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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1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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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原题 内蒙古军垦拉车受伤记
作者：曹小莉
1969年秋天到了内蒙古军垦农场之后，突然发现我们这些中学生得自生自灭了。
内蒙古高原白天天气炎热，夜晚要穿大衣，在水渠和水塘边大蚊子嗡嗡乱飞，迎面扑来，我脸上一个包都没长过的，现在是被蚊子叮的血里麻花的，埋头干活突然觉得不对劲，虫子喜欢脸上的汗水，成群地袭击过来，防不胜防，一巴掌下去足有十五只，一半飞掉，一半尸体。
我这样下去前途岌岌可危，到时变成麻子怎么办？学着别人，用稀释的“敌敌畏”杀虫剂擦在脸上手上，弄得皮肤很难受。
没有水，也没有电，住的地方冬天靠烧煤和其他找来的干柴干草，附近挖了一个大池塘蓄水，用完就要去很远的地方挑水，只能节约再节约，有一次全连都得了痢疾，因为大家用同一大锅蒸锅水洗碗，吃完饭就把饭盒和勺子放在里面涮涮。冬天缺水，女生们用同一盆水洗脸。很多男生累的咳嗽咳血，砖窑里尘灰弥漫，没有人能戴口罩，那时没有任何环保意识保健意识，这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比起以前在北京郊区的农村帮着夏收秋收，这是完全不同的环境。乡下农民不会用不怕死不怕苦的口号压迫你，这里一切军事化。屯垦戍边，准备和苏联打战，是我们来此的战略目的，不是来绣花的。要准备随时为国捐躯，这点苦算什么。我们的劳动强度远远超过我们年龄承受极限。
第一年刚到，男生烧砖窑，我们打土坯。新年时十几位男生都开始咳血吐血。我从来没有经受如此强力劳动，身体自然保护，出现停经，连别的女生每月都能享受的一两天轻劳动我都不能享受。结果是恶性循环，半年多都是强劳动，直到1970年春天推沙子改造盐碱地摔伤住院。
我的心区在劳动中几次剧痛，心里对自己说：“大厦将倾，大厦将倾”，我曾是中学田径队主力，又是体校业余乒乓运动员，体力不算差的，但也支撑不下来了，终于有一天驾着两百多斤的沙石车在下坡时连人带车摔到路边去了，原因是车子太重，直冲下去，我是驾辕的，两个扶车的女孩没办法松了手，如若不是少年时期的体育舞蹈田径训练，我从沉重的沙石车跳开倒到另一边，避开大祸，今天我可能会留下残疾。
连部卫生员为我扎了几针银针，并带领我学习《毛主席语录》，鼓舞斗志。应该是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可我那不争气的脚部立即血肿起来，吓坏了在场的人。
他们用驴车把我推到团部医院，当晚没有外科医生和设备作检查，只好住在简陋寒冷的招待所里，用止疼片。陪我的副班长哭了起来，我觉得腿好像没有断，只是疼了一夜。不能睡觉，还得安慰她，她比我还小一岁。
小腿腕血肿得怕人，第二天医生看了直摇头，说扎针简直是胡闹，韧带撕裂，肌肉受伤要立刻住院。医院里的病号餐量太少，把我饿得要死，又不好意思说，生病怎能吃那么多饭。我旁边的北京女同学是胃出血，惨白的脸和惨白的嘴唇，看着小米粥和软饼吃不下去，就让给我。
在团部医院住院的那几天，我目睹了兵团的另一面生活图景，一些穿着崭新军装的文艺宣传队员，在团部礼堂演出“样板戏”，春风得意，斗志昂扬，歌声嘹亮，跳着举国上下格式一样的革命舞蹈，活脱脱把文革期间街头红卫兵的“忠字舞”带上了简陋的舞台。
还有团里举行了一场批斗流氓的大会，据说北京某个中学来的一对男女，行为不轨。会场上人头攒动，我瘸着腿也去参加了这场政治学习，远远看见几个低头受批的男女流氓们，听着他们的检查，无非就是下工后在某处私会，被抓了个现行，好像是六九届的，年龄应该在十六岁左右。
我所在连队的连长在我们报到第一天，就严格规定男女战士不许单独见面说话，至少要有三人或以上才能说话，这样就不会在他眼皮底下“乱爱”。他说这是军队纪律，他就是家长，就是上级，就是领导，代表毛主席来管理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后来知道他不但是现役军人，还苦大仇深，贫农出身，而且有初小学历，娶了一个山西太原的1964年下乡的老知青，生了三个女儿，还在盼望生儿子接家中香火，无论在家在外，都是一切要服从他听他的。
我们学生来之前，这里是劳改犯农场，连长已经养成了统治他人的习惯。他还是一个打老婆的硬汉，这些都是其他连队传来的，听了后绝对不能乱说的，弄不好就是反革命谣言，和别人不一样，他不但自己特别吃苦耐劳，在他手下，一定要带出铁打的兵。像这样“乱爱”的狗男女，在我们连长的控制下，是不会出现的。这几个受批的男女学生，据说后来被分开送到很远的连队去了。
我们军垦沉闷之极，学《毛主席语录》和读《人民日报》社论，不许读小说，天天“一帮一，一对红”，穿着军装，男女生不能接触，更别说像很多插队男女知青那样一起做饭一起干活了，用连长的话就是，"男的女的怎么能在一起，那不‘乱爱’了。"到现在我都没弄清，他想说新名词"恋爱"，还是他压根就断定男女一说话就是"乱爱"。有人纠正说是恋爱，不是“乱爱”，他眼睛一瞪，斩钉截铁，没得到批准没到年龄，就是“乱爱”，要绝对禁止，绝对根除！
从医院里回到连里，不能出工，闲下来我就一拐一瘸地为同室洗衣裳，得到表扬干得更欢，要求带伤出工，最后被评为“五好战士”。副班长告诉大家，小曹看起来娇气，其实特别坚强，那一整夜，我在卫生所吃了几次止疼药也不能睡，她很感动。她的话有些分量，因为已是候补党员。（天哪，当年流血牺牲的先烈不知作何感想，什么也不懂的半文盲们，在仅识几百个大字的领导下纷纷加入到先锋队的行列中。）
我们连长的口号是几年内要班班有党员，人人应入团。连长对我教导说：“小曹呀小曹，你表现得很好，要继续接受考验，早日成为共青团员。”
若干年后，在北京和朋友们谈起这一类的鼓励，我们命名为“青草逗驴”，远远地，远远地拿着一把青草，逗得驴们奋勇向前向前。到了兵团不久，我们每班都有几个长期病号，可怜我和一些人从不生病，就总得不到休息。我们天天批判刘少奇“钟爱自己”哲学，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学河南焦裕禄“小车不倒只管推”，得了肝癌疼得出冷汗还要坚守战斗不下岗。
有一天，某个刚入党的五大三粗的班长小伙子现身说法，狠批“私”字一闪念，哭着说毛主席家中死了六位亲人，马上改为是牺牲了六位亲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为革命牺牲一点个人安逸？台下出现了一些抽泣，哭声渐大，不知是谁带头喊出口号，“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最后全体举手一致通过下个月定作“红心献党月”，向毛主席老人家宣誓，一个月不休息，超额完成烧砖任务。
我们班的张姓女班长不甘示弱，说男女平等，我们也要去背砖，马上很多声音响应，口号声此起彼伏。结果我就目睹和亲历了背砖上坡进火窑的艰苦劳动，一两天后被制止了，因为女生摔破了不少的土砖坯，得不偿失。
话说这位六九届的张班长，要是没有“文革”发生，可能勉强能上初中，是考不上高中的，字写得像狗爬，错别字满篇，头脑记忆都很差，小学四年级差点留级，唯一优点就是唯命是从，服从一切上级的命令，随时向他们报告。她非常享受她的班长称号，我就不懂怎么就会有一帮女孩子，口口声声班长排长地称呼着一同乘火车来的同班同学，不才几个月吗，怎么就到了另一个世界。北京哪有这样的事？这种既无才也无德更无貌的女生，不知仗着什么马上就成了连长依靠重点对象，几十年过后，我看到一张漫画，武大郎开店，伙计必须比他更矮的心理需求，才恍然大悟。
结果是我们连长在师里成为模范现役军人领导，几位知青战士“火线入党”，包括这位念报纸经常念别字的张班长，第一批成为候补共产党员。（柬埔寨领导施里马达，她念成拖里马达，谁也不敢笑她，憋着不做声，不愿得罪连长的大红人。）
今天看起来，这种兵团强制性劳动是非常不人道的。多年后，问到兵团战友，才知很多女孩子都有闭经现象。现在从医学资料里读到，这种情况发生在大饥荒年代，发生在用身体极限拼搏的女运动员身上，发生在集中营极度缺乏营养的女犹太人身上。
三四十年后，我的内蒙古兵团战友有不少人患病或者死亡，只是五十多岁的年龄，比例远远超过去工厂或农村的知青，这和十六、十七、十八岁时所受的超强度的压力和劳动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背砖烧窑的劳动强度，远远超过农民的田间劳动，一个个十六岁发育尚未健全的男孩子累得吐血和咳血。可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这一切都是他们应该的奉献，既不能喊苦，更不能歇工。连队里动不动就批斗说怪话的小男生，有的长得很矮小，还未发育成熟，看上去只有十四岁。
刚到兵团没有几个月，我身边就有为连队开山土法自制火药爆炸而死的，被爆破的冰块击中而亡的，还有受了批评想不开自杀的，套用一句今天的话，真是“震撼”——文化震撼、生活震撼、革命震撼。
最近电话联系上一位三十几年失去联系的同班战友，惊喜之下又是大悲，才得知她患癌正在作化疗。我印象中一个一米六七，瘦瘦高高的十六岁花季少女，现在却终身未婚，生死难卜。
她一听我的电话就叫了起来，往事历历，唏嘘不已。她记得我们在油灯下，蜡烛光中渡过的第一个寒冷的塞外冬天。据她讲，当年兵团战友没有几个上成大学，她沉重而打趣地讲：“一辈子带着知识青年的头衔，我们就是高小未毕业生，半成品，怎么和后来者竞争，认命吧。”
真想飞回去看看她，我只有泪流满面。她还不错，电话中有时抽泣，有时开着北京人的玩笑。我亲爱的同时代朋友，祝你早日康复。
要说我自己，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兄妹三人都在外地，妈妈生病，两年后照顾回了京。我主要是想起连里的男同学，背着砖块，满面尘灰，没有劳动保护，不敢谈卫生常识，每天吸进那么多的烟灰，大部分人是六九届的，十六岁的年龄。
这个地方原本是劳改农场，解放军现役军人管理，他们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学生的生长需要，完全沿袭治理犯人的那一套方法，同时用《毛泽东语录》来鼓励大家拼命干，争取入团入党。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种场景，还以最深刻，最震撼的感受留在脑海中，一方面草绿色崭新的军装和军帽使我们很自豪，另一方面劳累吐血的男同学们用瘦弱的躯干和坚强的意志批判刘少奇的“活命哲学”，那时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觉得这就是革命，这就是光荣。
直到一两年以后，1970年冬和1971年初，军队招兵，明显开后门，干部子女纷纷逃离兵团、不辞而别当兵去了，连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引起不平。当时连里传着这样的带泪的调侃，他们是“飞鸽牌”的，我们是“永久牌”的，这是中国建国后自产的两种名牌自行车的名字。
每跑掉一个干部子弟，普通老百姓儿女心中对保卫边疆、屯垦戍边的光荣口号就产生一点动摇。
在我走后的几年，有推荐去大学读书的，有走后门回城的，军心大乱。特权和关系从那时就开始腐蚀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灵，摧毁我们社会平等的梦想。
我们的连长在介绍某个战士（当年就这么个称呼，听着都可笑）时，一定先介绍他爸爸是干什么的，是几级干部，是哪年入党，是哪里任职，是什么职务。这在北京是很可笑的，在“文革”中，爸爸妈妈干什么是一个人的身份证，但也没有这么没文化没水平，在全连大会上一个个点名宣布。我其实不是那么怕苦怕累，别人能受的，我也能忍受，但我无法忍受这种愚昧作为，这种文盲作风，这种献媚作法。
我在北京的工厂又经历了七年另一种生活，那是知青的另一部分生活状态，起码远离了愚昧，靠近了亲人，白天受政治桎梏，晚上和家人朋友们还能享受心灵的自由，可以悄悄地阅读书籍，让思想忘情地沉浸在中外古今的遨游中。当年的中国人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在家里是一套，在外面是另一套，美其名曰：内外有别，其实是人格的扭曲。
精神上的追求使我们漠视生活上的贫困，对未来的梦想让我们忘却周边的限制。但没有另一段生活能像内蒙古兵团那样的震撼，它紧紧地窒息着你的人生，夺走你的自由和赖以生存的空间，让你感到无所不在的一双毫无人性的眼睛，直透你的灵魂，每天在控制着你的呼吸。
如果有一天，我写出一部故事，毫无疑问，我必定会写出我二十岁之前在内蒙古兵团的生活和呼之欲出的几个人物，在我们“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时期，这是一批带有鲜明特色的年轻人，这是一段永铭心头的梦魇。
2011年于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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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曹小莉：内蒙古军垦拉车受伤记
曹小莉，出生1950年代，“文革”中断学业，当过农场工人、工厂工人、解说员、英文资料员。77级毕业后任大学英语教师。1984年移民加拿大，先进B.C.大学英语翻译创作系学习，后跟随叶嘉莹导师在东亚系硕士班攻读唐诗宋词以及其他导师作中诗英译。温哥华自由撰稿人，从事工商法律公证契约合同的中英文翻译，酷爱体育舞蹈。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秘书长，著有自选集《嫁接的树——从东方到西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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