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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 | 左禹：我在“安口窑”当窑工
我在“安口窑”当窑工
1968年11月，我作为“老三届”中的68届初中生，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从兰州到甘肃崇信县黄寨公社下乡插队。两年以后，知青陆续开始有了上调机会。
甘肃地处大西北，与东部省份相比，自然条件比较差，地广人稀，人口密度低，而下乡知青又相对比较少。全国很多省市的老三届学生在1968和1969两年中全部下乡，而甘肃省当时下乡插队和去农建、林建的老三届可能不超过总数的40%。适逢1966-1969年文革的最高潮刚刚过去，大西北的开发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与其他大部分省市知青相比，我们真是太走运了。
全公社第一个抽调的是小白，小白在我们班年龄最小，下乡的时候还不满16岁，他老爹原来是热电厂的领导，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因此他也不得不下乡。但他下乡后不久老爹就被“解放”了，因此他又成了“根红苗正”，大约是在1970年夏天，县里点名将他抽走，分配到本县赤城公社供销社当营业员，据说也属于“国家干部”。听说他被上调，有了城镇户口，月月有工资，还是国家干部，全公社的知青们都羡慕的不得了。
但是有一句老话：凡事来的早不如赶得巧，我们其他知青再经过一、两年后也都陆续离开了农村，大部分回到了兰州，并且不少进了国营大厂，而小白尽管早走了几个月，但赤城公社地处偏远的山区，交通极不方便。他独自一人在大山里的供销社，尽管吃穿有保障，但精神上极孤独，好几年以后，他父亲才好不容易设法把他调回兰州市。而更不如意的是，由于错过了知青回城的大潮，他只好调到黄河北的一家小厂，数年后这家厂也成了最早倒闭的工厂之一，导致他早早下了岗。但也许是坎坷成就了小白，几十年没有音信，最近听说他却逍遥自在，研究藏传佛法已经到了较高境界。
接下来招工的机会慢慢多了起来，一开始多是通过家庭关系托人来点招，后来就有小批量招工的单位，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甘谷热电厂、天水棉纺厂等，但先被招走的还是家庭出身相对“较好”、父母已经被“解放”的知青，大多数同学还轮不到。
到了1970年年底，机会终于来了，附近华亭县的安口陶瓷厂来招下乡知青，而且招工量还挺大。由于安口陶瓷厂是地方小厂，地处陇东深山的华亭县安口镇，对不少知青并没有吸引力，报名的人并不是太多，很多同学都想等待更好的机会。
那时我父亲还在农场劳动，姐姐也在插队，我自知没有选择单位的资本，对于未来如何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因此积极报名去安口陶瓷厂，先吃饱饭再说。由于愿意去安口瓷厂的知青并不是很多，我终于如愿被招到安口陶瓷厂，离开了插队两年多的山村，成为一名工人，尽管是出大力的艰苦工作。
安口陶瓷厂其实离我们插队的地方并不远。六盘山脉蜿蜒甘肃东部，六盘山的南段即著名的关山，又称陇山，大部位于华亭县境内，自古为陇右要冲、关中屏障。源自关山深处的一条小河—南川河由西向东在华亭县的东北端汇入汭河，安口镇就坐落于南川河的河谷平原上，周围群山环绕，进出主要有两条山路，一条向北通到平凉的四十里铺，另一条路向南经过陕西的陇县可以到达宝鸡，但遇到冬天下雪结冰，山路经常被封。
镇子不大，估计那时人口不过几千人，还不如东部的一个大村子人多，主要有三家比较大的单位，安口煤矿、安口电厂和安口陶瓷厂，但安口很久以前就已经属于陇东重镇，附近山里盛产陶土、坩泥和石英砂，地下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制陶的历史可以追溯千年，在陕甘一带以“安口窑”著称，也称“陇上窑”。
安口陶瓷厂是华亭县属的地方国营单位，职工约有千把人，主要生产日用陶瓷，就是缸、盆、碗、罐之类。我们这一批一共招收了100名崇信县黄寨公社和黄花公社的下乡知青，到了厂里的身份都算是“临时工”，刚去的前三个月，每天工资1.1元，三个月以后工资升到每天1.3元。
陶瓷厂主要有采矿、原料、制坯、装窑、烧窑、电瓷等车间，制坯车间负责制做各种瓷器的泥坯，在各个车间中算是条件最好了，叫做“半机械化”，就是利用电动机带动旋转的底盘和模具制做各种瓷器的泥坯，同去的女生大部分被分到制坯车间，而我们多数男生被分到装窑车间。
装窑车间的工作主要就是拉车、装窑和出窑，完全沿用几百年来的老方法，全人工操作。装窑是一个技术活儿，要把各种各样的陶瓷泥坯码放到窑里，既要尽量利用空间，争取一窑多烧一些产品，又要保证泥坯能均匀受热，有很多讲究。例如大缸里面要再套上二缸、三缸、四缸，彼此之间还必须保留足够的空间；各种碗类需要放在专门的笼里。因此装窑是专门的装窑师傅才能干的活，我们刚去只能当小工，负责把制坯车间做好的各种陶瓷器的泥坯用架子车拉到窑前，再搬运到窑里。
不幸的是，窑上的地势比制坯车间高，虽然距离不过约莫二里地，但把沉重的一车泥巴拉上缓坡到窑跟前再一件件搬到窑内，实在不是轻松的事。
曾经有同学回忆当时拉车的场景：双手驾辕，肩膀上套着皮带，身体奋力向前伸展，与地面的角度小于45度，用尽全身力气，尤其是上坡时，鼻尖几乎都贴到了地面。那为什么不用机动车运送泥坯呢？我想一个原因是那时机动车很少，用人工成本低，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人力将泥坯缓缓地运到窑上其实很稳妥，如果用汽车运送，速度快了反倒容易损坏泥坯。
装窑的时候，为了更有效地利用窑内空间，泥坯需要一层一层地有序码放，最高要堆到两人多高，需要大家接力往上举，最后由装窑师傅码好，也很费力气。尤其让人难受的是窑里的高温，通常装满一窑需要两三天，长时间在空气污浊又闷热的窑内劳作，也很折磨人。
我曾经和跟我一起当装窑工的同学老何琢磨，要是有一条传送带，不是就可以轻松地把泥坯传到高处吗？有一次我们二人想计算传送带需要多长，已知从窑门口到窑内的距离和需要传送的高度，但是算不出来斜面的长度，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没学过“勾股定理”，这“技术革新”当然也就不了了之。
装窑虽然费力，不过，真正的“烤验”是出窑。
一窑瓷器烧好后，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加快窑的周转，停炉后打开窑门稍等几天，待窑里温度略有下降，就要准备出窑了。
那烧陶瓷器件的窑炉是耐火砖和厚厚的土层砌成的，口小肚大，烧窑时的温度达到一千多度，散热非常慢，出窑的时候，窑里的温度估计仍然有几百度。我们身上穿着厚厚的工作服，手上戴着厚胶皮手套，头上还戴一顶草帽，草帽可以遮挡照到头部的热量，不然的话会感觉耳朵剧疼。
做好一切准备后，快速冲进窑里，抓起一套烧好的瓷器，然后迅速搬到窑外，这样一个过程时间其实很短，大约一两分钟，但全身汗水就已经往下流淌了。
最难搬的是大缸组合，大缸的直径很大，很难下手，几个大小不同的缸又套在一起，总重量可能有二百斤上下，必须在其他人帮助下扛到肩上，用尽全身力气扛出窑洞，然后还要小心翼翼地放到地上。
完成这一套动作，即使是寒冬腊月也已经是汗如雨下，然后还要再冲进窑里接着扛下一套。一天下来，简直就要脱几层皮。
装窑与烧窑场景
在装窑车间干了半年后，厂里组建了一个新车间——耐火车间，生产耐火砖。原来装窑车间的主任被调到耐火车间当主任，他看到我干活踏实、不惜力气，把我调到耐火车间当打砖工。
这工作五个人一组，中间是一台夹板锤，其中一个人专门操作夹板锤，四周有四条轨道，轨道上是耐火砖模具，四个人每人负责一套，每人旁边是一大堆拌好的耐火土，有专人负责拌土。我们的工作是用铲子把耐火土均匀地装到砖模中，盖好模盖，推到夹板锤下，由打锤工操作夹板锤把砖打实，我们再把模具沿轨道拉回来，用力脚踩一个杠杆，模具的底板上升，把打好的砖从模具里顶出来，然后放到旁边的台子上，由女工负责把砖坯周边修整干净，码放整齐，这样耐火砖坯就制好了，下一步就是去烧窑。
这工作不像拉车装窑那么费力，但极其紧张，一开始每天每人的定额是700块砖，我们一组共五个人，除了打锤的是老工人外，其他四个人都是一起从农村来的知青，我们干活都非常麻利，配合默契，动作极熟练，需要一刻不停、挥汗如雨地连续干差不多7个小时。
后来车间领导一看我们干得快，又把定额涨到770块，就得干将近8个小时，连休息时间也几乎没有了。那时我们几人打砖成了厂里的一道风景，厂里凡来了外来人员，干部们就得意地带他们专门来观看。
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华亭县在安口召开了一个三级干部会议，有数百人来观看我们打砖，里里外外围着我们的打砖场地站了好几圈人，一些人边看边感叹道：“我们走过陕甘青好多地方，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紧张的工作！”
殊不知，这道“风景”背后是几个年轻人对体力和生命的极度透支。我们当年一起打砖的四人，除了小齐一直没有联系，另外两位老关和老安，都在60岁上下因病而离世，不知是否与早年的过度劳累有关？
尽管陶瓷厂的工作辛苦繁重，但当时对于我们而言，感觉还是比农村强的多，因为厂里的工作再累，但基本上每天干8小时就可以休息了，不像在农村时每天要从天亮一直劳作到天黑，让人非常疲乏且缓不过劲来。
另外工人有固定的供应粮和工资，也是农民不能比的。我的工种定量是每月48斤口粮，是全厂最高的定量，大体上可以吃饱了，不像在农村时口粮没有保证，时不时会饿几天肚子。对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填饱肚子更重要呢？再则在厂里的食堂每天总能吃到一些蔬菜，这也比当时陇东农民的生活强的太多。
记得那时候，大概每个星期会有一两次吃肉菜的机会，例如红烧肉、黄焖鸡块之类，3角到4角钱一份。每当食堂有肉菜，大家兴奋得像过节一样，争相转告消息，早早就到食堂排队。
厂里食堂的馒头大小有二两和半斤两种规格，偶尔有还在农村的同学来瓷厂看我们，见到那半斤的白面馒头，一个个眼睛都发直，羡慕得不得了。当然白面馒头也不能顿顿吃，那时候的粮食定量中细粮也就是白面只有30%，其它70%是粗粮，主要是玉米面。
食堂有时候有酸汤面供应，那也是让大家开心的时候，那大碗酸汤面有点类似陕西的酸汤臊子面，尽管无肉少油，一碗面连汤下肚，全身心感到极大的满足，一天辛苦劳作后的疲惫感立刻有所缓解。不怕笑话，那时候我真的没什么人生的理想追求，要一定说有，就是每天能吃到一碗酸汤面。
总体来说，安口陶瓷厂的工作劳累、劳动条件比较恶劣，但厂里提供的生活条件在当时来说还是不错的，多数人一到厂里就分到了两人一间的宿舍，面积大约有10平方米，除了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条件可以说相当好了。这样的住宿条件，那时候在很多大城市和大企业是不可想象的。
出了陶瓷厂的大门，向北约二里地就是安口镇。镇上只有一家小百货店，一两家小饭馆和一个电影院，也很少有新电影，生活总的来说是单调乏味的。一段时间之后，有些同学交了男女朋友，时不时在宿舍开个小灶，过起了有滋有味的临时小日子。好像是因为庆祝“九大”，厂里组织了一支文艺宣传队，也吸引了不少喜爱唱歌跳舞的同学们。
我和同屋的老关两人业余时间主要就是踢足球，每天的工作尽管劳累，但那时毕竟年轻，下班后吃过饭就和几个朋友在厂里的一块空地踢球，在农村插队时几乎没有任何业余活动，有机会踢球让我感觉很快乐。
从农民转变成工人的兴奋大概持续了半年左右，到了下半年，繁重的劳动、单调的生活、远离家庭的烦恼、对前途的迷茫，开始困扰着每一个人。寒冬逐渐来临，每间宿舍都有火炉取暖，随着天气转冷，晚上大家经常聚集到某一宿舍烤馍片、烤土豆、抽烟聊天，交流各自的困惑。
记得有一次，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当时流行的知青歌曲“蓝蓝的天空”，不知不觉大家的眼泪就流下来。
安口周边的关山，自古以来就是无数文学家咏叹的陇右名山，如魏晋民歌中“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杜甫的“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而尤以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感慨最能扣动每个人的心弦：“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遥望四周高耸的陇山，这些千古名句引发了无限的遐想，更勾起我们强烈的思乡之情。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的本能，群山环绕的安口镇会是我们此生的归宿吗？
大约在1971年的秋冬之交，很多企业开始在下乡知青中招收职工子女，因为我们这一批知青在陶瓷厂的身份是“临时工”，一直没有转正，本质上还是“知青”，将近12月底的时候，我们一批7人，在下乡三年之后，从安口陶瓷厂一同被招工到兰化石油化工厂，我被分配到丙纶车间当了一名合成纤维纺丝工。我们离开后，几年内又有不少同学通过各种途径陆续调离了安口。
1994年，离开安口22年之后，我第一次回到安口陶瓷厂，那时候厂子还在正常生产，变化也是较大的，新建了好几条现代化的隧道窑，原来的老式炭烧窑都已经被隧道窑取代。
改革开放后，安口陶瓷厂有很大的发展，除了生产普通日用陶瓷制品以外，1978年前后上马了细瓷生产线，1990年代初期是安口陶瓷发展的黄金期，产值达到1200万，陶瓷从业人员上万人，安口镇比华亭县城还要热闹。但1990年代以后，在严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安口交通闭塞、物流成本高、信息不畅、市场反应慢、人才流失等弊端不断显现，厂里生产每况愈下。当年一起去安口的同学，留在厂里的已经寥寥无几。
2017年我们再去安口，安口陶瓷厂早已破产改制，改制后留下的安口电瓷厂因为竞争激烈、经营不善，也已经停产多时、濒于倒闭。安口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通了火车，乘火车能够直达宝鸡、兰州、平凉、庆阳等地，交通便利了不少。
镇子也比过去明显扩大，人口增多，有了很多楼房，但街道肮脏凌乱，一个偌大的陶瓷市场也已经萧条破败。只有几家在人行道上堆满陶瓷器皿的店铺，和小巷里偶尔可见的陶瓷缸罐垒成的院墙，提示着人们这里曾经是名闻西北的“安口窑”。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陇山坡上的青草黄了又绿了，南川河畔的野花谢了又开了，不经意间，岁月已经无情地把我们从1970年带到了到2020年，距离当年初到安口已经是五十个年头，当年到安口瓷厂的100名风华正茂的知青朋友，如今多数都已当古稀之年。
尽管我在安口陶瓷厂只工作了一年，但这是我平生第一份拿到报酬的工作，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
回想起来，安口陶瓷厂地方偏僻、交通不便，工作条件简陋、劳动强度大，学不到技术，待遇相对亦较低，与后来招工的许多单位相比，没有任何优势。
当年下乡插队，我们没得选择，而从农村招工到安口陶瓷厂，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决定，我相信当时对于每位同学也是艰难的选择。但没有人可以预见未来，也没有人能够改变过去，对于我们这100名兰州知青，安口注定是我们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重要驿站。
安口陶瓷厂对我们这批远道而来的知青可以说是厚道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临时或长期栖息的港湾；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从农民到工人，从时常饿肚子到能顿顿吃饱饭，从随波飘荡到抱住了一颗有根基的树木，从无法养活自己到有了一份能够安身立命的工作，对安口陶瓷厂是心怀感激的。
当然，我们也为瓷厂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批知青总体上与厂里原有的老工人相比，学习能力强，动手能力也很强，经过下乡的锻炼，能吃苦，能干重活，很快都成了各自岗位上的顶梁柱。
安口陶瓷有着千年的传承，历代战乱中，全国各地不少陶瓷艺人选择到这个被陇东深山环抱的安口镇逃荒避乱、安家立命，据说鼎盛时期在安口可以听到全国十几个省的方言，安口陶瓷也融入了包括山西耀州、河南安阳、山西阳城和江西景德镇等多地的技术。因此，尽管安口镇很小，但无论对于外来的创业者或落难者，它却是大气、开放和包容的。
在1970年代初期，100名兰州知青在安口陶瓷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不就是千百年来安口陶瓷曲折发展过程的一段缩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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