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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丨老鬼：69名兵团烈士寻访记(2)
作者简介
老鬼其人
马波，作家，笔名老鬼。1947年生于河北省阜平县。1968年冬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插队。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曾在文化艺术出版社任编辑，后调入法制日报社。1990年赴美国布朗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12月回国，为自由撰稿人。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等。
《烈火中的青春》这本书讲述的是1972年5月5日，内蒙古锡林格勒草原上的一场大火夺去了69位兵团战士的生命。当年插队落户就在火场附近的知青老鬼，亲眼目睹惨烈场景，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认定这些为抢险救灾而献身的青年人，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当时就暗下决心，有一天一定为他们写本书，将他们载入史册。30多年之后，老鬼克服重重困难，逐一寻访了69位烈士家属中的66位。他搜集了烈士的照片、书信、简历等资料，饱含情感地记述他们短暂的一生。
烈火中的青春
——69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作者：老鬼唐山知识青年9名
陈玉玲
（1951——1972）
原名陈玲芝，1951年11月26日生于唐山赵各庄，汉族，原籍天津蓟县，唐山赵各庄第二小学毕业，唐山三十中学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0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陈玉玲的弟弟陈志远：
我二姐个子较高。全家共有7个孩子。陈玉玲是老二。父母都没正式工作，靠临时工为生。干装卸、建筑等重体力劳动。父亲已于1998年去世，母亲比父亲早两年去世。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二姐右边的上牙是龅牙，她嫌不好看，走前给拔了。要不命苦，她不该拔这颗牙。
因为经济困难，实在养活不起，二姐在四五岁时送给人了。她原来叫陈玲芝，送人后改名叫陈玉玲。但二姐脾气大，到人家后整天哭，只呆了两年，人家又给送回来，不要了。这家的条件比我家好，说二姐不好带，整天闹着要回家。回来后还用人家起的名字。
大地震之后，有人找上门来，才知道我另外还有两个姐姐也小小就送了人。
那时我们家非常穷。炕上连席子都没有，三个人合盖一床被子。没有枕头，晚上枕着砖头睡觉。冬天小屋里四处漏风。夏天把棉袄拆了，掏出棉花来，当单衣穿，冬天再把棉花填进去，变成棉袄。那时候没什么副食，孩子个个特能吃，现在拉细屎，那时候拉粗屎，甚至拉不出来。
全家就从来没照过一张全家照，哪照得起呀！
为养家糊口，父母起早贪黑去干活儿，无暇顾及家。没人管我，是二姐把我拉扯大的。大姐结婚早，19岁就走了，二姐变成了老大，很小就当家，最苦最累。她在家里，不止带我，所有弟妹她都带。早晨一起床，她招呼弟弟妹妹洗脸梳头，弟弟妹妹的衣服破了，她给缝。衣服脏了，她给洗。她整个像一个母亲。父母把全家孩子都交给她管了。
天天她要给大家做饭，先尽着弟弟妹妹吃，如果没剩饭，她就饿着。爸妈每天从早到晚在外面卖苦力，干装卸工，回家筋疲力尽，全靠14岁的二姐操持家务。粮食她要计划着吃。每顿饭做几个馒头，几个饼子，她都要精心算计。为了让大家吃饱，她常常用白面换人家的玉米面，一斤白面可以换2斤半玉米面。家里该买什么，该修什么，该准备什么过冬，她都要管。
我记得她曾挖了一夜煤泥，晒干了烧火用。那年大冬天吃不饱，我第三节课就饿得不行。回家吃饭，她总让我们先吃。等我们把饭吃光，她才吃，有时候，我们没给她剩多少，她就忍着，一句埋怨话不说。
她个性开朗，有点像男性。如果我们淘气，她也打。你要是在外面打架或老师找到家门上来。她真打你。
那时候我们住平房，街上出了个小流氓，老去女厕所偷看，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正赶上二姐去厕所，发现个黑影，她上去就追，并高声大喊，最后愣是把那个小流氓给抓住了。这件事，轰动了街道，都说我二姐胆子大。
我们有个邻居打架，双方横眉怒目，杀气腾腾，大老爷儿都不敢管。二姐却敢上去劝。结果真给劝住了，避免了一场流血。
二姐有一点胆子，否则她不敢追流氓，不敢劝架。
回忆是一种享受，对吧？
有一年，我爸在林西区干活儿，过年也没休息。二姐早上步行十多里地，给我爸送饺子。当时下着鹅毛大雪。二姐把饺子放在胸口，一步步走着去送饭。送到之后，她自己一口也没吃，又饿着肚子走回家。脸冻得都变紫色了。等回来时，已经下午一点。
家里最穷的时候，没粮食吃，眼看着要断顿了。我二姐卖过三次血。她是背着父母卖血的。回来后小脸惨白。那么一个小女孩为全家不饿肚子，能有这种勇气，是比较少见的。
有人给二姐介绍了个对象，男方手指头有点残疾。二姐表示，我现在不想找。
介绍人说：你们家那么穷，人家能看上你就不错了。
二姐说：家里穷就非要跟他呀。算了吧，我不同意，穷死也不同意。
二姐就这么有骨气。小时候给她送去的那家，生活很好，二姐却不稀罕。
放暑假，她领着我上山割草。矿上有个奶牛场，收购草，3分钱一斤干草。记得有一次割了半天，挣个几毛钱，姐姐买了一斤豆皮。我很想吃，她不让吃，非要等父母回来一块吃。
我和二姐差6岁，中间还有两个姐姐送了人。但我敬佩二姐，我成了二姐的小尾巴。
二姐走的时候，在照相馆里照了一张一寸头像。是她一辈子唯一的一张相片，花了一毛四分钱。那时候，猪肉最便宜的5毛5一斤。一毛四分钱可以买点肉馅，全家吃顿饺子了。
二姐照相时穿着那件格格衣服是新的。她离家的那天是1971年7月20日晚8点，从古冶上的火车。
到了那后，隔长不短来信。
家里每次给她去信，都要寄去几张信纸和一张邮票，让她回信时用。
二姐跟力丁是一个班的。力丁是我姐姐最好的朋友。二姐每次来信，都夸力丁总帮助她，让家里给力丁写信，向她表示感谢。
我妈曾花20块钱给二姐买了个旧手表，因为她来信说要站岗，要掌握时间。到出事前这段时间，她每个月5元，还往家寄了20元钱。给我邮过一个军帽、一双白塑料底布鞋。
出事后，头次是我和父母一起去的。死后遗物有个军大衣。当我扫墓时，特意给力丁烧了纸，因为她对我二姐特别好。
第二次去，在林西买了两份纸，给力丁也买了一份。
可以说，我们这个家庭的幸福，所有人的幸福，都离不开我二姐。我们家原来很穷，父母都没正式工作，9口人住一间小破屋。 缺衣少穿，没炕席，用几张装水泥的牛皮纸当炕席，铺在炕上。三个人盖一床棉被，枕砖头。
二姐牺牲后，给了180元，给爸爸和我安排了正式工，街道二十多个老娘们给我家缝了好几床棉被。兵团的干部住在唐山，直接督促地方政府给我家落实各种优抚措施，说我们家是全唐山最困难的了。因此政府给我们解决了房子问题。最起码刮风下雨，不用担心漏了。我们全家感觉很不错。
原来穷，人们瞧不起我们。二姐牺牲，变成了烈士，政府给我们家两个人安排了工作，经济情况改变，别人看我们的眼神立马就不一样了。这是二姐用生命换来的呀！我每年都要给二姐烧两次纸。
二姐本来完全可以不走。她走的时候说：我要不走，这个家永远翻不过身来。只有我走了，才有希望翻过来。——当时的政策是老大下乡，老二上班。走一个能换一个上班的。
二姐是我们老陈家的光荣。你这本书出来后，我会买下来，让我闺女看。二姐用生命为全家赢来了尊严，换来了全家的翻身。
谁都可以骗，死人不能骗。真的，.这些年，我一直给姐姐烧纸，没断过一回。真的，任何人都可以骗，但不能骗死人。每年10月1日，鬼穿衣烧一次。清明一次，一年二次。看电视，“感动中国”节目，有个人陪着金训华的墓几十年，我感动不了中国，我感动得了唐山。三十多年我一直给姐姐烧纸。
说实在的，北大荒咋死人也没死这么些人？这是事实，这是一个历史事件。
我记得很清楚，1971年7月20日，在车站上二姐对我说：“我走了，你就是家里头大的了，父母都上班，你多关照点。要爱护兄弟姐妹像爱护眼睛一样。”分手时，她送给我一杆钢笔说：“有啥事，有啥想不通的，给姐来信。”
火车开动时，全家都流泪了。
1973年我去烈士陵园，还写了一篇悼念姐姐的文章，留在了陈列室。
用生命换来全家翻身
陈玉玲人小脾气大，送给别人后以哭闹为武器，硬是达到了目的，又回到了父母身边。为改变全家的穷苦生活，让弟弟留在唐山，她决心自己去兵团，大喊：“我不走，这个家翻不过身来！”
在兵团有点二百五，咋咋呼呼。夜晚黑灯瞎火，她曾在走廊里跟别人面对面相撞，疼得又喊又叫，受到过排长批评。
领导命令救火，她拔腿就跑，拿出了追小流氓的鲁劲！
她兑现了诺言。果然用她年轻的生命，换来了全家的彻底翻身。
父亲和弟弟都安排了正式工作，母亲看病费用全部报了销，房子问题也给解决，全家生活大变样。过去家里穷，屋里光秃秃，炕上连片破席也没有，只铺着几张水泥袋，没人把他们当回事。现在生活好了，街坊邻居见了他们客客气气，尊尊敬敬。
弟弟含着眼泪说：“这个家每个人的幸福，都离不开二姐。这个家每个人的好日子都是二姐用自己的命换来。每当我们吃喝玩乐，尽情享受生活之余，就想起了孤零零躺在草原的二姐。每当我们过节团圆聚会的时候，就想起了孤零零躺在草原的二姐。”
李玉香
（1951——1972）
1951年生于唐山市赵各庄煤矿，汉族，原籍河北滦县，赵各庄矿第一小学毕业，唐山市向阳中学高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1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1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李玉香的弟弟李洪祥：
我们全家共6个孩子，3男3女，李玉香是老大。她身高中等偏下，1米58左右，不算瘦，比较内向，不是很活泼。
现在父母均已去世。
姐姐作为老大，吃苦在先，有东西总先让弟弟吃。姐姐和我都在一个学校，一个班。有一年3月20日唐山下大雪，给我们学生冻坏了，冷得直哭。我姐姐想法子让我吃饱一点，穿暖和一点。
她学习挺好，在班里是干部，中队长。当时的政策是两个孩子，有一个下乡的，可以分配工作一个。兵团来招兵的说兵团好，连队干部都是现役军人，过集体生活，不用自己做饭，全都机械化作业，飞机喷洒农药。当时我们家庭困难，就父亲一个人在井下工作，拿四十几块钱，身体还有病，养活着全家人。
为了让我能留在唐山，姐姐主动报名去了兵团。父母不同意，她自己偷着把户口本拿了。我因此没有去，10月份就给分到了赵各庄矿，下井工作。
姐姐走时是我送的，当时难受极了，非常依依不舍。走后她给家里来过信，但不很多。因为父母不愿意让她去，她也不好意思说那里多艰苦。曾托战友来找过我，让我帮助找旧钢丝绳，说连里要用。结果钢丝绳还没找着，她就死了。
母亲非常难过，过了很多年，还忘不了她。有一次，我母亲烧火做饭时，灶膛里飞出一个火星掉在手背上，她马上就想到了姐姐，自言自语说：“我手背上落个火星子都这么疼，女儿活活给烧死了，该多疼呀！”
1974年，她死后第三年，我们哥儿三个去过西乌旗扫墓一次。
为了我不下乡，她积极报名，让我留在唐山分配工作。可以说，她为了我，才选择了这条路，通向了自己的死亡。
兵团一撤就完了，我们也没人管了。我很想向有关部门反映，组织我们去扫扫墓。
唐山姑娘李玉香
从相片上看，这丫头单纯朴实，聪明灵秀，温和柔善。不由得深深叹息。小小年纪就到了另外的世界，那不是她这样的女孩该去的地方。
这位唐山姑娘满怀希望，远离故乡，来到宝日格斯台草原。正是花季少女，青春年华，灿若朝霞，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种种幻想。
为机务排找钢丝绳，她四处打听，托亲告友帮忙。总想为连队干点实事，给咱们唐山人脸上长点光彩。
春风呼啸，浓烟蔽日，一场大火扑将来。青春凋落，少女命丧，徒剩空魂陪荒草。无言以对啊！万古惆怅！西乌珠穆沁草原东南的一片青山绿地，永远飘荡着她的年轻魂灵，玉一样的沉默，香一样的芳馨。
纪念碑上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仅仅是活着的人的善良心愿。事实上，这些年轻人的躯体早已朽掉。生前他们的名字就不为外人所知，死后更默默无闻。连几十年前的邻居、同学、同事、战友们也渐渐模糊了对他们的记忆。
李玉香在烈士陵园里一躺就36年，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她坦坦然然地任人遗忘，任人疏远，任人冷落。——我们大多数芸芸众生，亿亿万万的生命均要如此。人走茶凉，无论多么叱咤风云，出类拔萃的重要人物，百年过后都将被岁月的灰尘渐渐掩埋，淡出社会的视野，为大多数人忘却。
所以几百年后，当年所有的兵团战士们都将统统销声匿迹。不管做了多大的官儿，出了多大的名，都不再为世人所知。但几百年后，唯这座宝日格斯台烈士陵园犹在，它将比我们任何人的生命都更长久。那时候交通便利，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前来观瞻，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第二排东数第7个墓碑下埋葬着一位唐山姑娘李玉香。
任凤彩
（1954——1972）
1954年生于唐山东矿区，汉族，原籍河北省大名县，开滦赵各庄第一小学毕业，唐山市向阳红中学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任凤彩的姐姐任凤琴：
她身高中等，不胖不瘦。喜欢干净，特老实，就是倔，毕业证没下来，就去了兵团，个性强。现在父母均不在世。父亲是矿上的工人。
文革中，村干部硬说我父母是富农，把他们揪回了农村监督改造。原来爷爷曾当过村干部，得罪了人。等恨他的人当上干部，就整咱们。文革开始后村干部说不能让他们在外面享清福！这样父母就被村里揪了回去，成了五类分子。
任凤彩的性格内向，不算活泼，比较沉默。父母赶回老家后，街道主任征求她的意见，愿意跟父母，还是跟姐姐？她说跟姐姐。
父母的事对她刺激很大，整天闷闷不乐，总也不高兴。在我家住也不爱帮我看小孩。她跟李玉香特别好，两个人是一班的，形影不离，李玉香要不去兵团，她也不会走。
我比妹妹大13岁，我丈夫是三级工，养活4口人，再加妹妹共5口，吃饱肚子就算不错了。住的也很差，全家挤一间小屋，为妹妹另外盖间小屋，又黑又小。所以她非常愿意去兵团。
我不愿她去。可她决心大，根本拦不住。走后来过一封信，说犯了气管炎。我给她回信，让她回来治病，她没回信，再后来就烧死了。
她牺牲后，母亲有点神经了，把眼睛都哭坏。母亲难受得把妹妹的相片撕成碎片，说要忘掉她，可后来又从地上拿起来，一片片给粘上。直到大地震后，母亲的心里才算平衡了。我们全家14口一个没死，全都没有事。别人有的一家子都死光了。我妈这才踏实了，不再哭。
所以对别人家来说，大地震是个悲惨的事，非常伤心。可我家经过大地震，母亲心里却变舒坦了。因为家家都摊上死人，就咱家没摊上。女儿烧死这件事也就摆平了。
处理后事是大哥去的，那时父母还没有回来。
咱家成烈属后，我就总找矿上，要求落实政策，把父母从农村接回来。但河北大名县的村干部特顽固，死活不放人。矿上派人跟他们谈判也不放。把烈士证和抚恤金全都扣下了。后来矿上的人拿出中央文件，他们这才开手续。父母亲这才回来，摘了五类分子的帽子。
烈士证地震后找不到了。
“五类分子”的女儿任凤彩
有时候，一个人往往通过自己的死，来向世人表明，他是应该活下去的。
她去了，
不顾亲人的苦苦相劝，
拒绝所有的好意留挽，
到了那茫茫无际的远方。
她去了，
怀着争一口气的志向，
倔强地上路，
瘦小身躯头也不回。
她去了，
悄然无息，
沉浸在立功的梦想，
用死把出身的耻辱洗刷。
她去了，
没有悔，没有怨，
与青草泥土融化为一体，
返回到生命原来的所在。
苏小存
（1955——1972）
1955年生，汉族，河北唐山人，唐山三十一中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7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苏小存的哥哥苏晓峰：
我们家就3个男孩。老大已经去世，我是老二，苏小存是老三。我1944年生，比晓存大11岁。我哥比我大9岁。中间也曾有儿女，但都死了。
他出生在唐山市古冶区林西矿南工房5条29 号。小学是林西第二小学，初中在唐山三十一中，属于初中毕业吧。个头差不多有一米七四左右。
父亲患有高血压，吃劳保。家里生活很困难。大哥在东北海拉尔工作。父亲每月只拿30多块钱工资，养活4口人。母亲没有工作。
父亲很喜欢苏小存，是他的宝贝疙瘩。那时候他将近50岁了，得了个儿子，自然心疼。弟弟外号面包，父亲给他养的胖乎乎的。家里粮食不够吃，我和我妈都吃不饱，却一定要让弟弟吃饱。父亲治病买药，开销不小，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哥哥在海拉尔也挣得不多。几个月才给家寄10块钱，后来结了婚就再没寄过钱。
当时家里就两三床被，我和弟弟用一条被子。母亲贤惠，不管父亲怎么病，拖累着全家，还精心照料父亲，尽量让他活好些。别人逢年过节能买点肉，我们家从小到大，就没吃过整块的肉，顶多买点碎肉末末。
我比较淘气，从小就不老实。弟弟苏小存跟我不一样，非常老实。他特别仁义，对外人好，对父母也好。记得有段时间，每天早上我妈给他俩分钱，让他买豆腐脑吃。结果一个礼拜后，他给攒了1毛4分钱。赶上家里没盐了，他拿出一毛钱给家里买了一袋盐。换了我就做不出来，早就买零食吃进肚里了。我父亲吃药花很多钱，家里相当穷，那真是一分钱一分钱地算计啊。
弟弟性格比较沉默，回家后不大爱说话。但跟同学们说得挺多。他不淘气，不爱吵嘴打架。家里生活困难，他从不向外人诉苦。我因为总在外面淘气惹祸，不被父亲喜欢。父亲喜欢他。所以我和他有隔膜。父亲总向着他。一次因为他不听我的话，我俩吵了起来。他告诉了父亲，父亲就打我。我父亲是翻砂工，身高力大，特别壮，手上有厚厚的茧子，打人脸就像树枝子抽一样疼。我给打疼了好几天，我真生气了，事后打了弟弟一顿。我这辈子就打过他这一次，以后再没打过。
他跟王绍武关系很好，他们一块报名去兵团。他走时，家里凑钱给他买了一个便宜的收音机。同学和朋友们也送给了他一些东西，什么毛巾、茶缸等。
他走那天，我妈送到了胡同口，我给他送到了汽车上。临分手时他嘱咐我要好好照顾父母。那时候，我已经结了婚，但没有工作，就干临时工。
弟弟刚一走，父母就大哭了起来。学校老师安慰说：兵团是全民所有制，多少人想去都去不了。你家苏小存去兵团多幸运呀，起码能吃饱饭了。
弟弟走后，家里不吃不喝，也得攒钱买点东西给他捎过去。
结果，去后不到一年就出了事。
那天矿区领导、兵团干部、林西街道办事处的，来了四五个人到我家。他们知道父亲卧床不起，特地把救护车开来。一宣布这事后，我父亲和母亲就懵了，晕晕乎乎。之后区里和办事处的讲：你们有啥困难就说，政府会帮助你们解决。
我父母没文化，很老实，别的没提，就提了一条给我安排个工作。当时他们也都答应了，说没问题。
临走前兵团的干部说，你们将来有事，就找当地政府的民政部门。在场的那几个干部也都满口答应：有事就找我们吧。
由于父亲病重，是我和母亲去西乌旗四十三团处理的后事。我到了那地方，看见当地的草也就半尺来高，产生了怀疑。这怎么可能烧死人呢？就向兵团干部提出来：你们说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兵团干部用吉普车把我们几个家属代表带到了现场，拔了一把草回来，用纸点，真着了。那地方的草干透了，好像有油，特别爱着。
这些年轻人一点没有救火经验。
回唐山后，为工作问题，我跑了好几趟。可区里推民政局，民政局推办事处，办事处又推民政局，一圈一圈来回推。我也没有更高的愿望，就是想下井干活。费了不少口舌，跑了不少腿，找了将近一年也没办成，只好干临时工。我灰心丧气，情绪低落，挣俩钱儿就去赌，希望能多赢点儿。结果1973年被抓起来，那次一共抓了40多个，给判处劳教3年。
我把自己家的困难跟干警说了。他们说：比你更困难的也有不赌钱的，为什么你就赌钱？别怨政府，只怨你自己。给我说得没了词儿。我是迫于无奈，才抱着侥幸心理赌钱的。等1975年我出来之后，再找区里就根本不管了。咱等于刑满就业人员，没问题的待业的很多很多，哪轮得上咱呢。
出事后2年，父亲在1974年去世，听母亲讲他临死前晃晃脑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那时我正在劳教，不在家。父亲有工作，民政部门不管也罢。可父亲死后，母亲没工作，还不管。从1987母亲就开始瘫痪在床，躺了8年没领过国家的一分钱，一粒米，一滴油。直到1995年去世。
出事后我们家只得到了兵团给的180元和一只羊，再没别的。民政局从来也没给过我们一分钱优抚。逢年过节我们家还不如残疾人。他们还能得到点慰问品，照顾照顾。我们家没人理。弟弟死了就白死了。所以我妈叹道：养了18年，一把屎一把尿给拉扯成大小伙子，就算我白白给国家养了一个儿子吧。
母亲有心脏病，买不起药，硬撑着。后来脑溢血，不能动弹了，整天躺在床上，这么躺了8年，靠我照顾。
嫂子与我妈不对付，所以大哥结婚后，再没给家寄过钱。后来大哥调到榆次工作，当个什么书记，很少回家。父母死了都没有回，所以他死了，我也没去。
我也有高血压，现在每月225元低保。弟弟的光一点没沾。现在要是让汽车撞死，也得陪20万呢。弟弟就给了180元，再没有别的。这没法说。我的病可能是父亲遗传，高压200多，心脏也不大好。现在全得靠吃药维持。
这2百多块钱要花去相当一部分买药。
我去民政局找过许多次，但推来推去。可能是嫌我劳教过，没人重视，给你当回事。我其实很乐意下井，挣的多。可下井的活儿都捞不上。
母亲得病后根本买不起药呀。只能自己想点办法，弄点土药方。哪有钱看病住院呢？自己凑合着活呗，硬撑着，活一天算一天。
临终前，我妈想吃碗疙瘩汤，可连个肉丸子都放不起。没有买肉的钱啊！
我从放出来后就干临时工。月开支的临时工不干，等不及月底开支。干的都是现钱工，干一天给一天钱。给人干装卸……老婆早跟我离婚了，嫌我穷，没本事。两个孩子都判给她了。从1985年到现在我一直单身。孩子结婚，我也没钱给。孩子自然跟我不亲。我自己还得吃药吃饭。我现在每天的饭钱两块钱不到。早上一碗豆腐脑，中午两个菜包子，晚上也是。
为了谋生，我后来只好到车站弄点煤，说白了就是偷煤，一晚上能扛个几麻袋。一麻袋能卖5块钱。卖它几袋煤，两天的药和饭钱就有了。现在老了，没法干了。深更半夜，黑灯瞎火，到铁路上扒煤车，上上下下的，岁数大了怎么干？前些年，每晚上12点出去，早上四五点回来。一晚上能偷个8麻袋煤。偷了4年，一回也没被逮住过。我血压老高，全靠吃药维持着。可没一点生活来源，为了买药活命，逼得我这么干。你说有好好的日子过，谁愿意干那事？大晚上钻到煤堆里摸爬滚打，全身黑污污，脏兮兮，逮住了还要进班房。我今年62岁，身体越来越差，干不动了。
现在国家给我的低保是我自己找的唐山市，不是民政局那条线，跟弟弟没有关系。
委屈你了，苏小存
小存家没有得到地方民政部门的一分钱抚恤，这是69个烈士中唯一的一家。
蓝天为顶，大地为床，风雪为幔，你在陵园里沉睡了35年。啊，委屈你了，苏小存，除了母亲和哥哥来处理后事，以后就没有一个人再去看过你。
父亲瘫痪在床，母亲羸弱多病，大哥在外省为生计奔走，二哥找不到工作，想靠赌钱碰碰运气，结果被抓起来劳教。家里活人还顾不过来，谁还顾上去看你？ 漫长岁月中，又经过大地震，几经搬家，连你仅存的相片都遗失。
牺牲后就兵团给了180块钱和一只羊，再无人任何其他抚恤。难道父亲长年吃劳保，就可以一点不管吗？退一步说，就算父亲有经济来源，不能给抚恤，但父亲病逝后，剩下没有任何收入的母亲，总应该管一管吧。可苏小存的母亲却还是没有任何抚恤，直至瘫在床上8年，也没得到一分钱的抚恤。
也就是说，他母亲在丈夫死后的21年生命里，没有得到国家的任何抚恤。
二哥劳教解除后找工作四处碰壁，只好靠捡煤偷煤为生。
难怪母亲哀叹：我们白白给国家献出了一个儿子！
苏小存生前体贴家里的艰苦，一分钱一分钱地攒着零花钱。当家里家里需要盐时，当即用自己的钱买了一袋。这么懂事的小青年，国家民政部授予了革命烈士称号，当地有关部门竟然对其病瘫在床的老母不闻不问，置之不理。烈属遭遇如此冷漠，原因何在，令人深思。
莫非就因为他父亲是个矿工病号，微如草芥？
呜呼哀哉，钱难酬白骨，唯伤活者心。苏小存把生命都献出来，父母却享受不到烈属应有的待遇。以后这地方的人谁还敢为国家献出生命？
王绍武
（1954——1972）
1954年8月24日生于唐山市东矿区，汉族，河北丰润人，开滦林西矿第二小学毕业，唐山16中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7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王绍武的弟弟王绍功及姐姐：
我们家共6个孩子，王绍武排行老五。父亲王贺茹现年91岁，已经瘫在床上，是林西矿赫赫有名的劳动模范、土专家，电气焊工人。
王绍武嗓子好，自幼喜欢文艺。在小学就参加了宣传队，平常口袋里总装着口琴。吹拉弹唱样样都行，能弹琵琶，吹唢呐。独唱最拿手的歌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还会跳舞，《翻身农奴把歌唱》、《洗衣歌》等西藏舞蹈他都能跳。
前排右二为王绍武（14岁）
性格活泼开朗，喜欢运动，学习一般。跟同学和周围人的关系好，帮邻居拉煤拉柴是常事。
他有个优点，你要不高兴，他能给你逗笑了，不管是谁都行，说话风趣幽默。姐夫喜好钓鱼，姐姐生气又担心。王绍武就劝姐姐：这是姐夫的爱好，你就让他玩玩吧，肯定没危险，你生气多傻呀！做出了个怪样子，把姐姐逗笑了。姐姐上班离家远，他就常常替姐姐接送孩子。
从小就懂事，困难时期吃食堂，姐姐上班，他怕姐姐吃不饱，说你要上班，就把自己的粥让姐姐吃（姐姐哽咽）。那时他差不多也就8岁。
前排左一为王绍武（15岁）
二姐去乐亭县下乡3年了，暑假时王绍武非要去看二姐。不顾200里路途，跑到了二姐那儿，帮姐姐干活，啥都干。不嫌脏，不怕累，不怕苦。那时候二姐的生活很苦，整天就吃白薯，别的什么也没有，能吃顿玉米面就是最好的饭了。可王绍武不嫌弃，在那儿坚持住了十多天。走时，不少乡亲们都送他。夸这孩子心眼儿好。
最遗憾的是他没考上唐山市歌舞团，一赌气就去了兵团。
去兵团前，在姐姐家吃的面条。他抱着姐姐刚两个月的儿子，亲得不行。这件事总让姐姐忘不了。那晚上与同学们又唱又吹又弹，玩儿了一夜。
邻居们听说他出事后都很难受。
现在街道的都忘了我们，不重视咱们，过年过节也没人理睬。有一年父亲曾柱着拐杖去街道办事处质问：我儿子为国家死了，过年了，你们也不到家贴个对子？
这才来给贴了个对子。
挨批也没垂头丧气
生活里有曲折也有磨难，大地上有温暖也有冬雪，坚贞的心不怕烈火考验，为了幸福的生活，永远共苦同甘。
1972．3．4
——摘抄自王绍武的笔记本
王绍武很有文艺细胞，吹拉弹唱都行。虽然多才多艺，却未被唐山市文工团录取。他只好到内蒙古兵团修理地球。但他生性爽朗，来牧区后不忧愁，又唱又跳，生气勃勃。
喜欢文艺，活泼乐观的小伙子容易引起女孩注意。据说他是全连第一个交女朋友的，虽然也就跟那位女同志多说了几句话，多接触了一点，却被连长当成了反面教员，给批个灰头土脸。说他17岁的小毛孩就搞对象，电线杆上插鸡毛，好大的胆子。还说他是光腚坐石头，以卵击石！连长给他上纲上线，扣了一大堆帽子：“严重破坏了兵团铁的纪律”，“放松了思想改造，让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泛滥”，“败坏了连队的作风，是一股歪风邪气”……
王绍武成了典型，被连长杀一儆百。
在班务会上，他被迫检查，受到了同志们一本正经的批判。幸亏这小伙子性格豁达，精神健康，挨批也没垂头丧气，对谁都笑眯眯。
17岁的小伙子跟女生多说几句话算什么？在70年代的兵团连队里却不能容忍，硬给他批了一顿。就差说他是个小流氓了。
35年漫漫岁月过去，战友们对他别的记忆都没有了，只记得他为跟那个女生来往被点了名。他的“歪风邪气”受到打击，他的“初恋”就此结束。
此后一段时间，连队里男女界限分明，再也不敢“歪风邪气”了。王绍武以自己的挨批，为四连的革命化、钢铁化做了贡献。外表上他乐乐呵呵，依然故我，没什么变化，但谁也不知道他藏在内心深处的无奈与苦衷。
大火无情，大批判亦无情啊！
如果这辈子正经恋爱过一场，如果这辈子娶个美丽温柔的妻子，如果这辈子当了一把父亲，有个白胖娃娃，那人生的滋味都尝到了，早早死去也罢。可咱们的兵团战士不要说上床，就连与异性接个吻都没有，抱一下都没有，即匆匆离开人世。
唉呀呀，这辈子太短暂了，仅仅17岁——没睡过女人，没当过父亲，没抱过孙子，人生的几大天伦之乐都没领教即早早结束。
采访时，躺在床上的老父亲王贺茹默默地流了泪。91岁的他已不能动弹。但听说笔者询问王绍武的出生年月日时，他挣扎着，哆哆嗦嗦说了一句话：“邵武的生日是……是8月24日。”
吴富贵
（1954——1972）
1954年生于唐山古冶区唐各庄矿，汉族，原籍河北丰润，开滦第四小学毕业，卑家店第七中学初中肄业，于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吴富贵的母亲于淑兰：
我现年74岁。吴富贵身高一米七左右。他父亲是煤矿工人，地震那年在井下被煤车撞死。我一共7个孩子，吴富贵排行老二，小名逮儿头（小鸡鸡），除老四和老六是女的，其余全是男孩。
他到兵团后，没给我捎过什么东西。我给他捎过烟、花生仁。他抽烟抽的凶，钱不够花。他喜欢穿补丁少一点的衣服。那时候，一条裤子要10来块钱。家里人口多，很困难。我不上班，在家照料这7个孩子。孩子穿的全是我自己用手缝的衣服，我们买不起机器砸的。大的穿完了，小的穿，补丁落补丁。所以吴富贵没穿过新衣服，没穿过没有补丁的衣服。
每逢过年过节都要想起他，心里难受。这孩子啥好的都没吃过，净吃白薯面饽饽了。每次烧饭，我被烫了手，就想起了吴富贵，多疼呀！我被火苗子烧了一下，要疼好几天，晚上睡不着觉。他活活给烧死了，要多受罪呀！。我现在每个月拿384元，是我儿子的生命钱！
与奔赴内蒙古边疆的战友们合影，
前排中间为吴富贵
吴富贵的哥哥吴福才：
弟弟是急性子，好玩儿石锁、举石担，喜欢摔跤。常跟人打架，不太听话，脾气倔。我俩谁也不听谁的。他跟我也打过架。但他能帮助家里干活，嘁哩喀喳，干得很痛快，就是有些毛躁，不细致。他脾气火爆，克制不住自己，很容易跟人发生冲突，但过后就完，不记仇。
他学习成绩还不错，比我强，脑子好使，该玩就玩儿，该看书就看书。跟大家关系也可以，发过火就没事了，不放心里去。身体结实，全家5个男孩就属他身体壮。
他没等毕业就走了。报名也没跟家人商量。走时，全家给他送到学校。他走后，按政策，可以安排一个上班。我却因为血压高，没有安排。他出事后，头一次去是父亲自己去的，第二次是父母和大哥去的。
他牺牲后，给我安排了工作。现因工伤，在家休息，吃劳保。
我这个弟弟有主意，一说支边就报了名，先斩后奏，谁的话也不听。我们兄弟几个就属他脾气大，我们没有一个像他这样，认准了一件事，就要干，谁说也不听，不管别人态度如何，特别固执。
他不会做针线活。听说有个女兵团战士跟他不错，常帮帮他，也不知道叫啥。
苦干！苦干！再苦干！
当吴富贵的母亲看见笔记本电脑里的儿子相片时，悲伤地哭了起来。对吴富贵的过去，她几乎说不出什么来，似乎把儿子忘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了怀念。白发苍苍的老人泪花闪闪，用手指轻轻抚摸着电脑屏幕上的儿子照片，嗫嚅道：“我的儿呀，可怜哪！我的儿啊！”
如果老人看到兵团战士们干活的样子，恐怕更要心疼了。
兵团战士屯垦戍边，
雄壮歌声震草原，
激昂的号角感动少年魂，
献身的英雄激励热心肝，
赢取尊敬充满苦痛辛酸，
荒原生活是对灵魂的考验，
工作上谁也不服，
起早贪黑，不惜流血流汗，
英雄狗熊咱们庆功会上见，
苦干！苦干！再苦干！
兵团战士屯垦戍边，
风吹雨打无阻拦，
勇猛劳动打破生理极限，
甘卖苦力，累得臂痛腰酸，
把内心的毅力表现出来，
大苦大累大痛不叫唤，
咬牙憋气坚持到底，
哪怕干成瘸子、歪脖、罗锅，
要无愧于亲人和自己的脸面，
苦干！苦干！再苦干！
兵团战士屯垦戍边，
交通闭塞路途远，
只有无人处才流几滴泪，
默默把父母和亲人思念，
纵使有个摔跤爱好，
也只偷偷地练练，
留着劲头去干活奋勇争先，
抡起镐来一口气二百下，
隆冬腊月干得满头大汗，
苦干！苦干！再苦干！
兵团战士屯垦戍边，
挑战迎战相互赛，
凶猛拼命的劲头世上少见。
迎烈火，战高温，顶浓烟，
斗志顽强，气概不减。
呼啦啦一群年轻优秀的青年，
迅即被一场大火吞噬，
他们的生命迅如彗星，
虽然短暂却充满尊严。
苦干！苦干！再苦干！
张富春
（1954——1972）
1954年2月2日生，汉族，原籍河北省栾南县后坨里大队，林西第三小学毕业，唐山十九中学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张富春的母亲赵玉兰：
张富春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都患有残疾。他身高1米73左右，身体健康。他父亲张宪成是林西矿井下工人，已于1986年去世。我现年80岁。
他好运动，好唱样板戏，是学校的运动队队员，跑跳都中。
家里所有孩子的名字都是奶奶取的。
张富春学习不错，喜欢动物，养过羊和兔子。他不淘气，听话，特别老实，从不打架。他父亲对孩子管得很严，回家晚了，就要批评，甚至还动手打。张富春从没有挨过打，大弟弟也没挨过打，就老三（小弟弟）挨过打。
那时都认为去兵团，受解放军领导，不会学坏，跟着解放军办不了错事。我就同意他去兵团了。他跟王绍武是同学，两人双双报了名。当时他两个弟弟的身体都不好，就他体格好。去体检，一下子就通过了。走那天是父亲和姐姐送的。
离开家的时候，见弟弟们很难受，他对大弟弟说：老三，家里都靠你了，照顾好爸爸妈妈，我去几年就回来。
到兵团后，来信总说那地方挺好，也说过想家。有一封信说他骑马摔伤了胳膊，后来养好了不久就出了事。
他喜欢穿夹克式的衣服，来信告诉家里，我就给他买了一件，还有一双白球鞋，正准备寄去，出事了。
当时，他跟我说，去几年就回来。我想去几年就回来，那还不中？跟解放军一块不会办坏事，就支持他去了兵团。孩子里就数这个儿子身体好，还就这个儿子死了。有啥办法，这是命，谁让他赶上了。这孩子多苦也不说，怕家里惦念。死后我们才知道他晚上睡觉时被子上挂霜，是他兵团战友告诉的。我一共去扫两回墓。
唐山地震前国家挺重视，地震后就没人管了。当初答应解决工作，结果只给二儿子解决了，小儿子现在45岁了也没安排。只好自己干点小买卖。
小弟弟张富和：
我二哥张富裕，1992年患病，双目失明，现在每月领195元养三口人。他女儿25岁了，还没工作。我四五岁得了小儿麻痹症。腿瘸，右侧屁股肌肉萎缩，几乎没了。有残疾证。我在摊位上卖肉，一点没照顾。柜台费120，管理费200，牌照费200，每月都要交520元，一分钱不能少。咱没有关系。现在正常人，身强力壮的，下岗了还要照顾，我这个残疾人却一点没照顾。我儿子现在19岁了，中专毕业，学钳工的，也找不着工作。到劳动部门找活儿，要先交5万。5千还凑合，这5万到哪儿去找呀！
当初国家答应，不要有后顾之忧，答应给解决孩子的工作问题，结果只安排了二哥。哎，上头政策好，下头不行啊。
我还记得富春哥暑假骑车带我去老家玩。老家在滦南县，离这儿42里地。我坐在自行车后坐上，大哥骑得满头大汗。他是全家唯一身体健康的人，漂漂亮亮的，啥病没有，却那么年轻就没了。现在全家就我这个残疾人算身体好的了。
张富春——苦命的孩子
他在连里很普通。团里的干部遇见他不会多看他一眼。但在家里的老母亲眼中，他是宝贝疙瘩，是自己的整个世界，是一个充满光明的希望。他的牺牲让家中塌了一片天。还剩下两个残疾的弟弟，一个患有先天的小儿麻痹症；另一个长年多病，双目失明。
白发苍苍的母亲一遍遍念叨：
我的儿呀，你为啥这么命苦？
全家身体最健康的孩子最先死，
全家脾气最柔和的孩子最先死，
全家长得最秀气的孩子最先死。
这是咋回事呢？我闹不明白，
上辈子我做了什么孽？
我欠下什么债，我得罪了谁，
让我碰见这个事，
让我遭这个罪，让我受这个报应！
张金来
（1953——1972）
1953年8月出生，原籍河北省丰润县任各庄，汉族，开滦赵各庄矿第一小学毕业，唐山市三十中学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张金来的妹妹张翠来：
我父亲在赵各庄煤矿当工人。张金来个子偏高，1米75左右。特老实，让干啥就干啥，爱打乒乓球，上学总带着球拍子。爱交朋友，没事总带同学们到家里来玩儿。不是特别爱说话，比较沉默，也不太淘气。
常帮家里干活，不欺负妹妹，不打架闹事。就是老偷偷抽烟，说他也不听，父亲为此还打过他。但当面服了，背后还继续抽。他可能喜欢抽烟那个动作，显得像大人。还常常到大坑里洗澡，玩儿打台（一种游戏），骑马打仗。
我们家很穷，每个月能吃上一次5分钱一碗的豆腐脑就非常高兴，非常知足。若再能吃上1毛2分钱的炸饼子那就幸福极了。
他是自己报名去的兵团。到那儿给分到了机务排，开拖拉机。跟张振来关系很好。他最后一封来信说，过了年就让回家探亲了。结果直到死也没回了家。
家属去扫墓总限制人数，不让多去。头一次是父母和大哥去的。我们唐山的家属不闹事。目前母亲每月能有409元救济，原来344元，后长到365元，一点一点长。母亲现在82岁，已经不能动了，整日躺在床上，神志也不大清醒。
克尽职守的拖拉机手
危急时刻，他克尽职守，死在自己的岗位上，是男同志里唯一被授予二等功的兵团战士。
着火之后，他开着送麦种的铁牛55直接从麦地奔向火场。中途有一部分救火战士爬上了车厢。临近火场时，因高温缺氧，拖拉机发动机熄火，他跳下车检查。这是一个上坡，拖拉机开始后溜，他企图用身体挡住，却没成功，不幸压住一只胳膊。瞬间烈火烧到跟前，拖拉机4个轮胎爆炸燃烧，他当场烧死在拖拉机大轱辘旁。大火过后，他被烧得全身扭曲，姿势奇特，双臂斜伸，大腿顶头。谁也不明白他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
那姿势根本放不进棺材里。
战友们无论怎么掰，怎么压都不行。张金来好像不乐意进棺材里，还想抽支烟，赛过活神仙。
经请示，领导同意硬塞进去。
几个战友只好咬着牙使劲攫。肌腱和骨头的断裂发出嘎巴嘎巴响，手套上沾满了战友的油脂和体液。人人心如刀割，个个失魂落魄。心里默默念叨：金来哇，别怪弟兄用力手狠！金来哇，给你弄痛了，很对不起！
战友们终于把他塞进了棺材，给累得满头大汗。
年轻的小伙子们已经装了两天棺材，六十多具遗体都给装进去了。时间一长，神经麻木，大家全忘记了害怕，忘记了刺鼻的臭味，忘记了悲恸，欲哭无泪。他们像火葬场的工人一样机械地，冷漠地摆弄着尸体。可是在把张金来用强力装进棺材时，仍有几个人潸然流泪。
实在对不起弟兄呀！
张金来爱抽烟，还总给别人让。一想到咱抽过他让的烟，心里就痛。人家克尽职守了，走后却还这么狠地攫断人家四肢，罪过哪！心惊肉跳啊！
张振来
（1955——1972）
1955年5月23日生于唐山开滦赵各庄煤矿，汉族，赵各庄矿第二小学毕业，唐山三十中学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炊事班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6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张振来的大哥张振宝：
全家共有6个孩子，张振来排行老四。母亲王鸿文至今健在，现年84岁。
爷爷是教师，曾跟杨秀峰（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同班同学。爷爷很勤俭，慢慢置了些地。而爷爷的弟弟整天赌博，一贫如洗。解放后他们亲哥俩一个成了富农，一个成了贫农。爷爷因为成了富农而倒霉挨整，1961年饿死。
我父亲也是教书的，文革前升任开滦第三小学教导主任，因成分高，文革中受到冲击。
张振来的个子不高，小名小秃儿，聪明，脾气好，跟同学们关系融洽。喜欢体育活动，活泼，爱说话，爱记日记。
心地善良。小弟弟的脚碰破了，他天天用车子驮着小弟弟上学。文革中父亲一度被隔离3个月，他每天给父亲送3顿饭，风雨无阻。
与张振来的母亲
1971年他15岁，本可以不去支边，因为我已经下乡，但他不愿意在家呆着，积极报名参加了兵团。走时，我送的他，他特别高兴，又唱又跳，情绪非常好。家里给他买了一个大柳条箱。
去兵团后分配到炊事班，常给我写信。从去兵团的第一天到死前共9个半月，他天天写日记。
出事时，他不该去，没让他们炊事班的去。11点多发生火情，他跟着张金来开的胶轮拖拉机上去，结果牺牲。我还记得生前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面的最后一句话是：
信从边疆飞，
不知何时归，
哥哥接到信，
快快把信回。
牺牲后，那个大柳条箱又拿了回来，里面有羊皮大衣、衣服、日记等。
16岁的炊事兵
张振来1955年5月23日生，牺牲时还差18天才满17岁。因此说他16岁一点没错。
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脸庞，剃个小平头，一副娃娃脸，完全还是个孩子。他到兵团后当上了炊事兵，憨憨的很招人喜欢。别看他人小个子矮，烧火又旺又省煤。
5月5日那天早晨，张振来想请假去团部买点东西，却没有批准，撅着嘴很不高兴。之后遇上了救火，他这个16岁的烧火夫，忘记了刚才的不快，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他跑得欢蹦乱跳，浓烟中陡然倒下，烧得面部走形，靠着一颗有些突出的牙，才被辨认出。
来兵团后9个半月就牺牲了。他张振来除了干活，还会思考什么呢？世人已永远无法知道。但对于16岁的孩子来说，正长身体。小胸脯越来越宽，小胳膊越来越粗，小瘦腿越来越有劲，对未来充满自信和憧憬。他什么都可能会考虑，唯最少考虑生死问题。因为死亡对于16岁的人来说实在太遥远了，那起码是60岁以后再考虑的事。
是啊，风烛残年的老人可能会死，患有绝症的垂危病人可能会死，奔赴战场的军人可能会死，但16岁的孩子还没长大，生命力最旺盛，和死一点不沾边，不可能想到死。
人命关天，这是决策者最基本的概念。孩子们年轻不会考虑生死，但领导是成年人，就不能不慎重。再不能让一群毛孩子去迎向大火冲。 “一将功成万骷髅”可要被老百姓痛骂呀！
不过，倘若从几亿光年远的地方遥望地球，那不过是一个渺微的小光点。而地球上的人类，如同构成一粒尘埃的分子，更微乎其微。对于以光年为计算单位的宇宙苍穹，一千年只是眨眼工夫，人类的生命更连闪电的万分之一都不如，转瞬即逝，16岁与160岁也没啥差别。正如一座大山，多一粒土不显其高，少一粒土也不见其矮。
生命如此短暂，怎能不珍惜？人人都希望生活得好，一辈子为此而奋斗努力。但钱没个够，欲望没个够。七八十年一晃而过，早晚要归天，你钱再多也带不走。活着如果仅仅自己享受，不裨益于社会，不奉献于民众，就等于一人吃独食。一桌的山珍海味再好吃也缺少氛围，缺少乐趣，缺少格调，缺少美感。而张振来这个16岁的炊事兵虽然生命短暂，却活得有氛围，有乐趣，有格调，有美感。
啊！在宇宙眼中，活16年和活160年都一个样，几乎没区别。
论生命的光耀夺目，你张振来短暂的16年比160岁的人瑞一点不差。
锡林浩特12名
曹荣芝
（1951——1972）
1951年生，汉族，原籍林西县，1971年3月1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班长、排长，同年8月加入共青团，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身负重伤，并于5月8日牺牲于锡林浩特盟医院，享年21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曹荣芝的妹妹曹荣兰：
我们家原籍赤峰林西县。姐姐曹荣芝1951年生于林西，小名虎崽。姐姐上面有4个哥哥，她是老五，我是老六，我妹妹是老七。全家一共8个孩子，小弟弟已经病逝。
父母均在林西县城，都没有工作。小学在林西第三小学，上到四年级，1964年全家搬到锡林浩特。那时三哥在蔬菜农场工作，把我们接到这里。
父亲属于起义人员，长年挨整，找不着工作，只能靠捡破烂为生。母亲也跟着挨整，后背曾被人打个窟窿。那时候不管你起义不起义，反正参加过国民党部队的就是历史反革命。
曹荣芝14岁来到锡林浩特，给人当保姆。后来在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她干活实在，人缘很好。家里生活很苦。全靠大哥和三哥。妈妈也外出打零工。每天吃野菜、榆树叶、几乎天天吃。后来三哥当上司机，开卡车，条件这才好一点，经常跑乌拉盖拉货。
姐姐来锡林浩特后再没上学，连小学也没毕业。先给人看小孩。大一点后在食品公司干临时工，
因为三哥有单位，单位写个证明，妹妹上学的2块5学费可以不用交。嫂子在邮电局。三哥养活了全家10口人（父母和8个孩子）。
荣芝姐和我早早就干活。父亲冬天烧锅炉，夏天没事，大多数时间捡破烂。
姐不爱说话，不爱串门，喜欢看书，看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与外面接触少，很好养活。
兵团开始招人后，父亲考虑自己孩子文化不高，不好找工作，没别的出路，就让我们姐俩都去了兵团。
我们走了带走两个嘴巴，能给家里大大减轻负担。我们是1971年3月18日走的。有个朋友给送个被面，到现在还留着。
姐先当战士，后来当了班长。她身体健康，干活卖力，特别能吃苦。对人和善，有求必应，经常主动关心别人，群众关系非常好。姐到兵团后不长时间就入了团，也就5个月吧。
姐姐的头发发黄发亮，到兵团后剪了短发。曾用自己的津贴费给小妹妹和妈各买了一双尼龙袜子。走了一年多也没给家写过几封信，因为父母不认字，文盲。姐还曾跟我商量帮助小妹妹上学，我们俩攒了几十块钱寄给小妹妹当学费。小妹妹现在很后悔把姐的信都扔了。当时写一封信到家里，要很多天才能到。
1972年5月1日，我三哥拉着母亲去看我们，我当时在五连炊事班。三哥是开车的，带着母亲先到五连看我，吃完午饭后去四连看姐姐。半路上与前来迎接的姐姐碰见，她抱着母亲激动地大哭起来。我见了母亲也没这么哭。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几乎晕倒。之后在四连呆了一段时间，就跟我哥的车去了团部，晚上我们一起住在团部。
5月2日送走母亲后，姐姐在团部买了4斤苹果，我管她要，她只给了我两个。我吃了以后还想吃，姐姐没再给我，她说要带回去给排里同志们吃，连里的人平时很少有机会上团部，吃不上这些。
我们姐妹俩个又在团部住了一晚上，姐姐跟我说了一晚上话。总是说对不住我，没尽到姐姐的责任。还劝我：你写入团申请书吧，要不会写，我帮你写。姐姐让我好好干，争取进步。
姐姐总说对不住我，其实她很关照我。我只要一说没牙膏了，没肥皂了，姐姐就给我买。她从不发脾气。姐姐会做衣服，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她做的，花样都相同。
没料到两天后，姐就给烧成了重伤。直升飞机把姐送到锡盟盟医院。我小妹妹就站在医院门口等着，眼见着姐姐抬进去，愣是没认出来。她整个脸型都变了。刚开始她神志还清醒，曾对护士说：我父母年纪大了，不要让他们来，但有个哥哥在这里开车……
医院怕传染，一直没让家里看她。
这两天我小妹妹说特别想姐姐，她对姐姐感情很深，小妹妹的衣服都是姐姐做。我妈妈手指头有关节炎，不能缝补衣服。姐姐针线活很好，手套、裤衩、棉衣、棉裤都能做。小妹妹对我说走前姐姐还跟她逗着玩儿，开玩笑轻轻啐了她一口，小妹妹死活不干，找妈妈告状，妈妈说了姐姐。
姐姐内向，不爱说话，但一点不傻，心中有数。
我姐这人跟一般人不一样，虽然只比我大一岁，却好像大很多岁。她在我们家里是女的里的老大，很有一种大姐姐的责任感。她没什么特别爱好，就是待人好，温柔善良。我们家邻居听说她死后，很多人都哭了。都说曹荣芝那闺女能干，头年给哪儿打临时工，第二年哪儿保准还点名要她。
姐给家里写信都是进步的话，自己多累也不诉苦。嘱咐妹妹要上进，要照顾好父母。她总说草原很美很不错，说的我小妹妹也想退学去兵团。
姐姐是到盟医院3天后死的，病危时没有通知家长，死后也没让看。父母没到跟前就晕倒了。死后全身裹着白布，面部没烧坏，黑黑的。又拉回了四十三团，跟大家埋在一起。
母亲休克了好几次，从此身体一蹶不振。姐姐没了一年多，母亲也没了。现在三哥也没了，就剩下了四哥了。
姐姐这个人从来不和别人争什么，也不跟人闹矛盾。有些兵团战士拆了被褥不会缝，急得要命，她下班后就帮助缝。她好像比别人大很多。
在家时，曾有很多人给她说对象，她都拒绝了。她就想帮家里减轻点困难，不想只自己过好日子，所以一概不同意。
1974年我妹妹去陵园，那里只有一个看坟的老头儿。妹妹问他怕不怕，老头儿说：每晚上都有这么些小伙子、大姑娘陪着自己做伴，一点不觉得害怕。
我们连那片地方很荒凉，夜里我给在大田里加班的送饭，能听见狼叫。冬天很冷，我的脸给冻得青一块紫一块。姐姐出事后，给我调回了锡林浩特。
苦干出来的女生排长
曹荣芝特别能干，干活时一声不吭，埋头苦干，去那儿时间不长就入了团。她心地好，从不训别人，别人偷懒也不批评。为防蚊咬和沙尘，她在军帽上围着围巾，很像个小日本鬼子。
——兵团战友
我是第一个发现的曹荣芝，她已被烧得衣不蔽体。当时她正坐在草地上，凭说话声听出了我向她走过去，还知道害羞，大声说：“嘿，吴培生，你别过来，我身上的衣服烧没了。”
——兵团战友吴培生
她小名虎崽，父母希望她像小老虎一样健壮。其实她是个温和善良的女性，无棱无角，待人和蔼，街坊邻居都夸她心眼儿好。
从照片上看，她端庄清秀，大大方方，温雅娴静。父亲却是个捡破烂的。自己14岁就去给人看小孩，只有千辛万苦到了兵团之后，昔日的小保姆才焕发出了青春的光华！
她曹荣芝能连轴转干12小时的活儿，下班后，别人都累得躺在炕上喘气，她还笑咪咪地为大家打水。摇辘轳她能连着摇4个钟头，男生都吃不消，双臂酸痛，她一声不吭地打了上百桶水。惹得刘海虹排长连连感慨：曹荣芝真能吃苦！
她胳膊一点不比别人粗，她吃的饭一点不比别人多，她干的活却那么多。家里叫她虎崽一点没错，名副其实。
有人在领导面前能玩儿命干，领导不在就松松懈懈。她曹荣芝却不管领导在或不在，人前人后都始终那么一个劲儿，特别实在。所以来兵团后，官儿升的很快，不到一年工夫，就从战士、班长升到付排长，实际主持全排工作。
有的年轻人非常想当干部，为此用尽了心机，却怎么也当不上。曹荣芝是不用心计胜似用心计，不溜须拍马胜似溜须拍马。靠的就是苦干，实干，玩儿命干。
她当了官儿后，还常常义务为别人理发。据四连战士廉进文说，出事前不久，在紧张的春播中，他亲眼见曹荣芝主动对一个男战士说：“喂，你头发太长了，我给你理个发吧。”
兵团战士们都说曹荣芝是苦干出来的女生排长。所以她这个什么后台也没有，一个锡林浩特捡破烂的女儿，却在兵团里混出了人样。
烈火来临之际，她身先士卒冲进火海。等于是用肉躯当铁锹，当扫帚，当泥土来灭火，哪条猛虎敢自己往火里跑？她这虎崽比老虎还勇！
当天晚上来了一辆救护车准备把她送往师部医院抢救。临上车前，奄奄一息的她躺在担架上突然倾全力大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那声音令人脊背一激灵。
目睹此景的战友猜测：曹荣芝可能是预感到自己要不行了，才模仿革命烈士就义前高呼口号。学英雄学到最后一刻。
啊呀，这是连队青年人相互比赛谁革命，谁不怕死的结果；这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英雄主义教育的结果。
在盟医院抢救3天后她平静地离去，全身裹着白布像一名圣洁的使徒。
昔日的小保姆成为了革命烈士，千古留名。
龚占歧
(1954——1972)
1954年生，汉族，原籍翁牛特旗，1971年3月1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四连，任战士、通讯员，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龚占岐的小弟弟龚占明：
我大哥龚占歧从来没有照过像，因此没照片。他在连里当通讯员，因为他岁数虽不大，马骑得很好，送信牢靠。他也就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刚刚会写字。
我父亲龚玉林是四连的职工，外号“龚老二”，干木匠工作。他当过兵，参加过辽沈战役，后来脚给扎了个洞，也没领个退伍证就回家了。
我们全家有8个孩子，龚占歧是老大。小名叫跟领儿。他生在林东。中等个儿，比较瘦。
五四青年节那天，他还把流动红旗扛回家，让我妈把破了的口子给砸上。那天连里还给每人发了几个苹果，他把苹果拿回家送给了我妈。当晚送文件到团部，跑了马。有人劝他留下，他为了找马，连夜走回四连，有40多里地。
第二天就着大火。是我大哥吹的哨，全连紧急集合。等我爸听说后上去，大哥已经先走了。我大哥是趴着死的，后脑壳烧裂，脸没事。父亲也严重烧伤，回来后总说渴，母亲给父亲一茶壶米汤喝。在路上没到西乌旗，父亲全吐了。他在大火中救的达古拉，现在还活着。
龚占岐的父亲龚玉林为救火毁容，双手致残（1988年7月）
后来父亲在呼市的253医院住了3年，整形。
我生下来后，不敢看我爸。我爸真跟妖怪一样，可怕极了。没鼻子，没耳朵，眼睛翻翻着。脸上全是大疤，比鳄鱼皮还糙。母亲没心思养我，我一个月时，要把我送给呼市的一个烈士家属。后因故没送成。她整天疯疯癫癫。我大哥烧死，我父亲烧成重伤，她这辈子哪遇见过呀！
另外，我还有一个哥哥，13岁时被马生生拖死了。他从马上掉下来，脚插在马蹬里拔不出。所以我妈才那么难受，暴死了两个孩子。
大哥见了谁先抿着嘴笑。连里人都挺喜欢他的，不久就当了通讯员。喜欢打篮球，还喜欢吹几下笛子。他从没去过西乌旗，来兵团后，最远去过一次罕乌拉，送文件。跟车去过附近的白音花煤矿拉煤。所以他这辈子也没照过像。我们这儿只有西乌旗才有照相馆。
那时家里很穷，吃顿白面馒头都难。有年秋天麦收了，大哥在道边捡麦穗，捡了20多斤小麦，他就找个碾子自己推，碾成白面。晚上要吃馒头了，从上午全家就高兴，盼着晚上吃馒头。长年累月吃不上白面，馋得慌啊！我母亲一说这些事就哭。我们家常常吃不饱。别人家扔的冻土豆，我们捡了碾成面，当饭吃。那时候连小米都吃不上。
所以大哥能当上兵团战士特高兴，终于能吃饱饭了。
龚占岐的立功报喜奖状
最初青大哥（是个喇嘛）看守烈士陵园。等他死了，就没人管烈士陵园了。他已经死了20多年。
本地农工的小孩
龚占岐是本地农工的孩子，土生土长。除了茫茫草原，牲畜，土坯房，牛粪堆……他什么也没见过。去兵团前，他最远只去过场部，从没离开过宝日格斯台这片地盘。
当了兵团战士他兴奋异常，以为参了军，激动得晚上睡不着觉。熟不知道入兵团跟当兵根本不是一回事。兵团服比正规军装用料低劣，全是平纹布。但就这，也让这孩子如醉如痴，穿上簇新的兵团服，真跟神仙一样牛，小脸通红。一天到晚对着镜子欣赏，摆弄。
从城里来的年轻人刚到草原普遍想家，甚至偷偷流眼泪。龚占岐是本地人，对草原早已习以为常，来兵团成了全民所有制，有了铁饭碗，自然整天地笑，乐不拢嘴。
他老老实实，手脚勤快。天天将连部打扫得干干净净。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他一趟趟跑腿送信，从小就骑马干这活儿得心应手。他很听话，领导让他打捞水桶，立马就往井里跳，大半夜把他从睡梦中叫起送材料，揉揉眼抬起屁股就走。
他这辈子从没去过电影院，也没看过电视。从小到大就没下过饭馆。别说烤鸭、对虾、黄花鱼，就是大米粥也只喝过有数的几回。平时若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能给他激动得四处炫耀。五四青年节发了几个小苹果，他像得了宝贝，赶忙跑回家孝敬老爸老妈。
救火那天，领导下了命令后，他眼皮眨也不眨地就朝大火方向急跑，直到瘦小身躯被浓烟吞没。如同5月的一株刚刚返青的小草，还没完全长成就结束了生命。
顽强的小草，多么贫瘠干旱都经受得住；渺微的小草，无论生前死后都无人注意。
一个孤独的少年魂默默飘荡远逝了。可惜连个照片都没照过。人们永远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
金双全
（1955——1972）
1955年10月6日生于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蒙族，原籍内蒙古土默特旗，锡林浩特第三小学毕业，1971年3月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6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金双全的母亲张桂芝：
我有6个孩子，他是老大。他父亲是转业军人。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他上学时学习挺好，爱劳动，爱看书。
小时候他最喜欢玩儿玩具小汽车，拆了装，装了拆，整天玩儿。也爱唱歌，乐观，人缘好，看了书就给别人讲。
很体贴父母。小学二三年级就懂事了，那时我天天要上班，他就会说：妈妈，我给你做饭吧！刚开始做得不好，干饭做成了稀粥，后来就会做了，我回到家总能吃上现成的热饭。他十四五岁时就会自己和泥抹房子，自己扔笆泥。
我老伴文革中给打成了内人党，上了多轮学习班。家里没人，午饭、晚饭都是他做。家务活，烧的用的，花钱买东西他都要管。每个周末，他还要提着麻袋捡牛粪，捡的我们都烧不了。
他自小就喜欢看书，一看一两点。但听话，不让看就不看，有时候实在想看，就蒙着被子，打着手电在被窝里偷偷看。
军垦要人，他想去，我开始不同意，他才15岁多，还太小。他一个劲央求我，我就同意了，领着他去旗里报的名。人家当场就要了。
他来信没说过想家，总说那边一切都好，他很喜欢，不用惦念他。
过去了这么些年，老是忘不了这孩子，逢年过节更是忘不了。听说他当时没有死，给拉回连部后，眼睛啥也看不见了，还对人说：我有话要讲，请转告我妈我爸，我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因为我为抢救国家财产而死——不管是真是假，反正领导在大会上是这么介绍的。
想起来心里很难受，那孩子跟别人不一样，特别机灵，会哄人，还特别勤快。我在理发馆工作，每天下班回来很累，一到家他总是把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我中午不回来，他见天给弟弟妹妹做午饭。他不抽烟，不挑食，什么都吃。
出事后我和老伴带着老小去的。把他小时的相片给了兵团，兵团按那张相片画了像，以后这相片也没还给我们。他就有这么一张相片，满月时照的。记得临去兵团前给了他照相的钱，让他照相，他却没有照，给家里买肉吃了。
所以现在我们家里连一张他的相片也没有。
他去兵团时，他父亲不在，是我让他走的。以后他爸爸总埋怨我。我也很伤心，如果早知道他去了那儿会这么个结果，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他走。
当时他非要去。他说：家里困难，我去了能减轻你们的负担，我大了，能够自立了。
其实他年纪还小，成天缠着我要去，我心一软就同意了。他的生日是1955年10月6日，牺牲时还不到17岁。到那年10月6日，才年满17岁。
金双全的弟弟金双龙：
他是属羊的，1955年出生。我父亲已去世，原在阿纳旗委工作，当管理员。金双全小学毕业后没上初中。全家共6个孩子，4个男孩，2个女孩。他是老大。他爱看书。回家就看书，做饭拉风箱时总看书，火快灭了他都不知道，我妈喊一声，他添一下柴。因为看书多，知道的多，他爱给人讲故事，讲他看过的书。
我们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生活很困难。我妈说大哥是用棒子面糊糊一口一口喂大的。他性格开朗，爱说话，爱聊天。放学后，院里的孩子全跑到我家，听他讲书里的故事。
家里保存的烈士证书
他喜欢玩儿，没闲着的时候，但不打架。那时候，啥玩儿的也没有，生活单调。好多孩子聚在一起，就听他聊，他会讲故事。他脾气好，不刺儿头，从不跟人吵嘴打架。我们家孩子都脾气挺好，不争食，什么都不跟别人争。
文革中因为父亲有问题，全家下放到奶牛场。
他去兵团后再没回过家。锡林浩特的就刘慧回来过。
烈士陵园里没我大哥相片。大哥满月时照过一张相片，以后就再没照过相。他那张光屁股的相片，带着肚兜，给兵团拿走了，给照着画了个像。他是圆脸，个儿不算高，估计没我高，一米六几。
金双全在四连是二班的，活着回来，要水喝，给他水喝，喂不进去，一摸耳朵，耳朵掉了。
请转告父母不要难过
救火时，金双全坐在拖拉机副驾驶位置，与张金来并排，当时没有死。
——原4连兵团战友刘孝文
金双全临终前，在我的外屋。我二姨的孩子东旭伺候他。给他喝水，他根本喝不了，全顺着嘴角流下来。给他擦嘴，嘴唇掉下来一片，给他擦鼻子，鼻子粘下一层皮，给他擦耳朵，耳朵碎了一块。
——原4连兵团战士张实毅
你被烧得惨呀！
像高压锅闷排骨，
骨肉脱离。
但排骨是死的，没有知觉，
你却活着经受。
你被烧的透呀！
像烤烂的熏鸡，
碰碰就掉皮。
但熏鸡是死的，没有知觉，
你却活着经受。
你被烧得苦呀！
像煮烂的鱼头
几乎不成形。
但鱼头是死的，没有知觉，
你却活着经受。
你给烧成这个样子，
那么剧痛，不住呻吟，
也没忘了托人转告父母别难过，
满怀着对家人的牵挂，
很快停止了呼吸。
16岁的金双全啊！
你的血浸红了北疆的夜空，
你的肉肥沃了草原的大地。
你的躯已与尖儿山化为一体，
千百年不倒。
赖玉琴
（1954——1972）
1954年生，蒙族，内蒙古锡林浩特人，1970年9月4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只剩下这块饱经风霜的石碑
赖玉琴的父母均不在世，妹妹也已自杀，亲属无法找到。
很想为她写篇文章却无从下手。
只能感慨她人生的短暂。一辈子那么简单短暂，个人历史完全是一个空白，连个相片也没留下就在宇宙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不知道她的相貌，不知道她的家庭，不知道她的经历，不知道她的亲人。
现在世上再也没有她生存过的丝毫痕迹，只剩下这块饱经风霜的石碑。
对她，只能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的一句话聊以慰籍：“死后留下的虚无难道不是生命出现前我们所习惯的状态。”
刘长海
(1954——1972)
1954年出生河北省丰宁县，汉族，原籍河北承德丰宁县，锡林浩特平顶山小学毕业，1971年3月1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刘长海的哥哥刘长河：
他是属马的，小名二子，我们老家在河北承德丰宁县，我和弟弟生在丰宁。长海小我一岁。我家共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他是老二，下面还有两个妹妹。
困难时期（1960年左右）我们来到锡林浩特的平顶山，父亲在贝力克牧场赶马车。弟弟1971年3月去的兵团，是自己要求去的，初中没毕业。他走时我不知道，我1970年下乡在阿纳旗的跃进公社。他当时还在上初中，可以不下乡。但家里生活困难，我本想下乡挣点钱，减缓家庭负担，可下去后，自己勉强维生，对家里帮助不大。结果他去了兵团。那时候父亲挨整，给关了两年。长海能去兵团也不容易，很光荣。
他走后的一年里，母亲曾带着妹妹去看过他一次，他对母亲说：这里挺好，就是我不会说话，不善交际，如果哥哥来这儿就好了。
他喜欢干木工活儿、铁工活儿。喜欢钻研点技术，在连里干木工。
那天，他是坐拖拉机上去的，与刘孝文在一起。大火到来时，拖拉机上留下了3个，其中有刘孝文。他们全活了，而跳下去的全烧死了。
事发后，父亲因为关押没有去，只我和母亲去的。当时兵团担心家属闹事，让我们住在团部招待所，变相的监控。家属们都特别恨牛连长，还悄悄议论恨不得活埋了他。
盟物资局的乌力吉就一个儿子，4个姑娘。毅强烧死后，师部开了隆重的大会，让他妹妹接哥哥的班，用这种办法把大家的不满情绪压住。
刘长海性格内向，勤快，喜欢干活，总想减轻家里负担。给我来过两封信，说那儿挺艰苦，人烟稀少。
我们父亲当过伪满洲国的警长，公安六条中的专政对象，如果不老实可以枪毙。我们当时的压力很大。
兵团战士崇尚苦干！
那时候的报纸和广播整天宣传上山下乡，说这是革命的需要，祖国的召唤。与工农相结合是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屯垦戍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为建设和保卫祖国边疆，年轻人要勇于牺牲，多做奉献，不要太爱惜自己的生命。
于是一群群初高中的青少年来到兵团，由现役军人领导，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每天起早贪黑，盖房种地。脱坯、挖渠、凿石、入库、抡镐……手上腿上道道伤痕，身上散发着汗臭，衣服后背全是白碱。坚持呀，含着泪干！拼命呀，咬着牙干！上百号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谁好意思落在后面。超强的苦干才能赢得自己良心的安宁，才能赢得领导的赏识和同伴的尊敬。大会战、大竞赛、大拼命，年轻人不顾一切去你追我赶。
兵团战士干活卖块儿实在少见。农民不会这么干，插队的也不会这么干。这是不计后果的干，这是跟人较劲逞强的干，这是自我伤害的干，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干！有人累得腰伸不直，有人手脚开裂，有人走路一瘸一拐，这个病，那个病屡屡发生，却轻伤不下火线。大忙季节，兵团战士几乎天天加夜班，每天要干15到18个小时。夜深了，场院上还灯光闪闪。那是卖苦大力的比赛，耐受力极限的检验。一点不夸大的说，兵团战士的劳动时间和体力消耗，远远超过了大车马、犍牛、骆驼、毛驴。
日了怪了，为什么兵团战士比老农民还吃苦耐劳？还能干？什么奖金福利也没有，图个啥？他们的动力何在？
答案——他们是一大帮年轻人，血特别容易热，头特别容易昏。整天高度集中，上百号年轻男女聚集在一处，同吃同住同劳动，谁也不甘示弱。再加上军事化管理，伴有浓厚的政治空气，天天开会批评后进，表扬先进，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都以玩儿命干活为荣，不完儿命干为耻。为开会宣布表扬名单时，能有自己的名字，哪怕干累吐了血，累爬了蛋也不在乎。这种精神刺激造成了兵团战士崇尚苦干，崇尚拼命，崇尚累爬蛋。插队的知青分散在各个生产队，远远没有这么集中，又混在老农民中间，绝没有这么突出政治，这么天天表扬先进，批评后进。所以干活不像兵团战士们那么猛，那么苦，那么残酷。
刘长海的父亲有历史问题，他平时沉默寡言，更要比别人苦干才可能进入那个表扬名单。超强的苦干造成了超强的消耗，他一顿饭能吃下去8个馒头，再加上两大碗汤面。
刘慧
（1955——1972）
1955年3月7日生于锡林浩特市，汉族，原籍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锡林浩特第三小学毕业，1971年3月1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副班长、班长、代理排长。1971年8月加入共青团，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7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刘慧的母亲陶桂琴：
我已经70多岁了，共4个孩子，刘慧是最大的，刘华是老二，刘峰是老三，妹妹刘英。我们是1965年来的锡林浩特。
刘慧的小名叫刘柱（留住）， 生日是1955年阴历2月14日。
8岁时的刘慧
她父亲当兵转业到了阿纳旗公安局工作。
我这几个孩子都受了苦。那时候她父亲一个月60块钱养活6口人，我挺对不起孩子。刘慧放了学就捡煤核。吃饭分着吃，大的少吃点，小的多吃点。刘慧受了不少苦。放学回家要干家务活，挖苦菜，捡煤核，家里买不起煤，就捡有些单位烧剩下的煤渣。家里要不团难，她也走不了。
我精神上有点问题，看病花了不少钱，对刘慧也没怎么关心，尽让她干活了。现在想起来，很对不起孩子。她在家里没享过什么福。
我身体有病，她是老大由她当家。她爸爸的工资全她管，打一斤酱油也记帐，到了月底，她记的账本清清楚楚。买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一目了然。
我那时要出去干活挣钱，刘慧给全家做饭。每天回到家都保证有饭做好，热腾腾的等着我吃。刘慧这个孩子是靠得住的人。
她爱唱爱跳，曾在一中全校大会上唱过《地道战》里的主题歌。有一次文艺演出之后，脸上还化着妆，老红老红就跑回家，给我吓了一跳。
我脾气不好，还懒，一不高兴就打她解气。我每次打她，她都不动，也不说话，默默让我打。等我打累了，她就扶着我，劝我休息休息。
兵团招人时，她想去兵团，我坚决反对。那时她爸不在家。她对我说：妈，我想当兵去。我说那不行。心想：咱穷，哪怕穷死，也不能把孩子丢出去。可她还是固执己见。见她不听话，我就拿起扫帚打她，她也不还手，让我打。但这孩子倔得很，打也要走。她是偷着报名去的。为了不让她走，我特地把户口藏了起来。心想没有户口你就跑不了。她怎么求我，我也没给她户口。可这孩子没户口也硬走了。走后半年，她的户口才转到兵团。
走前告诉她爸爸了，没告诉我。她爸爸说当兵还是好出路，支持她走。那天水缸里没水了。刘慧说：“妈，我给你挑挑水吧！”给我把水缸里的水灌满。等她上车时，我才赶到，她没有哭，看样子也挺伤心的。她穿的棉裤破破烂烂，外面罩着条旧单裤，膝盖和屁股上都补着补丁。就这么走了。那年她16岁，穿得相当寒碜。
到了那后常常来信。差不多一个礼拜来封信。第一月的津贴费给我邮了回来。到那儿4个月后就入了团。让她当干部，她还不干，说她岁数小，不想当官儿。他们排长是吴晓明，曾来过我们家看望，吴晓明对我说：您就放心吧，兵团都归解放军管，您的女儿交给了解放军，您还不放心吗？
刘慧来信说什么也不缺，就是想家。还有就是不想当官儿，说自己太小，干不了。她跟吴晓明的关系最好，可还是非让她干。这孩子平时不爱说话，比较沉默，但从不说废话，不说假话。说一句是一句。你们可以调查去，她决不说假话。干什么都让人放心。
她共寄回过两次钱，头回5元，第二回10元。
刘慧在家里表现得比较内向，比较压抑，不那么爱说话。在学校开朗，不说废话。她跟爸爸好，她爸爸不打她，我老打她。
到了那儿一年零两个月就走了。出事后，他父亲去处理的后事。
她要活着今年52岁了。她小名叫刘柱，可那也没有留住呀！
听说有个现役军人对她有意思，我们挺担心的。她爸爸曾去连里看过她，并给她联系到锡林浩特工作，最后却没有办成。因为林彪事件发生后，兵团的所有人事关系全部冻结。
她父亲1992年去世，58岁，现在每月我有抚恤金400多元。
让人感叹的女孩
刘慧胃口不好，但吃糖饼时，一下子吃了8张，可见当时刘慧的体力消耗多大。同时也说明连里的伙食是多么糟糕。她眉清目秀，装束很精神，军装洗得干干净净，腰间总系着皮带，留着刘海。团里一个参谋夸她的眼睛漂亮，说她的大双眼皮跟马的眼睛一样。
——兵团战友们回忆
他妈的！
为什么屡屡奸污女知青的副政委不烧死呀！
为什么擅长捞东西，来时一小包，走时一大车的指导员不烧死啊！
为什么捆绑吊打兵团战士，把知青当劳改犯的连长不烧死呀！
为什么偷懒的、二流子、老油条、阳奉阴违的不烧死啊！
而朴朴实实，勤勤恳恳，清清秀秀的你却被烧死了！
你还那么小，像株玉米苗，
散发着淡淡清香。
啊！
一个朝暾暾、娇嫩嫩、青纯纯的女孩，
顷刻香消玉殒，
谁不叹息，谁不心痛？
谁不要骂大街！
齐远平
（1956——1972）
1956年生，汉族，锡林浩特人，1971年3月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6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齐远平的姐姐齐岚平：
我是老大，齐远平是老二，1956年在宝昌出生。下面还有2个弟弟。远平是个大个子。
我们老家在河北省平山县窑上村，离西柏坡3里地。滹沱河就在村边，非常富饶，是个老解放区。村里36年的党员很多，光老太太就有好几个。我几个大爷很早参加了革命。我父亲最小，20多岁就入了党。解放战争时期，调到多伦县政府工作。
我姥姥那边却成分不好，是满族贵族，家里有钱有地，因为抽大烟，渐渐衰败。姥爷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是东北军军官。西安事变后，他们旅长被暗杀，部队解散，他就到了承德盐务局工作。想找个大脚媳妇，就找到了我姥姥。姥爷后来病重身亡。姥姥和我妈相依为命，不久搬到了多伦。
父亲看上了我妈后，我妈提出两个条件：一结婚后让自己上学，二要照顾自己的母亲。我爸全都答应了。结婚后，让我妈上了张家口师范，但照顾我姥姥那条却没有兑现。我爸说姥姥不是劳动妇女，拒绝跟她来往。
远平2岁时，曾放在一朋友家。那家对远平也不大好。晚上让他自己一人到大黑屋子去尿尿。我妈知道后，就给他抱回家，送到托儿所。因托儿所床小，他个子大睡觉伸不直脚，总在床上站着，妈妈觉得他挺可怜。
齐远平与姐姐和弟弟
远平11岁左右还尿炕，他一累就尿炕。随着远平渐渐长大，变得越来越淘气。大约1962年吧，我妈要整天缝补几个孩子的衣服，买了一个缝纫机，有200来元，相当贵了。买的当天，齐远平就用小刀在新新的缝纫机上刻了个毛主席万岁。给我妈气坏了，骂他该死，一点不懂爱惜东西！
他坐不住，整天跟弟弟们闹，在地上打滚。身上尽是窟窿和尘土。家里特地
给他们买条绒和帆布做衣服，没几天就磨破了。
齐远平淘起气来，不怕苦，不怕累。他大冬天到雪地里套百灵鸟。用马鬃编成套儿，在雪地上
一爬一整天，全身冻僵了也不在意。他套了不少百灵，得有几十只，在屋里乱飞。有一次我妈气得打了他。因为他把弟弟也带去套鸟。西北风严寒刺骨，把弟弟给冻哭了。抓来的那些百灵鸟也不叫，大多绝食而死。
还有一次齐远平上水库游泳，差点被淹死。
他跟其他小孩玩甩三角（用烟盒纸迭成小三角）。他故意把好好的棉袄袖子撕了，为了甩时风大，好多赢几个纸三角。
我妈领他们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去买东西。他一进去就找不着了。在里面乱跑，瞎闹、折腾，撒了欢，对买东西却没一点兴趣。给他买的新衣服和做的新衣服从来不爱穿，连试都不愿意，得把他硬拽过来才勉强一试。
他淘气是淘气，却不坏，从不伤害别人，欺负别人。他脾气温和，不爱打架，不爱跟别人争什么。我的另外一个弟弟齐建平那才是真爱打架。
我老欺负远平，看不上他，所以我很少跟他说话。他那么淘，我也曾想管管他，但我妈不让我管。
远平最要好的朋友是小维，他给小维的信，后来小维给了我们家。
与朋友小维
1968年11月我去国营乌拉盖牧场6分场当农工。第二年被内蒙古兵团接管。
属六师五十二团四连。春播时，我在播种机上播种。播种机拐弯，不慎把我的脚压坏，就返回锡林浩特看脚。那时候，家里怕齐远平学坏就把他送回老家河北平山县，陪着爷爷。奶奶死的早，爷爷单身一人，非常喜欢远平。他最疼我父亲（老小），远平又是他的第一个孙子，所以相当溺爱。远平一两岁时，爷爷总抱着他到驴槽子里尿尿。
我曾去石家庄看病，期间回老家看过远平一次。发现他变了一个人，特听爷爷的话。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给他吃什么就吃什么，经常是半生不熟的白薯。他跟爷爷住一间屋，里面有跳瘙也不在乎。爷爷的窗户纸十年都不换换。远平那时候才十二三岁，爷爷总让他给自己跑腿办事。爷爷有个官司，请人写了状子后，总让远平去贴。村里、乡里、县里，有时候一天要跑7、80里地。远平一趟趟认认真真去贴，从没打过马虎眼。奇怪，他到爷爷那儿一点也不淘气了，跟爷爷生活了一年也毫无怨言。
在老家我俩几乎没说过一句话。他跟我没话说。
我心里觉得他很可怜，跟爷爷的生活单调又简陋，好像给关在一个笼子里。回去就跟父母说了，父母也同意让他回家来。我给他寄了20元钱。他用这钱回到锡林浩特。其实我爷爷并不是没东西，他东西全有，钱也不少，就是扣儿门，什么都舍不得用，舍不得花。孩子们给他送的糕点等吃的，非要等到有了虫子，长了毛，才给远平吃。远平在他那儿一点没享福。
我曾给父母写信，说兵团不好，就知道让你干活，不把人当人。劝他们千万别让远平来兵团。谁知道，父母却又让远平来了兵团。
原来，有一次，远平拿了菜摊的一个西红柿，偷偷吃了。不巧让我姨姥姥看见，马上报告给我妈：可不得了，我亲眼见远平偷了一个西红柿。这么小就偷东西，将来成了小流氓怎么办啊，赶快给他找个地方吧。
我爸当即就决定让他去兵团改造和锻炼。
我妈说：他岁数不够怎么办？
姨姥姥说：去派出所给他把户口给改一改吧。
父亲跟远平说去兵团后，他也没意见。所以，他15岁就走了。
我听说这事后，十分生气，质问父母：干嘛让他来兵团？
母亲说：不行，在家里呆着他要变坏了。
就为这么个西红柿，把远平改了岁数，送到了兵团！
远平到兵团后，我妈曾去过团里看过他。她见了儿子到回家来眼泪就没止住，不住地流。不久妈就得了肝炎。她告诉我：远平那儿太苦了。可他心情很好，很轻松，说跟大家在一起挺开心。我妈万万没想到这是永别。
我1971年底调回到锡林浩特托修厂，这时他已去了四十三团。所以，我从回老家跟他见面以后，再没见到他。因为整天干活，他曾让我给他买双雨鞋。我去师部小卖部看见雨靴全是42号，以为他还小，穿不了，没给他买。现在后悔的不行。真该给他买双鞋，让他少受点罪啊。我给他买了双皮鞋，39号的，我妈又说太小也没给他，后来给他寄了双棉鞋。
锡林浩特离西乌旗近，出事那天下午我们就听说了。晚上直升机往锡林浩特送伤员。我爸爸看见了四连指导员。问他远平怎么样，指导员支支吾吾不说。我好像有预感，第二天一大早就坐班车到了西乌旗，又找车到了团部。我是所有家属中第一个到团部的。结果团里派好几个人把我看了起来，不让我下连。他们借口说四连远，没有车。我问远平怎么样了，也不告诉。3天后这才有家属去。我那几天一直在想，是不是远平死了？我就希望他受伤，那怕烧残废也好，只要活着。大约一星期后，我父亲也去了。等把人埋好才告诉我们，让我们去看了坟头。
我到过四连，看见他的被子，绿背包。还有我买的那双棉鞋，上面还有他脚冻疮粘着的血迹。
我不喜欢父亲。他对孩子非常冷淡。平常很少给孩子买吃的，连一个小苹果，也要用刀子分成8份，每人只能吃一小片。父亲当初追我妈时，答应我妈把她和姥姥全管起来。结果根本没管我姥姥，说我姥姥不是劳动人民，把姥爷家的照片全烧光了。多年来，他从不跟姥姥来往，一句话都不说。
他是很革命的。我还有个弟弟小名叫铁牛。因为1959年弟弟生的那天，洛阳拖拉机厂投产。我爸说这可是件大事，就叫他铁牛吧。我爸爸曾在北京的人民大学念了三年大学。正经有文化，可他不是个慈父，从不怎么管孩子。他对哪个孩子都冷淡，谁都不喜欢，但最不喜欢的就是远平。
可是在齐远平的坟前，我爸却嚎啕大哭了，哭得那么伤心。我这是第一次看见父亲哭，我第一次可怜他，原谅了他。自从远平没了后，父亲心里一直不痛快。后来就请我大爷齐一丁帮忙，他解放初期当过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通过河北省公安厅把父亲调到了石家庄，在省二监工作。
远平死后，我母亲非常难过，但嘴里还说：幸亏让他去了兵团，否则还不定惹什么祸呢。
我大爷是四机部副部长，对中国的无线电工业有很大贡献。毛主席接见过他三次。见周总理就数不清了。大爷对我们很好，远平去过他家两次。
我父亲好像当过锡盟统计处处长，官儿越做越小。我妈说：他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跟上面搞不好，跟下面搞不好，跟同级也搞不好。不得不一年换几个单位。他跟家里人关系也不好。我和我妈都很恨他。
由于悲伤，几十年来尚未刻意想想弟弟是怎样一个人，一直看他是个小男孩儿，还不成人。想起他只是可怜、心疼，懊悔给予他的太少，几天来不断追忆，又与几个亲戚通了电话，我想他这个人应该是：不怕吃苦，与生俱来的非常能吃苦耐劳。在雪原上爬一整天为套几只鸟，出门坐车好座位总让给别人。在老家、在四连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就连面对着会吞噬生命的漫天火焰，他也义无反顾投身之中，用年青的生命赴死。
他是个性格温和、充满爱心的人，从不发脾气，被父母训斥，被姐姐欺负也绝不还嘴。他对弟弟和姐姐是爱护与尊敬。和弟弟们一块玩时都在自觉照顾他们，非常负责，从没打骂过弟弟，一次都没有。对爷爷是敬畏，对爷爷的指示严格执行。他从不欺负任何人，却常被人欺负。从不打人骂人，却常被人打和骂。他并不计较，也不报复，最能忍耐。他要与年长些的孩子们玩儿，代价首先就是被轻视，被欺负。那时两个弟弟还小，姐姐不参与，没人能帮他。
他忠实坦诚，从不欺骗。听说他在连队学会抽烟了，我们又掀起一轮一轮的大批判，说他，训他。他依然不狡辩，但也不打算戒掉。我在信中威胁不给他寄钱也没用。他短暂的一生仅仅犯下两个“不可饶恕的”罪行：一是偷了个西红柿，没洗就吃了；二是少年吸烟，怎么劝说也不改。
牺牲当日，他从团部回连时大火已经燎原，他朴实的、本能的快马加鞭的把自己赶进烈火，因为他相信以其血肉之躯可以扑灭烈火！
我非常后悔帮他离开爷爷。见他那么忠诚地听爷爷的话，一步不差的走几十里路去贴状子，我很心疼和不安，才劝说父母让他离开农村老家，不曾想父母却又给他送上了去兵团的不归之路。
如果他活着，能够受到正规教育，他将是非常优秀的！
他的缺点：1、不能把握自己，容易随波逐流。2、不爱读书，因此不能刻意充实、修行自我。3、学习不太好，只上了小学，没有知识与智慧的积累。4、常常违背父母的意愿，处于青春期的男孩，总要按照自己幼稚的想法一意孤行。然而，父母希望他像块木头，规规矩矩看书学习，又多么残酷！他是有生命的，充满活力的！5、不思考，在那个年龄，那个年代，谁也不思考。
齐远平的表妹刘冰：
他父亲齐英瑞文革前是锡林浩特市档案馆馆长。齐远平的太爷是张作霖的磕头把兄弟，换贴子兄弟。他的姥爷是张学良下面一个旅长的副官。有和张学良的像片，让齐远平的父亲给烧了。齐远平的母亲是满族。
齐远平很淘气，不好好念书，天天套鸟、逃学。文革中，院子里的孩子只要说他父亲不好，就跟人打架，不顾一切。他学习成绩不错，就是不好好用功。他属于调皮的孩子，不是一般的调皮，而是相当的调皮，根本坐不住，整天打闹，玩儿。家里藏书很多，可他不爱看。
父亲觉得应该让他下去锻炼，刚上初中一年级，就让他去了兵团。由于他年龄小，怕兵团不接受，还多报了两岁。
谁知道远平到那儿一年就出了事。父亲很难过，也很悔恨，在这个地方呆伤心了，看见跟他一起长大的孩子就想起了他，难受得很，就请大哥齐一丁帮忙调回了河北老家，在河北省第二监狱当领导。
*齐一丁（1920——2001）河北省平山县人，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初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平山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北岳区四地委民运部长，中共繁峙县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委会青农部长，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1954年后历任786厂、785厂党委书记兼厂长，1964年起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发展我国微电子和两弹配套军工产品，起过重要作用。
16岁还是个初中生哇！
齐远平来兵团后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在茫茫草原呆得十分惬意。小孩不知道什么前途不前途，什么舒适不舒适，只要好玩就行。
家里人说齐远平是个淘气包，不爱看书学习，一拿起课本就打瞌睡。可到兵团后不用看书了，他的弱项没有，真欣喜若狂。一有机会就走东串西，跟人吹牛，玩篮球，骑马，打牌……非常知足。除了几个连领导，他是第一批来到四连的，好歹也是个老兵了。呼市的、赤峰的都比他晚来了一个月。这位淘气好动的小青年在新来的兵团战士面前，充满了老兵的自豪感。
齐远平引以为豪的地方很多。比如他擅长套百灵鸟，这辈子套了有上百只，全连无人可比；比如他有在农村老家生活的阅历，会干农活儿，会走长路，贴过状子，；比如他大爷官儿很大，国庆时能上天安门城楼；比如他自己敢一个人闯到地处草原深处的毛登牧场……这些都成了他的亮点，令人不能小瞧。赤峰的王孝大他3 岁，却对他毕恭毕敬，成了他的小徒弟。
他本性难移，到兵团后依然招猫斗狗，喜欢惹事，又有点逞强。刚开始，他对呼市的张实毅很不服气。年轻人谁怕谁啊？这就引发了一场锡林浩特知青与呼和浩特知青的摔跤大战。
张实毅先是跟身高体壮的毅强摔，噼哩啪啦把毅强赢了。锡林浩特另外一名力气大的王学尧又跟张实毅摔，也被摔倒。孩子都佩服打架厉害的。张实毅不但身手不凡，还敢抗上，敢跟现役军人面对面地顶撞，让齐远平服了，很爽快地拜张实毅为师傅。张实毅抽烟，每天都抽从呼市带来的好烟。齐远平立马也学会了抽烟。好像不抽烟显得嫩，不成熟，不像个男子汉。他可不愿被当成小嫩瓜，让人轻视。有时候没烟了，就屋里屋外四处寻找烟屁股，见到厕所泥地上的烟头儿也要捡起来，用纸卷成烟卷抽上几口，成熟老练一下。
而对一般的人，特别是8月份来的集宁兵团战士，一群新兵蛋子，齐远平不屑一理。他虽年少，但个子大，晒得黢黑，令新兵敬畏。
他本性自由散漫，咋咋呼呼，调皮捣蛋，小错不断，挨过连里批评。锡林浩特的王学尧在马车班赶车，齐远平最喜欢到马车班找王学尧玩儿，顺便也套套车，舞舞鞭子，吆喝吆喝牲口，过过赶车的瘾。
每逢报纸上出现了他大爷的名字，特别兴奋，一定要大声告诉别人这个齐一丁是他亲大爷。喜欢动不动就吹吹自己去过大爷家，大爷跟周总理特熟，多次见过毛主席。
某日，张实毅当众宣布自己能一口吞下一个馒头。齐远平不相信。连队食堂的馒头有拳头大，塞进嘴里都不易，更别说咽进肚了。就跟他打赌。结果张实毅真一口吞下个馒头，差点噎死。齐远平目瞪口呆，只好乖乖地给张实毅买了一盒海河烟。从此更对张实毅刮目相看，连穿衣服也模仿。见张实毅穿了一件夹克式工作服，很像电影《战上海》里的一个国民党军官，特威风。齐远平当下就给家里写信，把张实毅的夹克样式画了下来，让母亲给他做。
可惜还没等老妈给他做好夹克式衣服，就出了事。
5月5日那天早晨他去团部，中午从团部回来，还到赶大车的老康家串门，跟老康媳妇说了几句话，但眨眼工夫就变成一具尸体。
齐远平在出事前4天给父母的家信
这次救火，他不顾颠簸了一上午，积极参加，一步步走完了人生的最后4里路。不管平时怎么自由散漫，调皮捣蛋，也不管平时怎么吹牛抬杠，踩或新战士，最后时刻他与战友们肩并肩共赴黄泉。
烈士不是圣人，也有种种毛病。也会偷菜摊上的西红柿；也会摆摆老兵的谱儿，小欺负一下新兵；也会吹牛逞强，骂街抬杠，“顺”点什么东西……正如《悲惨世界》里的小伽弗洛什。
淘气的孩子才有活力，将来有出息的多。齐远平偷西红柿纯粹是为了好玩儿。
16岁还是个初中生哇！
青春
（1953——1972）
1953年出生，蒙名乌力吉，蒙族，籍贯辽宁省建平县，1971年3月1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9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青春的哥哥青英：
我们家共6个孩子，弟兄三个，姐妹三个。他最小，中等个儿。父亲是农民，1956年病逝，当时青春5岁左右。我比他大15岁。
1960年我把母亲和他从建平接到锡林浩特，那
时我在水利队工作。他在水库小学上学，学习还可以，毕业后没上初中，因家庭成份不好，不好找工作。夏天找点零活儿干，冬天呆着。
从7岁就跟着我过。吃穿不挑，一般来说还听话。但脾气倔，不想干的事就不干。
父亲去世早，母亲与我一起生活。他自己报的名去兵团。到那儿来信说啥都挺好。他没什么爱好，不爱说话，会套兔子。在大车班赶牛车。去那儿就来过一回信。是到那儿一两个月来的。想要个木箱子装衣服。
他的遗物有件军大衣，后背上破了个大窟窿。
我们的青春之歌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号称有7万名兵团战士，来自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包头、保定、浙江、南京、上海、青岛、集宁、赤峰、唐山、锡林浩特等地。
雄强的兵团号角激励着少年，
自动前来屯垦戍边，
出身不好，总默默无语，
貌不起眼，普通平凡，
面对无边的寂寞和空旷，
就知道干活儿干活儿，
从不叫苦埋怨，
虽然蚊虫咬破皮肤溃烂，
他把四连的草原走遍，
虽然烈日当头晒黑了脸，
他闷头赶牛车多装快跑，
无数个日晒雨淋，酷暑严寒，
他不声不响，默默忍受，
吃苦耐劳像个蒙古老汉。
赶牛车的青春呀，
你有一个好名字，
朝气时尚，让人浮想联翩。
曾有无数个你冲向荒原，
组成一股青春的洪流，
给广漠旷野带来了巨变，
吃大苦，耐大劳，流大汗。
这些少男少女不能小看，
个个都像发狂，
哪怕疼弯了腰，压歪了肩，
甘卖苦力，勇猛争先。
不脏不光荣，
不黑不好汉，
不累不尊严！
谁也不甘心落后，
谁也不好意思偷懒，
唯有苦干，
才能保持住自己的脸面，
7万个青春谱就了我们的青春之歌：
玩儿命！玩儿命！玩儿命！
苦干！苦干! 苦干！
王学尧
（1952——1972）
1952年出生于河北省阳原县，汉族，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人，1971年3月1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0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王学尧的妹妹王峥嵘：
我们家里共有7个孩子，王学尧是老大，小名72，个子偏矮。
父亲几辈人都是单传，都是独生子，全都活得特别短。父亲很希望自己生的大儿子长寿，所以小名叫72，希望他能活到72岁。我们家原籍河北省阳原县，家庭出身富农，文革中父亲挨整。
两三岁时，哥哥的亲生母亲去世，父亲后来又找了一个。父亲是初中文化，1955年来锡林浩特时，在贝力克牧场办公室工作。他有文化，能写文章。文革中，他写的大字报上的口号“毛主席万岁”，被人在“万”字上面加了一点，为这事一直整他，说他书写反动口号，后来改做其他工作。
哥哥性格开朗，愿意帮助人，小时候，平顶山挖地洞，我下去玩儿，他不让我下，怕出危险。有一次我偷偷下去，他盖上盖，把我吓哭了。他这才让我出来，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下去。他性格可好了。虽然跟我是同父异母，对我非常关心。
哥哥在锡林浩特一中初中毕业后，自己报名去了兵团。父亲是有文化的人，哥哥要去兵团，父亲开始不让他去。但他态度坚决，父亲也不好伤他的心，就默许了。他与舅舅同岁，两个人一起去的兵团。我哥哥在连里赶大车，连里有人管他叫“老鹞子”。他很会甩鞭子，抽得又准又响。
着火那天，他当时不在连里，听说着了火，他赶车急急忙忙返回。何丽华就坐在他的大车上。回连后，又上去救火。
遗物里有个钱包，里面有两毛钱，还有个姑娘照片。王学尧赶大车，老去团部拉货，认识人多，有机会接触女同志。
父亲1996年去世，属于医疗事故，母亲现还健在。
内务部授予的光荣纪念证
我不是英雄
王学尧把大车赶到大康家门口，没有卸车，就上去救火了。当时大康还没有回来。大康老婆都不相信，刚刚还跟王学尧说了话，怎么一会儿人就死了？
——兵团战友
因为我们家几代都短寿，不到50就过世。父亲独出心裁，特地管我叫“72”。人们常说“73，84，阎王爷不叫自己去”。父亲害怕73这个坎儿我过不去，72比较保险，有希望达到，就给我起了这个小名。
我这个72寄托着父母的莫大希望。他们整天叫我：“72，你多吃点才能长结实，多活两年”；“72，你要爱惜自己身体，咱家祖上全短寿，你可千万别马虎！”
这些话后面的意思是我很可能早早夭折。
在这种气氛下，我从小就特怕死。一想到自己家祖祖辈辈短命就心情沉重，睡不着觉。上小学的时候，有那么几年最害怕生日到来，因为每长大一岁就意味着离死亡近一步，害怕得要命。
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多么让人留恋啊！有亲情，有朋友；有炖肉，有馒头；有电影，有弹弓……还有各种吸引人的美妙未来。可一想到自己会早早离开这个世界，就心如刀绞。
我怕死，我不是英雄。
我常问身边的人：“你怕死吗？”答案是没有不怕的。秦始皇为不死，绞尽脑汁弄长生不老药；德国作家歌德连死这个词都不能提，更不敢去墓地……
虽然人都怕死，但我比一般人更害怕。因为我家几代都活得特短。又有72这么个少见的小名，等于是让我一直生活在短命的阴影下。
我常沉思：为什么这个美好世界如此冷酷，每人一出生就都给判了死刑！一想到自己终将要躺进坟墓，被埋在泥土下面腐烂，最后变成几根白骨，就心悸绝望。我甚至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没出生，就不会有死亡，我就不会这么恐惧它的到来……
阴差阳错，命运却偏偏让我遇见了这场大火。一声令下，我跟着班长就向火场奔去。连害怕都来不及，瞬间就被浓烟呛倒，失去了知觉。于是我一下子成为了烈士，变成了被大家永远学习的榜样。兵团领导说我们“舍生忘死从容上，笑洒热血染战旗。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壮丽的青春。”还说：我们的名字“像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样，万古长青，永世长存。”
其实这些都大大拔高了我们。我自己根本没那么崇高，只不过随大流，跟着大伙往上冲，一点没想到自己要被烧死。
这场大火突然中断了我的生命，比父亲的希望少活50年，却把我烧成了烈士，烧成了奋不顾身的英雄。惭愧呀，惭愧！我哪有舍生忘死从容上的胆量？我哪有什么共产主义理想？戴这些高帽实在受之有愧。我只不过服从命令，跟着大伙去救火。我怕死，我不是英雄。
我真希望能遂了父亲的愿，像我的小名那样活到72岁。
王占祥
(1948——1972)
1948年出生，汉族，原籍河北省阳原县，1970年9月1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班长、排长，1971年加入共青团，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4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一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王占祥的姐姐王秀英：
他属老鼠，生在河北阳原县揣骨町镇。家里一共4个孩子，我是老大，他哥哥老二，他是老三。但在男的里面他算老二，所以小名二虎。
父亲1961年出来工作，在东苏旗百货公司赶马车，母亲带着孩子1965年投奔父亲，他跟父母住在东苏旗。小学毕业后，他没上初中。家里生活困难，只好早早干活挣钱。脱坯、宰羊、干泥水活儿。所以他文化程度就是小学。但在东苏旗找不着工作，1969年他来锡林浩特投奔我，想找个工作却没找到。夏天送气水，冬天干零活儿，宰羊。正好兵团来招人，他就去了兵团。他在我家呆了差不多一年功夫。
走时他很矛盾，不走不行，走也不踏实。舍不得家，急得流了泪，想让我给他出主意。我的态度是这件事得你自己决定，我不能替你决定。他考虑再三，最后决定还是走。他是1970年9月1日去的兵团。我送他走的。同去的还有刘宝柱等。
王占祥有轻微的心脏病。头一年炊事班着大火，他打着滚去救火。衣服全着了，休克了40分钟。
他到那后，也闹过情绪。刚开始让他在师部干。因为有个老乡在师部粮站工作，想留下他在粮站卖粮食。他却不愿意，他说既然来到兵团就要到最苦的地方去，这就下了连队。他喜欢开车。他曾说过，我开不了车也要开拖拉机。没想到他很快就当了班长，呼和浩特那批兵团战士来了后，又当上了排长。
去兵团后，母亲想念他，我也很想念他。他请了几天假，回家看过。这大约是1971年8月份左右。他脸给冻了，半面发黑。可能不到5天就走了。先去东苏旗看父母。在我这儿只待了一天，我给他拆洗了军大衣。
返回的时候，他与他姐夫换了夜光表。因为在连队总加夜班，夜光表方便。
救火那天，他心脏不舒服，给他做了病号饭，结果他还上去救火，给烧成重伤。他估计自己不行了，就把梅花夜光表摘下来对照顾他的卫生员说：我父母来不了，但我姐夫姐姐肯定能来。把我这块手表给他们吧。
救护车连夜把他送到五师师部医院。在路上不住地呻吟，就死在了去师部医院的路上。
他不爱说话，干啥一个人悄悄干，不爱表现。他总怕麻烦我，很多事都自己给干了。可能吃苦啦，脱坯，不吃不喝，去坯场干，中午不回家。杀羊5分钟一个。头一年就打过火，炊事班引着火，烧了草原，他奋力扑救，赤手空拳，就地打滚，用身体压火，幸亏火势不大，没有烧坏他。后来火烧到地边上自己灭了。
母亲没有户口，家里粮食不够吃。就父亲一人在百货公司赶马车，一个户口。他努力干活，一块土坯几厘钱，一干一个夏天，给全家多挣点钱，多买些粮食吃。
他没有女朋友。这张戴单帽的照片是去兵团后照的，他牺牲时就这个样子。衣服洗得发白了。
父亲2005年去世，84岁。母亲比父亲早3年去世，83岁。
男生排长
我走到半路，见到了王占祥，他头脑还清醒，也在往连部艰难地走着。走了一段后，我累得不行，说休息一会吧。王占祥说：“不行，不能坐下，一坐下就起不来了。”他非常明白。因为鞋也烧着了，他就赤着脚走，顾不得草扎脚。
——四连兵团战友刘孝文
王占祥体格魁梧，身体健壮，自幼卖苦力，锻炼出了一身的力气。到兵团后劳动出色，很快就提为班长、排长。再调皮的战士见了他都要畏三分，不服气，咱们比一比，挖土、抡镐、脱坯、扛麻袋任你选。小战士没有谁能跟他招架，只好乖乖听话。
父亲是个马车夫，家境贫寒，很小就不得不干活挣钱，深深体会到了父母的艰辛和不易。别看他五大三粗，干活过人，训小战士也不客气，心肠很软，一想家就默默流泪，多次被人看见。他对女同志也不极左，敢冒着被讥笑的危险，帮女同志一把。
他救过火，有些经验，这次自然又冲在前边，火海中被烧得遍体鳞伤，左冲右撞终于逃出虎口，踉踉跄跄自己走回连队。他衣衫不整，脸肿得像个大气球，眼睛几乎睁不开，全身散发着股股烧焦肉的糊味儿。
8班副班长贾瑞莲认出了他，关心地问：“王排长，你怎么样？”他还本能地回答：“我没事。”并努力笑笑，用力捏了捏对方胳膊。贾瑞莲的臂膀让他给捏疼了好几天。啊！受到了致命伤之后，他还能摇摇晃晃站立，跟女生开个玩笑！
回到连后他很快就奄奄一息。垂危中意识到生命将到尽头，他躺在卫生室里，特地对卫生员交待：我不行了，把我的手表摘下来转交给我姐姐……随之昏迷，不住呻吟直至大声惨叫，一声一声毛骨悚然。有人看见，他躺在卫生室里，一翻身褥单上就粘下他一层皮。
这魁梧的汉子，嚎声阵阵。此刻他已经丧失意识，惨叫完全是一种动物本能。老虎垂死前也要吼两声呢！
当晚王占祥、刘宝柱、张实毅等重伤员被抬上了大卡车，下面铺着褥子，上面盖着厚被子，送往师部医院。刚开始王占祥还不住地大声惨叫，后来渐渐安静下来，在路上咽完了最后一口气。
毅强
（1954——1972）
1954年生于内蒙古化德县，蒙族，原籍黑龙江生泰来县，内蒙古锡林浩特人，锡盟中学初中毕业，1971年3月1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班长，同年10月加入共青团，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毅强的妹妹丽霞：
我们全家共5个孩子，毅强是老大，全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叫乌力吉，我们家汉文姓王，毅强是小名，意思是意志坚强。父亲1940年参加革命。当时是锡林浩特物资处经理，还干过食品厂厂长。
我们老家是东北黑龙省泰来县。毅强1954年5月出生于化德，原名乌岛，姓父亲的姓。妈妈在毅强小时候曾做梦，梦见有人带他上了一个荒岛，可能要被火烧，就叫他乌岛。
他在锡林浩特第一小学毕业，锡盟中学初中毕业。文革中父亲挨整，他们班的同学都是走资派子弟以及盟领导的小孩。父亲后被发配到多伦学习班改造。
1970年毅强初中毕业，1971年初，父母商量，同意送毅强下乡到兵团接受锻炼。他一报名就批准了。
当时他很高兴。1971年3月份去的兵团，母亲送的他。给他带了一个皮箱。
刚开始当战士，很快就提成了班长。
母亲比较惯他。母亲重男轻女，很偏向他。父亲不在，全家他说了算。但我哥哥不惹是生非，从来不打架。跟同学关系很好，都是走资派的子弟，有共同语言。我跟他很少在一起，没有话说。我干错了事，他顶多说我几句，从不动手。
他喜欢文学，爱看书，这点受母亲的影响。母亲是巴盟人，家是地主，有文化，藏书很多。他没事就看书，爱看小说。记得他曾给我们读过外国人写的一首诗。
他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喜欢运动，喜欢踢足球。到兵团后，给父亲写信说，又长高了。他身体强壮，两肩很宽，能扛两个麻袋。戴帽子那张照片是初一的照片。烈士陵园的照片是小学时的照片。
他在家里不太说话。在同学中间说得滔滔不绝。我老见不着他，和他很少交流。他回家常常领来一帮同学，跟他们聊天。他好交朋友，与同学关系好。与妹妹们话不多。他是家里老大，又是唯一男孩，最受父母宠爱，但一点也不欺负妹妹。当然，我们也不敢惹他。
到兵团后常来信。他不大服王占祥，与呼市的来往较多。王占祥又高又大，是锡林浩特的头头。因为去得早，以老兵自居。早去几个月就有骄傲的资本。集宁的比呼市的晚去一个月，就算新兵，就要听老兵的话。
小学时的毅强
毅强牺牲对父母打击很大，尤其是母亲。我当时在多伦县插队，一点也不知道。我是1972年3月下的乡，17周岁，出事时，我正从乡下往回赶，因为想家的不行。到家后才知道。母亲受了刺激，不停地自言自语，不停地四处乱闯。
父母带着我乘一辆212去兵团处理的后事。到了那后，父亲一激动，就让我留下来，接哥哥的枪。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父亲那么做，我也只好服从。
我接哥哥的班，当时可没少宣传。师部隆重开大会宣布，又是广播又是登报。
我在连队啥都干，但人家也没把我当成什么英雄的妹妹来培养。父亲觉得把孩子交给你们，咋也得好好对待吧，没有。我在连队里呆着不愉快。人际关系不会处理，勾心斗角太复杂。我的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很好，彼此相处融洽，我这方面一点没有经验。有一次，8班长丢了钱，牛连长把我叫到连部，问我这件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心里却很不舒服。因为我在8班，那天我值日，班长就怀疑我偷了钱。
我年龄小，干活儿不行，从没干过那么重的活儿。脱坯、打石头、挖井累得要死，很快就寒了心。真还不如插队的地方。有很多要好的同学，不勾心斗角，干活随便。在兵团干活特累，你干活差一点就受歧视。还要看人脸色，处理复杂的关系。反正要表现自己，压倒别人。我也不会溜须拍马，领导对我一般，很想上大学却没让我上，所以情绪非常低落，决心离开那儿。
我是1974年2月离开四十三团的，呆了不到两年。从兵团回来，让我去了锡盟医院，后来又上了卫校。
坚毅刚强的一班长
毅强特能吃苦。干活时，蚊子密密麻麻落在了他的胳膊、脖子和腿肚子上，他也不拍不打，任之叮咬。他解释说，把蚊子赶跑了，地方空了，新的蚊子还会来，干脆就让它们叮，喂饱它们。别的蚊子见这地方太挤，就不来了。小伙子经常被连里表扬。
——四连战友
我亲爱的兵团战友啊，
坚毅刚强的一班长，
工作上一个顶俩，人人夸奖，
听到命令后冲锋在前，
最先为扑灭大火而夭亡！
我没有流泪为你哀悼，
内心像被一把刀深深戳伤，
我没有送花圈给你祭祀，
一股无名的怨愤，
总隐隐撕扯我的肝肠。
兵团各个团连是座座兵营，
首长命令压倒一切，至高无上，
参谋长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将火挡住，
兵团战士个个坚决执行，
平静的四连遭受重创。
牛连长的话激发了少年的勇狂，
一大群飞蛾集体扑向火浪，
惊天地，泣鬼神啊，
69朵正待开放的花蕾瞬时凋谢，
轰动了内蒙古千里边疆。
兵团战士的鲜血，
染红了宝日格斯台夜幕的穹苍，
被颂为一场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壮举，
淡化了指挥上的种种失误，
直接指挥者还被称为英雄连长。
莫非虱子多了不咬，死人多了不罚？
这让人怎么不叹息迷惘，
宝日格斯台河水日夜流淌，
默默无声地为你们呜咽，
绿波中饱含着无限悲凉。
赵玉琴
（1954——1972）
1954年8月生于锡林浩特市，汉族，籍贯赤峰，锡林浩特第三小学毕业，1971年3月1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炊事班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7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赵玉琴的妹妹赵玉华：
我们家有6个孩子，赵玉琴是老三，我是老四，她上面有两个哥哥，我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爷爷，全家共9口人。靠父亲的37元为生。
家里生活非常困难，父亲在福利院下属的一个厂工作，曾当过厂长，四清时挨整下台，让赶牛车拉煤。年轻时当过解放军，还是三等甲级残疾军人（眼睛），在部队里他说自己出身中农，老家里却给定成富农。被发现后说他欺骗组织，受到处分，每个月只拿工资的百分之六十，也就是37元。全家9口人就靠这点工资生活。从1964年到1979年，我们拿了15年百分之六十工资。平均每人4块多一点。直到1979年10月父亲彻底平反。可母亲在这年的3月就去世，没有看到这一天。
那时候，我们家经常连饭都吃不饱。爷爷是富农，让人给遣返回老家，但在农村实在没法活。父亲又把他偷偷接回来。爷爷没有户口，所以没有粮食供应。我们常常把衣物卖了换粮食吃。我们买高价粮，都得偷偷买。发现了，说是投机倒把。
1968年7月大哥去了阿巴嘎旗，10月二哥去了朝克牧场（后变成32团）。少了两个哥哥，我们全家这才能吃饱饭。
姐姐赵玉琴小学毕业后，没钱上初中，回家干活，照料弟弟，洗洗缝缝。姐姐懂事，从来不出去跑，整天就呆在家里干活儿。十来岁就能缝补衣服，对弟弟妹妹尽到了姐姐的责任，我那时候小，不关心别人，也从不替别人着想。到1971年3月兵团招人，很多同学报名，姐姐也报了名，她大我两岁。我当时才14岁，见姐姐走，我也要走。姐姐挺支持我走。
家里已走了两个儿子，父母有点不情愿，但最后父亲说，玉华岁数是小了一点，但咱们家这个状况，就跟姐姐去吧，兴许还有条活路。
我们锡林浩特这批是1971年3月18日走的，一共两卡车人，全都去了四十三团。我们两人连个箱子也没有，就扛着铺盖和洗漱用具，总共带着10块钱。走时没有敲锣打鼓欢送。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积雪还没化，寒气嗖嗖，我们心情沉重。将要去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地方，不知道前面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
姐姐随和，喜欢接触人，群众关系好，特别要强。给我们集中学习一个月后就把我和姐姐分开。我俩要求分一个连，不行。领导说你们来兵团是锻炼来的，不能照顾。结果给我分到五连，姐姐分到四连。分手时我俩都哭了。她对我说：没办法，姐姐带你来是想照顾你，结果却不行了。幸亏我们两个连相距8里地，40分钟能走到。去那儿一年多，我们相互走动过好几次。
刚开始她在战斗班，几个月后就调到了炊事班。不久，她写了入团申请书，并劝我也写。我不听她的，我不要求进步。咱家庭不行，再表现也不行。我从一懂事就知道自己家里有问题，出门在外不能乱说话，不能跟别人争。
她总让我写申请书，我坚决不写。大哥为了入党，外调的人查了5次，层层审查，最后才破格入了。那么多人都想入团，跟人争什么呀。咱出身不好，无论怎么卖力气，比别人多流几倍的汗水，多受几倍的罪，也不见得能入得了，所以我不申请。
但姐姐总督促我要有上进心，见我死活不写，最后她就替我写了一份申请书，给我留下，让我抄一遍。但我也没有抄。5月1日，曹荣芝的母亲来看曹荣芝，姐姐特别高兴，好像自己的母亲来了。5月2日，姐姐跟着曹荣芝哥哥开的车来到五连（曹荣芝的妹妹曹荣兰也在五连），我和姐姐就到一个背阴处说起了话。
我问她：你咋那么高兴？也不是咱妈来。
她说：咋也是锡林浩特的，跟咱妈住一个城市，感觉就像妈来了一样。又问我：给你的申请书抄了没有？
我说没有。
她问：为什么？
我说抄了有什么用？根本入不了，一点希望没有。人家红五代都还没入呢？能轮到咱们吗？咱们算啥？你愿意入你就争取吧，反正我不抄。
她说：入不了也要交个申请书，这是态度问题，让人知道你要求进步。你真是不可救药呀！如果3年后，你一点也没进步，我怎么跟父母交待？
我说：交待不交待是你的事，入不入团是我的事。反正我就不想写那个东西。
姐姐愣住了，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她非常难过，气的流了眼泪，一扭头就走回四连。她一走，我就有点后悔了，我干吗非要跟她顶呢，听她一下话不行吗？望着她越走越远的背影，我心想算了吧，等她气消了，有机会再跟她解释吧。这是5月2日上午。3天之后着大火时，根本没想到姐姐会出事。
过去，她常常给我打电话。她在炊事班，有机会去连部打电话。着火那天晚上，姐姐没来电话。我想：她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呀。但又想，姐姐在炊事班，可以不去打火，她腿脚麻利，不会出事的。
那晚上派我去看场院，大火离我们连有五里地远，看了一晚上后，才回宿舍睡觉。直到第二天下午姐姐还没来电话。我估计情况不妙，怎么连个信儿也没有。到了7号上午，我呆不住了。其实从6号下午连里就派人把我看起来，走哪儿都有人跟着。连里找出种种借口不让我去四连看姐姐，但我倔得很，说啥也要去。最后连里派了一个女战士陪我去。我一天没吃饭，根本吃不下饭，身体很虚弱。8里地走了两小时。四周的大草原给烧成一片焦黑，怵目惊心。一路上想着，姐姐要是真没了，我该怎么办? 又想知道真相，又怕知道真相。其实这时候，我们连已经通知了四连。我一到四连就有个现役军人接待了我。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说，如果姐姐没有了，让我看看姐姐。
他问我还有什么要求？
我说：什么要求没有，就想看看姐姐。
他问：想回家吗？
这时已经过去3天。我说，我要先看看姐姐，好回家向父母有个交待。
这个现役军人说：说实在话，现场是不允许人看的，也不允许家属看。但你的情况如何对待，我们要请示上级。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现役军人问：你有什么要求？
我说：我要求看看姐姐。
他说：可以，我们请示了，你可以看看姐姐，但条件是你要保密，不许对别人说。
我点头答应。
他们把我领到了机务队的库房。我姐姐就在最外面，全身包着白布，看那形状，胖瘦，个头儿是我姐姐。我睁大眼睛仔细看，忘记了害怕。
听说姐姐是窒息死的。陪我去四连的女战士也跟着去看了。当时我没有哭，我带着全家的责任，仔细辨认。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姐姐永远地走了，我才想到自己要帮姐姐处理后事。以前什么都是姐姐替我办。现在我要替姐姐办事了。
一个现役军人对我说，你绝对不要对人说看了尸体，你是兵团战士，走漏了消息，就是你的责任。你听明白了吗？
我说：听明白了。
我又去看了姐姐的宿舍，这时心情完全不一样了。过去上姐姐的宿舍，她大老远就出来迎接我，问这问那。现在没人理我了。看见了姐姐的床，她住的是铺，上面铺着苇子，没有铺盖，被褥全用来盖尸体了。从她宿舍出来，我才感觉姐姐真的没有了，永远没有了。整个世界一片白茫茫，空荡荡。
姐姐是炊事班的，完全可以不去救火。她自告奋勇上去的。
第二天团里给我送到西乌旗。遇见赶来的爸爸，他让我赶紧回锡林浩特照顾好母亲。我妈身体不好没来，怕她受不了。可我到锡林浩特时，母亲却赶到了西乌旗。她见了父亲就问：小的呢？小的死了没？
父亲说；小的没死。她去锡林浩特看你去了。
母亲问：是实话吗？
父亲说：是实话。
母亲仍旧半信半疑。等我返回西乌旗，看见母亲时，她用力抓着我的手叹道：“啊，你真还活着！我的老天爷啊，真给我剩下一个！”
母亲非常后悔，不该让孩子来兵团。
我把去四连看姐姐的情况告诉了父母。
很多家长都想刨坟，看看下面埋的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每个家长都派了两个战士陪着。说是照顾我们，其实是监视我们。如果有人刨坟，好及时报告。后来有人闹得厉害，团里威胁，这些人都已经定为革命烈士，谁挖革命烈士的坟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这才不敢闹了。你闹，人家拿反革命的大帽子压你。
那以后，我自己常常一个人在炕上朝墙躺着，长时间默默沉思，发木发呆。有人说我让大火吓傻了。我恍恍惚惚，总觉得父母兄弟姐妹不是真的，只有死了的姐姐是真的。我心里真希望那场大火把我姐姐给烧迷糊了，走迷了路，跑到一个还没发现的角落里活着。这种念头盘旋了好多年。
姐姐走后，母亲一直吃药，心情压抑，于1979年初去世，才52岁。
我父亲一听说四十三团四连出了事，就猜想要出事肯定是老大，她好强，干活快。我性子慢，不会有事。父亲猜对了。姐姐有姐姐的意识。她曾把扎小辫的猴皮筋放在信封里寄给小妹妹。她会织毛衣，曾给妹妹们织过带花的线背心。还曾给弟弟妹妹寄过钱。真是个称职的姐姐！我们每月津贴5块钱，姐姐曾给我买过卫生纸、红白糖等。我的衣服洗不了，我们连部水少。她就帮我洗衣服。她把我带出来，觉得对我有责任。
我最后见她就是那次跟她吵架，不听她的话，把她气走的。她一走我就后悔了，我干吗惹她生气？写个申请书就写呗。那时候，我心里不痛快，只能憋着，除了跟姐姐发脾气，还能跟谁说？
刚到兵团，一次指导员点名时，我站在指导员背后，看见连队花名册上姐姐的名字旁边有个问号。我们出身不好的，走到哪里都跑不掉，都让人打问号。同样的人，你出身不好，就要比别人多两三倍的付出。我年龄小，干活自然不如别人。我说啥也不申请。一申请就要积极表现，就要累死呀！我也不图当干部，要求进步干啥？哥哥入党，翻来覆去外调给我留下了很不舒服的感觉。让人这么审查，这么挑毛病，还不如当个老百姓自在。你要吃多少苦，流多少汗，才能换回一句好话呀！所以我一直也没有交申请书。
我爷爷是富农。干同样的工作，人家花10分力气就能入团，我们花30分力气也入不了。指导员特歧视出身不好的。家里再穷，再吃不好，我们也是在父母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可到了兵团，出身富农，不整你就不错了，谁搭理你。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进步就是自找没趣。你说是不是？在父母身边，你总归是孩子，但在兵团，谁当你是孩子？谁管你是孩子？真的，不整你就不错了。
自从我姐姐出事后，母亲给吓住了，对我们再也不敢撒手。后来592l矿招工，只有200来里远，父母坚决不让孩子们去。
抚恤金给了240元。全家研究了，这240元是姐姐的命。咱们要买一个有用的，总能看见姐姐的东西。父亲喜欢表，我们孩子喜欢自行车，商量了一番后认为买自行车不行，几天就会坏了。买一块手表可以长永保留。后来就买了一块梅花表，240元不够，又添了20元，总共260元。
哎呀，姐姐的命还买不了一块梅花表。
父亲去世前，把手表给了弟弟。这块表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出事后，给我调回锡林浩特，先在服务部门工作，后调到了教师进修学院搞后勤。我教育自己的孩子，一切顺其自然。不要刻意追求。没必要去争什么。
听说你要写，我最初想，是想拿我们死去的人挣钱吗？最后又想，应该写写他们，应该让人知道他们，不要忘记他们。
但是就算别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最痛苦的还是我们亲人。我们现在已经搬家了，不在那儿呆了。在那儿住了30年，一路过那地方心里就流泪。那场大火把我们家闹成了这个样子，永远的心痛！
赵玉琴的最大愿望是入团
赵玉琴曾对班长贾瑞莲说：我这辈子还没见过火车呢。
赵玉琴曾偷食堂烙的糖饼给几个要好的朋友，为此挨了批评。
——众战友们讲
1971年3月18日，春寒料峭，积雪未化，锡林浩特市的大街上冷冷清清。赵玉琴姐妹俩踏上了去西乌旗的路途。她们一个16岁，一个14岁。家庭出身不好，瞻念前途，一片渺茫，吉凶莫测。这两个少女的心情无限的迷惘凄凉。
赵玉琴被安排到四十三团四连炊事班，她天生好强，不服命运，越出身不好，越积极要求进步，特别想入团。她每天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干活，再脏再累，再熏再烤也不叫苦。
妹妹对入团却不抱一点希望，她认为自己是黑五类，没有条件，没有本钱入团。抓阶级斗争就要讲阶级路线，讲阶级路线就要重用红五类。而地富的后代天生低人一等，很难被信任，更不要说重用。能不把你当成敌人对待就不错了。
赵玉琴人虽小，却很有一点政治头脑，知道自己家庭出身差，必须入团才有出路和发展。到草原后不久就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整天置身于闷热昏暗的伙房，她情绪饱满，洗菜、和面、烧火、挑水……什么活儿累，什么活儿苦她干什么。衣服上总油迹斑斑，头发里能闻到大葱味儿。
然而第一批发展团员没她，第二批发展团员也没她，第三批发展团员仍旧没她。一点不奇怪，连队里想入团的人多得很，包括很多出身好的。她这既无姿色又无背景的地富子女当然轮不上。但她没有灰心泄气，不言不语，继续争取。
哪个兵团战士心中深处没有自己的小算盘？有人希图离开炊事班，换个体面
一点工作；有人瞄上了连部卫生员，不用干活，卖苦力；有人暗暗看中了副班长的空缺，总比当大头兵受人尊重。听说要招工农兵学员，还有人背地里四下活动……咱们的赵玉琴却无其他欲念，只瞄准了入团这个目标，为之奋斗。她经住了被组织一次一次拒之门外的考验。她用左脸挨了一巴掌，又把右脸伸过去的虔诚，毫无怨言地迎接着一次又一次的碰壁。
鸡的理想无非是一把米。而赵玉琴远比比鸡强，她有精神上的追求，她不在乎吃，不在乎穿，不在乎肌肤受累，她最大的愿望是入团，回家能向父母报个喜。家庭出身不好，让她尝尽了白眼，她要用加入团组织，来赢得世人尊重。当然她才16岁，也有犯错的时候。曾偷过伙房的几张糖饼给朋友，受了批评。
结果，虽然费尽了一年多功夫也没戏。她可是斗起了气，越入不上还越要入，争取的劲头更足。
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
她不但自己努力，还大老远找到妹妹，催妹妹也写入团申请书。看破红尘的妹妹没有心情写申请书，知道凭自己这富农出身，再努力也白搭。让赵玉琴碰了一鼻子灰。
她见妹妹这么消积，不听话，气得流了眼泪，扭身就走。哪里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妹妹，最后一次跟妹妹争吵。3天后的中午，连队紧急集合去救火，她精神抖擞地跑向火场，跑向自己生命的结束点。
不久，赵玉琴终于被追认为共青团员，生前的理想如愿以偿。她可以瞑目了，她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只可惜是她死后才被批准的，本人永远不知道了。
妹妹含着泪说：姐姐这个团员来之不易啊，真是她用生命换来的。
据说出事前，赵玉琴曾对人讲：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有个老头儿给了我一支钢笔，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可能老头儿在告诉她：你辛辛苦苦努力半天，会有好报。
（连载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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