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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丨蒋国辉：离开大巴山，我成为了一个矿工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我的矿工生涯之——
离开大巴山，
我成为了一个矿工
作者：蒋国辉
1
1971年底，经过了一波接一波让知青回城美梦成真的招工，我们公社的一百几十个知青走掉一多半，招工，在剩余知青的翘首以盼中慢慢冷却下来，“扎根农村”从口号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对于依然滞留于广阔天地里的知青来说，被放大了数倍。绝望情绪开始蔓延。
这时，我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后来才知道，这种被煤矿招去当矿工的机会，有好成分的人是绝对不屑一顾的。但当时的我，一方面，对煤矿和煤矿工人的了解几乎没有，只从过去的革命传统教育中得知矿工是很光荣的产业工人，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眼看着要好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离开了，内心的伤感和焦虑与日俱增。只要能离开农村扫大街都愿意，是那个时候知青的普遍心态，我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走后门”，还背负着台属的家庭背景，更是没有资格挑肥拣瘦的，能够被招工回城市吃皇粮，已经让我大喜过望了。
从知青下乡那一天开始，“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口号就被喊得山响，但真正在内心作了扎根打算的，几乎没有（别的地方我不清楚，至少在我熟悉的圈子里没有）。招工回城对于知青原本是一件梦寐以求的好事，可招工的情形和下乡的情形相比，却不能同日而语。知青下乡的时候是一个庞大的整体，声势轰轰烈烈，队伍浩浩荡荡；招工却从一开始就带着神秘意味，不论是生产队、大队到公社再到区县的逐级推荐，还是招工单位带来的招工指标甚至内定的“特招”指标，都被层层叠叠地包裹着，好些人的离开都悄无声息，知青的前程被这种方式演绎得越来越像捉摸不定的浮云，对于我们这种有着“黑色”家庭背景的人，命运更是波云诡谲。
知青下乡是无条件的，招工却设置了重重门槛：推荐，政审，体检，很多时候还需要有程度不等的后门关系（那个时代的特权表现形式，后来浸淫到社会各个层面和可能的任何角落）。记得1971年重庆市“工商系统”到苍溪招工，我妹妹因相对突出的劳动表现被生产队和大队推荐到公社，但还没有正式通知去公社填写招工表。消息犹如风中柳絮，很快就飘飞到全公社各个生产队，妹妹本人得知被推荐的消息是在傍晚收工后。那天，她站在院坝边眺望远山和美轮美奂的晚霞，禁不住开始憧憬今后如晚霞般绚烂的幸福生活。然而，就在她过早地做着回城美梦的时候，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悄然发生。
当晚，有同大队的知青星夜直奔公社，质问公社干部为什么推荐一个“台属”而不推荐“红五类”子女。这个问题确实冠冕堂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关系到阶级立场的大是大非。公社本身有没有关于我们的“台属”档案，不清楚，但那次，真正的政审还没开始，一个举报就秒杀了我妹妹的回城梦。
招工名额就这样被红五类堂而皇之地掠走了，我们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我离开农村以后，才有朋友告知妹妹事情发生的全部过程。这才恍然大悟，难怪啊，被推荐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却没有了下文……
自从招工开始，人们纷纷粉墨登场，各种带有戏剧色彩的“故事”一个接一个上演。生活虽然如常继续，知青们相处虽然一如既往，可是，在平静如水的表象下面，乌眼鸡一样的争斗拉开了序幕，越演越烈。
我妹妹和新民六队的同学关系比较密切，常常跟她们一起去六队生产队长陶启仁家，渐渐地熟悉起来。陶启仁队长出身贫农，为人真诚率直，能说会道，有不脱产的公社党委委员身份。六队的同学招工离开后，我妹妹依然经常在他家进进出出，收了工跑去他家吃饭，和她的女儿在一张床睡觉，早上才返回自己的生产队出工，就像回家一样随便，还不交食宿费。相处成了家人一样的亲密，有些话说起来就比较随意了。一次，陶启仁队长问我妹妹，若是有招工的名额，你们两兄妹哪个先走。
妹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哥哥。
其实妹妹不是认定一个生产队长在招工问题上，能给予并非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知青多大帮助，她不过是向一位亲切仁厚的长辈表达一下内心的急迫愿望。她最担心的，是我住那个长院子里的一个小媳妇。妹妹的文章——《哥哥的小芳》和中篇小说《我是泥土你是云》——中，小媳妇都是重要角色。
这个小媳妇是我来到水文六队以后嫁过来的，在农村妇女中算得上有姿色的女子。我只听说她嫁的男人是个废品，小媳妇无法抗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无法改变贫穷带来的不幸命运，但她在领结婚证时，却彰显出农村女孩少有的个性。听生产队的人说，公社干部按正常程序要询问领证的夫妻一些问题，小媳妇并不扭捏羞涩或胆怯害怕，她大大方方还带着些凛然正气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细大意”，然后回复公社干部，我不是自愿嫁给他的。“毛主席语录”当然没能拯救她，生存需求逼迫她嫁到了我住的那个院子里。
住在一个院子里，彼此很快就熟悉了。不久，她就表现出对我有些另类的好感和热情，经常私自把家里的好东西拿来给我吃，还帮我洗洗缝缝的，惹得她婆婆在院子里大声撒泼叫骂。山区里，天高皇帝远，确实存留着不少陈规陋习。也许我应该算有些自私吧，她送给我的食物和给予的日常生活帮助，我都接纳了。小媳妇的各种关照我至今感铭五内，那时我也知道她对我心存希冀，可我是个知青，内心从未接受过当地的那些陋习，有夫之妇即便只是谈谈恋爱，都绝对不可能，更何况在我的心目中，有一个既不远大也不崇高的理想，那就是回城，所以我跟她之间并没发生什么出格的事。但这事被妹妹知道后，她的心就一直悬着，很担心我一时犯糊涂被羁绊在了农村，成了真正的农民。
陶启仁队长某一次在公社开会，听说来了煤矿招工的名额，当天回家就派了他的女儿到五队把妹妹叫去，告知消息并询问愿不愿意去。时间紧迫，妹妹无法翻山越岭几十里来找我商量，就直接回复队长，请他第二天开会时“做做工作”，让公社推荐我。因为我不是新民大队的知青，陶启仁队长怎么才能向公社推荐我，他和公社说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但估计一名公社党委委员的建议被采纳不困难，何况来招工的是煤矿，不属于很多人打破脑袋都想挤进去的好单位。
2014年我妹妹返乡下和陶启仁老队长合影
得到公社将推荐我这个“内部”消息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妹妹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好消息，和新民六队要好的同学陈晓敏一块儿赶来了我的生产队。内心的喜悦不言而喻，一方面，是终于有招工的机会落到了我的头上；另一方面，是我和妹妹当时都不知道在煤矿工作意味着什么。我马上和她们一起返回了新民山，那里离公社比较近，有什么事可以尽快赶到公社。在填写招工表之前，有了“内部消息”的我们依然忐忑不安，生怕像妹妹被推荐时一样，途中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公社有线广播通知，让我第二天去公社填招工推荐表，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接下来一切都很顺利，体检通过后，办理户口和粮食关系迁移。办粮食关系迁移，需要把自己所在生产队分的口粮按比例背去交给粮站，由粮站出一个粮食关系的证明。最后一道程序，是拿着粮站的粮食关系证明和公社的户口证明，爬上山顶穿越黑松林走四十多里路去区里办理同意迁转手续，然后回到生产队收拾行李。期间，妹妹一直和我一起东奔西跑，虽然这些事并不一定要两个人才能办下来，但她的心情我懂。我一走，她在农村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比我送走水文山的最后一个朋友——鸭子，之后的情形还要凄凉得多，遇事没有人商量，也没有人可以帮她，她要独自面对艰苦的农村生活，而且还不知道这种生活究竟何时才是出头之日。
我去区里办手续那天，她在我住的长院子等我，准备第二天一起到县城。在农村我们相依为命三年，却不能一起离开这个地方，而且是把最需要离开这里的妹妹留了下来，最初的兴奋劲过去以后，我已经没有太大的喜悦。不过妹妹看起来心情很好，兄妹俩走一个总比都窝在农村强，我先走也是她的心愿，离开让她日夜担忧的这个地方回重庆当工人，从此生活有保障了，她倒是高高兴兴的。
第二天，我们到江边“搭漂”到了县城，在县城住了一夜，我跟妹妹说分手的时候不要哭，她答应了。那天我们兄妹在县城照了一张相，是我们在农村几年唯一的一张合影。想到我送四娃子他们的时候，走的人在车上，送的人在车下，我一个七尺男儿也难于控制离别的伤感；又想到母亲来农村看我们离开时，妹妹在车站哭得泪人一样。为了避免那样的情况发生，还在县城等待其他晚到的知青时，我就先把妹妹送走了。
沿着公路我一直把她送出县城十余里，走到下河坝往回水镇去的路口，才分了手，她果然没哭。那个河坝是我们到县城常走的一条近路（比公路距离短些），河坝上尽是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鹅卵石，有好几里路长，穿过去就是回水公社了，回水公社到我们浙水公社，还有四十里左右。我站在公路上，望着她一个人在空旷的河坝里，渐渐远成了一个小小的点。
我们兄妹当知青时在苍溪唯一的一张合影
离开农村的具体日子我已经忘了。对我来说，招工离开农村和考上大学，确实是一生中意义非同寻常的重大转折，理应记得很牢，可不知为什么，这两个日子都随着时间的永不回头地逝去，在不经意间慢慢淡出了记忆。只记得1972年的3月我们下乡插队三周年的时候，我心情复杂地坐在去煤矿的卡车上离开了苍溪县城。
下乡三年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企盼望着太阳的光辉能够普照到我的身上，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心中却没有了应有的兴奋：一方面是牵挂留在农村的妹妹；另一方面，滞留县城里等待各区各公社知青会齐的两三天，跟一同被招进煤矿的知青以及煤矿来的“招工老板”摆谈，初步知道了煤矿不是一个值得向往的地方，很多人避之犹恐不及。兴奋渐渐蜕变为郁闷，我预感，前面等待着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会非常不妙。
2
在我离开农村以前，我们家已经搬迁到了长江边上隶属万县（今万州市）地区的小县城——忠县。忠县虽小，却也是一个历史名城，明朝末年著名将领左良玉就驻扎在那里。忠县还有长江三峡一处著名的景点——石堡寨，可惜我们家在忠县两年，谁也没近距离看过。
1970年春节过后，我从家里返回农村不久，西南师范学院作为一所完整的大学，就已经不存在了。当时毛泽东有一个最新指示，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这样一来，所有文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还办不办，就成了问题。后来好像领袖又指示，文科大学要面向农村，要把广阔的农村作为自己的课堂。西师是一所综合性的师范大学，在伟大领袖的指示发表以后，继续待在大城市的理由就基本没有了。
时逢林彪的“一号战备令”颁发，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包括军工厂和那些具有军事保密性质的大专院校，开始从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等工业和交通发达的大城市，迁往西南三省的所谓“三线地区”，以避免被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入侵的“敌机”轰炸。动迁的军事院校中，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据说哈军工派人到西南三省考察选址，他们看中了西南师院校园。
西南师院是那个年代全国有名的园林式校园，整个学校就是一个大花园，院内除了建筑、运动场和道路以外，全是树木、草坪、花坛、荷花池以及大片的柑桔园林，一些山坡沟壑还保持着地道的原生态。我母亲上班的第三教学楼对面，远远的有一道小瀑布。小学语文课学习唐诗，每每读到“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时，我眼前浮现出来的一定是那道瀑布。瀑布下面是一条清澈明净的小溪，我们学院的孩子们在夏天的周末或暑假期间，经常到小溪里去捞虾捉螃蟹。其实那些虾米蟹仔都小得只有一层皮或一个壳，根本不能吃，我们在小溪里辛勤地劳作和吃没啥关系。
我们的儿童时代玩具不多，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和各种电子、网络游戏，所有的欢乐都和大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记忆中的童年大多被包围在蓝天、白云和阳光，青山、绿水和鲜花之中。那个年代，北碚城区的人们，家里如果有远到的客人，领着客人一起游览观光拍照片的地点一般是三个：北温泉、缙云山和西师校园。
军事院校派出的考察人员相中了西师。西师虽然也是国家教育部的重点院校，但在文化革命的大气候下，又有伟大领袖关于文科大学办学方向的最高指示，只能让位。没过多久西师就被拆解，大部分系科迁到了同属万县地区的梁平县，那里原先有西师的一个分院（西师在那里办了一个农场），小部分系科迁到了忠县，还有一批行政人员留在西师校园内的一个角落里，作为“留守处”，留守的任务和意义是什么，不得而知。
所谓学院搬迁，实际上只是教职员工搬家。因为从文化革命开始以来，西师和全国所有大学一样没有招生，后来毛泽东关于大学办学方向的指示是宏观而模糊的，国家并没有出台具体的方针政策。看形势好像西师之类的学校以后再不会招生，还听说，那时的计划是把学校的教职员工疏散到小地方养起来，让这些人通过自然规律慢慢消亡，学校也就不复存在了。
煤矿接新工人的卡车到重庆后，给了我们几天的假期，限定了去煤矿报到的时间，队伍就解散了，让大家回家看看。我在重庆找到分别了好久的鸭子、四娃子等几个知青朋友。虽然我的工作单位是煤矿，但我也算是回到了城市，成为了跟他们一样拿工资吃皇粮的工人，终于可以心理上平等地跟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快乐和兴奋程度远远超过了原先水文山上的“百鸡宴”聚会。
久违的城市，一切，在我眼中都显得陌生了。虽然那时的重庆城和现在流光溢彩的重庆比较起来，还“土”得掉渣，但对于我这个刚刚脱离了农村生活的知青，宽阔的街道，来来往往的电车、汽车，熙熙攘攘的行人，鳞次栉比的高大建筑和夜晚密密麻麻错落有致闪闪烁烁的灯光，都令我眼花缭乱。走进电车，背着沉重的苍溪农村那种喇叭形的大背篼，和刚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的农民一样的我，在城市人乜斜着眼睛的注视中，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了。
在重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乘江轮沿长江而下回忠县的家。我生平第一次乘坐这样大的江轮。当时在长江上穿梭往返的客轮，主要是前民生公司的轮船（建政后隶属长江航运公司），都是以“民”字来命名的——“民主”“民众”“民生”等等。文化革命中，这些合起来构成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者让人联想起旧时代的名称，全都成了无可非议的“四旧”，理所当然地被革命扫除了，一律改称“东方红”××号。
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客轮的运力有限，长航还有几条从前国民党军队的登陆艇改装的轮船。另有两艘比“民”字号大一些的轮船，也是从国民党时期传下来的（据说是加拿大造），直到七十年代还是长江上最快的轮船。这两艘船当时仍然沿用旧有的名称“荆门号”和“夔门号”，之所以没有改，可能是这样的名字比较中性，听起来跟国民党的统治挂不上钩。
我从客轮上走下来，背上大背篼里面装满了我和妹妹给家里带的苍溪土产。现在看来，其实都是些相当平常的东西——菜籽油、黄豆、花生、糯米、手工挂面等等，全是我们的劳动所得。平日里我们跟农民一样顿顿喝缺油少盐的酸菜稀饭，把生产队分得的这类东西省下来带回家，在食品供应十分紧缺的七十年代，这些东西还算稀罕，所有的知青回家，都要往家里带。
我下了船没走几步，看见母亲迎面走来。她在家门口见到靠码头的轮船和下船的旅客，赶紧迎出来到河边接我。我们在忠县的家位于忠县师范学校校园内，虽然是平房，却修建在离江边不远的山腰上，站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长江和江上来来往往的船只。这个住处我后来还回去过一次，因为当了煤矿工人，能够享受国家规定的带薪探亲假。第二次回去时我妹妹也回去了，她作为北碚区下乡知青代表回北碚参加妇女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就回忠县家里待了一段时间。那次，我们姊妹仨到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还在幼儿园的时候，父母曾安排我们到相馆照过一张正正规规的合影，这是第二张。
回忠县那个家印象不深，只记得我们家居住的房子和我所见过的各个地方中学教师的住房千篇一律地相似，一间住房大约二十几平方，人们按自己的需求喜好用油布或旧布做隔断，条件好一点的家庭用书架做隔断，隔成两个小间，看书、吃饭、睡觉一笼统，那时，没有哪个家庭有条件将房间分作不同的功能使用。家里人口多的，可以分到两间这样的屋，在墙上开一个门，就有了整体的感觉。
在忠县的家里，我弟弟讲过两件事印象比较深刻。
第一件是犯人越狱事件。
忠县师范山脚下靠近江边的地方，有一个造纸厂和一个发电站，此外，还有一间看守所。平时，也没有人觉得看守所会对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可是遇到突发事件，威胁就会从天而降。某一天晚上，这个看守所的两个犯人不知用什么办法杀死了两个当班的警察，还抢了一支冲锋枪和一支手枪，越狱逃跑了。
两个越狱的犯人可能不是本地人，他们不熟悉看守所周边的地形，若不然，肯定会就近跑到忠县师范校内，强行进入任何一家住户，扣押人质，为自己脱逃增加筹码，或者，就是死也拉上几个垫背的。事后，西师的住户们讲起事件都有一点谈虎变色，因为那个晚上，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两个凶犯的枪下冤魂。
凶犯逃出监狱后，因不熟悉地形没敢乱窜，他们先躲在电厂，稍后又觉得电厂离看守所太近不安全，就往江边逃。公安部队很快有了反应，开始在看守所附近搜索，凶犯跑出电厂未及逃到江边，就被发现了。公安人员包抄上来，持枪的歹徒却没有缴械投降，他们十分顽固，用抢来的枪械跟公安对射，歹徒中的一个被公安当场击毙，另一个抓着冲锋枪转身向山上逃去。
他逃到忠县师范去往县城的路上，在靠街口的一个牛棚里，负隅顽抗。公安部队为避免伤亡，同时也想抓活的，没有强攻，只是把牛棚包围起来开展心理攻势，喊话，一直僵持到第二天下午。由于该犯顽固不化，抓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公安部队用了几挺机枪扫射这个棚子，把藏匿在棚子中不识时务的家伙打成了蜂窝。
第二件也跟罪犯有关，是枪毙犯人。
枪毙犯人，原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我弟弟告知的这一次，很不一样。
在中国，公开处决死刑犯是几千年的传统，谓之“杀鸡儆猴”。但以往所知的枪毙犯人，一般是在河坝里或荒郊野岭中，这些地方无人居住，开阔空旷，不会对城市的民众构成惊扰。当时的忠县公安局却别出心裁，把杀人场所设在了以前书声朗朗的校园里。
忠县师范校园内，从我们家通往校外的路旁，有一块比较大的平坝子，是忠县师范的操场。虽然学校不招生了，但校园内住的都是西南师院的教师们，为什么把刑场选在这里，不得而知。枪毙犯人那天，县城各处涌来看“热闹”的把操场挤得水泄不通。枪响后，犯人轰然倒地，脑髓从被打碎的头骨中迸出，遇到空气陡然膨胀。突然，有人拎着桶从观看的人群中冲出来，用双手将人脑捧到桶里，提走了。
枪毙的犯人不是什么革命志士，但那一幕也足以让人毛骨悚然。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假如鲁迅先生能够看到这一幕，他会发出怎样的感慨，此时的许多中国人，除了具有他在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冷漠麻木，是不是还加上了难以置信的癫狂……
3
第一次回忠县家只待了三天，就急急忙忙赶去煤矿报到了。队伍解散时“招工老板”说，超过时间不报到就作自动离职处理，遣返回农村。这话对新矿工们很有威慑力，回家心里也一直揣着担忧和焦虑，匆匆和家人聚了聚就走了。
到了煤矿才知道，煤矿招工跟城市里其他单位招工是两码事，如果那些单位算是“卖方市场”的话，煤矿就只能算“买方市场”，除了去农村招工人以外，城市里的无业游民也不愿意到煤矿工作。所以事实上，哪怕我们晚一两个月去报到，也没有人会把我们遣返农村。相反，因为怕我们这些知青新工人变卦，在苍溪县城集中的时候，“招工老板”就把我们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全都收了，理由是需要先替我们办一些手续。如果我们不交出户口和粮食关系，在家里住上一段时间，就可以将户口上回原籍享受普通居民的待遇。有了城市户籍，慢慢找一个至少比煤矿下井好些的工作，或许不是完全办不到的。很多人在得知这一点后，都悔青了肠子。
崇山峻岭中的打通煤矿（进入矿区的道路和我当工人时相比，已别若云泥）
我被招工的那个煤矿，当时全名叫做重庆市松藻矿务局打通煤矿第一矿，简称打通一矿。
打通煤矿地处重庆市綦江县南部和贵州省接界的崇山峻岭之中。重庆南部这片连绵不断的山区，好像每座山下面都埋着煤炭，重庆的五大煤矿，就有三个在这一带地区。打通煤矿是这五大煤矿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去当矿工的时候才不过十年的开采史。其时，它已经开始筹备脱离松藻矿务局，成为独立的打通矿务局，下辖打通一矿和二矿，以及还在筹建的另外两个新矿。
1977年我考上大学离开的时候，新矿中的一个正准备投产。我在重庆上大学和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听从煤矿回来的人说，打通矿务局已经下辖五个矿井。以前打通山上除了矿机关和住宅，不过几十米长的一条小街，就像农村的一个集镇，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小城镇了。
我从离开煤矿一直到2006年才回去过一次。本来之前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回去，偶尔，头脑里也会掠过回去看看的念头，但那念头仅似一缕淡淡的青烟，轻轻地飘过，然后无声无息地消散了。我在农村只待了三年，虽然也是艰巨的体力劳动，生活中也有很多烦恼，可是那一段岁月随着时光渐行渐远，反倒像普希金的诗句——变成了亲切的怀念。
我当煤矿工人整整六年，比在农村待的时间翻了一番，却无法在心里搜索出对它的丝毫留恋。离开煤矿已经几十年了，潜意识中，对那个地方依然有一种说不清的恐惧，时至今日夜里还常常梦见煤矿，而且都是一些可怖的场面。我总是梦见还在打通煤矿当工人，像是从来没有离开那里；又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回到了那里。每一次，梦中的我并未醒来，却也会感到非常迷惑，为什么我上了大学，还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还要下井去挖煤？在我内心深处，这么多年一直隐藏着一种深深的焦虑，我总会不可遏制地产生一些荒诞无稽的念头，比如：如果我犯了什么罪被判刑，那么服刑的地方肯定是煤矿，因为我是煤矿出来的，挖煤有经验……
或许当年想要离开煤矿的愿望太强烈，害怕永远被困在那里的心理负担太沉重，这种焦虑如此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我的潜意识中，它不断地在梦境中支配我的脑细胞去考虑如何挣扎、逃离那个不见天日的地方。真是“魂牵梦绕”啊……
我们在重庆集中后统一买了火车票——重庆至贵阳的火车，在中途一个叫“赶水”的车站下车。赶水火车站我小学学习地理时就知道了，是川黔铁路由贵州进入四川的第一个站。没想到十多年后，我的生活竟会同这个火车站紧密地联系了六年。
乘坐正规火车到了赶水，我们换乘前往打通煤矿——金鸡岩——的专线列车。所谓专线列车，其实是不能入流的小火车，在运煤的列车尾部挂上两节简易到极致的客车车厢，车厢内除了几排木板座椅外，没有任何设施。破破烂烂的窗户是聋子的耳朵，一个摆设而已，完全不能发挥窗户的正常作用。冬天，刺骨的风从各个窗口飕飕地往里蹿，八面来风很快就把车厢制冷成了冰箱，坐在里面即使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是冻得跟冰棍一样。夏天坐在里边，虽然可以享受凉风吹拂，但是，火车头冒出的滚滚浓烟，也裹在风中从车窗扑进来，等到站下车时，整个人灰头土脸的就像电影里的流窜犯。
更糟糕的是，从赶水到金鸡岩有几个长长的隧道，火车在每个隧道里要行驶十分钟左右，进入隧道车厢内一团漆黑，从窗口灌进来的浓烟夹带着粉末状的煤渣，出了隧道，车厢里就跟着了火一般烟雾弥漫，并夹杂着一片剧烈的呛咳声。
后来走的次数多了，才知道能乘坐这样条件恶劣的专线小火车，已经算赶水到金鸡岩最的高级“享受”了，如果碰上重庆的火车晚点，或简易列车停开——经常发生，矿工们又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赶回金鸡岩上班，这时就只能钻进运煤的平板车。运煤车是一个黑色染缸，进去后即便是小心翼翼地站着，也免不了干净整洁的衣服到了目的地就能洗出一盆黑色浆汁儿来。更不幸的是，如果合适的运煤车也没有，就只好搭乘綦江铁矿的车去小渔沱，然后开动自己的11号——步行返回煤矿上班。
步行这段路程并不是很远，只有十多公里。若是寻常道路，哪怕是陡坡小径或田间小道，对我们当过知青的人来说，都不过是小菜一碟。然而，这十多公里路却格外另类，整个路程实际上是两个间隔不远的超级隧道，中间只有二十来分钟的行程在露天里。
人在隧道里，如果能按平时步行的速度行走，每个隧道半个多钟头也能走出去。而问题在于，这长长的隧道除了两端洞口一百来米有光线外，中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问题还在于，隧道地面铺满了碎石、钢轨和枕木，不能像平时那样放开步子走。黑洞里，没有任何照明的情况下，行人只能一小步一小步探着铁轨往前移动，走出隧道往往需要两三个小时，可是，绝大多数时候，两三个钟头还不能顺顺当当地走出去。
隧道里随时会有运煤的列车呼啸而过，列车来了人必须立即趴在地上，在狭窄的隧道里站着，风掣电驰的列车会毫不留情地将人卷到车轮下搅成一团肉泥，从此不见天日。趴在地上避免了被卷入车轮的危险，却避不开震耳欲聋的轰鸣。火车司机在煤矿里属于“贵族”工种，特别趾高气扬，常常把隧道里的行人当成恶作剧的对象，就像暴发户羞辱穷人，火车从趴在地上的人身旁经过，司机故意拉响汽笛，尖锐的汽笛嘶鸣声被封闭在隧道里，铺天盖地包抄过来，压进行人的耳朵，那简直就是捣烂鼓膜粉碎听力的节奏。
待火车轰鸣着远去了，浓烟和废气又把隧道变成了炉膛，人的整个呼吸系统功能几乎在瞬间丧失。后来看书多了，回忆那时的情形，总是联想到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每次，从浓烟废气弥漫的隧道中挣扎出来一两天后，都依然感觉从肺里呼出的是隧道里夹杂着煤尘的浓烟。我在打通煤矿六年，交通条件没有得到过丝毫的改善，直到1978年我考上大学，离开金鸡岩时乘坐的依旧是破烂的简易列车。
第一天到煤矿，从简易列车上走下来，还没来得及舒展一下长途跋涉后的疲惫身躯，甚至连脚跟都还没站稳，一个异常沉重的图景就倏地闯进了眼帘，好比一道灰暗阴郁的幕帘在我们面前缓缓拉开，让我们原本就忐忑不安的心，顿时跌入浓得化不开的黑雾之中。
2006年重返打通煤矿，我和妹妹在主井口的合影
金鸡岩火车站的简易站台，正好位于打通一矿主井口旁，我们一下火车就看见几个浑身煤黑，只看得见白色的眼仁的矿工，抬着一个和他们一样黑的人从井口走出来。我没看到死者的脸，只看见一双脚在软塌塌地晃，把黑洞洞的矿井下潜藏着的危险，实实在在地晃到了我们这些新矿工的眼前。
我们站在那里默默地目送他们抬着死者慢慢远去，一种彻骨的寒气从遇难矿工身体上散发出来，在空气中弥漫着，缓缓地袭向我们包围我们，把我们从苍溪农村得到招工消息后，所产生的兴奋和新鲜感的最后一点残余，冻成了冰。此刻我才彻底明白，我是逃离了农村却跳进了一个更加险恶的“窟窿”里，即将落在我们头上的繁重体力劳动和步步充满危险的矿工生活，已经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对着我们虎视眈耽了。
从那天起，我正式成为了一个矿工，人们蔑称“煤黑子”。
农村的生活艰辛劳累，但至少不会每时每刻面对可能的灭顶之灾。煤矿不一样，除了少数地面的工作，大多数矿工每天上班，必须钻进大山的肚子里。数年后还通过某些媒体得知，我们国家很多小煤窑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一百年以前的状况，而当年我成为一名矿工的时候，打通这样的大煤矿各方面条件也跟多年以后的小煤窑是一样的。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每当我们的脚跨进了通往井下的“罐笼”（一种最粗笨的电梯。在其它工厂里，它的名称是升降机），就等于踩在了阎王殿的门槛上，谁也不知道当天是否还能扛着自己的脑袋走出来。六年矿工生涯的头两年里，我每天都怀揣着“今天可能就是我生命最后一天”的恐惧去上班。
这种恐惧并非我个人独有，也绝不是我们自己虚构出来恐吓自己或别人的，在那深入地底下几百米的黑暗世界中，谁都不知道死神在什么地方候着，但谁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死神的冰冷呼吸和冰冷手指的触摸。本来，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人员伤亡的危险，但是在矿井底下，能至人于死命的因素太多了，它把各行各业的危险因素，都集中在了黑暗的深渊之中。关于这一切，我从来不愿意想起，却永远也不会忘记，许多苦难和可怕的经历，扎扎实实地镶嵌在我曾经艰难跋涉的每一个深深的脚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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