢大自然在我们学校旁边造出如此鬼斧神工的杰作。
接着，张老师又带我们来到一处叶岩露头，让我们找古生物标本。我们听到这一指令，即惊讶又激动，万没有想到我们常来游玩的岳麓山上居然还有古生物化石。很快，同学们就纷纷从叶岩岩石片中找到了一些古生物化石。岳麓山组属于华南泥盆系的一套以石英砂岩为主夹页岩的地层，底部夹赤铁矿层，富含植物、鱼类化石，下部含腕足类化石。
据刘祥龙回忆，我们找到的古生物化石大概是蕨类植物的印模和腕足类化石。在岳麓山上，我们还看到了断层、破碎带等地质结构，只是印象不深了。
3.6亿年前的蕨类植物化石：宛如一幅水墨画
一年级普通地质实习，我们都是在长沙周边。我们还到湘江看了新形成的河流沉积地层。河流沉积可以明显的看到一层粗一层细的沉积层，粗沙的是水大的时候形成的，细沙的是水小的时候形成的。一般冬季水小，所以每一年形成一个沉积周期。我们还登上了橘子洲头，看了河流中的沙洲。
橘子洲头也是我们的实习之地
我们一年级实习还到过一个叫丁字湾的地方，是当天坐船去坐船回的。任广智回忆说是文国章老师带领我们实习的，但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只记得那里有一个巨大的花岗石采石场，我们看了一些地质构造，如花岗岩中的石英岩脉之类的东西。我们还看到一个大褶皱，那是两座山，每个山上的向斜褶皱都很清晰，中间的褶皱顶部却被侵蚀掉了，形成一个沟。我们实习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填图。由于那里的地质构造比较清晰，所以填图并不费力。
二年级野外地质实习
从二年级开始，我们的实习就跨出了长沙，越出了湖南。当我们得知二年级实习将去首都时，大家都激动得跳了起来——这是多少同学梦寐以求想去的地方啊！
实习前，每位同学领到了一套行头。一个罗盘、一把地质锤、一组小放大镜、一双翻毛皮鞋、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个大白帆布背包。在发这套行头前，系里老师已经向我们灌输了地质工作者三大宝：罗盘、锤子、放大镜。
地质工作者的罗盘既不是用来指引航线的，更不是用来看风水的，而主要是用来记录岩层方位和倾角的。有了这些数据，再加上岩层所在位置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在地质图上把这个岩层画出来。这种地质图，可以用来推测岩层在若干米深度的位置在哪里，以便于指导取样的钻机在何处打钻，或指导地下巷道如何挖掘。另外，这种图还是计算地质储量的依据。
我们的地质锤是用来取岩石样品的，放大镜则是用来观察岩石样品的。比如，我们发现了一个花岗岩岩脉，我们除了要把它的位置、大小、方位、走向记录在图上外，还需要用锤子敲下几块来，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把岩石中的矿物种类和比例也记录下来。
左起作者与吴承建刘祥龙缪远兴
我们的二年级实习当然不是在北京市里，而是在远离市区的房山区。我们地质工作者偏爱钻山沟，因为只有山上才有有价值的地质剖面可供我们研究。幸运的是周口店也在房山区，虽然我们来不是考察北京猿人的栖息地的，而是在附近的山上学习认识这里特殊的地质地貌。但既然来了，就不免要参观一番。系里不仅组织我们参观北京猿人博物馆，还组织我们参观了位于北京市的地质博物馆。
我们绝大多数同学都是第一次进博物馆，在两个博物馆中，都有讲解员讲解。这里的讲解员既漂亮，又优雅，简直把我们这些二十郎当的年轻学子给迷住了。很多男同学下来在私底下议论说：“看看人家的讲解，再听听咱们老师的课，简直没法听了。”更有甚者，有的同学还私下议论我们的女老师长得太丑，“简直给我们系丢人。”
室友刘祥龙与作者1979年于颐和园
现在想来都是同学们的不对，怎么好拿讲解员与我们的老师比呢。且不说这有点大不敬，就是客观的来说，也是不可比的呀。人家讲解员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长得不漂亮能被选中吗？而我们的女老师是凭学习成绩和日常表现留校的，根本没有把长相列入考察标准。况且我们的女老师经常要出野外，常常是灰头土脸的；而人家解说员每天必须打扮的靓丽光鲜，因为这也是人家工作的一部分，这能比吗？
再说讲解，讲解员完全可以对讲解的内容一知半解，而我们的老师们却必须苦读四年，还要出类拔萃才能走上讲台，这能比吗？如果让这些讲解员上讲堂讲课，也许立即又会被爱挑剔的同学视为花瓶了。
作者与吴承建和范蔚茗在颐和园
这两个博物馆都是学校出的门票钱，至于其它地方就是个人自费了。绝大部分同学们是第一次来到首都，自然不会放过游玩的机会。我们205室还有陈大克等几个同学一起游玩了几处名胜。我考上大学后父母奖励我到北京玩过一次，因此我自然就成为半个向导了。说是半个还有点多，一来我上次跟我二哥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下；二来我这个人不善于辨别方向。
1979年的冬天特别的冷，到了10月就已经是冰天雪地了。但由于是同学们在一起游玩，我的游兴比与我二哥那次浓多了。比如在颐和园，我二哥带我的那次，只是觉得累得很。而这次与同学们在一起，却没有累的感觉，反而对旧有的景物有了一种亲切感。
作者在蘑菇石前
我们来北京既不是为参观，更不是为了游玩，而是为了地质实习。我们考察了此地的岩层与地质构造，以及地形地貌。这里的地貌极为特别，属于风蚀性地貌。其最大特征是在地面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蘑菇状石柱，煞是好看。这些石蘑菇大的有几层楼高，小的只有几尺高。它们是由于上层岩石耐风蚀而下层岩石不耐风蚀而成的。还有些岩石更为奇特，被风吹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形状和孔洞来。有些孔洞在刮风时有会发出呼啸之声，更增加了这里的诡异。人们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制作出如此的奇景来。
地质实习现场，前排：王楚丰陈大克与作者和周亮，后排：张海昕陈祖敏吴承建
我们还在房山地区考察了花岗岩以及花岗岩的烘烤边缘，在烘烤边缘还找到了祖母绿和云母等矿物。当然，这里找到的祖母绿是不够宝石级别的，否则人人都可以发财了。
烘烤边中宝石级的祖母绿
这次实习暴露出我的不足。有些同学拿到一块花岗岩标本，用放大镜一看，就可以很自信地报出：“里面有方解石，方解石占30%；还有石英，石英占35%；还有正长石，正长石占25%；还有斜长石，斜长石占……”当然，不同的同学报出的比例不一样，但都很自信。我对于方解石和石英还能够看得出来，但是对于正长石和斜长石就没有太大把握了，因为它们太像了。所以，听到张三的，看看手中标本觉得张三说的对；再听李四的，再看看岩石又觉得李四说的对，总是疑惑不定。
花岗岩标本
更令我丧气的是看断层。有一个非常大的断层面，其上有道道擦痕。这些擦痕都是在历次地质运动过程中岩石相互摩擦而产生的。我们的一个野外技能，就是要根据这些擦痕判断出发生过几次地质运动，每一次地质运动的方向以及岩石之间的摩擦碰撞方式是怎样的。
断层面
有同学可以很自信地说出：“第一次是切断列，方向是东南30度；第二次是扭断裂，方向是西南20度扭动到西南50度，第三次是张断裂……”当然，不同的同学报出的结论不一样。但我还是听了张三的，按照张三说的去摸那块石头，觉得张三说的对；再听李四的，再按李四的思路去摸那块石头，又觉得李四说的有道理，自己就是疑惑不定。后来，我干脆闭眼咬牙也狠心瞎报，毕竟实验报告不能空白，再说老师也不会逐个检查好蒙事。
其实，地质构造的确是复杂，地质界流传一句话：“小构造吵吵闹闹，大构造胡说八道。”通过这次北京实习，我们才真正的领悟到了前半句话的真谛。因为我们亲眼看到，何绍勋老师和其他几个老师围着一个断层面争论不休，其他老师没有因为何老师是小构造权威而气短。
后来我们上大地构造课，同时接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大地构造理论——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和陈国达的地洼学说。按照地质力学，大地因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由两极向赤道做水平运动，这种水平运动产生的力是形成各种地质构造的主要原因。而按照地洼学说，在大陆地壳演化史上继地槽区、地台区之后还存在第三构造单元──地洼区。它的性质与稳定的地台区相对立，与活动的地槽区虽然性质相似，但特征不同，属于另一种类型的活动区。
两种理论各由顶尖级专家提出，李四光是原地质部长，在国内的影响力比陈国达高。但是在国内有色金属界，以及国际上特别是在苏联地质界，陈国达的威信又比李四光的高。在找矿方面，李四光的理论较好的解释了石油的生产、迁徙于存储的问题，为找石油提供了理论指导。而陈国达的理论则在找有色金属矿产方面胜于地质力学。
后来我们通过自学又知道了，黄汲清提出了一种多旋回构造运动。国内还有几个其它的大地构造理论都在各自的领域有影响力，指导各自的实践。而国际上目前最流行的是板块学说。这时，我们才理解了后半句话：“大构造胡说八道。”把这句话完整理解之后，我就有些没有自信心了。这可能是导致我后来改行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善于推理而不善于感觉和直觉，而搞地质感觉和直觉也很重要！
处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有一点好处就是让人敢于想象。因为干我们这一行的，没有想象力你什么也解释不了，甚至什么也干不成。比如，你要确定一个钻孔的位置，就必须有想象力。因为你从地面上只能够获得有限的信息，你必须根据这些有限的信息猜测，地上的岩脉向地下延伸到了哪里。你如果猜错了，一孔钻井就算白瞎了，需要再猜。如果你总也猜不中，就趁早改行吧，免得被人家的冷眼冻死或者被人家的唾沫淹死。
对于地质构造的猜测还不算邪乎，因为最终可以确认猜的准不准。而对于成矿原因的猜测或解释就邪乎了，因为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成岩成矿理论予以解释。这样就造成对于同一矿产形成的不同解释。而且，即便是持同一成岩成矿理论，其解释也因人而异，因为这其中夹杂着个人想象的成分。谁也不能像证明数学猜想那样，用严格的逻辑无可辩驳地证明出个孰是孰非来。有些矿山，从找矿开始就在争论矿产形成的原因，等把矿产已经挖完了，争论还没有结果。
带我们到北京实习的是胡老师和刘老师。我们一开始很失望，因为他们是工农兵学员毕业的。但随着实习的开展我们发现，总是笑眯眯的胡祥昭老师不仅水平高，而且脑子非常够用。他不仅给我们以专业指导，还帮助同学们解决纠纷。最终，胡老师赢得了我们大家的喜爱，我再次回中南改行读哲学研究生时，还与研究生毕业留校当教师的吴承建一起去看望过他。
在北京实习可苦了那帮南方同学了，这里几乎不吃大米，而他们偏偏又吃不惯面食。对于包子和饺子他们还可以接受，但对于面条和馒头就难以下咽了。至于吃窝头，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上刑，而恰恰我们吃得最多的就是窝头！偶然遇到吃大米，这帮小子就像是过年一样高兴。但我们北方的同学这下可高兴了，终于可以舒心地吃上可口的饭了。
从北京实习回来又上了两个月的课就该放寒假了，同学们纷纷准备回家过年。对于我们北方的同学更是如此，早早就准备上了。我买了些大米、蜜橘和竹笋，装了满满一大地质袋。任长彬还把翻毛皮鞋用鞋油打了，准备穿黑皮鞋回家。他的这一创举后来被纷纷效仿，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翻毛皮鞋已经快没毛了。这倒不是我们穿得费，而是发下来的时候就是旧的。
当同学们向着祖国四面八方分散开来时，就数我们地质系的同学最扎眼。因为我们背着一色的大白帆布背包，老远就可以看到。那时候，大学生是天之骄子，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但是谁也不能把大学生仨字刻在脑门上啊，胸前戴个校徽则既不显眼又显得有些做作。而我们地质系的同学用不着这些，一个大白帆布地质包一背，离三五百米也可以看到。而且，人们一旦了解了凡是背这种包的都是大学生，不用自我介绍，羡慕的眼光就向你投来。
那时候，回家过年的火车非常拥挤，很多同学买上了票，但挤不上车。我们的地质包又发挥了作用，凡是已经上了火车的同学就打开车窗往下看，只要看到背这种地质包的同学就大声招呼。过来的同学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凭包就知道是本系的同学。车上的同学二话不说就先把车下同学的背包接过来，再把这个同学从窗户拽进火车。很多同学正是这样认识并成为好朋友的。
没有想到，实习用的行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处！地质包的这个功能也许是设计者不曾预料到的。但他一定是位老地质人，知道耀眼的白色在黑沉沉的野外，也许可以救助一个迷路的地质队员，否则为什么要用这既扎眼而又不经脏的白色呢？当然进入手机时代以后，地质包就不再采用白色了。
三年级矿山地质实习
1980年9月，我们班到西华山钨矿进行三年级实习。带我们实习的是吴福印老师。吴老师四十岁，中等个，身材偏瘦，说话声音很低。
西华山在江西大余县境内，我们先坐火车到广东韶关，在韶关参观了著名的佛寺南华寺。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惠能弘扬南宗禅法的发祥地。
传说，惠能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砍柴养母。有一天，他在市中听到有人诵读《金刚经》，颇有领会随即出家。他从广东北上到了湖北拜禅宗五世祖弘忍为师。他由于不识字，原本是个普通的火头僧。弘忍手下有五百弟子，其中佼佼者是神秀。弘忍年老以后，想要寻找一个继承人，就命众徒作一首偈子。
神秀作了一首题在墙上：“身为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众弟子看罢都说好，但弘忍没有发表意见。不料在厨房里做饭的惠能听说以后，也作了一首偈子，请人写在了神秀的偈子旁边：“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弘忍得知以后，当着众徒的面说惠能写的是胡说八道。其实，我们看来也是胡说八道。菩提怎么不是树，明镜怎能无台？本来无一物，那不成了万物皆空了？弘忍批评完惠能以后，还亲自把他的偈子擦掉，并在惠能的头上拍了三巴掌才离开。众徒均不理解师傅之意，惠能却理解了，他三更时分潜入师傅的禅房。在那里弘忍给他讲了《金刚经》，并把衣钵传给了他，让他连夜逃走。后来，神秀成为护国法师，形成了“南能北秀”的格局。随着时间到流逝，惠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神秀的神气越来越小。如果不是由于惠能，神秀也许早已湮没于历史之中无人知道了。
后排王楚丰陈大克姜福信黄永红与前排作者于南华寺
从韶关到大余县就开始坐卡车了，卡车走了两个小时后，我就开始呕吐了。我翻肠倒胃的吐，把午饭吐完又吐早饭，把饭吐完又吐苦水，就差把肠子一起吐出来了。到了大余县城，我们稍作休息各班分散开来，奔赴不同的矿山实习。很快，我们班就到了西华山钨矿。
我们三十个男生被安排的一个礼堂里睡觉，每个人一张床板，把自己带来的行李一铺就成。这个“宿舍”可真大，还能飞起来蝙蝠。有一天，一只蝙蝠飞了进来，同学们赶紧把门窗关住。然后赶着这只蝙蝠使劲的飞，直到它累得掉落下来。我这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蝙蝠，不过抓住后就放生了。蝙蝠太丑了，而且也无法当宠物养，我们总不能为这个丑家伙每天捉蚊子吧。
西华山钨矿形成于在一个巨大的花岗岩岩体中。钨矿是由于花岗岩中的石英岩脉溶化了花岗岩中的钨元素而形成的。这里的采矿巷道非常安全，就建在花岗岩岩体内，即便头顶上扔十个八个原子弹，只要是躲进巷道里就可安然无事。这里的主巷道都是水平的，因为巨大的花岗岩的一面是沟。一条条水平巷道就从沟口进出，方便极了。当然，在巷道内部，各个巷道的连接处，还是有垂直坑道的。这些垂直坑道都有梯子，很容易从下层巷道上到上层巷道，或从上层巷道下到下层巷道。
西华山钨矿的水平巷道
我们班的任务之一是记录各个巷道中钨矿的分布，为成矿研究和储量估计收集资料。因为我们已经是三年级了，做这样的事已经是小菜一碟。于是大家每二人一组分头到各个巷道里去干活。学习新的东西是有意思的，但真正干起活来却是枯燥的。我和刘祥龙一组，我俩每天手提矿灯钻进指定的巷道绘图记录。实在有些腻歪了，就走出巷道透透气，刘祥龙这时就抽一根烟过把瘾。
作者三年级在西华山钨矿实习
西华山钨矿的矿脉非常规整，大多是1米宽左右的石英脉，钨矿就嵌在石英脉中。由于石英脉是呈乳白色的非金属光泽，而钨矿石却是呈银灰色的金属光泽。所以石英脉上的钨矿石很好辨认，用手电一照闪闪发光，就像一颗颗星星一样。在巷道里走了几天，这种景象就看腻了。不过，巷道里也有让我们眼睛一亮的东西。比如发现一个水晶晶族或一个钨矿晶族。
所谓晶族就是许多个单晶体长在一起，样子有点像一朵花。所谓单晶体是整个晶体由一个晶核结晶而来的。以炭元素为例，单晶的炭是金刚石，而杂乱无章的炭却是煤块。单晶体的水晶和普通的玻璃都是由石英构成，但是玻璃中的石英分子呈不规则状分布，所以玻璃可以溶化后随意冷却成型。而单晶体的水晶则是有序排列，一旦溶化就破坏了它的结构。
美丽如花的水晶晶族
水晶晶体与玻璃具有完全不同的光学性质，即便用手电筒一照，也可以看出来。水晶晶族用手电筒在黑暗中一照，光彩照人，像一朵水晶花。钨矿晶族虽然不似水晶那样透明光亮，也同样光芒四射，就像是一朵金属花。
钨矿晶族
我们在西华山实习时，恰赶上赣州师范学院艺术系毕业班学生实习演出。这帮子艺术系的学生，毕业实习还不忘记赚钱，我们还得花钱为他们捧场。不过这钱花的还真值，赣南艺术系学生的表演很出色，女生也长得漂亮，让我们这些地质系的男生饱了眼福。西华山钨矿是个国营的大矿，文体设施齐全，我们在星期天到他们的乒乓球室打乒乓球。我的乒乓球水平不怎么地，但在班里还可以登台打擂。
西华山的风景很美，矿山到处都是植被，没有北方矿山的那种植被破坏以后的荒凉感。听说翻过一座山就可以看到原始森林，我们十几个男同学还到矿区远处旅游了一番。我们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岭，果然望到了一片苍苍茫茫的原始森林。满足了看原始森林的欲望之后，就准备原路打道回府。
不料，孙中庆提出：“好马不吃回头草，好汉不走回头路。”他非要从另一头没有路的地方下山，大伙怎么劝也劝不住。我和孙中庆是球友又是哥们，担心他一个人下山出危险，就跟着他去冒险。这家伙真是个亡命徒，他不走人走的路，专挑人无法走的悬崖峭壁往下跳。好在这些悬崖也就几米高，我就陪着他一个悬崖一个悬崖地往下跳，一路连滚带爬的下了山。我们走的是捷径，自然比大队人马提前下了山。
从西华山实习回来路过南岳衡山，我们几个男生就下了火车上山玩了一趟。我记得我们205室的7个人都去了，外加陈大克和孙中庆等人。我们先来到衡山脚下的几处名胜游览，去了南岳大庙和三清殿等地。
作者当年在南岳衡山
衡山是中国著名的道教、佛教圣地，环山有寺、庙、庵、观200多处。衡山是上古时期唐尧虞舜巡疆狩猎祭祀社稷之地，也是夏禹杀马祭天地求治洪方法之地。在80年，很多旅游景点都没有开发出来，我们只能从门缝里往里瞧一瞧。但也有好处，这就是不收门票。我们爬到半山就快要天黑了，正好看到了半山亭旅社，就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沿着公路一路蜿蜒往上走，根本感觉不到山势的险峻。不过衡山上植被茂密，称之为“秀美”倒也名副其实。
作者于大雾中的南岳衡山
那天早晨山上的雾很浓，几米之外就看不清人了。我们爬到衡山的最高峰祝融岭，在山上遇到一个算命先生。这个看相先生是一个瘦老头，一副农民相没有一点仙风道骨。他拉住我们非要给我们看相，我劝大家不要上当。王楚丰禁不住好奇，花了两元钱让他看。那个老头拉住王楚丰的手看了一会，就反复说：“好面相，好财运。”其他的内行话一句也说不出。我在插队时，向村里一位相面先生学过麻衣神相，就忍不住过来和他盘道。我问他用的是什么相术给人看相，他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又问他知道不知道麻衣神相，他也是支支吾吾的，一看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骗子。
不过，他给王楚丰看的相还真准。王楚丰后来改行当上了汕头市的税务局长，这不是“好财运”吗？当然，这只是巧合。后来又有几个当兵的也让他看相，他还是那一套：“好面相，好财运。”这种低级的江湖骗子，对谁都只会说吉利话，比起我忽悠人的水平差远了。（参见：我从工人阶级自甘堕落为小资产阶级）这些低级的江湖术士后来很快就被各种“大师”给淘汰了，后起之秀们不仅有麻衣神相，还有从外国引进的更为“科学”“先进”的相面术，说出来一套一套的，不由你不信。
从衡山下来，我们又坐上火车回到学校，三年级实习就这样轻松完成了。
四年级毕业设计
1981年9月开学不久，我们最后一个学期的毕业设计就开始了。我们的指导老师是候光汉，有五十多岁，瘦小，脾气温和。我和孙中庆、吴承建、黄永红、朱惠超等人跟着候老师搞一个华南盆地铅锌矿矿产预测的项目。这是一个真实的课题，我们负责数据的收集和输入，最终结果由计算机根据老师们预先设计好的预测模型计算得出。然后经过我们的分析，并提交预测报告。当然，我们的预测报告对于老师们来说只是参考，他们将通过综合分析得出最终的预测报告。
这实际上是用相似性方法进行预测，即假定有一个相似的成矿规律存在。首先是收集所有已知矿区的物理化学异常和地质构造特征，并把这些特征数据化。然后根据已知矿区的储量对这些特征值进行拟合，得出一个预测模型。预测模型中各个特征值被赋予了不同系数，表示对矿产储量有不同的贡献。比如，地面上的铅浓度要比铜浓度对铅锌矿贡献更大，系数是后者的5倍。
有了这样一个矿产储量预测模型，就可以对未知矿化点进行预测了。只需要把这些矿化点的有关特征值收集到并代入预测模型，经过计算就可预计该矿化点可能的储量。对于预测储量高的矿化点做为重点地区进行详细的地质勘探，这样就提高探矿效率。
我们先是在广东凡口铅锌矿实习，目的是对一个典型的铅锌矿作深入了解，为华南盆地铅锌矿矿产预测项目打基础。凡口铅锌矿的坑道，必须先乘罐笼垂直下到几十米深井下才能前行。而且，矿床产在易塌方的叶岩层中，巷道很多地段必须用原木支护才能安全通过。这时我们才真真知道“四快石板夹一块肉”的含义是什么了。下井工资高而且有补助，但矿上有门路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在井下工作。
巷道掌子面工作情景
在凡口实习完以后，我们就两人一组分头到广东地区的一些地质队收集资料。我和吴承建一组，我俩一路奔波到了好几个地质队，向他们索要地质资料。很多地质图还是地质队的人现给我们晒出来的。那时候，各个地质队和矿山都是国营的，对于我们的实习也都是免费的，他们把这看作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后来我听说，我们的学弟学妹再去实习就没人欢迎了，不交实习费哪怕是老师的面子也不给。
我和黄永红等人还到广州市收集资料。这倒不是收集广州市的地质情况，而是到广东省地质局收集他们已经获得的地质资料。这些地质资料也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
那时，无论是地质队的人或是地质局的人，看到我们的介绍信都很热情。从中南毕业的老校友还打听教过他们的老师的近况，甚至还和我们聊起这些老师过去的糗事，以及他们当年上学时的趣闻轶事。
在广州，我和黄永红住在他的一个亲戚家。他的亲戚家很挤，再住进我俩就更挤了，床板都需要白天收起，晚上放下。黄永红在学校不爱说话，和我不熟悉话就更少了。但到了他的亲戚家之后，他话却特别多。当然，他不是和我说话，而是和他的亲戚说话。他们说的是广东话，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我只好像一个傻子一样在那里戳着，手脚都觉得无处安放。
广州还是令我大开眼界，毕竟这是一个刚刚开放了的城市。大街上人们的穿戴与内地不同，西服革履非常洋气。在大街小巷，倒卖走私手表、照相机、收录机的到处都是。
我们逛了广州越秀区和中山纪念堂等地，但无钱坐船看虎门炮台。那时候，广州蛇餐馆到处都是，各家都在餐馆外摆着蛇笼子，客人可以任意挑一条蛇，让饭店的大师傅拿进去做。蛇肉很贵，我们不敢点蛇吃，只要了一小碗蛇肉汤尝了尝。由于里面的蛇肉太少，也没有偿出蛇肉究竟是什么味道。不过，我们在广州街头小店喝的肉粥，以及在街头吃的螺蛳确实味道独特。
我还在广州买了一身西服和一部照相机，价格非常便宜，但质量就不敢恭维了。我不太会买衣服，衣服明明很瘦，架不住小贩忽悠还是买了下来。那个小贩用蹩脚的普通话说：“现在就是时髦紧身穿喽，太肥了就土里土气喽。”我穿上那身西服，倒是不土气了，但实在是憋气。那部照相机也是便宜没好货，就连镜头都是塑料的。不过，照出来的照片有一种特殊的朦胧感，就当是专门买来照抽象派艺术照吧。
回到学校后，我们先是紧张的把各自收集来的资料转化成候老师要求的数据，然后再把数据打在计算机专用的数据带上。1981年的计算机还非常落后，需要手工把数据打在一条长长的纸带子上。计算机在当时没有屏幕，也没有人机互动功能。它只能根据从数据带上读取的数据进行计算，然后再把结果输出到一个纸筒带上。
输入数据的纸带以及打孔机
输入数据的纸带很窄，约有二三厘米宽。数据不是写上去的，而是用打孔机打上去的。每一排空代表一个数，或一个字母。打纸带需要非常认真，只要有一个数据输入错误，就有可能失败。而且，你只能知道失败了，需要重新输入，但计算机却不告诉你错误在什么地方。你需要仔细检查每一处地方，看错在哪里。找到错误之处，只要把出错的地方改过来就行，不必全部重新输入。
当年的的工作人员在检查数据输入错误
我的天哪，多亏是这样。要是全部重新输入，不知道下次哪里又会出错，这样循环，还有完没完呐。即便是这样，错误很难发现，因此很难纠正。我还算比较幸运的，修改了两三次就过关了。孙中庆最倒霉，修改了几次都没有过关，最后急得都快要哭了。后来还是大家帮着仔细检查才查出错误，过了输入数据这一关。再后来，孙中庆改行成了计算机专家，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
数据一旦输入，计算机的威力就发挥出来了。我们抱着一大卷数据带随着候老师去计算机房计算。我们换了拖鞋，一脸庄严地走进神秘的机房。那时的计算机，有一人多高1米见方，样子像是一个大冰箱。我们把数据带给计算机接上，计算机开动起来开始计算。
不一会儿，就开始输出数据。输出的数据打印在三十公分宽的纸带上，我们帮助候老师把打出来的纸带卷起来。随着数据纸带的输出，我们的心情在不断的变化。先是惊叹计算机的神奇，接着就开始担心我们的毕业设计将来怎么完成，因为数据纸带有三四十米长啊！
计算机输出的数据纸带
正当我们被惊人的数据吓懵了之际，计算机知趣地停了下来。我们抱着一大卷的数据昏昏沉沉地跟着老师走出计算机房，来时的兴致一扫而光，发愁接下来如何对付这些海量数据。但后来的情况比我们预料的好的多，我们每人只分到了一小部分数据。原来，我们的毕业设计只是整个项目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工作是一帮老师们在做。妈呀！总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我们长长舒了一口气。
四年的实习完成了，我们也就该毕业了。我告别了母校，1985年又告别了地质事业，1986年我回到母校的社科系攻读哲学硕士学位。四年的地质实习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但回忆起来依然感到非常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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