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我被学校分配到窦店砖瓦厂工作。
虽然这个工作是在砖瓦厂，而且位于北京西南郊区的房山县，距离北京城区将近百里，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显然不能算是什么理想的职业，但比起到山西、陕西插队，比起去东北、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毕竟还是离家近多了，而且还是在北京当工人，在当年老三届的中学毕业生中，这种结局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了，我真得感谢学校的工宣队和我们的班主任王学礼先生对我的照顾。
3月9日那天的天气阴沉沉的，天空飞舞着零星的雪花，我肩扛着卷成一卷的被褥，手里提着装在网兜里的脸盆、牙具离开了家。
母亲一直把我送到胡同口，好像是我要出门远行。在此之前，我曾经几次离开家，随学校去北京郊区农村劳动，也曾经在大串联时离开家在外面漂泊了一个多月。出门在外曾经有想家的时候，但离开家的时候，并没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但母亲送我出门的那一刻，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仿佛真的要离家远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前路究竟如何，一片茫然，不舍的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我急忙转过脸去，坚毅地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开启了我在窦店砖瓦厂的十年历练。
那天，我们厂派来接新工人的是一辆解放牌大轿车，而我们的行李则是装在一辆拖拉机的挂斗里，后来听说我们厂这辆轿车还是向琉璃河水泥厂借来的。那时的大轿车可不像现在的大轿车，不但没有空调，车门窗还都关不严。虽然我们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茫然，虽然在飘雪的初春乘坐四面透风的解放牌大轿车把我们的脚冻得生疼，但这辆大轿车还是使我们平添几分自豪，因为听说别的砖厂派来接新工人的都是那种带挂斗的大拖拉机，二者相比我们厂显然要更胜一筹。
在北京的东郊、北郊过去也有一些砖瓦厂，这些砖瓦厂大多都是对罪犯实行劳动改造的地方。而窦店砖瓦厂是解放后建立的新的砖瓦厂，是列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该厂位于北京西南郊京广铁路窦店车站迤东，建于1953年，占地面积3451亩。
大轿车顶风冒雪从北京出发，出广安门，沿着107国道经卢沟桥、长辛店、良乡一路向西南行进，路上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在窦店火车站前从107国道上下来向东一拐，进入一条宽约5米，长约1公里的柏油路，这是通向我们厂的专用公路，这条路与京广铁路平面相交，那里有一个有人值守的铁路道口，越过这个道口就能看见我们工厂的大门了。
我们工厂的大门坐东朝西，没有围墙，环绕厂子的是一条深、宽各约一米的排水沟，大门口有警卫检查进出的车辆。大门外面，路南是家属区宿舍，是平房，后来又盖了楼房。楼房都是那种低矮的简易楼，从外面看房屋的空间应该不大，房屋的格局究竟如何，我从来没有进去看过。我在工厂工作了几年之后，眼看调回北京根本无望，曾经想过将来就把家安顿在这里，把父母亲也接过来，也算是无望中的希望吧。
路北是供销社，紧邻着公路，来往车辆扬起的尘土把它弄得灰头土脸。供销社临街的一面都是大玻璃窗，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去，里面倒是显得很亮堂。以当时的价值观念来判断，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不错的，沿北墙的一溜柜台里，吃的、使得、用的，一应俱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应该说还是挺不容易的。供销社基本上是专门为我们厂的职工服务的。
在工厂大门外向北，沿着排水沟走大约500米，在供销社的东北方向上，是我们厂的子弟学校，这里相对远离路边的喧嚣，有自己独立的院落。子弟学校由我们工厂管理，小学、中学全有，教师的工资由工厂发放，工厂职工的子弟全在这里上学。我们这批青年学生在厂里生产一线锻炼了几年之后，有十来个人调进了子弟学校去当老师。以我们初、高中还没有毕业的学历去教孩子们了，估计学校里原来的老师们的水平也不过如此。
进入厂区，是一条由西向东贯穿全厂的水泥汽车路，长约两公里，路两旁各有一条深、宽各一米的排水沟，路肩上栽种着有杨树和柳树。每天伴随着太阳的升起和坠落，川流不息的运输车辆就往返穿梭于这条路上，大都是解放牌带半挂的那种大货车。不知道是铺设这条路的水泥标号不高，还是拉砖的货车超重，路面很多地方都已经破损了，露出大大小小的鹅卵石。
在这条路的南侧50米，与这条汽车路并行的是一条铁路专用线，是专为我们厂向外发送砖瓦等产品的火车道。火车道同样繁忙，日夜都有货车进出。尤其是晚上，装卸工往货车上装砖的砰砰声和火车车厢编组时的碰撞声，我们在宿舍里都听的清清楚楚。火车进出厂区经常要不断的鸣笛，因为厂区内有多个路口与火车道相交。这条汽车路和这条铁路就像是我们厂子的血脉，每天呈现着生机勃勃的活力。
我们厂的标志性色彩有两个，一个是土黄色，这是这块地方固有的、自然的、原始的色彩，三千多亩土地完全是这种黏度极高的黄土；再一个就是砖红色，厂内所有的建筑物，无论是生活设施还是生产设施，全部是用红砖垒砌，包括地面、甬路的铺装。工厂就是这样，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分得不是特别清楚，只要需要，拿车拉去就是了。
我们的厂部坐北朝南，位于贯穿厂区的汽车路的中心点北侧，有一条长约50米的南北向的水泥路与之沟通。这一段水泥路面，质量明显要好于那条汽车路，路面平整光滑，洒上水能照见人影。厂部是一座苏式的小洋房，洋房平面呈一字型，南北窄，东西宽，四个方向上中间都有通道，通道两侧是厂部机关各科室的办公用房。厂部前面路两旁有宣传栏，门前、窗下有龙爪槐和花圃。
厂部一进门左侧是收发室，电话总机就设在这里，有一台电话交换机，厂子内部通话都通过这里的接线员负责接转，如果与北京城里通电话要算长途。有私事要打长途电话，要直接到总机房来打，以便即时结算话费。向外寄发信件就送到这里，等邮递员送信时取走，寄进来的信件则由收发室分发到各个部门。
穿过厂部建筑内的南北通道，北面是一个大广场。广场的地面是裸露的黄土地，刮风三尺土，下雨一脚泥。广场北头有一个红砖垒砌的戏台，戏台上光秃秃的，什么相应的设施都没有。这个广场与铁路南面的礼堂是职工晚上开大会、放电影的地方。
戏台的后面有一个食堂，食堂与戏台其实是连体的同一座建筑。食堂很大，高大轩敞，中间有一排售饭窗口将后厨与餐厅一分为二，后厨在北，餐厅在南。餐厅东侧是一排大玻璃窗，墙边有开水锅炉，有职工餐后洗碗的水池。餐厅内有桌子、凳子，同时有百十号人吃饭没有问题。只是食堂里冬天是靠炉火取暖，温度偏低，很少有人在食堂里吃饭。由于食堂的东面就是一排排的单身职工宿舍，所以住在宿舍里的人一般都是打了饭回宿舍去吃。即使是用餐的高峰时段，也不愁没有地方坐下来吃饭。
厂子给我们每个新来的人发了两个陶瓷的饭碗，一双筷子，我们踏着薄薄的积雪去食堂吃饭。吃完饭，手里拿着刚洗干净的饭碗，手冻的通红。
我们工厂大多数工人从事的工作都属于重体力劳动，我们的粮食定量很高，女工是43.5斤，男工是51.5斤。我们大多数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个年月本来肚子里的油水就少，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大家的饭量都很大，平时一顿饭就要吃两个二两一个的大馒头。有时候年青人比赛谁吃的多，最多的吃过八个。我的体重当时还不到一百斤，最多的时候也吃过六个馒头。
食堂的伙食很好，鸡蛋、肉都不限量。我们下了夜班到食堂，一张热烙饼卷一个刚出锅的肘子，别提有多美了。逢年过节，食堂提供熏鸡，青年人几乎是一顿饭就吃掉一只鸡。伙食也不贵，一个素菜几分钱，摊黄菜（炒鸡蛋）也不过两三角钱。我一个月的工资是33元多，交给父母15元，我留18元，除了吃饭、消费，每月还有结余。
紧邻着这片单身宿舍是水塔、锅炉房、浴室和理发室，水塔是厂子的自备井，供应周边的生活设施用水。厂内不止这一个水塔，我们车间就有自己的水塔。厂部这边的锅炉房免费提供开水，住在铁路南面的职工，打一次开水往返得走15分钟。由于我们车间自己也有水塔和锅炉房，我们一般都是上班时提溜俩暖壶，下班捎两壶热水回来就够用了。
我们厂的浴室是不收费的，由于工作条件艰苦，一个班下来，好多工种的工人都像刚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小鬼一样，浑身是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进食堂排队买饭人家都怕蹭一身土。下班以后洗一个澡，浑身清爽，精神焕发，也是一个享受。厂里的理发室与城里的理发店一样，理发、刮脸全行，理发一次印象里好像是0.15元。这些设施里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工厂的正式职工。
在厂部的东南边，有一个灯光球场，据说北京女子篮球队曾经来这里与我们厂队打过比赛，而且是我们厂队赢了。我们的工作都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虽然每月粮食定量是四五十斤，但干完一天的活，很少有人还有精力再上球场去蹦跶。
与厂部隔着汽车路和铁路，是一个坐南朝北的大礼堂，从外表看礼堂很气派，高高的台阶，尖顶，带弹簧的大门，门边上还有壁灯。可是就像在北京的外地人一样，他的衣服总是穿的那么不得体，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外地人。礼堂里面就更不行了，不知是资金不足，还是违反政策，肯定是基本建设还没完，就被叫停了。我们刚去的时候，礼堂里面没有座椅，地面没有铺装，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后来用红砖漫了地，可是看演出的时候，人们就把漫地的红砖摞起来当凳子坐，弄得礼堂里面是破败不堪。
礼堂里的舞台比厂部北面的戏台要好一些，幕布、灯光、锣鼓家什，一应俱全。曾经有河北省某县的县剧团来这里演过“样板戏”，附近十里八村的老乡也都来看，舞台边沿都趴的是人。我们厂的宣传队也常在这里演出。
礼堂的后面又是一个食堂，格局与北面的食堂一样，但规模要小一些。食堂边上有一个水塔，也是厂子里的自备井，住在这边的职工，用的自来水就来自这里。
礼堂的东西两侧都是连排的单身职工宿舍，坐北朝南。排房一排大约是三十米长，分为十跨，每跨三米，进深五米。东西两头的是两跨一间，中间两间是三跨一间。排与排之间大约相隔五米，有甬路贯穿东西，连通各个宿舍。排房的东西两头有不足一人高的花墙，但是没有院门。宿舍窗下都漫有红砖，还有用加气混凝土搭起来的小桌，天气暖和的时候我们就拿个小凳坐在这里吃饭、聊天、打牌。
前排房子的后墙距离甬路约有两米，是裸露的地面，顺着甬路有几个污水口间隔不远一字排开，我们洗漱完了的污水就倒在这里。因为不是每个房门前都有污水口，有的人懒得走几步路把水倒进污水口，就把水泼在地上，冬天冻成冰，夏天则长出青苔，所以宿舍的后墙根相对的就要潮一些。
我们车间在礼堂的西侧占有两排宿舍。宿舍的西面山墙下，顺着墙根有用砖挡起来的堆放垃圾的地方，有人定期来清理。隔着一条南北向的甬路，有自来水池平行于路边，洗脸、刷牙、洗衣服都可以。但我们一般都是打了水回宿舍去洗漱，因为这里离厕所太近。沿着甬路西侧是一条排水沟，顺着排水沟相距不远一字排开一列宿舍区的公共厕所。那时候还是旱厕，虽然有附近的农民每天来掏粪，但厕所的味道还是很浓的。冬天的夜晚，从热被窝里出来上厕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住在尽东头的房子里。
我们去的时候，宿舍还是三跨连通，地面上用砖头垒起床垛，上面铺上木板，我们就睡在这样的大通铺上。后来条件改善，每个人有了自己独立的床铺，但仍然是砖头垒垛，架上铺板。几年后各车间才逐步把三跨的房屋隔成一个个单间宿舍，每个宿舍睡四个人。车间用钢材为每个人焊了一架铁床，刷上漆，上面铺上床板，下面还有一个可以放脸盆、衣箱的搁架，大大改善了单身职工的住宿条件。至于这改善条件所用的砖、钢材都是怎么来的，我们就不清楚了，反正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在工厂里也是不大容易分得清楚的。
我们去的时候，取暖季还没有结束，房子中间有一个取暖用的火炉子，有烟筒通到窗户外面。房山县本地就有煤炭资源，我们厂的生产原料也包括煤炭，所以我们不愁取暖用煤。我们用的煤有原煤也有煤球，就堆在屋内或屋外的墙根下。煤炉取暖，不可避免的就是烟尘，一到取暖季，被头没有几天就黑了。直到1979年我离开厂子，一直都是用这种方式取暖。尽管宿舍里都装有风斗，因为烟筒里面煤灰积多了，烟气不能完全排出，煤气中毒的事情仍有发生。
厂子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除了礼堂、食堂、子弟学校、供销社、浴室、理发室，还有卫生室。卫生室在礼堂的东侧，是一个独立的小院。我们去的时候，好像只有两名医生，都是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解放军医务工作者，转业到我们厂的。我们厂职工、家属加起来有两千多人，头疼脑热、磕磕碰碰的不在少数，尤其是生产车间，工伤是家常便饭，有了卫生室，一般的工伤在厂子里就解决了，严重的再用车送进城里的友谊医院。
卫生室主任姓刘，体魄魁梧，脸上有浅麻子，人称“刘大麻子”。有一年我的脸颊上肿了一个包，去卫生室，刘大夫说：“是个脂肪瘤，没关系，我给你开刀剌（La）掉。”不消一时三刻，脂肪瘤没了，我脸上则留下一个小小的伤疤。我考上大学离开窦店的时候，刘大夫正好要进城公干，要了厂里的小车，我是搭了他要的车回到城里的，刘大夫还帮我把行李搬进了家。卫生室也安排了几名经过生产一线锻炼的青年工人。
厂子一共有五个车间，一车间、三车间在厂区的东北角，一车间是生产红砖的，三车间是生产空心砖的。二车间在厂区的东南角，是生产机制瓦的。四车间在厂区的西北角，生产珍珠岩粉料和制品。还有一个机修车间在厂区的中心区，负责机械维修。我所在的就是四车间。
原载作者博客二月里来1950，本号获许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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