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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丨吳一楠:我的连长夏文凯

吳一楠 新三届 2019-06-07


      

作者简介

吴一楠


 吴一楠,1970年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工人。 1978级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学生。1982年分配到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989年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商学院商业分析系硕士。 现任职于美国田纳西州孟非斯市一家医疗企业的数据中心。


原题

我的连长夏文凯


作者:吳一楠


 

1970年6月,我们清华附中等10校的一批初中生被分配到北京铁道部南口机车车辆厂。南口厂是8341部队军管的六厂二校之一,是毛主席种的试验田,能到这里工作真是太好了!经过两个多月的“战备学习班”,也就是军训加扩建厂房的基建劳动,我们被分到各车间,成了真正的工人阶级。进车间应是令人兴奋的,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分到的是铸造车间,听说叫翻砂工,又脏又累又危险,是大家最不愿去的地方。

 

在大操场点名分车间后,我们分到铸造车间的70多青工一个个蔫头耷脑,象被判了刑似的,重新集合列队。一个帅气的年轻人领我们去了铸造车间。他就是夏文凯,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四连连长(前称铸造车间革委会主任)。夏文凯在铸造车间二楼的大会议室 (這是一個多功能厅,能容几百人,车间大会和文娱活动都在这里举行)为我们开了欢迎会。


夏文凯是个标准的美男,俊逸倜傥。他约二十四五岁,身着工装,一米八的身材,容长脸,寸头。我觉得夏的颜值高于王洪文。王是丹凤眼,而夏是杏核眼。当然王洪文工农兵都干过,气质上超过夏文凯。夏连长在欢迎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铸件在机车车辆部件中占80%的重量!做一个翻砂工是非常光荣的!我热爱铸造车间!我愿做一辈子翻砂工!别看现在铸工又脏又累,不久的将来,科技发展了,我们都会在仪器室工作,穿白大褂上班!一席话说得新工人热血上涌。不过下楼进了车间,看到烟尘弥天,黑砂遍地,机声震耳,铁花四溅,心就陡然凉了下来。


45年后,我和高小武兄重返南口厂,看到铸造车间的工作条件只是稍有改善,基本没变,离白大褂还很遥远。想起老夏当年的忽悠,真是恨死他了。

 

到车间后,对夏文凯有更多了解。夏不是翻砂工,他1964年技校毕业,分配到南口厂铸造车间模型工段,这是辅助工种,是制作翻砂用的木模、塑料模、金属模的地方。夏是文化大革命时厂里革命造反派组织“621”的二号头头。当时在昌南沙地区(北京市的昌平县、南口镇、沙河镇)提起刘长治、夏文凯,没有不知道的。


“621”揪出了厂里以康克为首的走资派,残酷打压保守派组织“622”,还在昌平暖瓶厂(记得著名的鹿牌暖水瓶吗?)挑起大型武斗,打死两个老工人,酿成京北大案。夏的一派文革后在厂里夺了权,1968年12月8341 部队军管后他又被结合进厂革命委员会。厂里在1969年招了一批青工,多是北京各中学由于种种原因留城的。其中一个女生,正好和夏文凯同名同姓,被夏大笔一挥给辞退了。


 

70届青工分到车间不久,在1970年10月份,厂里开始了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斗争目标就是“621”。现在看来,“516”反革命组织应是子虚乌有。清查“516”实质上是在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要清除他文革中的打手——造反派。而下一个要整肃的则是文革中崛起的军人集团。


那时的毛主席,已不复早先网开三面、吞舟是漏的恢廓气概,新方针是眦睚必报,兔死狗烹,网大眼儿小,一个不漏(后两句现也被我东海渔工实行)。当时8341厂军管会主任孙岳等人哪知就里,把他们总结出来、毛主席亲自批发的 "对两派群众组织三个原则、九个一样、一碗水端平" 的南口机车车辆厂军管经验,抛诸脑后,向厂内原“621”造反派痛下狠手。

 

运动来势很猛。车间二楼办公室,几个8341漂亮女兵整天召见运动骨干,把握斗争方向。工人们除了8小时工作,班前和晚上都要开斗争会,批判本班组的“621”骨干,经常搞到凌晨一两点。分来车间不久的两个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也派上了用场,专门负责抄写大字报和批判稿。对夏文凯实施隔离审查,他被昼夜关在车间二楼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交代问题。


我师傅是车间“621”的召集人,他毎天都被揪斗,但晚上可以回家。我因在斗争期间,还去师傅家吃过两回饭,加上老毛病爱讲个怪话,也被开会批了一次。后来才知道,两派的矛盾,有些来自南口地区数十年的恩怨。老夏是主动地,我是被动地,介入了这些恩仇。从此“622”的一些师傅,将我永远视为异己,而他们在运动结束后长期掌权……

 

“621”骨干分子,修机车间出身贫苦的老工人张勇在严酷批斗后自杀。他爱人是我们班组一位人人尊重的老大姐。我师傅经轮番逼供也挺不住了。他技术超群,性格爆烈,勇于任事,在1958年进厂的工人中,破格升为三级工。


那时遇到车间的大项目,如安装大型设备、铸造超大工件,都是人海战术,需要有能服众的人总揽全局,做“打头的”。一般几个回合下来,那些工程师、技术员、高级工匠、班组长、工段长和几个“大能人”都知难而退,我师傅则自然成了“核心”。他声若巨雷,势如奔马;令随声出,招招中式;操作、安全,面面俱到;一干人众,无不乐从,活儿完成得利索漂亮。师傅因此受到领导和工友敬重。


运动深入,往日的荣光不好使了。眼看要从贫农的儿子变成人民的敌人,并且家里还有五朵金花要养,压力山大,师傅对自己判断力、乃至记忆力的信心空前动摇。

 

车间在楼上大会议室召开“宽严大会”。会上我师傅做主要发言。他承认自己参加了“516”反革命组织,并发展了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师傅并不念出具体人名,但听着这抑扬顿挫的“某某某、某某……”长串名单,大家心里都有数:不就是毎天批斗的那票人吗。这时车间书记厉声打断了我师傅,他要求“被点到名”的人都主动站起来,这就表示承认参加了“516”, 就会得到“从宽处理”。


“念名”继续。在专政威力震摄下,“516”分子一个个站了起来,黑压压一片。有两个顽固不化,拒不站起,几个运动骨干就走到他们身边,对着耳朵大吼:“‘516’分子站起来!”之后数了数,车间里600人大约站起四十多个。最后书记宣布:把我车间最大的“516”分子带上来!两个工人押着夏文凯来到前台。


这时,平素儒雅的老夏突然掂起脚大声喊道:“夏文凯无罪!夏文凯无罪!中央是支持工人造反的!中央是支持工人造反的!”……群众口号淹没了老夏的声音,可是看得到,他还在喊。他最终被带走,但在场的人都清楚:高压下,有人的选择是抗争。

 

老夏仍旧被羁压审查。期间传出,他得了肝病。审查在铁路医院和车间小楼上交替进行。这时期我国的工人阶级,享受着一项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权利:听传达党中央文件。当时部分中共中央文件,标注“发至县团级,传达至群众”。毎当传达这样的文件,就会召开全车间大会。


大会开始,车间书记先清一下嗓子,之后威严地宣布:今天传达中央文件。夏文凯、某某某、某某某,离开会场!夏之外的两位也是车间里的被管制分子。众目睽睽。鸦雀无声。这几位拿起自带的小板凳,悻悻然退场。极其震撼的阵势,让我这刚满15岁的青工,对那难得易失的“公民权”,顿觉珍惜。此时我的师傅,可能也有同感吧。

 

几个月后,运动松下来了。又过了几个月,林彪座机失事在外蒙古草原。 8341 撤走了。厂里恢复了车间主任制,老主任和几个保守派新贵掌了权(革命还是保皇?诸君仔细!)。老夏又回到厂里单身宿舍。在他的床头,贴着一张男子穿西装的照片。


那会儿眼眶子浅,见到西装照很新鲜,就跑过去看。原来夏的父亲是驻外大使,照片上的样子像个翩翩学者。我们进而知道,老夏的父亲是老革命,进城后停妻再娶,把老夏的妈妈丢在了老家。老夏得势时,厂里女工追他的很多,都被他拒绝了。他找了一个本村姑娘,唯一要求是,媳妇在家陪老娘。他媳妇来厂探亲,见过几回,很普通的农村妇女。

 

时光流逝。“516”分子们都被单独叫到车间楼上办公室,领导当面销毁了毎人的交代材料。领导说,过去的事就一风吹,不作数了。老夏的案子结没结,不清楚。而这搅动全国的“516反革命集团”惊天大案,好像最终也未公布案情结果。


此后不知是政治原因还是身体关系,老夏一直不上班,呆在宿舍。他没别的事做,就做起女人的活计——织毛衣和编杯子套。因为普通杯子没有盖,人们多用吃完的果酱瓶当水杯。手巧的女同志用玻璃丝编个套子,套在果酱瓶上,这样用起来不烫手。我也求老夏织过一个杯套,现已不知放到哪去了。

 

进入1970年代后期,南口机车车辆厂的青工,恋爱结婚,调回北京(南口人把首都城区叫作北京),逐渐星散。单身宿舍北楼的门厅里,不见了男女青工熙来攘往的青春气息。这时的老夏,年才及壮,行动和表情却有些迟滞,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北楼门厅外的台阶上,砌有一对花坛,里面没什么花。天气好时,老夏就坐在花坛上晒太阳,并专注地勾着杯套。门厅前,左右各种着一棵合欢树。合欢花开时,花蕾像一把把粉红色的小伞。春夏之交,繁花满树,美极了。这时老夏会搬一把椅子,坐在树荫下,用心地织着毛衣。

 

此次我和小武回厂,看到合欢树已不在了,听说老夏也已过世。我努力在心中再现那满树红花,却蓦然记起,当年迎新会,会场背景不也是红色的吗——会上夏连长职责所系,忽悠我们新晋青工。他身后墙上,当中的红太阳里是毛主席的戎装像;下面的主席语录,字体也是红色的: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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