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马明：1968年赴内蒙插队，临行苦求，终见不到被“隔离”的妈妈 | 自由微信

十年 | 马明：1968年赴内蒙插队，临行苦求，终见不到被“隔离”的妈妈

Original 马明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马明，1951年出生，北京市女一中（现北京市161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1968年8月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宝格达乌拉公社沙如塔拉大队插队。1975年9月回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专业上学，1978年毕业后曾在中学教英语，后调至电力部电力建设研究所从事英、俄语口译、笔译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插队随笔（一）

作者：马明

行前准备

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夏天6、7月份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已无事可做，时不时去学校转转，常常是无所收获，大家都不知道今后的出路在哪里，该做什么。

7月底的一天突然得知我的小哥（马袁，北京四中老高三）被批准去内蒙古牧区插队。我心中对内蒙大草原充满了遐想，蓝天白云下绿草成荫，洁白的羊群远远地散落在草原上，多么美丽动人的画面，我也想去那里插队。

正巧内蒙来招人的也要我们女一中的学生，我急忙赶到招生办去提出了申请，招生办没有过多询问我的情况，得知已批准马袁了，也就批准了我的请求。

这时已到了8月初，距离动身没有几天了。我匆忙办理着离京手续，同时准备着随身带的衣物和行李。这时心中最惦记的是能见上一面已被隔离多日的母亲。

我的父亲由于解放前有所谓的历史问题，从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隔离审查，劳动改造，不许回家等等，对于父亲的问题我们子女有所了解，无非是集体加入国民党（抗战期间，清华大学集体撤退到云南昆明途中，机械系学生要开卡车的全部集体填表加入国民党），留学美国，海外关系等。

这些问题在解放初期1953~1954年间由长春公安局已调查清楚，因而对父亲被批斗有所准备。但是，母亲一直以来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只是说她与父亲划不清界线，这又怎样划清呢？！

所以，那天下午所发生的一切像电影片段一样始终留在我脑海深处。

8月初的一个下午，大概一点左右，我来到了母亲所在的单位（水利电力部电力管理总局，在六部口）。

那天是个阴天，天空阴沉沉地不见阳光，院子里静悄悄，基本见不到人。二侧的楼房高高在上，给人一种压抑感，已没有了以前我刚上女一中时来此处的那种愉悦和兴奋，那时来到这里除了见到母亲，常常可以吃到好东西，逢年过节还有演出和舞会，许多叔叔阿姨会问这问那。

我找到了革委会的人，告诉他们我来给母亲送衣物，同时也是来跟母亲告别，我马上就要插队走了。

接待我的人名已不记得，但他的表情却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冷漠无情的一张长脸。

当他得知我的来意，收下衣物后开始讲大道理，什么插队是好事，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革命行动，要好好改造自己等等，就是不提让我与母亲见面。

我反复讲这一走不知何时能回来，我与母亲已有几个月没见面了，走之前让我看看母亲，与她告别一下，那人就是不同意，说没有必要见面，我的事情他们会转告。

我一再请求，那人板着脸就是不同意。在那里耗了有近半个小时，最后没办法，我只好泱泱地回家，从院子里向外走时我忍不住掉下眼泪。

后来再与母亲见面（已是五年后的1973年）时才得知，那天我从院子里向外走时，母亲正好在楼上的窗户里看见我了，只是当时不知道我要离开北京来告别的。心中带着对母亲深深的思念和遗憾，第二天我登上了开往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的火车。

下马威

1968年8月初，我们被分配到宝格达乌拉公社莎如塔拉大队，大概有近二十名北京知青（女生以女一中的为主，男生以五十六中和七中的为主）坐着大队派来的2辆马车向大队方向驶去。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马车，心中充满着好奇，对即将到来的生活有着憧憬，也有茫然，离开北京时的伤感已随着来到草原在逐渐远去。

当时在大车上大家都谈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是当从大车上已能远远看到队部的泥房子时，我的眼睛突然感到很不舒服，右眼很难受，还开始流泪。

我以为是沙子眯眼了，用手揉了好几下也不见效，因还在路上，马车虽然沿着车辙行进，但仍然很颠簸。我不好意思请同行的知青帮忙，只好忍着。

到了队部后，大家都忙于安顿，终于我们女生6人一组分在2个蒙古包。我所在的包以女一中初中的为主，另一个包以女一中高中的为主。

进了蒙古包放下行李后，我请衣兵（在京时我和衣都是同一派的，后期经常在一起玩，插队也是一起要求来的）马上帮我看眼睛，她翻了我的眼睛仔细看，没看到有东西，但我的眼睛一点儿也不见好。后别的知青也看了，谁都没发现问题，没有沙子，也没红肿，我就是很不舒服和流眼泪。

到草原的第一个夜晚我就这样入睡，好在那时年轻，眼睛这么难受居然不影响睡眠。

第二天早上醒来，眼睛依旧很难受。当时还是有些顾虑，怕总说不舒服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太娇气，几个人都看过没发现有东西，只好忍着。

到快中午时，一个队部的汉人（我忘了是谁）进了我们包坐下聊天，聊了一会儿后，他看了我几眼问我是不是眼睛不适，然后让其他知青看我的黑眼球上是不是有蛆，当时听到后我们大家都吓一跳，眼睛里怎么会有蛆？

大家赶快都过来给我看，仔细一看，右眼黑眼球上真有很小、白的小虫在爬动。那人就告诉我们，这是草原上一种特有的大苍蝇，专门在眼睛上下蛆，这种苍蝇下蛆不是停留在眼睛上，而是很快从眼前一飞就下，像飞机撒播一样，不小心就很容易中招。对付的方法用盘尼西林滴入眼内就可以杀死蝇蛆。

我很快找到了盘尼西林点入眼睛，过了半个小时就好多了。这就是我到大队第一天草原给我的下马威。

后来我仔细观察了这种苍蝇，看上去这种苍蝇大小很像北京的绿豆蝇，只是全身是黑色，尾部有几个白点儿，飞得比一般小苍蝇快，不只是找人眼下蛆，主要是在家畜眼里下蛆。后来我多次在坐骑的马眼里发现了这种蝇蛆。只是牲口好像不大怕，流泪一会儿后就可自愈。

我从此非常小心避开这种苍蝇，即便如此，在后来几年插队期间还是被这种苍蝇飞播了2次。

插队所在公社名称就是由此山而得。据传说，此山是以成吉思汗的弟弟命名

阿爸和额吉

1968年夏天我们一行到了大队后很快就进行了分配，我们女一中以初中为主的6个人在一个蒙古包里。队里把我们分配到放牧的浩特，浩特长名字叫岗布次棱，按当时的阶级划分，我们去的浩特都是贫下中牧为浩特长的浩特。

岗布次棱四十多岁，由于常年被太阳晒，脸色黑黑的，布满皱纹，看上去像北京的五六十岁的人。但无论何时看到他，脸上总是笑眯眯的，给人一种很慈祥的感觉。通过后来长时间的接触，也确实感到老头（我们知青从一开始就这样称呼他）是非常善良、诚恳，和蔼可亲的人。

他的身材不高，大概也就一米六多些，右腿稍有些跛，但丝毫不影响他走路和骑马，他还能骑有些不老实的马。当时我们都是一些初中的学生，只有十六七岁，所以很容易就把他当成父母辈的人，加上头脑里还有与贫下中牧相结合的思想，所以一到浩特，大家一口同声称呼他为“阿爸”，自然也称呼他的老伴为“额吉”。

额吉的名字叫稻乐根儿，她的身高与阿爸差不多，所以还显得比较高。脸不太黑，也比较丰满，总是笑眯眯的，初接触时很亲切，时间长了慢慢知道额吉比阿爸城府要深的多，家里家外和浩特里的事情大都是额吉掌控。

但是，额吉对我们知青还是真心好。我们初到浩特时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从在蒙古包里砌炉子，拾牛粪当柴火烧，煮奶茶，做牧民式面条等等家务活，都是额吉亲自教给我们。

额吉亲手教我们学会了挤牛奶，这是一项在草原生存很重要的技能，不会挤牛奶就喝不上奶茶，吃不到奶制品。

其实挤奶是一项很有趣，又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基本上每天早晚各挤奶一次，小牛犊被单独留在浩特里，挤完奶后与母牛在一起吃奶，吃完奶后，母牛放出去吃草喝水。

草原上的奶食主要有奶皮子，奶豆腐，奶渣子，还有黄油。制作这些奶制品也是额吉稻乐根儿手把手地教给我们做的。挤出的牛奶一部分先用纱布过滤到铁锅里烧开，烧开后用大勺子慢慢地将锅里的奶舀出一勺向上提起，再慢慢倒出，重复多次，这时奶锅表面有厚厚地一层奶泡，然后用小火慢慢煮一会儿，灭火后不动奶，等到奶彻底凉了，这时上面就有大约一公分厚的奶皮子，这是最好吃的部分，加一点白糖就美妙无比。

剩下的熟牛奶常常用来熬奶茶，还有剩时加入酸奶做成奶渣子。另一部分生牛奶直接导入酸奶桶，捣酸奶，捣到奶油和奶沫分离后，上面出来的就是黄油，下面沉底的奶渣用布过滤后压实，再切成片晾干就是奶豆腐了，而现在制成的成品叫奶片。

在当年，这些奶制品是我们喝奶茶时最主要的添加物，在煮好的奶茶里泡上奶豆腐或加一点奶皮子，这碗奶茶不仅好喝，更重要是可以增加饱腹感，早上出去放牧前喝上2碗这样的奶茶，再吃些其它主食，可以四五个小时不饿了。

晾干的奶制品如果比较多而且保存好，可以吃到第二年春天。不过我们知青很少能留到那么长时间，大多在年底就吃光了。额吉还为我们包六个女知青每人缝制了一件蒙古袍，都是湖蓝色，我整整穿了７年，直到我离开草原。

阿爸手把手教给我们如何上马鞍子，怎样勒紧马肚带，下马后如何把马拴在勒勒车上，晚上再给马套好马绊子，让马去吃草等等。

一开始阿爸还带着我们去放羊，告诉我们夏天每天都要先把羊群赶向饮水的地方，喝完水再把羊群赶向草场好的地方。等秋天天冷了以后不必每天给羊群饮水，但也要隔一天喝一次。等到冬天下雪后，羊群就可以吃雪不用饮水了。

许多放羊的知识我都是从阿爸那里一点一点学会的，为我后来到其它浩特放羊，以及后来当兽医打下了基础。

额吉稻乐根儿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她对小动物的关爱。

我们到草原第二年3月开始就是接羊羔和牛犊的季节。3月的草原白天还是非常冷，特别碰上阴天或有时还下雪，这期间头一年配种成功的母羊开始生羊羔，如果夜里下的还好，值夜的人不能睡觉，让母羊舔完羊羔喂过初乳后马上抱到蒙古包里；而白天放羊过程中生出来的羊羔就比较麻烦，出去放羊的人都身上背着接羔包，把在野外出生的羊羔放到包里，如离家不远，就送回蒙古包；如天气允许羊羔可以在傍晚回家时带回来。

在羊羔不多时还好，回家后要给每个羊羔找妈妈，有的母羊很护羔，自己就叫着找，但有的母羊不叫也不找，这时就由人来找。这就要求认母羊。

当年我们的羊群基本上都有一千只以上，公母大概各占一半，适龄母羊一般都在四五百只，所以要逐一识别母羊。刚开始我们都分辨不出羊的区别，而额吉只要看一眼就记住了母羊和羊羔的模样，能够在最短时间找出母子。

有时还有生完羊羔的母羊跑掉了，不要羊羔，额吉总能根据羊的肚子和尾巴状况找出刚生完羔的母羊，然后唱“忒咕，忒咕”歌，最后总能让母羊认下羊羔。

还有的羊羔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有妈妈，额吉从不放弃，用挤出的羊奶或牛奶喂到羊羔能吃草。所以，我们的羊群一到傍晚回到家，总有一道风景线。当羊群离家不远时，大部分羊还在低头吃草，总有七八只大大小小的羊提前朝家跑了回来，边跑边“咩咩咩”地叫着跑到额吉家蒙古包门口要吃的。

我认羊和认牛的本事都是从额吉稻乐根儿那里学来的，开始接羔时，我记不住母羊的模样，有时在羊圈里抱着羊羔转好半天也找不到母羊，常常是额吉问我母羊大概的样子后，她很快就能指出母羊在哪里，还边指边告诉我母羊的特点，比如鼻梁是黑的，脖子是长毛，后背有不同颜色等等，我逐渐掌握了这些特点，也慢慢能很快为羊羔找妈妈了。

草原上的阿爸和额吉一家，前面是他们的女儿阿尤西

我们包六人与阿爸一家合影

夜不能寐

大概是到达大队的第二年，即1969年底，我记得当时已在搞挖“内人党”运动了。也许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内心还是有些自卑，对于参加运动我能避开就避开，从不抢着去开会或参加活动，尽量留在浩特里放羊或下夜。

我们浩特的浩特长岗布次棱、他的女儿阿尤西以及其他4位知青都到大队部去参加运动，是开会还是其它活动我已记不清了。额吉稻乐根儿、衣兵和我留在浩特里，衣兵放羊，我放牛，稻乐根儿下夜。

因是冬季，晚上羊已全部圈在羊圈里，所以下夜已不像夏季那样辛苦，基本上可以睡大半宿的觉。

当时，阿尤西是我们浩特的牛倌，她去队部参加运动，由我临时替她放牛。我们浩特的浩特长虽是岗布次棱，但实际上许多事情是由稻乐根儿说了算。我能放牛要得益于稻乐根儿当时比较喜欢我，她认为我认牛和羊的本事比较大，骑马骑骆驼技术也较好，所以让我替阿尤西放牛。

牛在冬天时要早上放出去，天好时下午二点左右骑骆驼出去圈牛。常常几个浩特的牛会混合在一起，这时就要认识每头牛，再把本浩特的牛挑出来后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浩特。这是当时比较负责的牛倌的做法。也有不太负责的牛倌不是每天都圈牛回浩特。但如果夜里变天下雪和刮大风，当地俗称“白毛风”，牛群就会在夜里起来顺风而走，走远了就会找不回来。

我们浩特那个冬季坐落在离大灶火（这是地名，水源地）西南方向不是很远的小山坳里，四面都是不高的小山包，这主要是为了挡风，但是从外面要到浩特并不是太好找，常常是走到跟前儿才能看到蒙古包。如果错过了，偏离南北200米就常常会找不到。好在牧区的每个浩特的冬营盘基本上每年都不变，除非草场太不好会走场到远处的其它草场，那就相当麻烦。

浩特长阿爸岗布次楞与知青谈话甚欢

记得他们去队部已有几天了，浩特里一切正常，每天早上太阳出来后，牛群最先慢悠悠、懒洋洋地启动了，先是小牛犊“闷儿闷儿”地叫着找母牛吃奶，然后其它牛也会跟着叫起来，常常是一些领头的骟过的大公牛最先开始慢慢地向外走。

这时，我作为牛倌就要把头牛赶向我希望的方向，这取决于当天的风向、草场的状况，以及饮水否。牛群在冬天虽然可以吃雪解渴，但通常隔几天还是要到水源地大灶火去喝水。一般是牛群走后就打开羊圈放羊群出来，羊群走的方向与牛群的要求基本相同，只是羊群只要下过雪基本可以不用饮水了，吃雪解渴即可。

这天早上起来天有些阴沉沉，风力不太大，感觉有些寒冷。我们三人像往常一样做完早上的必修课，这时外面的牛群开始慢慢挪步了，我跑到外面想把牛群向东北方赶，好让牛群去喝水。赶走牛群后打开羊圈门，羊群咩咩地出来了，自己向浩特西南方向出发了。

这时我发现牛群没有朝北面水源方向走，而是转向了东南向。我想去赶牛，稻乐根儿阻止了我，她说牛不渴就不用去饮水了，随它们去吧。

我像往常一样在家里收拾蒙古包，化出够一天喝的雪水，打扫外面，抱回够一天用的羊粪砖放在蒙古包的侧面，留待晚上做饭和第二天早上用。

做完这一切后，看外面天还是阴沉沉，风虽不太大，但感觉很寒冷。我穿好皮袍子，围上从北京带来的毛围脖，戴上知青发的棉帽子，出去走了大概有十分钟才抓到我骑的骆驼。

骑上骆驼后，我抽打着骆驼向牛群消失的方向跑去。这时我心中还没有任何不正常的感觉，因为有点儿顺风，并不觉得很冷，只是跑出去时间比平时找到牛群的时间长了点儿。我当时也没多想，只是认为牛群可能因为近处草不多了，走得远了。

我像往常一样跑到牛群最前方开始赶牛群掉头往回走，赶了一会儿，我看牛群在慢慢吃草，我就到旁边的山头上下了骆驼休息，我给骆驼拌上脚绊子让骆驼也吃草，我则坐在地上或慢慢溜达。

平时这时我可以休息好半天，但那天不行。我刚下地没一会儿，发现牛群已掉头向东南继续走。我只好抓回骆驼又跑到牛群前面挡住，把牛群往西北回家方向慢慢赶，这次我不敢下骆驼了，一直赶着牛群。

我发现牛群不爱往回走，这时我也感到天很冷，顶风时脸上有些刺骨的寒意，我时不时用手套护着脸来缓解。因为当天是阴天，无法判断时间，当时刚去插队不到2年，买不起手表，所以每天在外面放羊也好，放牛也好，基本上是靠太阳的斜度来判断时间。为此我们都学会了在野外判断时间的方法，即，找一根长度在十公分以上的小棍或草棍插入地里，人要在正北向看棍子的斜度，很像我们现在用的时钟，基本可以判断八九不离十。特别是下午，一般在三点左右开始把羊群或牛群往回赶。

那天我估计时间已不早了，应该在下午三点左右开始赶牛群往回走，这时我发现牛群很不好赶，走在前面的公牛走一会儿就想掉头，后面的牛更是慢得不能再慢了，我只好骑着骆驼来回跑，赶了前面牛，再赶后面的。

这样来来回回跑了不知多长时间，终于把牛群赶到离浩特比较近，但还有2、3里地，这时我发现牛群说什么也不肯走了，正好这时牛群到了一个头一年是营盘的地方，有的大牛甚至卧下了，我很着急，下了骆驼抽打卧下的牛，想赶它们回浩特。

那时我刚接触放牛，一点儿经验也没有，很怕牛群不回去不行，怕稻乐根儿批评。但是，我在那里大概跑来跑去有半个多小时也没成功。没办法我只好骑上骆驼朝浩特跑去。

这时，天已渐渐暗了下来。当我跑到离浩特很近的小山包上时，我发现稻乐根儿正站在蒙古包门前向外看，看到我回来了，她很着急地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告诉她牛群赶不回来了，她说不要紧，关键是羊群到现在也看不见，往常这时羊群应该在近处的小山包上出现了。她让我赶快去看看羊群到附近了没有。

我顾不上多说，抽打着骆驼，向羊群早上走的方向跑去。我一直跑到西南一座最高的山头上，这时天色已开始昏暗，因地上有白雪还是能看到500米以内的东西，我在山顶上来回走了几趟就是看不见羊群的影子，这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我只好回浩特。

稻乐根听到我没找到羊群，她也很着急，她让我先回包内喝茶，再商量如何办。我也是跑出去大半天没进食，浑身也冷得够呛，但想到羊群和衣兵下落不明，心里还是着急。

我喝了稻乐根熬好的奶茶，吃了点儿手扒肉，心里的寒意驱走了不少。在这段时间里，因浩特里只剩下我们3人，白天我和衣兵都要出去放牧，所以吃喝就全在稻乐根儿家。

吃完东西后，稻乐根儿跟我商量怎么办，她说只有去把阿爸岗布次棱叫回来才能找到羊群和衣兵。只是当时天已全黑了，找岗布次棱只能去队部，稻乐根儿说她天一黑就不认路了，问我能不能认。

我很着急，一听说她不认路，我就说那我去吧。队部我在白天去过多次，大致方向知道，晚上还真没走过，但当时也顾不上想这么多，只想找到人和羊群就好。

我穿上皮袍，戴上帽子和围脖走出蒙古包，又牵回骆驼。等我上了骆驼，稻乐根儿很不放心，她说如果我找不到队部就赶快回浩特，不要乱跑。我答应了就抽着骆驼向队部方向跑去。夜晚的草原一片漆黑，真正是伸手不见五指。

骆驼跑了一会儿后，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虽然漆黑，因地上有雪，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地面上羊群和牛群踩过留下的印记。

我抽打着骆驼拼命朝着认定的方向跑，有相当长的时间就这样跑，看不见任何东西，这时我心里开始有点发慌，也不知方向对不对，走出去有多远，多长时间了。

我怕这样跑一夜也找不到队部可惨了，这么冷的天，在外过夜可不是闹着玩的，衣兵和羊群就更甭提了，衣兵一天没吃没喝，恐怕会冻坏的。就这样心里七上八下的继续跑着，突然我发现眼前能看见隐隐约约出现了一道山梁，这时我知道方向没错，离队部已经只剩3、4里路了，翻过眼前的山梁就应该可以到了。

果然，骆驼慢慢爬上山梁后又走了一会儿，眼前隐隐约约远远地能看见一片黑黑的、比周围深的东西，那里就是队部。骆驼也知道快到目的地了，不用抽打就加快了脚步。

到了队部，很容易就找到了阿爸岗布次棱，他正在屋子里抽烟，听我说了情况后，他一点儿也不着急，还慢悠悠地抽着烟，吐着烟雾，过了一会儿才说：“今天这种天气跑不远，问题不大。”说完下地穿上毡疙瘩（即毡靴），穿好皮袍，戴上帽子，开始向外走。

听我介绍时，还有几个女知青，她们倒比岗布次棱还着急，一看老头起动了，也赶紧穿戴好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好像有礼周、靳伟、梁月冬，加上我大概有四、五个人。

岗布次棱一出来，我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心想这下有谱了，羊群和衣兵都可以找到，不会出大事。我们跟着岗布次棱骑着骆驼一起向队部的西南方向慢跑而去。

一路上大家都没说话，只听见骆驼踩在雪地上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我觉得跑了很长时间，感觉到翻过了浩特南边最高的山头，开始下坡了，这时岗布次棱放慢了速度，来来回回走了起来，这样向下走了没多久，远远看见坡下面不远处有黑乎乎的一片东西，我们知道这是围在一起的羊群，走近一看，果然是，衣兵牵着骆驼坐在羊群边上，这时我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岗布次棱下了骆驼，一瘸一拐地走到衣兵身旁，笑眯眯地问为什么不回浩特，衣兵说临近傍晚时羊群说什么都赶不回去了，怎么也不肯翻山往浩特走，实在没办法，天黑了，只好把羊圈在一起，免得夜里走散丢失。

大家都下了骆驼商量一下，衣兵已一天没吃喝了，我也放了一天牛，我记得是礼周、靳伟和梁月冬留下看着羊群，我和衣兵随岗布次棱骑上骆驼继续向南骑去。当时，我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想跟着老头就没错。

骑行时间不长，看见远远的有3个黑黑的东西，到跟前才知道是2个蒙古包和包旁边的一个带蓬的牛车。这是谁家的浩特，当时我们并不知晓。

下了骆驼，我们跟在岗布次棱后面走进了左手侧的蒙古包，开门时，包里有了动静，问了我们是谁，岗布次棱一说，那人赶快爬了起来，点上油灯。这时我才看清，这个包是大队蒙古族医生陈泽家，陈泽我见过，但没说过话，他的儿子是队里的仓库保管员叫万金那乐布，起来点灯的是陈泽的老婆（好像叫乌呼耐）。她赶紧点上火烧奶茶，一边干活一边与岗布次棱聊天，记得当时她说了好几遍“好勒嘿”（蒙文的“小可怜”）。

很快茶烧好了，她先在碗里放了不少炒米，又从收起来的盆里拿出已冷透的羊肉切下几大块肥肉放到碗里，然后把滚烫的茶浇在碗里，最后又切一大块奶油放到碗里，这才递给衣兵和我，让我们快喝茶，暖和暖和。

等我们喝了茶，身体也缓和过来，这时外面东方天空已经泛出鱼肚白。那天我继续放我的牛，衣兵继续放羊，晚上都回到了浩特。

我在后来与陈泽家慢慢变得很熟悉，她的老婆乌呼耐是非常好的人，不论谁去她家，她都诚心诚意地款待。我和他们家的女儿其木格（即后来大队书记程哥力图的老婆）还成了好朋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那天是我第一次到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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