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丨蒋国辉：风也萧萧雨也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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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丨蒋国辉：风也萧萧雨也飘飘

蒋国辉新三届 2019-01-05

作者简介

作者在矿区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我的矿工生涯之——

风也萧萧雨也飘飘

作者：蒋国辉

由于从小生活在相对单纯的大学校园里，对世事人心的险恶认识是远远不够充分的，还由于性格的真诚直率，我到打通煤矿不久就被身边熟人暗中算计，并由此开始了在那里的一系列坎坷。

那个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年代，没有什么可以阅读的书籍，我不记得从哪里得到一本《共产党宣言》，就正儿八经地学习起来，还认真地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些心得。因学识和见识的限制，我是按所受教育习得的正统方式来学习的，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出现了偏差，偏离了预定的轨道。我看到一段话，大意是说工人是资本的雇佣劳动。以我当时的理论水平，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实在极其肤浅，可能连皮毛都没沾上，只觉得马克斯恩格斯本人的说法，跟以前从课本上或宣传中得来的理念不大一样，这让我感到很新鲜，心中还暗暗有些吃惊。我们从长期教育中得来的认知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却是这样一种不同的说法？带着疑问，我不知深浅地在工棚里找人讨论探索。

虽然那时我已二十多岁，又经历了农村三年的磨练，但我对我们国民性的弱点和丑陋毫无认识，为人处世方面仍然非常幼稚，胸无城府，完全没有要为自己设一道安全防线的意识，只是把“害人之心不可有”这一条戒律记得很牢，而“防人之心不可无”却被忽略了。

在我毫无戒备地和其他人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来自丰都的知青凑在我们摆“龙门阵”的圈子里，他很认真地听我说，并和我辩论。因为他之所言都是课本和宣传的“正统”老套，我当然不服，仗着自己手里握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就在自己理解的范围内以原著中的理论对他进行反驳。其实当时所掌握的理论极其肤浅粗陋，自然也没有说服力，不能让对方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争论了很久没有结果，最后不了了之。我并没把那次争论当回事，按常理，那不过是年轻人闲得无聊“扳嘴劲”而已。

过了没多久，我突然接到通知让去采煤队队部办公室。惴惴不安的我来到办公室，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矮个子正等在那里，他自我介绍说是矿保卫科的，要找我了解一些情况。

我迅速把自己的工作表现在脑子里过滤一遍，看看有没有犯下需要保卫科来“了解”的错误；再审视一遍自己接触的人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似乎都没有，心里更是惶惶，是不是和我的家庭出身有关呢？若不然，保卫科这个跟我们从来不沾边的单位，会有什么事要向我了解呢？

矮个子并没有一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就先“打二十杀威棍”。他态度平和，还和我套近乎，说他也是北碚人，我们是老乡。接着他又把我的手表要过去拿在手里，看看听听，然后很“内行”地告诉我说，这块手表是“粗机”。虽然他说的“粗机”我一点不懂，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找到我这个陌生的老乡聊什么“粗机”，但他的态度打消了我的疑虑和惶恐，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对我进行非常审讯的开场锣鼓。

接下来，“保卫科”很看似随意地询问我，是不是常常看书，看些什么书。我老老实实顺着他的提问一一回答。见我一步步被带进了挖好的坑，他话锋一转，口气骤然严厉得让我惊骇，他质问，你是不是和别人说过工人是雇佣劳动，咹？我的心剧烈地晃动了一下，这才醒悟过来——前面的所有对话都不过是他为审讯所做的铺垫；这才想到了“告密”二字——我和那个丰都小子在工棚里说的话，被他打小报告到了保卫科。不过至此，我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了大忌；还坚定地相信自己所言都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上的原话，不会有错；还以为手中握有真理走遍天下都不用害怕。所以我没否认，甚至有些理直气壮，回答是。

“保卫科”刹那间爆发出雷霆之怒，此刻，我在他面前已经不是一名普通工人，而是一个狡诈顽固的阶级敌人，他的眼睛匕首一般刺过来，嗓门也变成了小号：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什么言论？凭你说的这些话，我们可以怎样处理你？

我瞬间石化，无数面大大小小的鼓在胸中咚咚咚乱敲。上中学时因贯彻阶级路线受到的打击且不论，从1966到1972这几年，也算得上大风大浪的经历了，但作为阶级敌人被清算，单独面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审讯，还是第一次，要说大义凌然毫不畏惧是不可能的。那一刻，对告密者的愤恨和对“保卫科”的惊恐同时在脑袋里翻搅，我无言以对。我的“沉默”大约让“保卫科”感觉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应有的效果，就把嗓音稍稍降低了一点，态度口吻却依然是训斥黑五类：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处理，你回去好好想一下，还说过什么话，有什么思想活动，想清楚了，过几天我还要找你说话。果然，后来“保卫科”又找我“说了好几次话”。

说来也怪，以后的谈话内容、经过，我都不太记得了，唯有第一次的审问，几十年过去了，各种细节依然十分清晰。末了，他们给我定的罪名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污蔑工人阶级是雇佣劳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就这样，我从中国乃至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老祖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中学来的经典言论，在他们的传承人，立誓要为他们提出的人类理想社会——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某些人口中，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言论。不知马恩两位老祖宗的在天之灵，他们怎么看？

在我的罪名确定以后，“保卫科”给了我“宽大”处理，他说，念你是初犯，本着以教育为目的的精神，“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我被要求写检查，深刻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检查写好交上去后，“保卫科”告知要“存入档案”。这个招数在当时是相当可怕的，材料存入档案之后，不论走到哪里，白纸黑字如影随形，这段“历史的污点”都会是脸上洗不去的“红字”，许多无形的眼睛随时随地都会百倍警惕监视着，让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成为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在头上。

“保卫科”除了要把我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保存在档案里成为我的原罪以外，还规定我必须在班组乃至全采煤队的大会小会上，一次次作公开检查，进行精神摧残人格侮辱，跟文革期间我所见到的对“地富反坏右”以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会毫无二致。

后来，一个在矿机关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煤矿的保卫科长是一个转业军人，他在机关干部的会议上说，蒋国辉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蒋介石的蒋，国民党的国，辉就是兴旺发达的意思。他希望蒋介石的国民党兴旺发达，能是好人吗？我们保卫科就是要对这类人进行专政，坚决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听到这些，一件遥远的往事从记忆深处倏地蹿了出来。我还在幼儿园的时候，一天，阿姨把我叫到办公室，告知，你妈妈打电话来要和你说话。

从来没有打过电话，拿起话筒充满了新奇感。那时，电话的保真效果很差，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完全不像母亲。母亲在电话那头说，我们想给你改个名字，你愿不愿意。我问，改成啥子名字嘛。母亲说改成“油叶”(其实是“由蘖”，我成年以后才搞清楚是这两个字)。我一听就不乐意，遂问，“油叶”是个啥意思哦。母亲说是春天树上刚发出的幼芽，表示“新”的意思。以我当时5、6岁的年纪，母亲的解释不足以让我弄懂这个名字的意思，只觉得“蒋油叶”好滑稽，简直太难听了，就表态说我不愿意。母亲没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搞懂，父母为什么突然想到要给我改名字？很多年以后父亲说，国辉两个字和蒋这个姓连在一起，是非常犯忌的，所以想给我改名。如今到了煤矿，父母早年的担心果然变成了事实。

听说保卫科长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可他对传统的“文字狱”倒是无师自通，微言大义的阶级分析也掌握得非常到位。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即使我的名字真的改成了“蒋由蘖”，某科长或某领导仍然可以微言大意出这样的结论：“蒋由蘖”，就是想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发出蒋家王朝的新叶子，亡党亡社会主义的狼子野心不死。问题并不在于我姓什么叫什么，而在于我的出身导致我天生就是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他们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不是也是！

后来，我在打通煤矿的一系列坎坷遭遇，和这个保卫科长给我定的调子是密切关联的。有幸1976年以后国家发生了重大变革，特别是在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凭借自己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地学习文化知识，终于阶段性地到达了我曾经向往的远方。

我和那个告密者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猜想最初他可能也只是想踩我一下，打小报告争取个色彩艳丽的政治表现，借此换一个好点的工种或调换一个好点的单位，没料到我会遭受后来一系列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好长一段时间他见了我都绕着走，避免和我打照面，也许是他良心尚未完全泯灭，害怕跟我面对面的尴尬。这个人后来确实得到了他自己想要的，凭着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被调到矿宣传科当了科员。听说，我考上大学离开煤矿的第二年，他也发奋努力考上了南充师院。毕业后回到煤矿，再往后成为了打通一矿的党委书记。我不能说他是因为整我而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但有一点能肯定，至少当时，我因轻率而犯下的那个错误给他提供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成为了他往上爬的一块垫脚石。

那一年，为了调离井下，我开始请长期病假。

请长病假并不是我的创意，之前已经有好些知青矿工这样做了。一起招进煤矿的知青，善于“浮上水”（趋炎附势的意思）拉关系的被调进了机关科室，或是被安排了比下井安全且轻松的好工作。此时，依然留在采煤队下井的，基本都是些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没有门路的老实人。然而，逃离井下却是知青矿工们的共同愿望。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知青矿工中出现了请长期病假现象，所谓“蛇有蛇路、鼠有鼠路”，没有靠山走后门，不善于钻营溜须拍马，又不愿意每天心惊胆战地过日子的知青矿工，就走了“装病”这条路。

当然，“装病”都是烂在自己肚子里的秘密，所以之前我并不知道那些人都是装的，也不知道他们患的什么病。破解这个谜，是因为和我一起从苍溪招入煤矿，又比较熟悉的一名知青长期请病假。在得知他患的是血压高后，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位同事干干瘦瘦像根柴火棍，二十来岁，怎么可能患有血压高？几经询问，一位熟人向我道出了秘密，这才知道他是装病，且是告知我秘密这位熟人给他出的主意；我还知道了另一个秘密，装病的知青矿工无一例外都是患的高血压。这个病既不是什么马上要命的危重病，又确实属于随时可能出点问题的慢性病——对于井下矿工是有一定危险的——；这病还不容易查清真相，难怪他们“装”，可以鱼目混珠啊。

得知真相后，我开始心动。那位装病的同事，稍稍有点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绽，他是假的，而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曾经被医生怀疑患有先天原发性高血压，虽然那时体检不多，但每次体检的时候，都查到我的血压比同年龄段的人偏高，农村出来时体检亦是如此。来苍溪招工的三人中有一个是医生，当他告诉我体检血压偏高时，我的心“咯噔”一下，生怕因此而被退回农村，我却顺利通过了体检，后来才得知煤矿在知青中招工并不容易，但凡有点门路的，都不愿意到煤矿，“招工老板”不会在意一些不算正常的身体状况。所以，高血压可以不下井，我一直不知晓，没人告诉我这病不能下矿井。

他们没病纷纷装患有“高血压”来逃离危险的井下工作，我本来血压偏高，为什么不能申请调离？犹豫了一阵子，我横下心来也开始请长期病假。

矿区“英雄山”上留影，周围都是坟茔

“泡病号”的时候和“病友”们交谈，才得知他们装病的诀窍，办法其实很简单：在量血压的时候，脚下暗中用力将腿绷紧，血压计上显示出来的血压就会增高，甚至可以高到比较惊人的程度，120/180。由于量血压时和医生隔着桌子，医生看不见被测者的腿脚，所以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我这个消息比较闭塞的人都知道了装病的秘密，装病的人就日渐增多了，一直多到令各级领导对病号产生怀疑的程度，矿里决定对长期泡“病号”的工人，进行一次权威性的鉴定。我们被召集起来，由矿医院的权威医生来检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露了马脚，暴露了装病的方法，那次检查，医生和“病人”是面对面坐着，中间没隔桌子。这一来，以前的办法很可能会被医生发现，也确实有好些人在量血压过程中被发现了。

轮到我检查的时候，原本血压偏高的我，可能加上了紧张的因素，血压更高了。查出了病原本是一件沮丧的事，可在那个特殊的境况下，我却为检查出的结果而“欣喜”，因为我是真的。经过全面检查以后，没查出我血压高的病因，再查，还是高，这让医生有些不解。听说，他还和当年去苍溪参与知青体检的煤矿医生交换了意见，之后，便未对我的病况有任何有怀疑，他在我的检查鉴定上写道：高血压，未见病理性病变。凭着这次权威鉴定所得出的结论，我心安理得继续请长期病假了。

请长期病假好几个月后，一直没有看到一点可以调动工作的迹象，队里只是没再安排我下井，让我干一些轻松的地面工作，比如打扫住房周围的卫生，到医院去护理本队因工伤住院的工人，等等。

护理病人并不是很重的活，而且照顾那些受伤甚至致残的人，从道义上讲更不应该有什么怨言。但是，有那么一些和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非正常事件，让人感觉十分屈辱。比如，我被派到医院护理一个腰部受伤下半身瘫痪的工人，这个人是转业军人，和我们同一批被招到煤矿。跟我一起被派去护理他的，还有一个他当兵时的战友。他的老婆也来到医院陪同。

这位伤病工友下半身瘫痪，大小便失禁，经常把屎尿拉在裤子里。他的老婆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努力尽一个妻子的责任，而是把我当成她雇佣的保姆，每天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坐在那里指挥我给她男人洗身子，洗屎尿裤子床单被褥。我当然不能不洗，这是我的工作，但这份工作也会造成“职业病”——恶心，吃不下饭，即便这样，我也还能忍受。最让我感到愤怒的，是他的老婆和他的“战友”不久就开始勾勾搭搭，他们大概在家乡时就认识，瘫痪病人的老婆名义上是照顾丈夫，实际上却利用这个机会暗中护理他的“战友”。轮到“战友”值班，这对孤男寡女就不知跑到什么地方互相照顾去了，把护理病人应该做的事全都扔在那里等我接班以后做。这样一来，对这个瘫痪病人的护理工作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全部承包了。

每天到医院，我跨进病房看到的，无一例外都是他老婆翘个二郎腿百无聊赖地坐在床边，屎盆尿壶脏碗筷、屎裤子脏衣服全堆在那儿等着我。既然这个女人根本不伺候自己的男人，那她来这里干什么？我就这么憋着一肚子气。

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和这个不守妇道的婆娘吵了起来。瘫痪在床的转业军人，不知他是根本不晓得自己的老婆就地出轨了，还是心知肚明但惧怕老婆跟他离婚只有假装恩爱和“难得糊涂”？他不识好歹地站在把全部激情都用于“照顾”他“战友”的老婆一边，向队领导告刁状，说我不好好护理他。领导严重警告我：要么好好护理病人，要么回班组去上班。结果，我只能继续超负荷洗屎倒尿被呼来呵去还必须忍气吞声，直到护理工作告一段落。

还有一种类似的轻松工作，是去医院太平间照看尸体。在井下因工死亡的工人，都不能马上“入土为安”，必须先通知死者的家属来煤矿，一方面办理后事，另一方面要双方协商抚恤的条件。家属和煤矿的关系经常很不融洽，短时间内难于达成一致，扯皮期间死者就放在那里，作为家属手里一颗谈判的筹码，什么时候谈妥了，什么时候才让埋人。死者一连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放在荒僻的停尸房里，有可能被饥饿的老鼠啃去鼻子耳朵或手指脚趾什么的，这样一来，家属更会闹得天翻地覆，矿上也会因此多赔一笔钱。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发生，在人死亡后到下葬这段时间里，死者属于哪个采煤队，队里就要负责派工把尸体照看好，免受老鼠之类造成的其他损伤。

这种“轻松”工作，常常被派给“休病假”的人做。我在请病假期间，也被派去照看过一次尸体。虽然是个轻松活儿，但一次必须派两个人去，单独一个人，就是长着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半夜三更时在停尸房附近坐着，更不敢凑到停尸间门口去观察里面死人的动静。

矿医院的传染科病房旁边，有一条小径通到山坡背后的停尸房。停尸房在僻静的山坡上孤零零兀立着，白天也幽幽森森让人毛骨悚然。夜里，别说靠近停尸房，就是在小径上往前多走两步，都会汗毛倒竖。

那次，派去看守尸体的是我和另一个苍溪招来的知青。当时是夏天，我们从传染科病房借来两把椅子，坐在病房前边的坝子里抽烟摆龙门阵，每隔一小时左右，就起身穿过小径到停尸间门口，往里面看一眼，没有什么异常就立即转身快步离开。去的时候感觉还不算特别强烈，转身离开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背对着停尸房，儿时听过的关于死人诈尸追赶活人的传说就活灵活现起来，只觉得一股冷气飕飕地从脚后跟往脖子上蹿，若不为顾及男子汉的面子，我们是恨不得借几条兔子腿争先恐后逃窜。一连看守了两夜，承受了二十余次这样的惊惧，完成任务后，我像是去阴曹地府里走了一遭，带着一身厚重的阴气返回了人间。

我开始请长病假是在春天，快到冬天的时候，由朋友推荐，我进了矿文艺宣传队。

上中学时我担任过班里的文体委员，也参加过一些文艺演出，但并没有特别的爱好，更没有天赋。在农村时为排解寂寞，借过一把曼陀林琴自己摸索着弹过一阵子，到后来会弹好些当时知青中比较流行的歌曲了，但这种琴能不能上舞台参加器乐合奏或伴奏，我不知道。刚到煤矿住在金鸡岩大工棚，推荐我参加宣传队的朋友也在同一个工棚里住了一小段时间，休息的时候，他常常坐在床边演奏三弦，婉约的琴曲吸引了好些知青矿工成为他的“粉丝”，他往床边一坐，人们就围过来了。我虽没有音乐天赋，但干巴巴的业余时间也挺无聊的，想着自己有一点弹曼陀林琴的过往，就问他能否教我。他很爽快就答应了。我拜了师，买了一把三弦，几乎每天下班都抱着琴用心拨弄，经过朋友的指点和一段时间的勤学苦练，我学会了抡指，也能弹一些简单的曲子了。

2006年重返打通煤矿，我和妹妹在主井口的合影

煤矿的宣传队，每年十一月左右就开始集中排练文娱节目，到元旦春节的时候参加全市各大煤矿的巡回演出。从开始集中排练到巡回演出结束，大约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朋友推荐我加入宣传队用心良苦，让我至今感铭。参加宣传队有几个好处：第一，我可以有几个月的时间不再以请病假的方式不下井；第二，可以到处走走，吃得好耍得好。第三，按照惯例，如果在宣传队干得好，被领导确认为需要的人才，就有可能调换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我进去之前，宣传队里所有的队员，不演出时最差的也在矿通风队工作，没有一个干井下采煤掘进。

某一天，朋友带着煤矿专门组织宣传队工作的打通一矿团委书记来到我的寝室，要我用三弦弹几首曲子给他听。其实我除了几个练习曲以外，并不会弹其它的曲子。朋友在一旁悄悄给我使眼色，要我大着胆子弹。我弹了熟悉的几首练习曲。不过，对进宣传队没抱什么幻想，我很清楚，像我这样的水平宣传队是可要可不要的。出乎意料，过了一些时日来了通知，让我去矿宣传队参加集中排练。

刚进宣传队的时候，队里安排我弹三弦，我那位朋友改弹月琴。之前，由于有朋友这样的高手，三弦已经成了矿宣传队的主要乐器之一。我一个只会弹几首练习曲的生手，跟着高手滥竽充数一下，或许还能蒙混过去，一下子变成了主弹三弦，就完全跟不上乐队的节拍和达到乐队的要求了。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拼尽洪荒之力强化练习，希望能够不负朋友，但依然特别失败。由于朋友在宣传队权威性的地位，乐队的其他人当着我的面也不好说啥，但可以想象他们在背后是怎样不满和蔑视，也可以想象我的朋友在私下里做了多少工作，才能让我在宣传队留下来。排练了一段时间，我那点水平确实难以维持乐队的正常水平，估计仍然是朋友做了工作，队里最后决定依然由他主弹三弦，让我去拉“革胡”。

革胡在乐器中就是个陪衬，和我在宣传队是个陪衬一样，刚好匹配。这玩意儿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看到，若没人告诉我它的正式名称，我还以为是个放大版的“二胡”。它的外形确实是一个硕大无比的二胡，演奏起来倒是很简单，练过一段时间三弦，我的手指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没多久就可以跟上乐队的节奏了，人们不再甩脸子给我看。我抱着这把革胡一直演出到当年宣传队解散。

在宣传队不过几个月，我们演出了一些什么节目，到过哪些单位，都不记不清楚了。对于我来说，最深的印象不是文娱演出，也不是到处巡演吃得好、玩得好，而是那里“庙小妖风大”。宣传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单位，人员不过二三十，但内部争斗之多，那个作为领导的头号人物心理之阴暗，手段之卑劣，心肠之歹毒，让我今天想起来依旧不寒而栗。

宣传队的头号人物是打通一矿的团委书记。他本人并不参加演出，矿领导委派他担任宣传队组织领导者。矿宣传队的骨干差不多每届都参加，这些老队员相处时间长了，互相间的底细知道多了，自然免不了有一些矛盾。矿团委书记作为领导，最应该具备的组织能力是协调矛盾，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却是他惯于利用队员之间的矛盾，时而拉这一拨人打击那一拨人，时而又拉那一拨人打击这一拨人，把一个小小的宣传队搞得浊浪滔天。

宣传队的成员大部分在矿机关工作，了解这位书记的底细，他们又各自有靠山，基本上都不买团委书记的账，书记也奈何不得。我加入的那一届宣传队，只有我一个新队员，又是从采煤队基层来的，没有任何背景。我不知道推荐我进宣传队的朋友他们和团委书记之间有什么过节，进宣传队后，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成了团委书记泄愤的那个靶子，成了那个躺着也中枪的无辜牺牲品。宣传队解散后我回到了基层，团委书记还一路穷追猛打，利用手中的职权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把我逼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进入宣传队不久，我就开始受到团委书记毫无由来的训斥，他处处挑我的刺，宣传队里发生的任何纠葛，都要往我身上扯。他无中生有编造罗织极其荒谬的“罪名”来打击我，让我在那短短的几个月深刻透彻地领悟了什么叫做“莫须有”。

集中排练的时候，宣传队住在当时的煤矿行政大楼里。团委书记的房间在走廊尽头，走廊尽头有个窗户，窗户下边是公用的水槽，所有人都在那里洗漱。一天晚上，我正在漱口，书记从他房间里出来探头往窗户外看了一眼，见我在漱口，嘿嘿冷笑了两声就缩回进房间了。我并不知道这位书记在干什么，也没把他的探头观望当回事，漱完口就回宿舍睡觉了。殊不知这个极其平常的生活细节，竟然引出了那么荒诞不经的谣言，继而成为我在煤矿最为不堪回首的一段生活的起点。

第二天，宣传队里就传遍了一条新闻，说书记召集宣传队的负责人在他的房间里开会，蒋国辉受某些人的指使，跑到门口偷听。书记有所察觉悄悄走到门口，猛地把门拉开，蒋吓得脸色惨白，一屁股坐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

谣言无需刻意传播就会迅速蔓延，且在蔓延的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饱满，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经成了有头有尾有栩栩如生细节的完整“故事”。我不敢相信天底下还有这么荒诞无稽的事，这种凭空捏造无中生有的故事居然还被传得漫天飞舞。宣传队原本二三十人，不用登高也能尽收眼底，一目了然的事情弄得如此飞短流长，究竟为什么？如果他们晚上真的在开会，那开会的人都应该很清楚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而此时，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真话。那些平时和我的几个朋友有矛盾的人，故意用异样的眼光在我身上扫来刮去，就像我真的是一个被人当场拿获的贼。朋友们都劝我忍，不要去争辩，辩也没用，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反正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其实，我不忍又能怎么办？在这样的团体里，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去争辩只会越描越黑。他们说的对，辩也没用。不如保持沉默，让谣言在沉默里自灭。

可是团委书记却不就此打住，作为谣言的始作俑者，他竟然因我的沉默得寸进尺，把他编造的谣言当成事实强迫我接受。在谣言传出的当天，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开始审讯：

昨天晚上，谁派你到我的房间门口偷听我们开会的？

我回复，昨天晚上我除了在水槽边漱口以外，没到过你的房间门口，更不知道你们在里边干什么。

书记，你没有偷听，为什么我一开门，你就吓得脸色惨白，坐倒在地上？

他的话让我惊悚，一个人怎么可能把自己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当成真事来说？那一刻，上学的时候所学到的相关成语纷纷跳到眼前：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贼喊捉贼……作为正常人，我确实无法应答这样的胡言乱语，真正的答案只能是：要么他精神不正常了；要么这个世界真的颠倒了。

我的无言让团委书记十分得意，这么些年，宣传队里终于有了一个来自煤矿基层、没有任何背景因而不能对他有任何反抗的成员；他终于有了任意泄愤的活靶子；还有了一块彰显他革命觉悟的政治垫脚石。时值今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的心还一阵阵发抖，我甚至有些怀疑这个人的真实存在，怀疑当时发生的事件是否真实。那届宣传队演出结束解散后，团委书记将他编造的谣言作为“宣传队内部两种思潮的斗争”的典型事例，写成书面材料上报到矿党委，成了他领导宣传队活动的先进工作经验。

那一届宣传队解散了，对我的安排并没有按以往的惯例作及时的调整，我仍然回到了基层。回到采煤一队后，不知道是我装病终于有了一点效果，还是在宣传队混了几个月，终于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相应认可，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一纸调令，调我到行政科工作。但我在行政科工作不过一月左右，那个矿团委书记就追击过来了，他把在宣传队里对我的诬陷坚持不懈地往下延伸，好长一段时间，打通一矿共青团团委书记的主要工作，就是到处追逐打击一个对他毫无妨碍的普通工人，他的阴影出现在每一个我为生存而奔走的地方，不把我追到地狱里绝不罢休。

行政科科长姓段，是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对我很和气。报到后，科长没留我在机关里坐办公室，而是把我安排到保健食堂当采购员。对于一个攉煤工，这样的安排虽然说不上一步登天，却也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在煤矿，能当个食堂炊事员，已经是人人求之不得的好工作。虽然炊事员领到的工资比井下工人要少一大截，但食堂是一个多么安全的地方，生命无虞，吃饭无忧。食堂的厨工下班，大盆大碗往家里拿，一个人在食堂工作，一家人的吃喝都可以不花钱，相当于增加了一大笔隐形收入。

保健食堂的工作，比起一般的食堂来，又要高出一个档次。一般食堂经营普通饭菜，保健食堂经营当时在外边还比较少见的各种保健食品，如黄豆、白糖和肉类。保健食堂的炊事员过的生活，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食堂里放着一个炊事员专用的超大泡菜坛子，炊事员们已经吃得油腻到这样的程度，没有泡咸菜，他们便吃不下饭。

煤矿的主井口（摄于2006年）

保健食堂的采购员在人们的眼里是流油的肥缺，不光吃喝不愁，还有不少机会捞取外快，更能结识包括司机在内的各色人物，办什么事都方便。得到这样的好工作，我简直受宠若惊，但好兴致没能维持几天，我就像一个被放了气的皮球，瘪下去了。采购员的工作像一面镜子，拿着这面镜子晃了几下，我彻底看清楚了自己根本不是那块料。我这个人性格内向，棱角分明，不善于结交，更不会巴结，没有公关天赋，和那些司机打交道，做不到见面几句话、几口烟就跟多年的老朋友似的，一边称兄道弟，一边日爹操娘漫无边际地侃，而这一点，恰恰是当时采购员最重要的素质。此外，还有许多采购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基本上都没有，而且可能一辈子也学不会那样的本事。

我到保健食堂前，采购员的工作由管理员（或称伙食团长）兼任。他每次上打通山的保健食品供应站去采购肉、油之类的食品时，只要走到矿车队的门口，往那里一站，车队的司机马上就会围过来，询问是不是要用车。司机们为什么倒过来巴结讨好他？他们不会白干啊，非但不白干，报酬还很丰富。东西运到之后，先是一顿大吃大喝，走的时候再揣上一大包紧俏食品。

我接手后，一方面和司机们不熟，还不知道也不会想办法跟司机熟络起来；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我手中没权，不能擅自决定给司机什么样的丰厚回报。事情就变这样了：我往矿车队的门口一站，非但没人搭理我，还必须我低三下四求他们。从小形成的自尊心，使我很不习惯也不愿意跟那些司机们陪笑脸套近乎。退一步说，就算我放弃自尊心有跟他们套近乎的愿望，可能也达不到希望的效果。因为，我那时虽然还没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身上沾染的知识分子臭德行却不少，跟那些开口骂爹闭口操娘的司机们在一起，我几乎无话可说。往打通山上跑过一两次，跟司机打过一点点交道后，就不想再去求他们。后来我上打通山采购了东西，就找农民背到金鸡岩。管理员对此很不满意，说我找农民背东西，增加了食堂的开支（以前那些司机没增加开支，因为他们吃的拿的都是从矿工身上克扣的，不算食堂开支）。幸而这样的采购一个星期就一次，我在保健食堂工作不过一个来月，管理员对我的不满也就没有继续增长，乃至达到山高水深的程度。

那时，我一位朋友说，蒋国辉这样老实巴交的性格，本来就不是当采购员的料，幸好没干多久，要不然，可能把采购员的工作干好了，人也就变坏了。我在保健食堂没能干几天，当然不是像朋友说的那样，因为害怕自己的品质出问题而自动辞去了工作。事实上，“变坏不变坏”彼时还不可能进入我的考虑范围，在当时的生存条件下，有这份工作属于梦寐以求。我是被迫离开采购员岗位的，因为团委书记插手到了行政科。

我从宣传队回到采煤队，依然处在煤矿最底层，这个事实使得团委书记无处下手，就像当年农民们说的：莫非还把农籍开除了，遣送老子到城市？可是我被调到了保健食堂，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还当了食堂采购员，情况就更不一样了。这样一个肥缺位置被我占据了，相当于团委书记的无产阶级铁拳用力挥过来，却打空了，成了一种嘲笑和讽刺。这种状况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团委书记就深入了他轻易不来的基层，把本不属于他工作范围的关于一个工人的工作安排问题，变成了他的日常工作。

我到保健食堂上班没有几天，一次从外边办事回来，一进食堂大门就看见团委书记和食堂管理员在说话。看见我进来，他就和管理员告辞了。出门之前，他似笑非笑阴阳怪气地说，怎么我都不知道，你就调了这么好的工作呢。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这是来者不善啊。他要对我采取什么行动，我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也不可能逃避。他是官我是民，他是领导我是下属，他站在山巅我落在深谷，他跺一跺脚甩一甩手，山巅上即使滚落下让我粉身碎骨的巨石，我也只能受着。

打击迅雷不及掩耳地扑了过来。

大约一个月左右吧，采购员工作刚刚有点入门，行政科的段科长把我叫去，告知握我不能继续在保健食堂干下去，甚至在行政科内换一个工作的机会也没有，要我尽快办完调动手续，到劳工科去报到，而且，恐怕只能再回采煤队。

尽管我早做了最坏的打算，还是一下子懵了。

调到行政科的时候，以为从此脱离了虎尾春冰的井下工作，满怀欣喜把好消息告诉了父母和所有的熟人朋友，殊不知兴奋劲儿还没完全过去，新岗位的板凳也还没坐热，就又被赶回了采煤队。我呆在那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段科长挺同情，同时也有点开脱责任的意思，他说，不知道你怎么得罪了那个团委书记，你到科里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来找过我好几次，问是谁把你调到了行政科，安排在保健食堂工作的。起初我还顶住了，请他不要插手我们行政科的事。可是没有想到你这件事会那么复杂，现在矿领导都出面了，矿党委书记亲自找我，要我马上把你送回采煤队。你想我还能顶得住吗？

段科长的话让我悲愤交加。

团委书记的所作所为，我是后来从旁人那里断断续续听来的。他听说我调到保健食堂后，立即跑到劳工科质问我的调动是怎么一回事，却碰了钉子。劳工科在矿机关是最重要的行政单位之一，科里的工作人员也比较傲慢，并不是谁都放在眼里的。团委书记虽然按常规是上级的培养对象，但团委毕竟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单位，加上这个书记平时在矿机关里人缘并不好，因此劳工科谁也不买他的账。

他在劳工科没达到目的，更加愤怒，转而到行政科开展攻势，要求行政科把我退回采煤队，还不辞劳苦亲自跑到了保健食堂，降价屈尊去说服一个小小的食堂管理员，希望由管理员向行政科提出不要我的要求。行政科也没有受团委书记干扰，拒绝了他越俎代庖的工作安排方案。一连碰了这么些钉子，矿团委书记不气馁不放弃，要跟一个进入宣传队之前根本不认识他的普通工人较劲到底，他不遗余力，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手段。

团委书记连连碰壁后认识到，要想让这些不归他管辖的行政部门听从他的指挥，按他的意愿办事，就必须借助更强大的权力，需要通“天”。打通一矿的“天”当然就是矿党委书记。听说，矿党委书记早年也只是普通的采煤工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工人，能够坐上当时矿区的第一把交椅，里面应该有非同寻常的“故事”，我当然不知道这些官场上的交易，对于他的“领导水平”，也是因为团委书记这个中介我才有了基本的认识。

团委书记和当时的矿党委书记说些什么，以致这个党委书记愿意被搬出来当高射炮，轰击我这么一只小小的无法反抗又无处逃遁的“蚊子”，没有人知道。听说团委书记还和先前那个把我定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保卫科长联手，把我描绘成煤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声称若不将我放回到井下去改造，就有无产阶级江山改变颜色，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危险。我就这样不可思议地、也“不胜荣幸”地被他们“捧”上了一个“高不可攀”的位置，在那里我可以颠覆无产阶级的政权。

矿党委书记原本是“粗黑的手掌大印”，脑袋里只有阶级斗争一根弦，团委书记和保卫科长同时进言，就证明了我的问题确实严重，激起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把手”满腔怒火，决定要出面纠正行政科对我的错误安排。这个拥有几千名员工的大型工矿企业的一把手，在一次很庄重很严肃的矿级机关会议上公开宣布，他要亲自过问我的事。我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就这么郑重其事地被提上了矿最高领导的工作日程。他摆架到了劳工科和行政科，命令并督促他们把我送回采煤队。

那些时日，我突然变成了一颗“明星”。

由于党委书记的亲自炒作，我这个长期生活在煤矿最底层的默默无闻的“草芥”，竟然成了一个公众人物，提起蒋国辉，全矿区大大小小的机关干部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段时间，我的工作问题在整个煤矿机关传得沸沸扬扬，什么版本都有。后来，劳工科的一位职员对我说，由党委第一把手亲自督促办理一个普通工人的调动，不仅在打通煤矿是空前的，在他们曾经工作过的任何单位，都是闻所未闻的事。还说，你的运气实在不好，得罪了团委书记，他是个什么人物？他看你无背景无靠山就要捏死你，他骨子里就是一个流氓无赖。

一把手出面干预，于我，犹如漫天的乌云，黑压压地盖了下来，劳工科的干部充满同情地对我说，这阵势，谁还敢帮你说话？就这样，我被调离了行政科，分配到采煤三队。

我的这段遭遇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一个问题：“采煤队下井挖煤”，在煤矿所有人的眼里是何等的低下！“下井挖煤”本质上就是地狱，但凡权贵们看着不顺眼的，就挥舞起权力的棍棒，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把人逼进去。

调令下来了，我也横下一条心——打死也不回去，我开始了没有收入无“家”可归的日子。我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同事床边搭一张门板做床，挤在他居住的工棚里。团委书记见我仍未屈从于他们的淫威，还硬顶着不乖乖就范到采煤队下井，就继续对我围追堵截，催促采煤三队的书记快点把我弄回采煤队，放到井下去挖煤。此时的我走投无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咬着牙不去报到上班，我强调自己患有高血压病，已经长期请病假，不宜下井。

由于被迫不上班，我每个月除了有城市居民能够保证得到的27斤口粮外，再也没有任何生活必需品的来源。这件事还不敢对父母说，按他们当时的思维方式，对我这样不服从分配不上班的行为，是绝对不可能理解和支持的。好在我自己还有一些积蓄，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但不知道这样的状况要持续多久，就只能尽量节省，作打持久战的准备。27斤口粮平均下来每天九两，中饭和晚饭各一个四两的罐罐饭，早上就喝一两稀饭。每顿饭只买一个素菜，每天的菜金控制在两角钱以内。我打算熬到弹尽粮绝的时候，再把实情告诉父母，只要他们能想通，我就干脆辞职回家，另谋出路。

这时，我再也没什么可期待可指望的，只能自己四处奔走、申诉，希望上级能够酌情安排一个不下井的工作。我先后找过劳工科的科长、煤矿的几个正副矿长、党委的副书记。但是，由于有第一把手铜墙铁壁般横亘在那里，谁也不敢对我聊表同情。我就像一只关在玻璃罐子中的蜜蜂，无论往哪个方向飞都是碰壁。

一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去矿党委副书记家找他申诉（办公室进不去，会被保卫科当做闹事的驱赶甚至拘押），他和他的老婆正在吃饭。看见饭桌上摆着四五碟炒得很讲究的菜肴，我不由得联想到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在井下艰苦作业的工人，顿顿只能吃大食堂的水煮南瓜冬瓜大白菜，高高在上的官员们却是过着这样“精致、优雅”的生活，不平之感跃然心中。我努力抛开内心的忿忿不平，尽可能用平和的语气把自己的情况向这位副书记作了陈诉。

可能因为我搅了他们吃饭的兴致，副书记不耐烦地反问，有高血压就不能下井？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听了这话，我便明白再和他说什么也没意义了，就像一句歇后语说的，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希望得到他的同情更是痴心妄想。但我还不甘心，大着胆子径直问，如果矿上不能考虑根据我的病情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那我是不是可以辞职？

副书记这次回答得很认真很肯定很有气势：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怎么能够辞职？只有企业有权利开除工人。

书记的话，令我想起了马克思恩格斯老祖宗关于“工人是雇用劳动”的论述；想起了我因转述老人家的红色经典论述被批斗、被定为“专政对象”，并因此受到包括这位副书记在内的层层无产阶级铁拳的打击，以及我仅仅希望得到一个不下矿井的其它苦力工作也比登天还难的艰辛历程。既然工人不是雇佣劳动，而是社会主义企业主人，为什么在有病的情况下不能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在不能胜任原有工作又得不到适当调换时连辞职的权利也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还有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利，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却连这最后的一点权力也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奔走、申述了两三个月，除了四处碰壁以外，眼前只有无边的黑暗。我没见过万恶的旧社会是什么样子，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胜利发展时期，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国家的产业工人后，通过自己的遭遇，对“暗无天日”这个词汇的理解是空前绝后地深刻。

所有的努力换来的只有屈辱和绝望，我差不多已经放弃奔走，打算离开煤矿回家去说服父母了，此时“否极泰来”，老天爷终于睁开了眼睛，事情出现了转机。完全想不到，关闭我的那座无形的监狱坚实的铁门是这样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打通一矿的党委书记换了人！五行山一般压在我身上，决心让我永世不得翻身的工人书记被调离了打通煤矿。接替他位置的书记姓张，他具有大学毕业的文凭，是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领导干部。

我当然也明白，换一个书记并不意味着他会特别关注我的工作问题。我唯一希望的是他不干预、不过问这件事，因为劳工科的办事人员已经对我说了，如果不是上边压力那么大，他们给我安排一个不下井的工作，本来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抱着这一线希望，我到张书记的家里去找过他两三次。令我感到宽慰的是，这位书记的态度和以前我找过的其他矿领导迥然不同，没有完全没有高高在上的傲慢，他体恤工人，不歧视我这种卑微如尘埃的小人物，用现在的话说，属于智慧沉稳又不乏亲和力的那一类领导。我去他家也正好碰上他们准备吃饭，他和他的妻子不仅热情地招呼我坐，请我一起上桌子吃饭，还特别认真地倾听了我的申诉。我说完后，张书记虽然只按官场规则慎重地说了研究考虑之类的套话，但他的表情、态度、肢体语言都向我传递了一种希望。

后来也正如我所企盼的那样，新党委书记以不干预的态度间接处理了这件事。关于我的工作问题，张书记一共只说了两次话。

一次是，团委书记看我还跟他们硬顶着，没有按他们的安排到井下接受改造，再次故伎重施，对新来的书记进谗言，想要继续把我往绝路上逼。张书记听完他的进言后，口气很平和态度却很强硬地说，我们这些矿一级的领导干部，难道除了管一个普通工人的工作调动，就没有其它的事可干了吗？把一颗软钉子拍在了团委书记的额头上。

另一次是，他在劳工科检查工作时，以不经意的口吻顺便说了一句，那个蒋国辉的工作，你们按实际情况处理吧。

新书记就这么不显山不露水、不留痕迹地把前任“一把手”贴在五行山上的经文揭掉了。我当时和技安科的干部职员都比较熟悉，他们帮忙敲边鼓跟劳工科的人一说，后边的事情就顺利了，在张书记到煤矿任党委书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就接到劳工科的调令，将我安排到运输队工作。

运输队在煤矿是比食堂这些后勤部门更令工人们向往的单位。一来，运输队的井下工人都在几条主巷道里作业，除非井下发生瓦斯爆炸，或者由于自己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伤亡，一般不会有什么危险。二来，运输队的工作时间短，每个班只需将由掘进队的工人打下来装好车并推运到主巷道里的煤矸石收集起来，用机车拉到主井口下边，就算完成了一个班的工作量。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工作一个班大概只需要两个小时就完成了。还有，在井下工作，尽管主巷道和采煤工作面有本质的区别，运输队的工人享受的井下津贴和劳保福利与采煤队的工人却没有丝毫的差别。所以，煤矿的工人们都想调往运输队。

崇山峻岭中的打通煤矿（进入矿区的道路和我当工人时相比，已别若云泥）

今天想来，其实那个年代煤矿里几乎所有的工种，都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在当时那种采煤方式原始落后、井下条件非常恶劣、国家又没有能力尽快改变工人工作环境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在管理上想一些办法，比如采用轮换岗位的方式，把一部分工人从永远处于生命危险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为什么这样的相对公平的管理方式从来无人提出？或许不是没有人想到，而是那样一来，各级大大小小的“领导”就失去了可以充分让他们展示权力的有效场地，铁拳打出去将产生不了应有的效果，所以，他们必须保存一个让普通工人感到畏惧的场所，以保证他们的绝对权威和有效统治。

不过，运输队也有工人们不愿意干的工作。

掘进队打巷道落下的煤矸石，要由运输队运出地面，翻倒在专门堆集煤矸石的地方，被称为“矸子山”。矸子山的工作，在运输队里没有人愿意干。一是因为工作时间长。井下用机车，可以一次将几十车煤矸石拉到井口，绞车却只能一次绞两车，矸子山上更是只能一车一车地翻。这样，井下用两个小时将一百车煤矸石运到井口，矸子山的工人将它们翻完就需要八个小时。二是在矸子山上翻矸石是地面的工作，没有井下津贴，劳保福利也少很多。所以在运输队，上矸子山如同在煤矿里被赶到采煤队一样，往往是那些因某件事得罪了领导被排挤的人，或者是新调到运输队的人才被送上矸子山，也相当于发配。当然这个惩罚不算重，若再罪加一等，就要从运输队调往采煤队。

我的要求其实很低，不下井而已，因此运输队按惯例将我分到矸子山工作，正合我意。我不像其他那些既不愿到井下采煤又想拿井下才有的各种福利的人，对上矸子山一肚子怨言。我在矸子山上，一直干到考上大学离开煤矿，也没有产生过要到井下去做轻松工作的念头。

矸子山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山，它是“愚公移山”的结果。采煤首先需要开掘大大小小的各种巷道，称为掘进；掘进打下来的石头都是浅灰深灰浅黑深黑的矸石。从大山肚子里拉出来的矸石翻倒在地面上，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石头堆，被称作矸子山。那里没有任何赏心悦目的怡人景色，除了石头，就只有一条从井口铺过来的简易铁轨、一台原始的翻车器。翻车器将煤矸石翻倒在一个斗状的坑里，坑的下边又是一条几米长的铁轨，两三个人用一辆翻斗车在下边接装再推到铁轨尽头，翻倒在矸子山下面。

翻车器近旁搭了一个席棚，供我们这些当班工人和家属捡煤组的妇女们休息。冬天，北风裹挟着冻雨一阵紧似一阵横扫过来，露天作业的我们就像被放进一个巨大的冷库，很快就冻得浑身冰凉，成了一个个活动的冰棍。幸好矸子山上不缺燃料，席棚里的火炉二十四小时烧着，休息时我们可以跑进棚子围着熊熊炉火取暖解冻。上夜班的时候，只要工间间隔时间稍微长一点，人们就围着火炉睡着了。

一年多来，我为了得到一个仅仅是不下井仍然属于最底层的苦力工作，承受了多少欺凌打击，历经了多少苦难摧残，差不多就是到地狱的门口走了一回。到了运输队，唯一让我时不时担心的，是这个所谓非一线生产单位，经常要抽调一些身强力壮的人去充实生产第一线，也就是调往采煤队或掘进队，而采煤队或掘进队则把一些长期不能干重体力劳动的人送出来，由劳工科安排到运输通风这些二线单位。

这种本来应该说是属于正常的生产人员调动，但那时却成了运输队和通风队的土皇帝们威慑和打击敢于不服从他们绝对权威的工人的有力手段。我担忧某些书记那天突然记起我这么一个人，觉得又看不顺眼了，也运用这个手段再次将我发配回采煤队，所以我自己尽量避免和运输队的任何大小干部接触，尽量减少自己在他们眼前晃动令他们想起我这个人的机会。我住在好友李先葳的油毛毡棚里，除了每个星期五的政治学习外，从不在运输队集中居住的筒子楼露面。久而久之，干部们好像忘掉了我的存在，他们的遗忘，让我平平安安在运输队一直干到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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