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 王缉宪:50年前的后浪,青春、信念、身份及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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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简历
王缉宪,1954年北京出生,人民大学计统系生产布局专业78级本科、香港大学地理学硕士,多伦多大学地理学博士。在香港大学任教24年,香港大学地理系前主任,主要研究中国港口城市的演变及运输枢纽地理。被世界银行和上海、香港、广州、珠海等城市及研究机构聘为专家顾问。参与超过40个国内外港口、机场及港口城市、城市群规划战略研究项目咨询。著有《中国港口城市的互动与发展》《世界级枢纽:香港的对外交通》等。
作者:王缉宪
我后来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推小车的工人,每车200多斤重的瓦胚要搬到架上,每小时平均六个来回,每个来回走100-250米,每天走8小时,大约6-10公里,或者按照我们今天手机“微信运动”的算法,就是每天走9000到15000步,每年从三月中走到十月底,我走了整整六年。
支撑着我,多累都能熬过来的,除了无限的青春以外,还有信念。我在三车间当过几年班长,管理三十来号人。这逼着我学会了解别人的想法,学会调动他人的积极性。信念,在我理解,就是一个人的想法里,那种不假思索就会不断坚持的东西。而每个人的信念都可能不一样。
在社会底层,其实不少人的信念很简单。一次,我班上一个合同工无论如何不肯上班,吓唬他说要记旷工也没用,我完全无法理解。但他一个老乡几句话就说服了他。事后我问,到底什么状况,这位老乡告诉我,因为有领导表扬了一个他认为不如自己的另一位老乡,而没有同时表扬他。而他坚信,自己永远在任何一方面都比那位老乡强,所以觉得不公,不上班就要讨个公道。
我不能理解这种思维逻辑以及背后的信念。我的信念和背后的逻辑,可能也一样简单,也不被人理解。
我还在读初中时,我大姐叮嘱我的话,就是我的信念:“我们出身不好,只有样样事情上都加倍努力。”出身不好,是因父亲在六六年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住在北大的劳改大院,每周拉出来批斗。数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到砖瓦厂当工人时,“老工人”们从八卦的车间领导那里知道,我父亲的工资是他们的数倍,工人的思维很简单,他们不明白也不理会什么是反动学术权威,只知道,能人才可能拿到高薪水。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我努力工作的动力。我的信念他们一样不曾理解。
努力成为工人阶级一份子,不是靠多卖力干活就行。要跟大家同心同德言行一致,那时叫“要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接地气。我做到了。我可以像他们一样骂人,什么脏字都说得出来的那种;我会和他们一起,盼望“天上不管什么云,地上总是雨淋淋”,因为这样的天,根本不能开工,我们就歇了;和他们一起,在每天八小时工作外的一小时政治学习时间里,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负责读报,我不光挑着读,还跳着读,只读我觉得有意思的段落,反正也没有人在听;而其他人,有织毛衣的,有把乡下带来的烟叶搓成碎末、自制“手卷”的,当然,还有打情骂俏、动手动脚的。学习一结束,该洗衣服的洗衣服,该吃饭的吃饭,该打牌的打牌,又是一天。简单,质朴,有什么说什么,坦荡荡活在一个没有人关注的世界。除了领导和想当领导的,没有人需要撒谎。大多数人也不会撒谎,要脸红的。
这样过下去,对我而言,如果说还有什么不适应,就是每个周末回到北大父母的家里。那是另一个世界。有一次晚饭桌旁,我不小心,说出了半句脏话,好在收住了,母亲耳朵不好,父亲对北方的脏字大概不那么敏感,混过去了。我并不知道我的父母对我越来越“工人”有没有感觉。只是记得,我第一次拿到工资,买了一瓶“玫瑰香红葡萄酒”给父亲。母亲很激动,也是晚饭桌旁,眼泪在眼眶里转,说了一句:“你最小的儿子也挣钱了,知道孝敬你了。”
前文说到,工厂和家是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实际距离,其实只有15公里。夏天,这距离骑车45分钟肯定到,早晨五点出发六点上班,凉快。到了冬天,这条路就是北京西北风的源风口。凌晨的风,像刀割。用我一个海淀中学一起进厂的工友的话说,骑到西北旺,就对得起那一天的一块五了。坐公共汽车就更难,不仅因为班次少要更早出门,而且下了车还要在寒风中走半小时才能到。但就算这样,我们这些“学生”,大部分还是每个周末都回家。那些老工人有时会问一句,“你周末回北京了吗?”
的确,那里的老工人和合同工们,只有少数到过他们口中的“北京”。就算到过,也是像今天的后浪到过拉美或非洲那种,一辈子去过一两次,然后说上无数次。他们不会像我们“学生”穿双回力牌球鞋(相当于今天用上了“爱疯”手机)。有钱就要攒下。对合同工而言,第一件事是回老家娶个媳妇,然后带回来,让老工人教教怎么能生个儿子。
我不是他们。那我是谁?这不是个哲学问题,是个身份认同问题。有一次,我作为厂里跟着那辆交通牌卡车拉货的搬运工“上北京”拉水泥,从仓库把25公斤一袋的水泥一袋一袋扛到车上,漏出来的干粉混着汗,都硬化在脖子上、衣服上。就这个样子,我们几个搬运工进了个小饭馆饱吃了一顿炒饼(因为出外勤有五毛钱伙食补贴,所以吃完8两炒饼还有钱找),然后大摇大摆走进了旁边的百货商场。当然,后果是可以想见的:所有的人都躲着我们这几个不知哪个地洞钻出来的水泥人。我呢,真正地感受着做工人的滋味,在社会上。
在工厂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从一开始,我就是一名“可教育好的子女”(1968年12月26日某中央文件所规定的九类人的子女,后来范围不断扩大,把我扩了进去)。所以,我可以做“民兵”,但不能做“基干民兵”,即我不可以摸到枪;我可以被吸收入团,但不可以做团干部。总之,我的“身份天花板”比别人低很多。因此,政治,对我而言,不论国家大事,还是身边大事,最后对我的影响总和别人不一样。
当然,在这个厂里,我不是唯一这种情况的。类似的包括另外四个与我从幼儿园一起长大的发小。工余,他们有的自学英语,有的自学美术,有的自学数学。不过那时,机会不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是留给有背景和关系的人。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这一切才改变。我1978年夏天考进了人民大学。我们厂77、78两届考走了13个人,是整个北京建材系统考上大学最多的,包括我们五个发小。
左为好友肖庆渝,右为作者
往事如烟。半个世纪虽对我是弹指一挥间,但现在16-24岁的后浪,多数已难以体会我那个年龄段的往事,他们能随着我的笔读到这里,已经很不容易,毕竟社会变化太大。
我如此努力地回忆往事,是因为不久前得知,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傅去世了。她今年80高龄,是因为用了10年的美国制造的心脏起搏器电池失效,无法更换又不能手术而离去的。悲伤的我觉得这样一种数着自己最后的日子而离开的方式太唏嘘;乐观的我却发现,因为到位的医保和全球化带来的先进设备让她享受多十年的退休生活,证明着社会的长足进步。
50年巨变,带给今天“后浪”与当年“后浪”的最大不同,是信息流动的方式和范围。今天的00后,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能通过微信公众号或抖音视频给他人传播信息。做得出彩的,不论因为什么,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吸引上万、上百万关注或转发。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后浪”不可想象的。
我前文提到的所有人,从我的发小到砖瓦厂的工友和师傅们,在今天的信息海洋中,基本上处在三个层次。第一种,是那些已退休多年、不识字的老工人,他们根本不会用智能手机。世界停留在电视时代,他们已经在高速信息的海洋之外。第二种,是大多数退休的当年的“学生”,他们每天在手机上发一发开心的动图或照片,不过,他们的微信群和他们居住的小区一样,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圈外信息无论真伪,基本上是单向进入的,他们大多不向社会发放信息。就像生活在一个远离大海的地方,信息海洋的水,就像风云带来的雨滴,落到他们的房顶。第三种,就是像我这样的极少数,仍在关注世界最新的演变,随着信息海洋的水流来流去,努力分辨各种浪起浪落,以及原因和趋势,时不时还在水里冒个泡。
而今天的“后浪”,却是有机会在信息海洋中冲浪前进。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瞬间“网红”,但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比如这个六一儿童节期间,一个小学组织孩子做古典画的cosplay,突然红遍全国。不过,不要忘了一个事实:2018年《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则关于2006-2013年在“推特”上传播的真假新闻的比较研究,结果是假消息(disinformation)的传播速度是真信息的6倍!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其中,人们更倾向相信自己希望发生和看到的情况、查证真相困难、有机构刻意为政治目的或商业动机传播假新闻,是三个重要原因。
在我还是“后浪”的1970年代,这些原因一样存在。不过,不论真假消息,口耳相传总是很慢,而且可以消失于无形。记得当年有人教我,如果有人追查,你关于XX的消息是哪来的,你就说是在如厕时,听隔壁女厕所传过来的。但今天,消息不论真假,都在你的手机上,在数字社交圈中。更重要的是,你发的信息可能到达一些你既不认识,也可能永远不知道的人群,并永久地记录在网络某处!年轻的“后浪”们,你们在享受冲浪的时候,真的想过这一切吗?
而作为个体,一些年轻的“后浪”,更会充分利用高科技,获取自己的利益。网上带货难道不比地摊经济覆盖面更广?但你确定,在实现“财务自由”的过程中,不会想要在网上或地摊上发布虚假信息,而获得更高的青睐和回报?
从某种意义上,我感觉,信息科技的进步已走在人类价值观体系和治理制度的前面。正如演化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在他2012年的著作《群的征服》(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 中所总结,今天的社会存在是一个以“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类似神一样的技术”的奇异组合。
谈及情感,不论我当年工厂的同事那种对“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的感慨,还是今天我年轻朋友那种对纯真人间感情的向往,都似乎与那“类似神一样的技术”关系不大。科技甚至可能起负面作用,减少亲人在一起的机会,并弱化其重要性。而各种社会制度,中国的、美国的、北欧的、东亚的,似乎都以为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事实可能是,神一样的技术,会拐带它们到自己目前并不知道的地方。
网上近来讨论的“前浪”“后浪”,说的是人的代际关系。而AlphaGo Zero 超越它的前两代,只用了几小时。会不会有一天,你的手机弹出一条信息,嘲笑人类,谈论自己的“前浪”“后浪”是很过时的事?
青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