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 | 陆耀文：我在社办企业公关送礼跑供销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陆耀文，1952年上海出生，江苏省溧水县柘塘乡艾园村插队九年半，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中学教师当校长至2012年退休。

原题

我在社办企业跑供销

作者： 陆耀文

推销水泥期货

1973年春的一天，我蹲在门口，一边吃饭，一边和几个邻居聊天。有个邻居叫谢嗣德，在公社农机站工作，他看到我手上拿着我叔叔的来信，信封是合肥市硬质合金研究所的，问我：“你叔叔在这个单位工作吗？能不能请他给公社农机厂买一点刀头？”

我和谢嗣德去了合肥，买回了20公斤硬质合金。按照当地的土政策，我进了公社农机厂当徒工。

在农机厂上班没半年，我又被调到公社工业办公室，帮公社筹建水泥厂和造纸厂。

一开始，副主任万玉带着我，到上海为新建水泥厂筹款。就是用半年以后可能出产的水泥产品，卖给需要水泥的单位。客户提前支付的水泥货款，就被我们用作了建设水泥厂的费用。那个时候，各类物资都非常紧张，需要水泥的地方很多很多，我们这种筹款方式还是有可行性的。

万玉是我们村里的复员军人、大队副书记。1969年2月，我从上海到江苏溧水柘塘公社插队，就是落户在万玉的村子上，属于投亲靠友。

说投亲靠友有点假。我外祖父是上海畜产公司的退休工人，到这里给大队办了个皮毛加工厂。利用外祖父的手艺和在上海的关系，万玉把皮毛厂办得红红火火。我是68届初中生，这一届在上海是一片红，全部分往边疆地区。我呢，利用了投亲靠友的政策，靠万玉弄了点假材料，回“祖籍”到外祖父身边插队务农。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外祖父被原单位上海畜产公司抓走，村里办的皮毛厂很快也被县里接收了。公社成立工业办公室，办工业有经验的万玉当了副主任。

我和万玉带着石灰岩的成分分析报告、水泥厂设计图和借款合同，直奔上海我三叔的公司。三叔在上海生产资料公司工作，那时候，所有的上海出产的生产资料都要通过生资公司分配出去，全国各地都有专门的人员常驻在生资公司里，协调配额。他们肯定知道哪些单位急需水泥。

三叔拿出通讯录，写了两张纸条，说：“这一张上面三个人，我曾经听说过他们单位需要水泥，你们去试试。下面两个人是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地方代表，路子非常广，肯定知道哪里需要水泥，去找他们。”

我和万玉在上海呆了一个多月，见了无数个人，回答了无数个问题，一套说辞锤炼得炉火纯青。我们的旅馆渐渐地成了接待站，需要水泥的采购人员都跑来套磁、探底、讨价还价。

东海舰队的一个政委，他的家乡需要水泥，我和万玉在军港边上转了转，在政委的苏式小楼里吃了饭，喝了茅台，但是什么都没谈成。政委既借不出钱，又想要调拨价。

上海有个大单位需要的水泥量很大，也愿意借款，但表示要去我们那里考察。之前，有很多人都想去考察，我们都以各种借口拒绝了。我们那边是见不得人的，尽管工地上已经热火朝天了，但离成型还差得好远，根本无从判断半年以后能不能出水泥。但这家要的水泥量太大，谈成这一家，水泥厂的建设费用就用不完，公社决定接待他们。由万玉陪他们去，留我一人继续在上海谈借款业务。

万玉带的上海大单位那笔生意没有谈成，我却幸运地谈成了一个两万元的借款供货合同，等万玉回到上海的时候，公社来电话说，款子已经汇到账户了。

有了第一笔，下面就好办多了。那张借款供货合同动不动就被我们拿出来作样板，给正在犹豫的客户看。

签第一笔合同的时候，我多了一个心眼，我给客户的水泥价格是低于市场价十元一吨的，酒桌上，我非常诚恳地请客户替我签一张假合同，上面的水泥价格完全按市场价，再在背面写上“作废”二字，签上我的名字。这样，我给后来的客户看的是一张按市场价签的借款供货合同，我再给他一个稍低一点的价格作为优惠，对方心里就非常舒服，认为拿到了最低价，谈判就顺利得多。

我和万玉离开上海的时候，是带着五十几万借款供货合同走的，超额完成了任务。

精怪老葛

水泥厂正式投产了，虽然运转还不是那么顺畅，但是每天生产出来的那么多水泥，都是可以换成真金白银和各种物质的。公社白书记和万玉就想去推动柘塘公社工业发展的第二步，建一个造纸厂。思路还是跟办水泥厂差不多，利用本地丰富的廉价资源加工成工业制品出售。我们有遍地的稻草，稻草就是制成初级纸制品的最佳原料。我跟着采购员老葛前往上海，肩负着购买整套造纸设备、聘请技术工人的重任。

这事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动员了许多力量寻找造纸厂的线索。有个上海造纸八厂的青年工人，老家在我们相邻公社，他弟弟在那儿插队，很苦，他说他们厂有一套造纸设备淘汰下来了要卖。在他的引荐下，我们见了他们的副厂长、设备处长，洽谈比较顺利。唯独有个难题，出售大型设备要经过上海造纸总公司批准，而我们一点路数也没有。

老葛什么负担也没有，说“走”，我们就到了江西中路的上海造纸总公司。进不去，说购买东西要通过上海生资公司转介绍信。老葛就说是革委会副主任的老乡，那位管设备的副主任正好也姓葛，我们就进去了。到了葛主任的办公室，葛主任正和几个人在开小会，没人理我们，我们就在外面转了一圈，再进去他们还在开会。老葛走上前，跟主持会议的人说：“我们走了，明天再来，你们忙，你们忙。”边说，边鞠着躬往后退，退到门口，就出来了。

老葛长相猥琐，不到1米6，一天到晚穿一件白府绸衬衫，里面的背心满是窟窿。他是无锡那边的人，爱人的娘家在我们公社。公社为了发展工业，在社会上广招人才，老葛原来就是干供销的，被公社干部所感动，答应来帮一段时间的忙。

第二天，葛主任不在，办公室的人说，到闵行去了。我们在外面吃了午饭，下午又去。葛主任还没有回来。

晚上，我对老葛说：“总公司这里这么难办，明天到八厂去，看看他们那边还有什么关系，还好？”

老葛说：“小伙子，别急，明天去再见不到葛主任更好。人心都是肉做的，他三次不见我们，心里就有愧，他有愧，我们就有戏。要是一开始就接触葛主任，反而容易一句话就打回来了。”

第三天一去，葛主任又在开会，我们往外走的时候，葛主任说：“这位老同志，稍等一会，我们马上就好。”

那天，我们拿到了葛主任写给造纸八厂设备处长的一张批条，上面意思是可以出售给我们一些厂里淘汰的设备，压榨机、烘干机、卷纸机等都可以，就是蒸球不能出售。

蒸球是造纸厂的最重要的设备，是蒸煮稻草用的，是一个直径有三四米的钢球。稻草和蒸煮药液加进去，通入高温高压蒸汽，经过一段时间的蒸煮，出来的稻草就软化了，便于提取纤维质。

葛主任说，蒸球是高温高压设备，第一要考察我们厂的条件和技术力量，第二他的权限不够，要和其他头头一起开会决定。

我对老葛说：“蒸球没有买到，还是没用。”

老葛说：“小伙子，我看你这个脾气不能当采购员。我跟你说，今天只要他能卖给我们几根压辊、几条毛毯，就是成功了。只要能开这个口子，只要有继续接触的可能，我们就有机会。讲老实话，我还嫌葛主任今天太爽快了呢。下面好好抓住几次机会，问题能解决。”

我跟了老葛好长时间，走东串西。他很少回家，晚上就在旅馆里拖住我陪他喝酒，喝多了就吹，我只好忍着。老葛倒是言传身教，可是我学不会他那一套，腰弯不下来没办法。

加强公关力度

老葛走了，留我一个人在上海，盯着上海造纸总公司。

造纸厂的设备多数已经到位，现在独缺蒸球。要是蒸球能进厂，造纸厂就可以进入全面安装调试。但是葛副主任死活就是不松口，公社白书记很急，我也并不是没有努力过，三日两头跑造纸总公司，不知道去过几次了，还把几个不抽烟的亲戚家里的香烟票搜罗了，送给了葛副主任。

我跟白书记说：“这根骨头我恐怕啃不下来。” 白书记说：“还有哪个能干这事？全公社的人随你挑，看中哪个，就跟你走，女同志也行。小陆啊，不要碰到困难就往回躲。

“工办最近做出了个决议，就是要加强与各界人士交朋友的力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人家，只有弯下腰以诚待人，送点小礼物加强联系。老话说：‘张口莫骂赔礼者，伸手不打笑脸人。’你的功夫没有到家啊。”

打退堂鼓的念头，在白书记那里碰了钉子，我只好一边做一些事务性的跑腿任务，看货、办手续、交款、运输、聘请人员等等，一边继续盯着造纸总公司，盯着葛副主任。

白书记说的，所谓加强交朋友的力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力攻关。那个时候能够送出的礼，就是一些农村土特产品。一开始的鱼、肉、鸡、大米、黄豆，慢慢的，向精细、稀缺方向发展，像螃蟹、黄鳝、蜂蜜、野鸡、野鸭，都颇受上海人喜欢。

还有种倾向也在慢慢浮现，原来担任采购员都是男人，后来采购员身边往往带着一个漂亮能干的女孩。现在想来，当时白书记话中的“女同志”，大概就有这个意思。我那个时候社会阅历少，模模糊糊地感到好像是这样，又对自己说“不会吧？”

我觉得这日子很难受。主要任务完不成，都是在忙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没有以前那种成功的感觉。每次回公社往上海拿礼品，都感到心虚，感到憋屈。学着人家求人办事的样子，身上好烟不断，人家请吃饭，喝的都是我从上海带来的上海白酒。慢慢的，就有人请我在上海代买好烟好酒，农机厂的女工让我带白糖、肥皂，还有那种不要布票的化纤布料，不过我买来的布料花式，没有一次是她们满意的。

我成了公社里稀缺商品的供应者。直到有一次，在无锡十八弯的公路检查站被检查拦截，戛然而止。村里有两个好朋友过年时候要结婚，托我带烟。烟倒是不好，就是很容易买到的飞马，但是太多了，有四十几条。到了派出所，我讲的全是实话，加上我是知青的身份，民警没有为难我，烟被没收，给了一张没收凭证，就放我走了。我损失不小，但是可以不再做这些麻烦事，倒也欣然承受。

一次反向公关，我觉得很成功，就是送了几个公社干部每人一条毛毯。上海造纸八厂的几个人拿了我不少礼品，一次我去拖设备的时候，往车上扔了一条淘汰下来的造纸毛毯，没有记账。那毛毯有十来米长，两米多宽，纯白色，质量非常好，做衣服嫌厚，但剪一块下来，四周用绸布包起边来做毯子，非常暖和。我把这条毛毯拿回家，裁开了，请家里人包好边，带了七八条回公社，悄悄地给几个干部分分，没有一个不喜出望外的。给自己留了一条，一直用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

吃肉吃刁 前后一刀

工办杀了一头猪，拉了一网鱼，东西早上已经出发，送到公社的上海联络站上海知青小龚家，要我去拿一份去送给造纸总公司的葛副主任。

小龚是一个大队干部的亲戚，父亲不是官，也没有什么钱，但为人非常热情好客，人再多也不嫌麻烦，家里成了这个大队的上海接待站，后来又成了公社的接待站。慢慢地把江西插队的女儿调到了柘塘。女儿调来后，就在水泥厂工作，后来就常驻上海了。我跟他们不是一条线的，她家我只去过几次，但无论什么时候去总有饭吃。她家附近的小旅馆也很便宜，永远留房间给她家。

我得到消息的时候，人还在乡下。到了上海，马上到龚文捷家拿礼品，但是迟了，留给我的只有一块槽头肉和两条鱼。

我知道，槽头肉在乡下是好货，柘塘有句话叫做“吃肉吃刁，前后一刀”，意思是猪两个地方的肉最好，一个是最后一刀，就是坐臀，一个是最前一刀，就是槽头肉，认为猪脖子上的第一刀肉肉质板扎，有咬劲，有饱足感。但那个时候上海人就已经嫌弃了槽头肉，认为那里有好多淋巴腺体，一般人家里是不会买来吃的，否则剩下的也不会是槽头肉了。近年来，槽头肉被韩国烧烤平反了，说它肉脂如雪花般均匀分布，入喉爽口滑顺，真是莫衷一是。但是葛副主任不好说话，这肉送过去肯定讨不了好。

实际上，这事也不难处理。把槽头肉拿回家，自己到菜场重新去买块肉送去，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那时我听到了大学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心有点动。人到了上海，心思还在怎么参加高考的事情上。去菜场换肉的念头只是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就被“也许他没有那么讲究”的想法撇到一边去了。

晚上，我照过去拿到的地址，到葛副主任家里去。东西是放在一个包里的，葛副主任出来客气了几句，我就走了。

第二天，我到了造纸总公司。葛副主任见了我，给了我一支烟，说：“我们两个说，你们乡下人是不是不懂事啊，送东西怎么送槽头肉？”

我一听知道大事不妙，忙说：“啊呀，这事要怪我，我疏忽了。不过，槽头肉在我们乡下是最好的肉，专门拿来给葛主任的。”

“拿我当什么，瘪三啊。”葛主任不听我的，只顾自己出气。

“没有的事，葛主任你别生气。这事是做得不好，以后我一定注意。”

我连连道歉，葛主任还是不罢休，直到我走的时候，气氛也挽回不过来。

我不敢耽搁，立即买票回了柘塘，向白书记汇报。

白书记非常生气，说：“送东西还送出冤家来了。上海的干部都什么素质？”不过，他还是冷静了下来，让我看看市场上有没有鸡买，买两只鸡连夜回上海，给葛副主任送去。要是市场上没有，就明天早上到上海买。

第二天晚上，我拎了两只鸡又到了葛副主任家。他不收，我也生气了，说：“这是个误会，你何必为难我这个跑腿的人呢。”

最后，他还是收下了鸡。

还好，没有多少时间，全面清理“四人帮”中，这人下台了。新上来的老干部，没打几次交道，把蒸球批给我了。

把蒸球运到柘塘是个大难题。蒸球是超高物件，连平板车一起有五米多高，沿途的电线好多都要临时处理。这就需要一辆供电局的事故处理车开路，遇到电线就用挑竿把电线顶起来。柘塘没有大型的起重设备，还要借一辆吊车跟着。好容易把这些设备都借到了，柘塘那边做好了接应工作，三辆车才浩浩荡荡从上海开到了柘塘。

造纸厂调试过程很复杂，到我去上大学以后才投产。后几年，在稻草池子里毒气毒死了几个人，废水又造成了很大污染，最后关停了。这是后话。

社办工厂的供销工作，真的，桩桩件件都离不开找关系、送礼品，有时还要带点骗。但是，这些行为都是给逼出来的。主体不怎么合法，市场经济还是异端，社队企业要生存发展，只有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横冲直撞。现在回忆起来，讲老实话，我没有多少罪恶感。

我们在检讨中国模式的时候，常常指责国人没有规则意识。但实际上，中国的重大发展，哪一步不是在突破规则之后才取得的？规则严重落后或者不合时宜，打破规则就有了一定的合法性。

可惜的是，我以后的生活没有接续这段经历，获得的经验教训，没有在我后来的生涯里体现出多大的实际价值。庆幸的是，我也没有被这个污浊的社会洪流浸染熏倒，我敢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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