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丨严向群：我从北京东城挂面厂考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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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丨严向群：我从北京东城挂面厂考入大学

严向群新三届 2019-06-1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严向群，曾用名陈创，山西财经学院贸易系78级。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供职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2017年退休。

原题

经历篇之九：

北京东城挂面厂

作者：严向群

1976年寒假前，我们高中毕业。一开学，就欢送包括扬波在内的插队的同学们坐上大卡车离校去怀柔，我和高昕“留城”。

关于“留城”，不乏故事。高中毕业前，各路插队豪杰回京做煽动性报告，鼓惑的我等热血青年想要“展翅高飞”，不愿和同学一起插队、到遥远的地方插队、不屑学校指定的近郊，是一度的主导情绪。幼儿园的发小沈军跟家里不辞而别，奔了延安，更是对我们极富诱惑力。因为延安那时位居“圣地”，对于去过另一“圣地”韶山的我们，对延安的想像近乎神话，我和高昕都在给他的信中表示了无限向往。但没想到他因体力不支，因病返京，尽管雄心依旧，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强烈。这对于我们重新审时度势起了很大作用。

另一方面，蔡老师对我插队很不支持。母亲为了我的毕业去向，到学校征求她的意见，她就极力主张我“留城”。这时的中学生插队政策已经有了很大的松动，除了参军之外，“留城”也是高中毕业的一条出路。“留城”又分“困留”和“病留”，即家里有经济困难或病人需要照顾的，可以留城。蔡老师还教我母亲如何备齐“病留”所需证明，结果一举成功。

高中时代的作者，叶扬波摄

送走插队同学后，我们有一段等分配的时光。在家闷的无聊，我在三月底去了趟济南和泰山。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就在我登上泰山那天爆发了。或许由于这一突发事件，我们等分配的时间又有所延长。其间开了几次全体会，明确分配的大方向是服务行业，当时称“八大员”。诸如理发员、售货员、服务员……主管分配的老师还强调要有阶级斗争观念，比如在照相馆工作，洗出四五运动照片，就要及时报告。我当时就幻想，如果给我分到照相馆暗房该多好！

大约是五六月份，分配通知书由邓明送到喜报胡同73号旁门，接过那张纸，并无二话。那时好像还没有不服从分配的概念，见上面写着“东城区粮油管理处”，似乎也比什么”东单菜市场”好不少。因为对粮油管理毫无概念，至少没有菜市场操刀给顾客喇肉的直接形象思维。其实这届高中生没有一个分到管理处，大部分都分到粮店卖粮，那灰头土脸比菜市场油渍麻花，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东城区粮油管理处”位于东四十条向南西侧的一条胡同里，门口是典型的门楼，里面有两进院落。我去报到后，就被通知去东城挂面厂实习。东城挂面厂位于鼓楼东侧。几年前到扬波推荐的“大理人家”就餐，见到小径厂的路牌，断定已离那工厂不远。可问了几个人都一指就到了鼓楼西，无法相信自己的记忆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还好扬波自有秘密武器，他从手中一本《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中居然搜到了厂址：琉璃寺胡同甲六号东城区粮食局挂面厂。

当年我都是骑车去工厂，有两条路。一条是出十二条西口上东四北大街，向北到北新桥十字路口，然后向西走交道口东大街、鼓楼东大街到北锣鼓巷，北拐至琉璃寺胡同西拐就到了；另一条是从交道口东大街北拐到安定门内大街，从谢家胡同向西到琉璃寺胡同也可到。与当年不同的是，现在的谢家胡同中间被一个新的小区“京香富苑”隔断了，这可能就是那年我和扬波找不到的原因，小区的名字也是恶俗之极。

工厂大门朝北，两扇绿色铁门。送挂面的130卡车和小三轮嘣嘣车进出时，门房老大爷就要来打开铁门。进大门的东侧，是一排有门廊的房子。第一间较小，是开水房。门口总是堆满煤，里面有个烧煤的开水炉。第二间也不大，是门房老大爷的住所。门房老大爷皮肤黝黑，体型高大，孔武有力，总让我想到鲁智深。第三间是传达室，第四间大一些，是食堂兼会议室。这间的南侧有卖饭的窗口与厨房相连。第五间是厨房，也是这排房子的尽头。厨房由一个干巴老头和一个中年妇女打理。中年妇女人很谦和，卖饭时对谁都是“您“啊“您”的称谓，让我才知道长辈也可以对晚辈称“您”。

工厂食堂的饭菜平平，属于大众水平。对于月薪十六元、一年后转正月薪十八元的学徒工，也没有经济压力。已经想不起那食堂有什么能让我有印象的菜肴，只记得每周一要重新笼火，食堂来不及做复杂的饭菜，都是去车间里扯几把刚压出的挂面，炸一锅炸酱，但在食堂用餐者甚少。

开始我还不明就里，傻乎乎地吃过几次。后来才知道，挂面制作过程中，有诸多环节充斥污染源，知情者当然难以下咽。最极端的大约就是工厂发的工作鞋就是普通的“解放鞋”，大家都是光脚穿上。鞋内鞋外的面粉最后大都会结成硬嘎贝儿，“爱惜粮食”的书记总会收集起来，最后放水溶解，再注入和面的搅拌机。

再后来，不仅面条不吃了，食堂的饭也不吃了，自己用饭盒带饭。近中午时，送到食堂的大笼屉里去蒸热。有一次我带的是饺子，取回来打开一吃，居然是羊肉馅的。此前我都没吃过羊肉，所以觉得腥膻无比，再加上饺子皮特厚，感觉难以下咽。为了换回被拿错的饭盒，我用毛笔写了一张寻物启事贴在厂门口，果然立刻找到错拿的老师傅。寻物启事的功效还不限于此，团副支书小袁（高个，她说最烦人见她就问：你得有一米七吧？）后来因此让我写板报上的黑体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同届分到厂里的女生争相议论我“有才”。其实正赶上我那时醉心于临帖，现在可就写不了那么好了。

工厂东侧这排房子面对的是一个小院落，西面一排房子是包装车间。其中一排矮桌环绕四壁。桌上放的是一捆捆烘干切好的挂面。包装工门等距离地坐在桌前，每人面前一座台秤，一摞裁好的包装纸，一碗糨糊，半空中挂一盘纸绳。包装程序是先秤准一斤挂面后放在包装纸上，然后露出一头的约一寸挂面，其余部分卷紧成卷，用糨糊封口。如此卷出十卷，扯下半空中的纸绳打成一捆，算是一个工作单元。这项工作是纯粹的重复性机械劳动。我曾试着包过几捆，感觉无法忍受其中的枯燥和乏味。如果让我长期干，真有精神崩溃之虞。或许这项工作适合女性，这个车间只有一个年迈体衰的男工，其余都是女工。与我同时入厂的女生，也有许多分到这个车间。这个车间里还有一块支架式黑板，上书全车间工人的姓氏，下面用正字统计每人包装的数量。那时也无多劳多得，统计数字也就是为了激发自尊心，争当先进吧。

在这个小院的北侧、厂门的西侧，是仓库的大门。厂里有辆130卡车和一辆三轮嘣嘣车，都要停在这里装货。我进场后不久，就被分配跟一个叫李宝贵的师傅负责装车。工作常态是左右手各提一捆十斤重的挂面送到车上，由师傅码放整齐。130的司机叫王杰，因为与英雄同名而记到今天。王杰三十多岁依然独身，每天头梳的锃亮。由于烟酒过度，脸上横肉过多。见到我们同届的女生，总爱语言骚扰一番。

有个和我一起进厂的男生叫王卫东，经常和王杰去送货，帮他卸车。回来就对王杰的车技赞不绝口，什么拐弯不踩刹车啦。现在想来也就是当年人少车少的北京街头，换成今天让他试试？蹦蹦车的见习司机矮个子，一脸憨厚和赘肉，是跟着王杰的学徒，脑子比较木，考了好几次驾照都通不过，苦恼异常，只能给王杰当装卸工。我上大学后，有一次和扬波骑车路过东四，终于见到他独立驾驶，不知是考了多少次才考上驾照的。

工厂小院的东南角是一个层高挺高的小厂房，是工厂“技改组”的所在地。组里有朱、杨两师傅和一个叫鲁述的徒工；还有一个老周师傅和一个年轻的何师傅带了一个小刘和一个小杨两个男女青工组成电工班，编制也在技改组。他们负责厂里的设备维修、技术改造和电器管理，是厂中唯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但是我们这届无一人能学徒其中，表面上说和组长选人苛刻有关，其实是张春桥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在起作用。因为我们是工厂第一次分来的高中毕业生，是厂中的“最高学历”，为了彻底杀一杀我们的“威风”，厂方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给我们“再教育”的颜色看看。

那个叫鲁述的徒工，父亲是个军官。或许由于家庭背景，他对我似乎一见如故，实习时就老拉着我去他们车间高谈阔论，让他师傅很不以为然。有一次组长朱师傅不无揶揄地问我们：“你们怎么总聊些上层建筑的事啊？”鲁述因此很得意，私下跟我说：“谁象他们，只关心经济基础！”或许是因为我与他过从甚密，而他在这小工厂中又显得另类，所以我也不被厂方党团组织待见，标志就是转换的工种越来越苦。初入社会，虽然体会到世态炎凉，但也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

唐山地震期间，我带鲁述去喜报胡同。恰遇老培叔一家在那避难，老培叔负责掌勺。他对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个朋友格外重视，专门烹制了他的拿手好菜请鲁述。鲁述也爱画画，常在家为人家临摹照片。他知道老培叔身份后，讨教不已。但老培叔似乎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常常环左右而言他。我在忆旧的地震篇中提到的那个震后连夜赶赴工厂的青工，就是鲁述。

毛去世那天，鲁述由于部队上层的关系，提前得知消息。在广播中反复预告有重要广播时，他就把内容告诉了我。那天万里无云，太阳似乎特别刺眼。我仰望上苍：怎么没有太阳陨落、昏天黑地的迹象啊！正式广播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全厂工人都集中在包装车间收听。“沉痛宣告”一开始，团支书王立荣就带头嚎啕大哭，其他女工也纷纷响应。我等男工哭不出来，只能做严肃悲痛状。

毛去世后，我借了杨波家的海鸥4A和鲁述去广场留影。他似乎觉得不过瘾，又从家里偷出有领章帽徽的军装，让我陪他到东四照相馆去照标准像。当他问我要不要也穿上照一张时，被我一口回绝。他的那点虚荣心我还真没有，只感觉非军人的我要照出这么张像肯定十分诡异。

作为部队干部子弟，鲁述夸夸其谈却爱占小便宜的毛病很快就被我发现了。由于开始我们走得太近，一到开饭时间，他就托我代他打饭。可事后常常不给我饭票。碍于情面，我干脆学其他许多工人，自己带饭，让他无便宜可占。一个与我同时入厂叫王惠琳的女生马上发现了我和鲁述的裂痕及其原因，一语道破。

仓库是与包装车间的北门联通的，便于运输。装车间隙，我老爱抱着本书在传达室看，得罪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个绰号“秀才”的工人叫郑大锁，负责调度出库，算是管着我和李宝贵。他看我总抱着本书，就觉得不顺眼。汇报到厂长书记那里，在四人帮倒台后不久，就换了更苦更累的工作。

所谓更累更苦，累，是没了装车的间隙；苦，是指要三班倒，要整日与巨大的噪音和空气中高浓度的面粉粉尘相伴。这个工作就是把碎挂面头粉碎成面粉。说到这，要简略地说一下碎挂面头的来历和整个挂面的制作过程。

在包装车间的西侧，是一个贯通厂区南北的长条车间，自南至北，涵盖了挂面制作的全过程。最南端，是面粉袋的垛子，我后来在这个车间工作时，夜班极困倦时，曾在上面睡觉。向北是和面机，高悬一个大的斗槽，内有一个可旋转的横轴，轴上有与轴垂直的搅拌刀具。制作挂面时，有专人负责将面粉和水注入其中。每到休息日，末班工人要负责将粘在斗槽上的面刮干净。

我上大学离厂后，这里发生过一起惨剧：比我大两三岁、我的高中同学杨云的姐姐、青年班班长杨青，在清洗搅拌机时，被另一个叫顾振德的工人按动搅拌机按钮，飞转的搅拌刀具破了这位颇以自己容颜为自豪的班长的相。据说当时立即报警，把顾振德以故意伤害罪的名义捉拿归案。我估计说他故意伤害是冤枉他了，但这两个当事人在厂里都口碑不佳，所以都没引起太大的同情。

和面机再往北，就是由几个压面滚组成的压面机。和好的面自动进入压面机，由厚而薄压成面片，最后进入一排刀具，我们通常吃的切面就出现了。这排刀具是可更换的，切面有宽窄之分便源于此。在这之后是挑面机，是一个用自行车链条构成的循环上下、等距离有架杆托的传送装置。装置虽然是电动循环的，挂面的架杆却是要有专人放上托架的。所以这个位置总会有个女工（极少时候是男工）坐在一个放架杆的大笸箩边，一根一根有节奏地把架杆放上架托。工作虽然不累，但单调乏味之极。

上了杆的切面会被自动送上一人多高的传送链，长未及地时又有自动刀具一刀斩断，潮呼呼的挂面就被送入布满电热管的烘干车间。经过约一刻钟、百余米的传送链的传送，挂面经过较高温度的烘干，在烘干车间另一头出现时，就已经是我们常吃的干挂面的基本形态了。说是基本形态，是因为它还挂在挂竿上、近乎身高，尚待处理。

接下来的就是纯手工的切面程序。切面工要双手从传送链上托下十杆左右带竿的挂面放在一张大案板上，然后齐着竿一刀，先将这把竿和挂面分离，最初的碎面头就产生了。然后等距离哐哐几刀，最后一刀后的又是一片碎面头。切好后的挂面要码在一条展开的厚牛皮纸带上，然后卷成捆放上三轮车，最后推进包装车间。每天因此而产生的碎面头，数量可观。

我被分配去粉碎碎面头时，那个单独的车间已经是碎面头堆积如山了。和我同干此活的是一个叫郑捷夫的老师傅，人称老郑。他谢顶到几近光头，人长得慈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与其他那些“大老粗”乃至厂长书记都颇为不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厂公私合营前，就是老郑的私产。公私合营后，不仅私产充公，而且把其他许多小挂面作坊合为一体。

尽管如此，那会儿老郑还未改管理者的身份。焉知文革一夜风暴来，昔日工人大造反，当上厂长的李凯和书记的朱维秀，都应该是那时翻身道情滴！而老郑却被下放到车间劳动。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这也是顺理成章。当时老郑应该已年过五旬，让他干这又苦又累的活，颇有点“阶级报复”的意味。

细说一下粉碎工的工作内容。粉碎机是由一个顶部巨大进料的漏斗、中部密封的高速旋转的刀具、下部出面口三部分组成。首先要把碎面头用木锨铲入一米多高的进料斗；另一人要双手兜住面口袋口，将其绷在出面口等出面口洩出的面粉装满一个面口袋，才能卸下封口、换上另一个。相比之下，躬着腰兜面口袋的活要比铲碎面头累得多，而且在兜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墩实，还要承受大量飞扬的粉尘。面对老郑，我自然要多干兜面口袋的活。老郑当然也觉得不能老累着我，抢面口袋的事时有发生。

干累了，老郑就说：“拉闸，抽颗烟”。但是我们这个车间与厂长书记的办公室毗邻，粉碎机巨大的轰鸣一消失，那个长着苦瓜脸的书记朱维秀，就会出现在我们车间门口，东摸摸，西看看，潜台词就是：怎么又歇着啦？与周扒皮到田头用拐棍敲打睡觉的农民毫无二致。这种残酷剥削工人的丑陋监工形象，竟然化身为一个共党的书记，真让我匪夷所思。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老郑马上就想出了对付的高招，休息时不拉闸，套个空面口袋，让机器在那空转。持续不断的轰鸣，肯定让那狗支书获得了心理上极大的满足，委琐的身影从此消失。但是工人和党干的对立情绪却是因此而越加激烈了。

走入社会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且这些所谓的劳心者都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初中毕业生尚能分到技改组去学点技术，高中生通通去干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如果有大学生，还不知道让他们干什么呢。这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逻辑，确确实实就是当年的现实。

粉碎机吐出的面粉使车间粉尘飞扬，巨大的机器轰鸣震耳欲聋，再加上高强度又单调的体力劳动，让人身心俱疲，颇感人生乏味，前途无望。每到上班，我就换上件在干校罩过棉袄的粗布罩衣，系个工厂发的大围裙，戴上顶类似食堂大师傅的小白帽(但我从来不带老郑经常带的口罩，因为感到车间的空气已经令人窒息，戴上口罩还不得憋死。我高考体检时，肺部出现钙化点，想必和不带口罩有关)。那形象肯定滑稽。这些行头常年不洗，不用抖，面粉就会落下。有一次高昕来工厂看我的工作状态，承认我是要比他在校办工厂“惨点儿”。

其实，当时的苦闷还主要来自精神方面。也就恰在此时，四人帮倒台。精神状态似乎为之一振。尽管当时无法预见这次政治变革会怎样影响到自己的命运，但却似乎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工作再苦再累，似乎都在我与老郑互报听到的“小道消息”中烟消云散了。老郑和我似乎都看到了“翻身道情”的历史机遇，又都感到虚无缥缈。

由于碎面头太多，我和老郑一班是粉碎不完的。厂方又让和我同时进厂的夏鸣与一个叫顾振德的男工组成另一班和我们倒班。那会儿刚粉碎四人帮，四五运动的许多藏头诗被披露。我就顺手胡诌了几句写在墙上：“顾不上东躲西藏，镇不住洪流巨浪；得到的千刀万剐，死尸填狗肚狼肠。”表面上是写四人帮的，藏头字是骂那个一副无赖像的男工。因为此前我听到他许多流氓无赖的故事，人不可貌相这句话对他不适用。

那个无赖夜班看到后，本来就想偷懒，这回可找到借口了，小题大作，还扬言要半夜到派出所查我的住址，一副流氓无产者的无赖像。但他毕竟进厂时间比我早得多，闹到厂长书记那，厂方还是向着他。书记单独找我谈话，以“辱骂工人师傅”为罪名，对我兴师问罪。而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把他激怒了，厉声训斥我。情急之下我忍无可忍地说：你一个小破书记有什么了不起的，胡耀邦五级干部我都见过，也没见他象你这么说话的！把他气的无言以对。现在想来，那时真是“早岁哪知世事艰”，逞一时匹夫之勇，后来被整的苦果也只能自己吞。

我和老郑工作的那个阶段，有个前面提到的同入厂女生王慧琳老来找我聊天。她双眼内陷，头发微黄卷曲，体态丰满，家族似有外籍血统，在中学就有“金丝猴”的绰号。有一段她和我及鲁述过从甚密，不久厂里就传出我和她“搞对象”的风言风语。至于她最初怎么想我不知道，我是全然没有这种想法，因为那时才19岁。所以听到传言便感到是莫大的冤枉，让她少到车间来找我。

她似乎不甘屈服舆论的淫威，主动将我们的接触转入地下。她知道我爱看书，就四处找来当时尚属“禁书”的许多西方美术图典给我看；同时教我学滑冰。这些对整日枯燥工作的我都是极富色彩的，让我无法拒绝。但是后来她的表示愈发明显，经常在胡同里等我下班一起回家，要我骑车带她。这在当年应该算是很大胆的表示了。但很快我们就渐行渐远。现在想来大抵有三个原因。

其一是厂方调换我的工作，让我和她完全错开上班。当时的书记就是以这种方式干涉他们认为的“搞对象”的。其二是厂方认为我跟老郑工作这一段，两人抱团对付组织，觉得我更加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要给我派更重的活以挫败我的锐气。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恢复高考已经传出风来。我自然认为这是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契机，断然要斩断那些子虚乌有的儿女情长。

王慧琳显然感受到了我的决心，旋即又和一个叫李其鸣的男生打得火热。我上大学后，听说他俩还真谈婚论嫁。最后结局就不得而知了。现在看来王慧琳是个早熟、迫切希望捷足先登的女生。如果方向选对了，前途也不可小视。

从王慧琳说说我们同入厂的女生。虽说都是高中毕业，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没有好好读书是共同的。在我参加的77、78届高考中，无一女生上榜。除了王慧琳，还有两个女生有点印象。因为这两个女生与王慧琳走得较近，家庭背景也是军人或干部。

其中一个叫陈小莉，大名陈莉，与我一亲戚同名。她个头不高，脸色老是病态的苍白，老请病假。我想她是身体真不好，不是那种泡病假的主儿。捎带说一句，我在工厂两年多，没有请过一次病假。当时医务室有个尹大夫，对此赞不绝口。我想那和高中坚持长跑肯定有关。陈小莉也是个部队子女，但比较低调，远没有王慧琳那么张扬。两年多里，和她的交流极少。倒是我考上大学即将离厂之际，她跑到我所在的切面组来聊了半天。其中不乏对我终于离开这个鬼工厂的羡慕，对我被贸易经济专业录取的不解，对文学青年的向往……那是我们之间唯一一次长谈。

还有个女生叫汪群，个头较高，梳两条长辫子，两颊总是红扑扑的。眼睛有点月牙弯眯缝眼。她的性格没有陈小莉那么内向，也没王慧琳那么外露，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我跟她就更是点头之交，连长谈都没有。但我记得她家长是科技干部，她也有些许大家闺秀的气度。由于其他的女生都不入王慧琳的法眼，不屑一提，我就更没印象了。

话题还是回到厂方拆散我和老郑的组合、给我派更累的活计上来。那就是把我和夏鸣都调到切面组，三班倒。本来粉碎挂面头是两班倒，换成三班倒就完全打乱了生物钟，而且劳动强度增大。最让我犯怵的就是上夜班，眯眯瞪瞪之际，还要重体力劳动，确有人间炼狱之感。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经历又成了宝贵的财富。后来当领队十几小时的夜航，客人大呼痛苦，我只感到小菜一碟。当年熬夜还得卖苦力，哪能让你能坐着迷瞪？那时为了避免中间休息时睡着被叫醒的痛苦，我把字帖、毛边纸和笔墨都带到厂里，休息时在包装车间临帖，练习悬肘挥毫。

当时调我到切面组，明显就有惩罚之意，所以我的抵触情绪很大。再加上从传送链上摘取挂面杆，要钻行在低矮的传送链之间，不时撞得头部生疼，抵触情绪就更大了。结果就干脆拒绝干摘杆这个活，希望其他师傅把我这个不适合我干的意见汇报上去。结果他们非但没有汇报，还在我进厂一年后讨论转正时，有个叫杨西月工人的跳出来说因此不能让我转正。这个当时对我简直是“奇耻大辱”，第二天就罢工找到粮油管理处去理论，要求把我退回学校去重新分配，自然是无疾而终。

没过多久，我又“幡然悔悟”，回到工厂去任劳任怨，原因就是要考大学了。那一段可能是我的“卧薪尝胆”吧，因为有个隐约可见的光明前途在前方，希望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或许我已经意识到，“政治表现”对上大学的重要性，那就要做出一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姿态来。以前那种对活计挑挑拣拣的状态是不行了，所以这时就要什么活计都“招呼”。但事后证明，这一段时间再怎么表现，厂长书记还是不能饶了我，加之制度使然，他们也确实得逞了。

准备高考那一段时间，一方面要八小时苦干，另一方面要在工余时间备考，可谓艰苦至极。常常是中班晚上十点归来，伏案备考，结果累上加困，伏案而眠。由于是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也没有复习大纲，社会上流行的都是文革前高考的卷子，数理化之难度，于我如读天书。就是数学天才，解其题也不能庖丁解牛。当时我们唯一明确的就是录取率极低，试题一定会难之又难。所以专找那些偏题怪题来解。而我明智的是一旦知道分文理科，马上选择了文科。这被高昕后来大加赞赏。在这个历史节点上能有自知之明，对后来高考改变我的命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对自己语文的过分自信，备考的精力全部投入到理科方面。那年文科的考试科目有数学、语文、政治、史地，加试外语。直到临近考试，邻居姚老师问起，才把过去的作文本拿去给他们夫妇看。答复是“你的作文没问题”，这和当年语文老师在作文的批语褒奖一定有关。但是老佘也说，我的作文中开始有罗列形容词的现象出现。这当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蹊跷的是，我参加首次高考的考场，居然是在离开才两年多的母校——61中。数学天才还因此想到张铁生交白卷的考场也是在他母校，这显然是个不好的潜台词。可我非但没有交白卷，还觉得考题还是太简单了。比如政治有一题：“什么是四个现代化？”事后我问61中的老师大个儿李：“这也太简单了吧？”他说：“还真有不知道的，答成自动化、电气化……什么都有。”除了语文以外，考题都是中学课本上的，绝无我们预见的难题偏题怪题。所以每每考毕，高昕都是直呼“大败而归！”。因为怎么也没想到会考课本上的习题。我的感觉和他相反，因为我没有考理化，数学的课本还多少看了，加之班主任的独特音容笑貌，反倒使我的数学考了75分。但这只是个错觉，因为我最自鸣得意的语文最后居然不及格！

其实错还是错在了我们的预判。考前我和高昕聊起过，录取率这么低，怎么办？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写出与众不同的作文，才可能被录取。就是这个“与众不同”让我误入歧途。我拿到考卷，看到“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的命题，就在苦思冥想如何写个“与众不同”的开头。甚至还打起了草稿。这些都是我在中学命题作文时所不屑的。眼看考试时间不多了，监考老师受大个李的委托，过来提示我，才使我慌不迭地把那个草稿抄到考卷上。这篇作文的质量可想而知。事后通过阅卷老师才知道，这次作文的判分标准有两条：其一、考察考生的取舍能力，一年之内到底如何取舍？其二、文字要求“平实”。而我的作文一条都不沾：言之无物，何谈取舍？花里胡哨的开头，何谈“平实”？

即使这样，我的总分还是超过了录取分数线，获得了体检的资格。按照现在的逻辑推理，这个大学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那是一段生活在现实和理想双重世界的纠结日子。一方面，以前觉得痛苦不堪、灰暗无望的生活似乎就要结束；一方面，又要面对每日的辛劳和焦虑的等待，内心不乏忐忑不安。

被体检冲昏头脑、志得意满的我，还把那篇不堪回首的作文“复盘”后送给邻居姚老师（育才中学校长）看，结果被她一语道破天机。考前她看过我的作文，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能这么“技术变形”。现在看来，不正常的心理状态，确实会有差之毫厘、缪以千里的结果。但是从道理上讲，也应该不会一篇作文定终身，更何况我其他科目成绩都不差呢。

回顾当时自己隐隐的纠结的原因，是和当年高考制度中有两个不同于后来的特殊规定直接相关的：其一，不公布考分和录取分数线；其二，要有严格的“政审”，所在单位可以背靠背给考生写“政治鉴定”。这种暗箱操作是典型的文革遗风。直到我第二次高考被录取，鲁述才悄然告诉我：第一次高考后，管理处的团委书记潘鸣问过他一句：“你们工厂怎么‘那么’给陈创写鉴定啊？”

仅此“那么”两个字，就可以想见那个苦瓜脸的书记朱维秀是怎么指使他的“笔杆子”郑大锁给我胡写的了。不外乎是“辱骂工人师傅”、“不尊重党的领导”之类。这样的“政治表现”，与文革中的“三反分子”有什么两样？哪一所大学敢录取？我的干校同学杨自力也是因为田间休息总爱抱着一本书读，所在插队的老农民给他胡写鉴定，致使他苦苦在家等录取通知书而不见踪影。这种情况应该很普遍，加之杨自力本来是方毅批复、中国科技大内定的“尖子生”，结果终于引起了上层的关注。所以第二次高考才改了“章程”：考试后公布考分；鉴定必须和本人见面，经本人同意签字。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最想说的是，我们这一批大学生最要感谢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要感谢那个执政党敢于有错必纠的时代。那个时代受益的绝不是我们这一届大学生，也不仅是使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从此制度化，而是彻底破除了个人乃至执政党头上笼罩多年的迷信光环，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改变的岂止是一代大学生、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命运。

第一次高考落榜，三班倒继续。对于第一次高考已经超过录取分数线的我来说，第二次高考肯定是志在必得。鉴于我以前的“强项”作文居然成了高考的“弱项”，母亲专门请来北京44中的优秀语文老师黄世衡，为我辅导命题作文，记得当年对他的答谢，就是每次为他备好一盒浅黄色包装盒的凤凰牌香烟，我在那种特有的巧克力烟味中听他侃侃而谈。其实这又是一次误判……

第二次高考与前次最大的不同是全国统一命题，即使是文科的数学也有明确的复习大纲。我僵化地套用前次高考的“经验”，数学基本没有复习，拼命地练习限时命题作文——审题、切题、中心思想、起承转合……没想到第二次高考根本没有考命题作文，语文考的是一篇文章压缩改写！我本来就不缺乏、备考又拼命强化的一身十八般武艺，有劲没地方使！除了改写，还有一些填空之类的题。回家和高昕一对，我倒是有“大败而归”的感觉。比如反唇相讥，我就写成了反齿相讥。而数学题的难度大幅度增加，结果我只考了35分！

记得第二次备考时，和邻居姚晓曦去听了很多辅导课。有一次是历史辅导课，台下有考生问到如果考香港问题该怎么回答，台上老师断然回答：这么复杂的问题肯定不会考！我想这些考生可真厉害；那老师八成也是说不清楚吧……

备考的日子里，我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块海绵，最大限度地吸收着知识储备。事后我对高昕说：如果没有误判，时间都用对了地方，这么高的学习效率，北大清华的分数线也没问题啊……可是阴差阳错，第二次高考发榜，我才考了351分。

这个考分在当时看有点高不成低不就，比较“悬”。好在其中语文占了80分，不像第一次那样“倒挂”。对于报考文科的我来说相对有利。

等待发榜的日子，惶恐、彷徨、迷茫和忐忑不安。那时候没有现在明确的分数线，小道消息满天飞……聊可自慰的是体检后的“政治鉴定”，是郑大锁写好后拿来让我签字的，他自然不敢乱写什么污蔑之词。

印象最深的是恰逢《中国青年报》试刊，母亲带回一张试刊号，刊登了北京决定高考扩招的消息，而且有明确的分数线！最不济，我也能在北京走读上大学啦！当时那个高兴劲，真是没法形容！抱着我弟弟居然在地上打起滚来！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应该就是林乎加到北京当市长所做的最顺乎民意的决策了。说他“忽加忽减”，这个“忽加”加应该是广受欢迎的。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情形，可谓终身难忘。那是一个我上中班的日子，正在干活的我被厂长李凯叫到书记朱维秀的办公室里。当时的情形我在后来的一篇《圆梦时分》中这样描写的：

自愿

录取通知书当年寄到工厂。按“程序”，首先落入那个叫朱维秀的书记之手。他和厂长李凯，煞有介事地把我叫到办公室。看到“山西财经学院”的大印，我懵圈：“没有报这个学校啊？”

他们看我一脸疑惑，以为我不想去呢。大舌头的书记先开口：“你如果想留在工厂，我们是欢迎的……”黝黑精瘦的厂长连忙附和：“是啊，是啊，这也是自愿的。山西那地方……”我抬起头打断他：

“那不可能！”

这之后的日子，就真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了。山西于我虽然是那么陌生和遥远，天子脚下的户口也要迁出，这在很多北京人看来都有点不可思议，至少要三思而后行，我却义无反顾。我当时虽然不能上升到改变命运的高度去看，但是内心真实的感觉，是自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高玉宝，唯一的心愿就是“我要读书”。

还记得告别工厂的最后一幕——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团组织生活。我按照团员人数，在北新桥邮局买了刚刚面世的《中国青年》杂志试刊号。我到会场时，所有团员（好像都是女工）都已坐定。我潇洒地把那捆杂志抛给袁姓高个的团支部副书记，先去和厂长办了个什么移交手续，然后才回到会场坐了下来。

往日心高气傲的女工，这时候羡慕者有之；希望我入学后给她们寄复习资料者有之；吃不到葡萄说山西是“老西”者(就是前面提到的王慧琳)有之……我记得那本杂志上有篇《考不上大学怎么办》的文章，这时候只能援引来鼓励一下她们，尽管我认为她们无人会与大学有缘。

离开挂面厂后，曾经多次想回去看看。但是都未能成行乃至最后无迹可寻。厂址可以消失，但工厂在我人生中的烙印，将伴随我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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