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情丨胡道轨：从恋爱到结婚，70年代上海青工成家记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胡道轨，1946年生，1965年毕业于上海徐汇中学高中，1966年参加工作。曾带领小组获“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称号。1984年考入上海交大机电分校管理工程系，毕业回厂担任厂领导工作。是上海市企业管理协会会员。

原题

70年代初普通上海青年

是如何恋爱结婚的

作者：胡道轨

前些日子，和夫人一起参加朋友女儿的婚礼。酒席二十桌，酒是五粮液、进口葡萄酒，烟是软壳中华，菜有大龙虾、帝王蟹……

婚礼开始前，新郎新娘犹如仙人下凡，飘飘然“从天而降”，走过红地毯，婚礼仪式真正开始……

回到家里，脑子里滿是刚才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场景。想着想着，不由得回忆起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自己谈恋爱结婚的情景，对比一下，天壤之别，感慨万千。

1970年，我们一批滿师的青工，被公司分配到一个车辆配件厂。厂里主要生产各种汽车的高压油管。

我学开模具的，理所当然的分配到后方车间，负责厂里模夾具的制造和修理，还有机械设备的维修。

一.   外滩有个恋爱角

刚来这个厂时，一门心思把精力用在工作上。一年以后，工作理顺了，二十五六岁了，该是找女朋友结婚的时候了。我注意到同车间的一个车床师傅：她是原来厂里的青工，年龄同我相仿，皮肤白皙，一米五八的身高，短发，五官端正。她不算特别漂亮，但也找不到明显的缺点，是一个十分耐看的姑娘。她姓孟，孟姜女的孟。还是厂里的团干部。经常穿着的篮色外套，虽然已经很陈旧了，但是每天保持得干干净净。她话不多，整天埋头干活。慢慢的，我对她产生了好感，滋生了追她当女朋友的想法。我悄悄地打听小孟有没有男朋友。他们老厂有个同事告诉我：原来，厂里有一个很优秀的青年追求过她，被她拒绝了。这事传开后，厂里再没有青年追求她了。

听说她家住在南市小东门附近，知道要坐什么公交车。有一天下班，我提前在公交车站等。她见到我大方地问：“胡师傅，你平时不坐这路车的，今天怎么坐这路车了？”我撒谎说：“去小东门有点事。”在车上，只是偶然聊上两句，到了小东门就分手了。

这样，一同乘了几次车，她不再对我坐这路车提疑问了。有一次，和以往一样，我们俩个一起下车，下车后我陪她一起走。她好像猜到了我的心思似的，一句话也没说也没反对，只是快到家了，她才对我说：“我到家了。”我“噢。”了一声，说了声“再见！”目送着她进了家门。

过了两天，我提前两站轻轻地对她说：“我们下去走走吧？”她看了我一眼，默默地跟着我下了车。那个时候，谈朋友，如果卿卿我我，会被批是资产阶级情调，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俩个人逛马路，并排走，离开半米，手也不牵，这成了谈朋友常用的方式。

记忆里，能知道的公园没几个，园内会有专门的人巡逻，晚上大多是关门的；家里人多拥挤，不清静。能谈恋爱的地方真的不多。

有个好朋友告诉我：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处，外白渡桥的西测，苏州河的南岸，有一个很小的河滨公园。晚上，是一个谈恋爱的好去处，人称“外滩恋爱角”。第一次去，天刚刚暗下来，我们挑了一块放在地上的大石头坐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越来越多。好奇地环视左右，虽然灯光比较昏暗，但人影还是看得清楚。大家规规矩矩比肩而坐，窃窃私语。

我们静下心来，彼此了解了对方的家庭情况。我们家兄弟姐妹八个，小孟家也有六个，都不少。结婚后我才知道，丈母娘曾对小孟说过：“他们家兄弟姐妹这么多，你嫁过去怎么相处得好？”还有一个意思是：他们家有三个插队落户的，今后这三个人来来去去，有得花钱了。（其实，弟妹插队，父母从未要我们花过钱，只是我们出于手足之情，送些生活用品而已。反而是他们帮了我们不少忙。）丈母娘表示反对这门亲事。好在小孟坚持，她就不再反对了。

去外滩恋爱角时，我和小孟在一起工作一年有余了，彼此很熟悉了，说话可以不用拘束。几次想问问小孟：拒绝和那个青年谈恋爱的原因，话到嘴边还是摒牢了，没说出口。直到婚后，我才问她，她告诉我的原因竟然是：“太熟悉了，不想谈。”听了她的解释，我暗自好笑：“这也能成为理由？”不能不说，我和小孟是前世注定的姻缘。时间过得特别特别快。不久，就听到外滩的钟声敲了九下，我们俩人起身回家去。

第二次去外滩的恋爱角，已经是我们确定恋爱关系的五六个月之后了，记得也就去了两次。

青年时期的夫人

二.  女朋友饭店吃饭有讲究

那个时候，由于民情和环境等因素，请女朋友在店里吃顿饭是很郑重的事情，愿不愿意去店里吃饭，往往成为一部分人能不能确定恋爱关系的试金石。一些女孩，如果没有想好和对象继续谈恋爱，是不会随便和对像单独去店里吃饭（俗称“上馆子”）的。

记得我曾不止一次邀请过女朋友，都被她婉拒了。去“外滩恋爱角”后，过了几天，我又邀她去饭店。这一次她没有拒绝，只是说：“省点钱吧，今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看到她说完这话，脸都红了。我心想：“你是不是在说，今后结婚，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稍稍停了一会说：“你知道，我的父母是双职工，结婚前，我在家里吃饭是不用付钱的，工资都筹着呢！”她看看我，不再说什么了。

正巧，她有个小姐妹快结婚了，要去买礼物。约我星期天去淮海路看看。我是最不喜欢逛商店的，但是女朋友邀请，绝对没有不应允的道理。当然，我还有自己的打算：买好东西去饭店吃饭。

当年淮海路商业街已经很有名气了，但远不如现在。它离女朋友家不远。当我陪着她买好礼物，快到中午了。

来到一家饭店门口，两开间门面，店堂整整齐齐的摆着六张八仙桌，每张八仙桌旁边，放了八只木头方橙。稀稀疏疏地坐了一些人。我们进去，找了一张没人的桌子坐下。她小声地对我说：“点两个菜够了，吃不了浪费。”我点点头笑笑。

因为我是第一次进饭店，什么都显得生疏，有点手忙脚乱。点了四个菜：一条连头带尾八寸多长的黄鱼（那时候，黄鱼全是野生的，但绝对不像现在珍贵，只是家常菜而已），一盆麻婆豆腐，一盆炒三鲜，一碗蕃茄蛋汤。还有二小碗米饭。这些菜，都是女朋友喜欢吃的，是平时在她的嘴里收集到的。

我不知道怎么招待人，只是一个劲的叫她多吃点，不要浪费了。我们都是机械工人，轻体力劳动者，胃口不算小。饭店的菜的确比家里好吃。最后，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吃得所剩无几。肚子也是撑饱了。

这么一顿饭，第一次请女朋友，如果是现在，应该是有点寒酸，但是在那个时候，虽然说不上奢侈，也算是不错了。

吃完饭，我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石头落地了。心里想：向目标又前进了一步。

三.  “毛脚女婿”上门

有一天，母亲把我叫去，问我：“你与小孟谈得怎么样了？”我告诉母亲：“最近，请小孟吃了一次饭。”母亲说：“你可以上门，见她的父母了。”她还说：“第一次上门非常重要，一个是要准备合适的礼物，另一个是去她家要有礼貌，给他们留下好印象。”母亲接着说：“什么时候去，你和小孟商量好，礼物我们来准备。”

我和小孟商量后的第二天，她来告诉我：“父母同意了，这个星期天到我家来吧！”星期天，我穿了平时舍不得穿的一套蓝色中山装。肩膀上扛着一只沉甸甸的旅行袋，里面装了一只金华火腿，两条大前门香烟，两瓶绍兴黄酒，一篓皮蛋（十六只）。那个时候，正是“文革”时期，请客送礼会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作风，所以把礼物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被别人看见。

一下公交车，看见小孟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她迎上来要帮我提旅行袋，我赶紧说：“不重的，我自己来吧！”她非要一人提一个拉手，帮我分担重量。

来到小孟家门口。她家是楼上两间，楼下沿北面的墙搭了一个房间，估计有十二个平方米。我进门一看，方桌子上坐着四个人。小孟一一介绍：父亲、母亲、两个妹妹。我一一打招呼。

看得出，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实在人。他们话不多，很热情，寒暄过后就打理午饭去了。两个妹妹比小孟小了不少，都看了我一眼，友好地笑了笑，到楼上去了。我知道小孟还有一个哥哥已经结婚了，住在女方家，因有事，没过来。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农村务农。

环视屋里，有灶具，有桌櫈，是灶间兼客厅。窗户外已经有几个大妈在嘀咕：“毛脚女婿长得干干净净。”“斯斯文文的像个知识分子。”“听说是开模具的，技术顶呱呱！”……传到我耳朵里的都是好话。看来，他们知道小孟男朋友上门，是来凑热闹的。也可看出，小孟的人缘不错。

吃饭的时候，就我们六个人。烧了满满一桌子菜。大家有点拘束，话都不多。丈母娘不停地为我搛菜，我怪不好意思的。也让我体会到他们的热情。

中年时期的夫人

四.  婚房和“三十六只脚”

见过“丈母娘”以后，我和小孟就商量筹办婚事。

1970年代初，上海结婚最最重要，也是最最难办的是房子。上海人家里的房子，能达到每人四个平方米就算不错了。甚至人均二平方米、三平方米都有。几乎看不到造新房。房管所鼓励居民“搭搭放放”。就是居民在不影响其他人居住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用搭阁楼等方法，扩大居住面积，改善居住环境。至于婚房，也只能是在自己家里“挖潜”了。常常是有了房子，就不怕没有女朋友。

我们家有两间十二平方米的房间，还有一个不小的阁楼。本来人多也挤，后来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去了农村，家里只留父母，双胞胎弟妹和我五个人。于是我结婚就有了婚房。父母商量了多次，决定把后面一间房子隔出十平方米给我做婚房，两平方米作为上楼梯的过道。我和小孟都非常滿意。

房子有了，最大的问题解决了。余下的是男方要购置家俱。1970年代初，没有家电，更不要说轿车了。三十六只脚成了婚房的标配。三十六只脚是有讲究的，脚的底部是调羹形状，不是直统的。至少大橱，五斗橱和床头柜是这样。女方要准备床上用品，大小三只一套的脚桶和一只子孙桶（马桶）。

大橱和五斗橱是稀缺物品。要半夜到家俱商店排队，才能买到。而且排一次队，只能选购其中一个。商店还不是每天有货供应，什么时候有货，要等工厂把货送到。这也给购买的顾客增加了难度。我们一家都在工作，半夜排队会影响上班。小孟知道了，悄悄对我说：“我来想办法。”

上海曾经有个竹木工业公司，是由生产竹器，木器（含家具）的厂家，以及家具总店（管辖各区众多的家具商店）组成，是厂商联合体。小孟的叔叔是该公司下属厂的支部书记，认识家具店的领导。他和其中一家商店打了招呼，再由闲居在家的小孟哥哥的丈母娘去联系。

巧的是，店里的陈师傅是她的老熟人。陈师傅告诉她：“厂里运来的大橱五斗橱都放在店堂里，这东西太紧缺了，四周有不少眼睛盯着呢！要开后门，搬一个出去，不大可能。”他停了停说：“我值班，晚上睡店里。到时候，我在店门口放一块砖头，作为你排队的标记。这样，你可以晚点来。来时，就说你已来过了，砖头是你放的。有事，我出面解释。以前，这样办成过几次。”哥哥的丈母娘想：“这办法还不错。”谢过陈师傅，回家去。

有货那天，凌晨四五点钟，她来到家具店门口，看到已经有好几个人在排队。她拿着小板凳，走到第一的位子坐下来。排在第一的小青年急了，说：“我是第一个，你到后面排队去！”她指指躺在门槛边的砖头说：“我昨晚就来了，有事回家一趟。”后面几个人凑上来嚷嚷：“我们上半夜就来了，没看见你。”陈师傅闻讯把店门打开，看看大家说：“老太太昨晚上来过，你们看这砖头是她放的，今天货多，你们都买得到，别吵了！”大家见状，也就安静了下来。

事后，才听说买家具的过程，心里很不安，因为小孟哥哥的丈母娘六十多岁了，眼力又不济，要有是个闪失，无法交待。后来，我们和她成了忘年之交。

前前后后张罗了近一个月，真算配齐了三十六只脚：一只大橱，一只五斗橱，一张四呎半的床，一只床头柜，一张方桌，四把木头椅子，四九三十六只脚。为什么只有一只床头柜呢？当时房子普遍较小，大床靠墙放，只要一只床头柜就够了。婚房能放上三十六只脚，是很扎台型的事。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少几只脚是常有的事，不影响结婚。

五.  互帮互助送礼品

有一天，在厂里食堂吃中饭，小孟和几个好朋友都坐在一桌。我也凑了过去。其中有个稍稍显胖的女孩，性格直爽，是我们这帮人的核心。她见我过去了，冲着我说：“道轨，你倒好，不把我们当朋友了！”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嗳呵，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旁边的那个男孩指着我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装得蛮像的，还要继续哄人。”他又说：“你们已经在买家具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噢，我明白了，原来是我们结婚的事。赶忙说：“我们都没告诉大家，是想准备定当了再同你们说的。”那个女孩子说：“现在大家都不富裕，结婚也不容易，你们什么东西还没准备好的，告诉我们，我们就按你说的准备礼物，这样可以减轻你们一点负担。如果送重叠了，就浪费了。”坐在一起的人都附和说：“说得对，你们也別客气了。”

事后，我和小孟合计了一下，把缺少的东西告诉了这些好朋友。他们每个人分配一样东西：一对带大红喜字的热水瓶，一对绣有两只鸳鸯的枕套，大红绸缎被面（那时不用被套），热水袋……他们为我们挑了担子，省了我们不少钱。

其实，这是在很不富裕的条件下，形成的一个送礼方法。

夫人在旅途中

六.  钱再紧，也要让新娘坐上轿车

1972年7月，一切准备妥当。父母把我们结婚的日子初步定在9月6日，要小孟去和她的父母商量。小孟父母回话：“好的，没有意见。”

结婚前，母亲对我说：“小孟娘家没有向我们提任何要求，我们也不能亏待她。接新娘时，你去叫一辆出租车把她接过来，这钱一定要花。”那一天，我清早起来，打扮定当，就去叫出租车。

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了出租车。数量很少，也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叫车电话号码。要用车，只能是自己到出租车商店去叫。出租车商店门开着，店堂里坐着两个人，可能是为顾客办手续的。车子停在店堂的后面，中间隔了一道墙，外面看不到轿车。我想：今天迎新娘，希望能叫一辆颜色鲜艳一点的车。于是，我走到隔墙的小门处，向里探望。忽然听到一个粗鲁的声音：“喂，侬在做啥？”

我回头一看，坐着的两个人中，有一个站起来，向我吼叫。我赶紧对他说：“我今天结婚，想租一辆好看一点的车。”“结婚租车，讲享受，摆阔气。这可是资产阶级思想。能租给你就不错了，不要挑三捡四的了！”结果，开出一辆黑色的略显陈旧的轿车。我只好坐上这辆车子。心里在想：“你们怎么这么不讲情理啊！”

车子开到离丈母家最近的马路边停下，弄堂窄，无法开进去。我步行到丈母娘家。他们热情地倒给我一杯糖水，叫我喝下。寓意小夫妻日子过得甜甜蜜蜜。我喝完告诉他们：“接小孟的轿车等在外面。”大家显得有点意外，十分开心。屋子里一下子忙碌起来。老丈人说：“就马上出发吧！”他们簇拥着我和小孟向轿车走去。那时候，市面上轿车很少，能开到小路边停下来，更是凤毛麟角。一群小孩子早聚在轿车旁指指点点。胆子大的小孩，乘驾驶员不注意，用手去摸一下车子。

当他们看到我们过来，明白轿车是来接新娘子的，兴奋起来。一个大一点的男孩带头喊了一声，小孩们整齐划一地喊着“新娘子真好看！新娘子真好看……”增加了一些喜气。

我和小孟坐着轿车，顺顺利利地到了家，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小孟虽然一点也没有提过做新娘要坐轿车的事。我心里明白，那个时候，女孩心里都有做新娘能坐上轿车的向往和追求。

老年时期的夫人

七.  酒桌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文革”时期，结婚办酒席会被认为是大吃大喝，是资产阶级的作派，因此没有一家饭店会承办酒席。结婚，又极少不办酒席的，但一般人家会叫上几个至亲好友，烧上一桌菜，遮遮掩掩地在家里办。

既然是办喜酒，酒桌上还是得延续过去一贯的习俗，一桌菜中要有四大全：全鸡、全鸭、全蹄膀和全鱼。这四大全是一样都不能少的。至于其他的菜肴，就没有什么规矩了。为什么要有这四大全，各有各的说法。无非就是可以大富大贵呀！生大胖小子呀！还有是今后可以吃剩有余呀！等等。这个习俗，现在的酒席桌上早就打破了。

酒席放在晚上办。请了同事的哥哥掌勺，我的弟妹帮忙做下手。

开席前，母亲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今天是八个热菜（包括炖、焖、炒），八个冷菜。要请客就要让客人吃饱。”等厨房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我轻声问掌勺师傅，“菜算不算多？”师傅是本地人，经常帮办喜酒掌勺。“今天的菜，客人吃饱绝对没有问题。量嘛不算多。”这时，我忽然想到，即使在物质生活还很匮乏的年代，大多数人对结婚这个人生大事，还是十分重视。总是会竭尽全力，把喜酒办得丰盛一点，喜庆一点，不留终身遗憾。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一种喜好，一种习俗。

为了防止意外干扰，酒席开始前，我们还小心翼翼地拉上了窗帘布。

酒桌是一个方台子，除了我们以外，只能坐六个人，请来的都是我俩厂里的好姐妹，好兄弟。开始显得很平静，大家边吃边聊，很随意。没有闹新郎新娘的。到了快结束的时候，有个瘦小的男同事提出来：“请新郎新娘唱个歌。”这可让我们犯难了。因为我和新娘都不善于唱歌。新娘红着脸看着我，意思在问：“这如何是好？”正当我手足无措的时候，还是那个稍稍显胖的女同事帮我们解了围：“新郎新娘都不善于唱歌，我们大家一起唱。”那个男同事看是她出头了，也就顺水推舟的说：“好呀，唱个《大海航行靠舵手》吧！”女同事起了音，大家一起唱了起来。唱完，那个男同事哈哈一笑说：“我是想热闹一下的，哪会真的为难好兄弟呀！”

就这样，我们的结婚仪式完美地结束了。

后记

婚后，我们和父母弟妹们很长时间都在一个锅里吃饭。

裕德路的家在1994年动迁了，大家才分开居住。

明年，就是我们金婚的纪念日了。回想起来，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我的夫人不但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无论是和公婆，还是和我们的同辈，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当然，不包括我在内）。她的为人，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我们有一个奋斗精神十足的儿子，又有了可亲可爱的第三代，过着平凡的小康生活。

作者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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