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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赛力罕：妈妈送我去大草原当牧民

赛力罕新三届 2019-08-26

作者简介

赛力罕，达斡尔族，1955年5月生，初高中就读于内蒙古师院附中，下放至内蒙锡盟阿巴哈纳尔旗当知青，1977年3月进入北京科技大学自动化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内蒙古农牧学院机电工程系、内蒙古科学器材公司、内蒙古高新技术虚拟研究院、内蒙古石油化学工业科学研究院工作，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原题

小知青老故事

作者 | 赛力罕

没有选择的路

1973年春季，我从内蒙古师范学院附中高中毕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必由之路。当年，知识青年下乡有新规定，是可以自主联系插队的地点。下牧区是我坚定地选择。

我的父母开始为我下乡选点操起了心，为此事母亲还抱怨我的父亲，说他：“家里的事你不管，孩子的事你也一点也不管。”父亲心理明白，母亲在浩劫中大难不死，身心的伤害使她情绪极度不稳，说哭就哭，说笑就不停，有时大笑过后又是大哭，连我都担心怕母亲的精神出现问题。父亲当着母亲的面把我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你都大了，自己的路自己选择，今后不管干啥，都要踏实做事，坦荡做人。”母亲不满意地抢话说：“这就算完了？！”父亲也不同她争辩，接下来又是母亲的唠叨。几经商量之后，备选点有两处，一处是巴彦淖尔盟，另一处是锡林郭勒盟。

我有两个表姐当年都在临河工作，大表姐比我大十四、五岁，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临河一中当老师，当年已经成家；二表姐比我大四岁，1967年插队到巴盟磴口县，后抽调到临河二中当老师；我母亲倾向我去巴盟牧区，理由很简单，目的是离我的表姐近点，好有人照顾。

就在这个时候，学校来了通知，告知毕业生：呼市师范学校准备招生，七月份考试。同学们之间也奔走相告。那时，我父母刚刚被落实政策不久，也确实舍不得我离开，就建议我先别急着下乡，参加考试后再说，我答应了。

在家复习阶段，开始我还真是下了功夫，数学、语文是自己复习；英语，向一位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老先生请教，因为我高中时学的是俄语，所以英语是从字母学起。没过多久，知青下乡政策又有了新消息，说：“家庭有子女下乡的，身边可以留城一个”。这使得我准备参加考试的心态产生了变化。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的大弟弟小我不到两岁，我要是不下乡，下面的弟弟是必须下去的，所以我决心还是下乡去。一晃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师范学校的考试如期进行，我也去参加了考试，报考的是体育班，可结果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考试结束不久，我专程去了一趟临河我大表姐家，一是走亲戚，二是了解插队的事情。当年从呼市到临河的火车多是慢车，逢站必停，我坐的是早上八点多的车，正点的话也要走近十个小时，要是晚点那就没谱了。我心理上已有所准备，带了一本《红旗飘飘》路上解闷。

当年是绿皮火车，我的座位是靠近车厢门口，坐在我里边的和我对面的是三个女子，自从我上车，就见她们身披蓝色和灰色的外衣趴在小桌上埋头大睡。列车走出了四、五站地，上车的老乡们多了起来，个个都是大包小包，连车厢的通道上、两车厢的结合处都紧紧地挤满了人。我脚前的地板上也被席地而坐的人们占领了。那个年代车厢里不禁烟，男人们打发寂寞的方式就是抽烟、聊天、打牌；女人们唠着家常，有的嗑着瓜子磨牙消遣。有些人根本不在乎公共环境大声说笑着，车厢里显得乱乱哄哄。好在是夏天，车窗多是开着的，当列车开动后，车厢里的烟气就会被气流涤荡干净。

我看过一段书后，有些坐不住了。令我疑惑的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身边的这三位女子一点也不介意，仍然埋头酣睡。当时我猜想，她们可能真是太累了。临近中午时分，有一位壮实的年轻男子挤了过来，操着天津口音叫醒了三位女子，说：“都中午啦，还没睡够”。只见这三位，慢慢地直起身来，懒洋洋地用手拢着凌乱的头发，揉了揉略肿的眼泡，伸着胳膊，抻着懒腰，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从外表看上去，她们不在乎自己的妆扮，已经没有了学生的稚嫩。当她们看到我时，又有些要掩盖着什么似的，显露出了窘态，相互嘀咕着。一段时间过后，其中一个皮肤微黑，略显清瘦的女子问我：“你是哪个团的？”我先是一愣，但马上就反应了过来，她是把我当成了兵团战士。

当年的我，是体育爱好者，游泳、滑冰、篮球、足球都是强项，尤其是夏天，晒得黑不溜秋的，更显得“四肢发达”，脑门上三道深深的横纹，又掩饰着我的真实年龄，这也就怪不得她们误认为我是兵团人啦。

那些年，我不爱说话，除了家人外，更是很少与女性说话，尤其是对年轻的女性基本没话，可能是我家只有兄弟而没有姐妹的缘故吧，以至于高中的女生还给我起了外号“青面兽”。我简单地敷衍着与那位女子对着话，得知她们在五原站下车，是探亲后返回兵团的战士。后来，我们就基本无语了，我又翻起书来。但通过她们之间的对话，我能感觉得到她们恋家的心情和返回兵团的无奈。我猜想，她们略带肿涨的眼泡不仅仅是埋头沉睡的显现吧！

我在大表姐家住了两天，说明了来意，我姐夫带我去了城关公社，进行了实地考察。那里地处河套平原，辽阔的良田郁郁葱葱，高大的树木排列整齐，形成了网格式的绿化带；成片的果园，林木茂盛，硕果累累；大片的瓜田，藤叶健壮，瓜大瓤甜。这里独有的西瓜，“三白瓜”，白皮、白仔、白瓤，沙甜沙甜，瓜瓤沙呈现小米粒状的颗粒，吃到嘴里就像砂糖粒一般，下咽时需要口腔里的唾液将它溶解成糊状；就连这里的西红柿都甜得齁嗓子；“华莱仕”甜瓜更是名声远扬。这一天，可让我过了吃瓜的瘾，那种感觉至今都令我回味无穷。

接待我们的老农始终都是满脸堆笑，看得出他是发自心底的表露，喜兴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上啦！这里真是地肥、水足、生态美，庄稼、瓜果，惹人醉，好一幅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据说能进入这个公社的知青都有相当的家庭背景。当年，我姐夫是巴盟公署的干部，他热心地对我说：“你愿意来，我可以试着联系联系”。他还介绍说，周边两百公里内多是半农半牧区，纯牧区就接近边境了，气候恶劣，生活艰苦，交通很不方便。而我听后，根本就没有气候恶劣，生活艰苦的概念，还是坚持要去牧区，心想了解了解锡盟的情况再做决定吧。

在返回呼市的列车上，仍然是乘客拥挤，嘈杂熙攘，而我的心思已经完全不在车厢里，对周边的环境也不再介意。

奔赴草原

1973年“十一”过后，我做好了去锡盟插队的准备。母亲说，过几天她去锡盟公出，单位正好有车，让我与她同去。说实话，我在家实在呆不住了，听说有顺便车去，这才又等了下来。我有个表姨家在锡林浩特，可是我没有见过面。母亲说，她们从小一块玩耍，参加工作离家后好多年都没了联系，近两年才有了消息，正想去看看。

在那个年代，从呼市去锡盟确实不方便，公路多是土路，又没有直达的火车。一条路线是乘火车到集宁南，换乘“集二线”，就是集宁到二连浩特的火车，在赛汗塔拉站下，住一晚，再换乘去锡林浩特的长途汽车；另一条线，是乘火车到张家口南下，住一晚，到张北乘长途汽车，走两天才能到达。当年，文革中母亲的身心被摧残得已经是相当虚弱，还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大冷的天，坐汽车，六百来公里，路况也不好，要走两天，她身体能行吗？事后才知道，母亲是为了送我，特意争取到了这次公出的机会。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记得是10月20号一大早，我带上了行李卷和母亲用过的一个柳条箱，弟弟推着自行车把我们送到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北门。开212吉普车的师傅是“老张司机”，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他是东北人，也是师院建校的元老，他为人和善，平时总是笑眯眯的。他的儿子比我大两岁，足球踢的好，是我们的球友，也是好朋友，他的女儿是我小学班的同学，我叫他张叔。同行的还有一位蒙古族老师，名字叫“驼峰”，这个名字很有特点，而且他还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像瓶子底似的，让我记忆深刻。他俩都是我父母的老朋友，看着我从小长大，所以交流上非常融洽。

张叔看我穿了件“栽绒领”棉袄，对我说：“草原可不是城里，要多穿点儿，天气说变就变。”我指着柳条箱笑着答道：“还有皮大衣呢。”张叔指着站在一旁与我母亲说话的“驼峰”老师又说：“你要向他学，皮大衣，皮帽子，全副武装，一看就知道是‘老牧区’”。

说话间，我们的车出发了，沿北线，经四子王旗、苏尼特右旗（西苏旗）、苏尼特左旗（东苏旗）、阿巴嘎旗前往锡林浩特。10月下旬，内蒙的天气已经很冷，虽然是个大晴天，但212吉普车的保温不好，四处透风，我们穿戴的棉袄或皮大衣都派上了用场。

这是我第一次乘汽车远行，对沿途的景色也很关注。但是，当我们离开四子王旗后，映入眼帘的却是空旷如野的田地，延绵不断的丘岭，枯黄无际的草场，只有离路不远的电线杆子一字排开，支撑着、引拉着略带下弯的电线通向远方，这也是我能看到的唯一的标志物。我在想：“这电线杆是多好的标记呀，顺着它走就能找到公路啦。”

当年的公路都是砂石土路，虽然也有养护，但多数都被车辆碾成了“搓板”，很是颠簸。只有车速控制在每小时40到45公里的时速时才能使车辆相对平稳些。一路上，长辈们讲着他们的事情，而我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车外的景物上，当看到远处荡起一股黄土时，就知道会有车辆通过，但能见到的车辆少得可怜，甚至有时盼望着，能再次看到远处有荡起的黄土出现。车不紧不慢地的走着，看不到住户，更见不到人烟。

接近黄昏时，我们到了苏尼特左旗（东苏旗），准备在这里歇脚。令我吃惊的是，这里满地的细沙，每迈一步都会抠出一个脚窝，很是费力。房屋的北墙后竟是沙堆，已经与房顶同高。“驼峰”老师看出了我的疑惑，说：“这都是流沙，随风移动，房后的被挡住就留下了，超过屋顶的就被风刮走啦。”这里没有街道，也没有像样的建筑，因为天色已晚，我只看到沿路的几排土平房，招待所是青砖“四角硬”，算是较好的建筑了。

我们来到路边唯一的一家食堂，屋里的面积不是很大，但也不小。室内灯光昏暗，三处灯口下，接的都是双灯泡，忽明忽暗，一看就知道是电压不稳，把两个灯泡串接了起来。十来张两米多长的长方形木制餐桌和长条木凳摆放的还算整齐，地当间是一个齐腰高、一抱粗的黑铁皮大火炉，倒是很暖和。屋里没有吃饭的人，只有三、四个30多岁的女服务员围着火炉坐着聊天。

服务员见我们进来，赶忙起身招呼着。我惊异地自言自语道：“没人吃饭”？服务员说：“班车还没到呢。”我这才弄明白，原来这家食堂主要是为路过的长途班车开设的。我们吃的是馅饼和肉汤面，馅饼是纯肉馅的，皮薄得都破了馅也不散，整个是一张肉饼；肉面汤里有好多手指节大小的肥羊肉块，汤上漂着满满一层浮油，长辈们都嫌油大，我可是解了馋。在那个食品按人头供应的年代，能有这样的美餐实属罕见，确实是美餐！

第二天一早起来，地上已经遮遮掩掩地铺上了一层白色，天上的雪花像柳絮一样还在无声无息地飘落着，空气是那样的清爽，我忍不住深深地吸了几口。心想，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草原的天气说变就变”。喝过奶茶，我赶紧从柳条箱里掏出了皮大衣，又继续乘车出发了。

这一路，雪虽然下得不大，可我们车上的雨刷器一直都没闲着。车里，长辈们还在聊着天，我仍然注视着窗外的景色。远处的山丘起伏延绵，近处的“脑包”已经被飘落的雪花镶嵌的黄里藏白。车不停地前行，可方圆几十公里不见一棵树，没有一处院，我觉着奇怪，心想：“人们都住到哪儿去啦？草原再大也应该有人吧！”后来飘雪密集了起来，眼前已是一片灰白……

又是黄昏时，雪渐渐地小了下来，我们的车翻越过一处高坡时，眼前出现了一片星星点点的灯光，张叔提高了嗓音说：“锡林浩特，马上就到了！”我的心情立刻激动了起来，目的地就要到啦！

插队落户

来到锡林浩特，看到袖珍型的草原城市，令人耳目一新，感到格外亲切。通常在城市里经常穿行的大卡车、小汽车和行人都很少；大街上骑自行车的人也不多；而三套马车、单马车和骑着马、身着蒙古袍的牧人倒是不少。

市中心唯一的柏油“十字”路就像是一个大坐标，路口的西北侧，是盟宾馆和影剧院；东北侧是“新华书店”；西南角是一个“理发店”和“洗澡堂”；东南角是服务楼“招待所”。路口的正北方向通向“敖包山”，路边西侧是二层楼的“红旗商店”，大约有十多亩地的“红旗广场”就在商店的北面。“敖包山”上有一座“贝子庙”，当年阿巴哈纳旗的办事机关也在此处，占用了庙里的部分房屋。

“十字”路的正南方向通向草原站，沿路建筑不多，只有路西的青砖平层院落“盟医院”，算是明显的建筑，再往前仍然是空旷的草场；正西方向通向老城镇，这里都是老住户，以四角硬的平房居多，“西商”是镇里唯一的综合型商店，也是平房；正东方向是新建的“火”电厂，也有新开发的生活区，那时“东商”刚刚建好，还没开业。我的表姨家就在这边东南方向的“牧机校”院内。

在休整的两天时间里，晚上我们到表姨家拜访、聊天。“文革”后，我姨姨因身体原因在家休养，姨夫恢复了工作并担任了“牧机校”的领导职务。母亲与他们聊得很开心，自然也就说到了我插队的问题。

我姨夫是个满腹经纶的学者，而且对蒙、汉双语的语言、文字相当精通，已经在当地工作、生活了近二十年，情况非常熟悉，而且他家邻居“包师傅”的亲戚“仲乃”老人，就在距锡林浩特几十里的胜利公社四队当保管。我姨夫介绍说：“仲乃老人是独身、东部蒙族，汉话说的挺好，他常来牧机校，我也多次去过四队，我们很熟悉。”通过姨夫的介绍，我选择了这里，在阿巴哈纳尔旗“伊利勒特公社罕尼乌拉大队”，即：胜利公社四队插队。母亲和姨父还斟酌着给我确定了带有汉语词义的民族名字“塞力罕”，达斡尔语和蒙古语词义相近，汉语的意思是“风”，寓意让我在塞外草原拥有罕见超凡的能力。

第三天一大早，我来到了当年设在“贝子庙”里的“知青办”，红漆立柱，青砖瓦房，高出地面约40公分的青砖台阶走廊环绕四合院，通向各个房间。“知青办”设在东侧厢房，房门敞开着，房屋间量不大，约有20多平米，也是青砖铺地，古式的木制门窗漆着外红内绿的漆色，门槛高有近20公分，进入屋内时，都要有意识的抬高腿脚。

办公室里摆有三张办公桌，只有一位工作人员。他个子不高，长得清瘦，穿戴朴素，面无表情。我说明了来意，并向他打听“钱主任”，他答道：“我就姓钱”，并起身用带有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友善地让座并与我交谈。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正式的场合受到成年人如此热情的接待，真还让我受宠若惊地有点不习惯。

他一边看着我提交的材料，一边向我介绍说：“你们呼市已经有三个知青来了，阿尔山公社一个，跃进公社一个，胜利公社五队一个，你是胜利四队。”随后拿出了“介绍信”，郑重地对我说：“你可想好喽，我一签字，你就是我们这儿的人啦！”我看着他那诚恳而真挚的眼神，毫不犹豫地说：“签吧！”。

我拿上“落户介绍信”后，心里还真有一股难以形容的滋味，插队有了着落，成了“牧民”，面临着难以揣测的未来……

我转身要走，钱主任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嘱咐着说：“你们公社就在敖包山北边，八里多地，骑车子就能去。”钱主任对我一个初来乍到的小知青，如此关照，真令我感动，当年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当天下午，我又搭乘“老张司机”的212吉普车到了公社。这里没有院落，没有标识，只是在几排民房的最南面有东、西并列的两排平房，每排都有二十多米长，青砖四角硬，青瓦人字顶，整栋房屋的北面只有一个朝东开的门斗。

我来到东侧的一栋，进入门斗是一个直通的走廊，走廊南侧是一间间单间办公室，大约有七、八间。这里见不到人，我从房门上的玻璃看向屋里，一间间向里找着，找到了公社秘书，他身着蒙古袍，用生硬的汉语接待我，给我签办了“户口”和“购粮本”。

他看到我的名字，抬起头打量着我用蒙语说：“其蒙古噜？（你是蒙古族？）”我向他笑着答道：“达斡尔”。后来他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懂。不过可以看得出，他对我有一种亲近感，很快就办完了手续。秘书看出我不太懂蒙语，又用生硬的汉语说：“公社有粮站，你可以去四队啦，我会通知你们队长，安置费和用品都会给到你们队里。”

两天后，还是“老张司机”开车送我，同我母亲和姨夫一同来到了距锡林浩特以东近五十多里的四队。队部坐落在通往西乌珠穆沁旗的公路北侧，所谓公路就是多年被汽车碾压自然形成的草原路。所谓的“队部”是一个夯土围墙的院落，紧挨着院落的东北方是一座较高的慢坡丘岭，院内坐北朝南有八间泥草垛墙的土屋，是这条公路离开锡林浩特向东沿路的第一处定居点，人们称之为“八间房”。

“仲乃”老人住在西把边的两间房子里。外屋沿墙摆放着杂物和锅灶，里屋是南炕，沿北墙是一个老旧的红漆躺柜、几个粗布米面粮袋和一个盛水的大瓦缸。老人家见到我们非常热情，把我们让到里屋，又是倒茶又是让座，家里很暖和，我们一同进来好几个人，穿戴的又厚，显得空间有些拥挤。我姨夫是老熟人，干脆脱鞋上炕盘腿而坐，谈笑风生地介绍我的情况。姨夫对待牧民的工作方式真接地气，令我敬佩。

“仲乃”老人有着健壮的身体，当年五十多岁，身高一米七十多，圆头短发，古铜肤色，腰直胸阔，底气十足，带有沙哑的嗓音厚重响亮，看得出他是个性格外向和直爽的人，我蛮喜欢他的。“仲乃”老人时而用蒙语，时而用汉语与我们交流着，他对我说：“队里有头年来的十来个知青，家都是锡林浩特的，天儿冷了都回去了，天暖和才来呢。你安顿后先回锡林浩特也行，过两天队长来了我告诉他。”我还是选择了留下来。

人们说话之间，我到院里转了转。这排房子的最东边一间是生产队的小卖铺，接过来就是拖拉机棚，两间库房和两间队部办公室，所谓的队部办公室是里外套间，门窗都没有玻璃，只有本木的门板和窗框，连油漆也没上。外屋一进门是一个半间房的隔断，下面土墙，上半部是木窗框，从靠右侧的门进去只有一个大灶台；里屋有一铺北炕，炕毡卷在一边，屋内再没有别的家具，地上、炕上还留有许多羊粪粒儿。我心想：“这有多少日子没人来过啦？哪叫队部办公室，简直就是破旧的空房子”。

院里还有一顶蒙古包，住着一家人，是一个年轻妇女带着她的三个未成年女儿和老母亲。院外的西边另有一座蒙古包，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儿子相依为命。

水井在院落的西边约三十多米的地方，井深约三米，要靠拎水斗提水，方圆十几里的人、畜饮用水都在这里。除此之外，就是空旷的茫茫草原，南端远处是“白音高勒”草场和较高的山丘，东北端远处，清晰可见的就是延绵不断的“罕尼乌拉”山。天气虽然很冷，可我全然没有感觉，好像自己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天色已经渐晚，我向母亲一行道了别，站在路口，目送着渐渐远去的汽车，思绪就像公路上荡起的扬尘，久久不肯散去……

初到四队

10月末的草原，牧草已枯黄，夕阳沉落，欲被山丘遮挡，黄昏的寂静，来的这样突然，我只身留在四队，确实有些彷徨。这里没有麻雀回巢的“喳喳”喧叫，也没有城里杂乱的声响，在队部路南的土围墙边有几头牛呆呆的站着，周围安静得我都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失聪了。

三十米开外的井沿上，正有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提水，向牛车上的木桶里灌着。我看到她们一水斗、一水斗的从井里向上提，很是不易，想帮帮她们，就径直走了过去。

通往井台的路上，地面凹凸不平，凹下的地面露着白黄色的硬土，凸出来的多是荆棘草的根系，一簇簇的有铁皮脸盆大小。我心想：“这不就是扎大扫把的枝条吗？这里到处都是，城里还得花钱买扫把，在这里自己扎都行。”

走近井台，看出两母子长得非常相像，白晰的皮肤，大大的眼睛，棕黄的眼球，高直的鼻梁，略厚的嘴唇，人中显得有点长。母亲穿着蓝色的棉袍，腰间系着橘黄色的腰带，头上扎的是白色的盘头围巾。男孩穿着土黄色的便装棉衣裤，裤腿插在高腰的黑色马靴里。虽然他们的穿戴已经略显脏旧，但凸显着一种民俗的现实美。

我走上前去，那妇女先向我开了口：“赛努-”（蒙古语：你好）。我也向她问候了一声：“赛努-”，这还是前两天我姨夫告诉我的礼节，现学现卖，真还用上了。然后我说：“让我来”，就从那妇女手里接过水斗子。

以前我学农劳动时，用过带摇把辘轳的那种铁桶水斗，手拎的这种粗帆布水斗还真是第一次用。我把拇指粗的水斗提绳顺到了井下，感觉水斗触到了水面，又向下顺了一节提绳，按提辘轳水斗的方法等了一会，向上一拎，水斗轻飘飘的，没盛上水。“哎”！我有点纳闷。站在一旁的妇女早看出了破绽，开口笑着说：“嗨嗨，特勒保勒惠（那样不行）。”边从我手里夺过提绳，边做着示范说：“恩各得（这样）。”只见她把手中的提绳向身右侧一摆，稍等片刻，她手中的提绳就被重物拉直了，再向上倒着手，把满满一斗子水拎出了井口。当时我真是羞愧，自己都感到脸在发烧，赶忙接过水斗，拎到“勒勒车”边，把水灌到车上的大木水桶里。不一会，水装满了，她们母子向我致了谢，赶着牛车，沿着路辙向北面走去。

回到“仲乃”老人的屋里，大红躺柜上一个罩有棕色皮套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正放着蒙语广播，蜡烛的光亮显得昏暗，屋顶和墙壁上糊的都是报纸，映现出人体的黑影，习惯了电灯照明的我，还真不太适应。

深红色的小炕桌上摆放着筷子和一碗热乎乎的面片，“仲乃大爷”说：“蒿勒伊得（吃饭吧），都快凉了。”我感激地说：“谢谢大爷，您也吃吧。”“我吃过了，锅里还有。”他边说边拿出一个5斤装的白色长方形塑料卡子，又拿出一个装量三两的玻璃高脚杯，满满倒了一杯白酒，坐到炕桌前，面带笑容的地说：“艾勒和喔努（喝酒吗）？”我含笑答道：“不会喝”。其实，高中时每到逢年过节我们也喝过酒，可初来乍到的，还得装着点。他好气派啊！用的是高脚杯，在城里也是上讲究的。大爷又掏出一包纸烟，是白盒的，就是彩图朝里，白里朝外那种，拿出一根对着我问：“达莫嘎喔努（吸烟吗）？”我摇了摇头，确实我不抽烟。

我们爷儿俩盘腿对坐在炕桌前聊着天，他呡着酒，抽着烟，我吃着面。面可真好吃，白水、咸盐、羊肉干，没有调料，没有菜，面汤油水不大，略带稠汁，香汤原味，非常可口。我一连吃了三碗，把锅底刮了个干净。大爷怕我没吃饱，一个劲儿的还要给我再做，在我的再三解释下，他才罢休。接着他又端上一盘炒米说：“伊得（吃吧）。”我用吃饭的碗倒了一碗黑砖茶，捏了一点炒米放进茶里，一是品茶，二是省得洗碗。大爷看出我的用意，带着喜悦的表情说：“恩扎鲁，宝勒系的（这年轻人，还行），饭吃的惯，茶能喝，盘腿也行。”说的我还真不好意思。我表白说：“在家我们也这样。”

说话间，我注意到了茶碗，简直太漂亮啦！是只“龙碗”！十公分左右的碗口向外略撇，细腻的羊脂白瓷胎上绘有金丝边、红绣球和青麟龙的图案非常好看。大爷用的也是同样的茶碗，我随口说：“这么好的碗，用来吃饭多可惜呀”！大爷笑着说：“好东西多着呐，都是庙里用的，咱们队有好几个喇嘛，他们家里的好东西更多。”

这一晚，我和大爷聊了很多，从家里聊到呼市，从锡林浩特聊到四队。睡觉时，大爷在炕头，我在炕梢，我看了一下手腕上的上海牌全钢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熟睡间，突然我感到有强烈的光线刺眼，睁眼一看，是窗外的阳光照射进来，大爷正在屋外卷着牛皮纸制的保温窗帘。我从小参加运动训练，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可这天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外面的空气好新鲜，我挑起水桶准备去担水，大爷说：“小子，缸里还有呢。”其实我看过，确实还有多半缸呢，我只是想去练一练用水斗子提水。

担水回来，大爷夸奖说：“你干活有两下子，切喔（喝茶）。”我看着炕桌上已经摆上了炒米、奶豆腐，还有茶，可这茶的颜色有些发白，茶水也不很清亮，可又不像加了牛奶，我尝了一口，有一股糊香味，“嗯，好喝”，我自言自语道。大爷得意地给我讲起了面茶的制作方法，又介绍了如何熬米茶，我们爷儿俩又聊起天来。

接近中午时分，队部的院里热闹起来，有骑马来的，有赶牛车来的，有乘单马车来的，还有骑骆驼来的；有男的，有女的，有大人，也有孩子，有中年人，也有年轻人。仲乃大爷的小屋里人也多了起来，像走马灯似得，来一拨，走一拨，进进出出的有些混乱。我看得出，来人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大爷不厌其烦地向来人解释道：“玛奈斯和滕（咱们的知青）”。我觉得奇怪，问大爷：“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大爷说：“小卖部提货回来啦，他们是来买货的。”我自言自语道：“我也去看看。”便起身走了出去。

知青队长

这天还真是个好天气，阳光明媚，气温暖和。队部的院子里，人们相互打着招呼，说说笑笑的好是热闹。

小卖部的门口更是人头攒动，我凑近了一看，不大的屋里，挤满了人，靠近门口处，纵向是一个长台，上面铺着灰白色的羊毛大毡，把人们与货物隔离开来。长台的外檐与西墙之间也就一米多的距离，靠前的人都是上身趴在台面上，后面的人掂起脚向前探着身，有的干脆趴在了前排人的身上，相互挤着，好像是来领白给的东西一样。女人们接受不了那场面，无可奈何地站在门外，等着叫“号”。

屋里靠东墙摆放着简易的货架，上面有香烟、火柴、蜡烛，牙膏、香皂、肥皂，毛巾、牙刷、手绢，茶缸、暖壶、洗脸盆等日常用品；货架前的地上也凌乱的摞着装货的木箱和纸箱，有的开着盖，有的敞着口，货物有糖块、砖茶、点心，红糖、白糖、大粒盐，还有一个能装50斤的专用大酒篓。

老乡们倒是很自觉，别看在柜台上挤的乱成一团，但买货的顺序可不乱，自觉的形成了先来后到，而且还相互谦让着。售货员可是忙的不可开交，就一个男青年。他叫孔建忠，进货卖货就他一个人，是我们的知青队长。只见他边询问老乡，边取着货物，还“噼里啪啦”打着算盘，动作麻利，态度和善。“其尤阿巴拿（你买什么）？”“特勒阿巴呀（买那个），吉和勒（糖块）、包博（点心）、达布酥（咸盐）、取灯（火柴）……”一人接着一人，没有一时停闲，我见他卖货如此忙碌和投入，没敢打扰他。

孔建忠，一米七出头的个子，稍微有点溜肩，长方脸，高鼻梁，长相端正，毛发不重也不淡，说起话来总带着笑，严肃起来也带着威严。晚上，他闲下来后，把我叫到小卖部，临近门前，他到院外墙后去解手，自言自语道：“他哥儿的，这一天忙的，脚后跟都朝前啦，连撒尿的功夫都没有”。

进到小卖部，我才发现里面还有套间，截有一个隔断，下半部是土墙，上半部是小块窗框的玻璃窗，和外屋的门窗一样，都是原木本色，没有刷油漆。窗下是一张单人床，行李卷上摆放着子弹带，斜立着一杆半自动步枪。床头前摆了一张学校用的单人课桌，不到六平米的空间，剩下的面积就只有一个人走动的过道了。正对着里屋门，有一个小灶台，炉膛里正烧着火，铁皮炉筒接成了右旋90度的L形，一直沿北墙通到房间东北角的烟道口，房间里也算暖和。屋里是土墙，连报纸都没糊，点着蜡烛也显得黑乎乎的。我俩斜坐在床上，交谈了起来。

他很健谈，了解了我个人的情况，也聊了聊队里的知青。他说，队里共有11名知青，七个男的，四个女的，并掐着指头数着：“论年龄男生我排行老大，陈国栋排行老二，有个小雪排行老三是蹲点来的挂职干部，回去了，王国庆排行老四，李银排行老五，范群英排行老六，李新民是后转来的，建国是队里的拖拉机手，以前是公社的放映员，后来转到咱们队里来的。我们刚来时拜了把子，都按排行叫，也就是‘老二’和‘老六’两人的外号叫开了，别人都没叫起来。

女生有托娅、锡林高娃、田桂杰和王振华，我们都是锡林浩特的家。北京知青都回去了，就赵宝勋抽到公社粮站，找了公社小学的老师成了家；还有一个女知青裴丽华嫁给了牧民，现在搬到煤矿了。另外还有两名回乡男知青，白金鼎和青海，他俩也都娶了媳妇成了家，青海是赤脚医生。”“队部院外的两个空蒙古包就是咱们知青的包，天冷了，大家都回浩特了。”“咱们知青还养了条狗，是白狗，小时候不知是谁家的，在院子里没人管，看着怪可怜的，喂大了变成白颜色了，人家都说白狗仿主，管它的呢。这家伙也怪，专咬穿蒙古袍的，有一次差点把小马倌的弟弟咬了，可把我吓够呛”。

我听着他没有遮拦的、津津乐道的讲述，立刻就对他产生了亲近感，用心地听着。他又友善地说：“我在公社见到金巴队长了，你来队里他也知道，这两天他就会来队部，安排你的事。”这让我很是惊讶，问道：“我刚到一天，这儿也没电话，他们怎么知道的这么快？”孔建忠一口接一口的抽着烟，笑着说：“老乡的消息灵着呵呢，别看没电话，邮局一个礼拜才送一次报纸信件，可有点情况队里很快就知道了。”他的烟抽的很凶，据他自己讲，一天差不多要两盒。本来不大的空间里，让他熏的我眼睛辣蒿蒿的。

他还向我介绍了大队里的领导班子和主要人员，“党支部书记全布勒，是复转军人，家里包了生产队的一群羊，有一千多只；队长金巴，是坐地户，家里包着牛群，有七十多头，解放前他就给本地大户人家放牛放马，摔跤是一把好手；副队长丹德布，家是咱们四队的，前几年到五队当了副队长，去年回到咱们队的，现在包了改良羊群，有六百多只；会计宫德布，是金巴队长的小舅子，家里也包着牛群，有四、五十头；现金保管图门羌日布，包的是骆驼群，三十多峰；保管刘昌，住在农业队，种些蔬菜。

队里有四群马，老马倌车加布的马群最大，有四百多匹；敖日布的马群有三百多匹；小马倌伊和巴雅尔的马群是改良群，有一百多匹，达乎勒宝利格放的是鼻疽马群，也就几十匹。”“咱们队还有两台拖拉机、两处机井，一台‘铁牛五十五’，咱们知青建国开着呢；另一台‘铁牛二十八’是一个年轻牧民白斯楞开着呢；队部后面的机井由回乡的白金鼎负责看管，‘十五号机井’在通往农业队的路上，由周国祥负责，他还有个弟弟周国顺，那家伙可是个活宝，哪儿有他哪儿热闹，可他就是怕蛇。一次劳动，有人故意逗他，向他扔去一节草绳，把他吓得脸色都变了，‘滋哩哇啦’撒腿跑得老远，我都担心别把他吓出毛病。”

“队里还有三挂大车，农业队‘郭瞎子’赶一辆，巴勒柱赶一辆，巴图赶一辆，巴图这小子倔脾气，队长、书记都指挥不动，就跟咱们知青好，这次就是他给我拉的货。这家伙有才，四胡、马头琴、笛子样样都会，当年北京知青的小提琴和口琴，他第一次见到，拿起来鼓捣几下就会了，真聪明。”……他滔滔不绝的讲着，恨不能一股脑的把队里的情况全介绍给我。

初次交流，他就把我当成了知己，聊得兴致勃勃，我哪有那么好的记性，就当成故事听着。不过我对他的第一印象相当不错，看得出他是一个热情、随和、正直，勇于担当的人。

（注：部分插图选自网络）

2015年11月13日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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