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 | 曹小莉：团小组长和童工“耍流氓”，被民兵抓走了

作者简历

曹小莉，出生1950年代，“文革”中断学业，当过农场工人、工厂工人、解说员、英文资料员。77级毕业后任大学英语教师。1984年移民加拿大，先进B.C.大学英语翻译创作系学习，后跟随叶嘉莹导师在东亚系硕士班攻读唐诗宋词以及其他导师作中诗英译。温哥华自由撰稿人，从事工商法律公证契约合同的中英文翻译，酷爱体育舞蹈。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秘书长，著有自选集《嫁接的树——从东方到西方》等。

原题

团小组长出事了

作者：曹小莉

一九七几年我在北京工厂工作，团小组长是个大大咧咧像个假小子的北京姑娘。

这妞能说会道，女性特征不足，雄气泼辣有余。

她和我的谈话中，鼓励的话表扬的话真不少，让我心里充满希望。听听这些热情的嘉奖，你能不继续兢兢业业、再接再厉地努力吗？“政治表现良好，革命作风正派，学习态度端正，工作勤恳积极……”

既然如此，还不快点拉我一把，让我早日跨进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高高门槛。不，人家才不干呢，她要细心地、细致地、耐心地、长期地帮助和考验我，用她的话来讲，我有点天马行空，不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比如大家业余时间一起打扑克，促进了解，而我连扑克都不会。别人成立“一帮一，一对红”检讨私心一闪念，共同进步，而我却和车间另外三人成立英语学习小组，这不是明明不安心本职工作，想跳槽吗？

还有还有，反正反正，总之总之，具体她也说不出来，就是这种感觉，我需要在灵魂深处检讨一下，是不是真的树立了一辈子扎根工厂，做一颗普通螺丝钉的决心。扪心自问，我好像真没想过一辈子这么长远的志向，这入团的事就让她慢慢考验去吧。

那年头，如果到二十二三岁，还不是团员，几乎就是另类了。我们小组还有一个非团员，一个个子很小的男生，出身革命干部家庭。他聪明而调皮，满口怪话，绝对与政治形势不合调，但大家都喜欢他，拿他当小孩，外号“童工”。盖因一次港澳同胞代表团参观我们车间，有一珠光宝气的贵妇人竟大惊小怪：“怎么塞罗咯也在这儿啊”，塞罗咯是广东话，小孩的意思，小孩在工厂做工不就是童工吗？

团小组长对他特别负责任，经常帮助他到深夜。中班两点上到晚上十点钟下班，他们一起骑车顺路回家，那还不谈到深夜。

一天上班时，他俩都无故缺席，师傅们觉得纳闷，那晚上，缺了团小组长的喧闹和“童工”的怪话，着实清静了不少。

第二天传来震撼消息，团小组长和“童工”被派出所拘留了，关起来了。车间党支部紧急研究，派人去公安局签字担保，又把他们领出来了。

这消息炸了锅，一千六百人的工厂全知道了。泄露机密的人绘声绘色，他们俩在玉渊潭黑暗处亲吻拥抱，被巡逻民兵当流氓抓起来了，扭送公安部门。经过几道嘴舌加工，到了我们所在车间，已经是没准团小组长已怀孕好几个月了。外车间的好事之徒还传出我们团小组长快生了，简直胡说八道，前一周我刚和她一起游过泳，她的小腹特别平坦，比一般人都平。再说“童工”好像尚未成年，一小男孩能有什么作为？我才不信呢。

整天看八个样板戏，全是旧社会解放前的故事，就算有个京剧“海港”教育落后青年，那也是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上海码头的事，这可是发生在眼前的戏啊，大家都很激动。

第三天第四天还不见人影，党支书办公室挤着各色各样打听消息的人。书记也急了，亲自去两个家庭询问。团小组长父母是军人干部，抽调外地工作。“童工”的父亲出差不在京，他妈妈也是一个有点级别的干部，气哼哼去派出所要人，这时才知事态严重了，全厂人议论纷纷，担惊了，害怕了，同情了。老工人说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又没犯法，我这年龄，孩子都两个了。

第五天这两人双双出现了，瘦了很多，团小组长低着头不敢见人，小“童工”紧随其后，一进厂门就直奔党支部书记办公室……最后呢，好像不了了之。“童工”脸不改色心不跳地回到我们身边，怪话依旧，依旧怪话，还是没长大。团小组长有半年沉默寡言。据可靠消息透露并得到全厂群众一致相信的版本是这样的：

两人被认领出派出所之后，团小组长哭着对“童工”讲，她没脸再做人了，干脆两人逃跑吧。去哪儿呢？反正农村也要知识青年，不如跑得远远的，比如新疆吐尔番，云南西双版纳，东北苏联边境漠河，内蒙古锡林格勒大草原牧民区或是什么黄土高原穷山沟，不通路的少数民族地区等等，“童工”也没主意了，谁让他先动手动脚的呢，酿成大祸。

回家拿了一点钱和衣服，可是没有介绍信就买不着火车票，没有介绍信一路怎么住宿，那可是寸步难行呵，全中国就像有天罗地网，粮票、户口、单位证明就是这天罗地网上的另一层枷锁，栓得你动弹不得。团小组长的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了，父母在外地，他俩就潜伏在家中，一边哭一边商量。他们想到了死，决定双双去投河，可是最后关头“童工”改卦了，万一呛得半死不活，被人捞起来会更丢面子，再说他会游泳，很难让自己活活淹死。

喝敌敌畏吧，团小组长眼睛哭成了水蜜桃，“童工”思想不成熟更不坚定，万一一个死一个活，说不清道不明的。触电门吧，又不忍心下手。可怎么办啊，反正不能活了，面子全没了，以前天天大道理对人，出了这事，怎么见人哪。“童工”的怪话又出来了，“我们到底做什么啦，干吗要死呵！”

几天后，团小组长幡然醒悟，“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犯了错误就改，就还是好同志。”就这样她和小“童工”一起，哭着向党支书交心，保证痛改前非，回到了工厂大家庭。

由于两人都出身于革命家庭，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这和阶级斗争新动向没有关联；车间里也没有资本家、右派分子的不良影响，问题就简单多了。两位青工由于不注意思想改造，被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蒙住了眼睛，一时失足，差一点堕落，终于在工厂党支部及时帮助拯救下……一个耳熟能详的那个年代的常常发生的事件。

团小组长换了一个人，恰好换成一个喜欢学英语的女青年小韩，和我特别谈得来。不到两个月，她就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距离法定退团年纪还有半年。我就这样混了进去，虽然我们俩都私下承认不太想当一辈子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高龄共青团员，多么朴素而真诚，有照片为证

曹小莉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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