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钟制宪，1954年出生。1966年小学5年级因文革辍学。1968年入学清华附中，学工学农，就是很少文化课。1969-1970随家长“5.7干校”一年。同年底进入北京人民轴承厂。1978年经高考入学北京大学第一分校中文系。毕业后当过机关干部，后在北京出版社任编辑，至退休。
作者：钟制宪
回忆那条命名秀美的山沟清水涧，回忆在人轴厂的那8年岁月，渐入脑海的竟大多是些细碎的场景。还记得50年前的12月，我们13个清华附中的同学，被从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演出现场紧急召回学校教室，听一位来自人轴厂劳资科的刘姓师傅向我们致欢迎辞。年代久远，他讲的大多内容已记不清，但对去当工人和工厂那里的山清水秀记忆清晰。那个年代，哥姐都到农村插队了。轮到我，竟可以留在北京当工人，还能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想必这在我的大脑皮层里形成了强烈的刺激。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当天回到集体宿舍，我借着幽暗的灯光，记下了一篇告别学生时代，准备迎接新生活的日记。
那是个只能简单生活的年代。我只身一人生活在北京，所有的衣物不足一个小旅行包。清楚地记得，买了个小脸盆和一只下面是个小桶，中间有个盘子，上面倒扣着一个小碗的铝制饭盒。那是大姐帮着置办的，可能是考虑到饭、菜，干、稀搭配着方便吧。没想到，这在当时也很特殊，以致后来还成了我的标记，被那些“坏孩子”们起了绰号。大约是1月10日，是大家集合报到的日子。记不清那天几点起的床。只记得走到汽车站的一路上，除了昏黄的路灯，就是无边的黑暗。也许是大件行李已被接走，想不起当时有太大的负重。只记得有姐姐和她的一个同学相送，在“当个好工人”的嘱托中，我踏上了自己的独立生活之路。第一次去清水涧，是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的。因家住得较远，坐车晃悠到西直门火车站大约用去1个小时。坐上火车去清水涧记不清用了多久，但第一次去上班的兴奋远远超出绿皮火车拖沓的节拍。只记得抵达厂区火车站时，有热情的工友帮忙扛行李。可能是当时东大地的宿舍楼安排不下，我们几个女生暂时住在车工车间对面，后来是小批车间的那排平房里。紧接着是青工集训。集训的内容记不住了，但记得大家排队出入车间的场景。临时管理我们的人是吴敬阳，穿一身退伍海军军服，挺帅的。清晰地记得，身后有人小声发问，敬阳啥意思？“敬爱红太阳”，王因东清脆地回答。也不知是人家名字原意如此，还是那个年代很容易作此联想。培训时最关心的莫过于会分配什么具体工作。“紧车工、慢磨工、溜溜跶跶是电工”这样的口头禅不胫而走。当谜底最终揭晓，宣布我被分配到车工车间的时候，我不禁又一次暗自欢呼，还以为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我和汪又红一起被分配到精整班。因为不了解车工的基本情况，也不知精整啥意思，更不知还有更加艰苦的C730，稀里糊涂地到岗上班了。那时精整的大班长是乔秀英，一个胖胖的、为人爽快的女性“老工人”（现在想来不超过40岁）。她叫来黄景荣，一位大我两三岁，不超过20岁的68届初中女生，说是我的师傅。黄师傅没架子，也没有过去老工厂里的那些规矩，待我如同小妹妹。忘不了的是，她发现我的工装裤又肥又大，特意让我周末拿给她，她带回家，在没有缝纫机的条件下，一针一线地把裤子改瘦，让我穿起来合身了许多。上班第一天，最不能忘怀的就是记忆中那历史性的瞬间。黄师傅把我带到那台以热处理车间大门为背景的半自动倒角机床前。我满怀着莫名的激动心情和对未来的各种幻想、期许，站在师傅身旁，认真看她操作: 搬动卡头操作杆，放上一只小小的轴承内圈，按动电钮，刀架迅速移动，瞬间的一道轻烟加“哧”地一声，再搬动操作杆，内圈掉进通道，再掉进铁箱。一个工序完成了。如此循环往复，比的就剩谁的干活速度快了。带着满腹疑虑，一个班下来，干的活不算少，但想不明白的是，一辈子就干这个？这种重复操作，忍受一个班就够了，难道今后每天就这一件事？随后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干竟是整整8年有余。其间除了中间有大约半年被抽调到厂部宣传科搞批林批孔，有几个月去机械局脱产学习毛选5卷以外，我几乎没歇过病、事假。尽管工作除倒角外，还有挖沟、镗孔等其他工序，但大同小异，都是半自动机床操作，循环往复，一个班干三几千套圈不在话下。就这样，我在精整的机床前度过了我从16岁开始，直到24岁的迷茫的青春岁月。不是忆苦思甜。因为当年的许多经历在当时也不觉得太苦。比如两个星期回一次家，而两个星期当中甚至没有条件洗一次澡。这和我在陕北农村插队的姐姐根本找不到洗澡的地方相比，真的不算什么。那时的宿舍里满满当当地住着7个人。记得最初和我一起住在宿舍楼顶层最西北角的宿舍里的有：袁铁梅、吴颖、汪又红、张雅珍、赵广平、薛文艺。最初大家都是一个班次，下班一起洗漱。宿舍太小，不可能同时铺开7个人的洗脸盆，于是大家自觉分成两拨。铁梅很自觉，总是等在后面。她有个很经典的形象是，脸上盖本红旗杂志，不等别人洗完，已经酣然入睡。那时的宿舍冬天冷，暖气几近于无。室内温度说不上，但从被子里向外能有哈气是真的。睡觉时脸必须埋进被子里，否则冻脸。但脸总捂在被子里又憋得慌，记得曾经和汪又红讨论过一个解决办法：鼻子里插根管儿，通到被子外面。宿舍夏天的热自不待言。联想条件好了的今天，夏天一天不洗澡都无法忍受，自己也难以想象当初大夏天两周不洗澡是如何忍过来的。可能因为工作已经很累了，回到宿舍好歹洗漱一下即可安然入睡。但住在顶层，楼顶是薄薄的平板，烈日当空晒过不知多少个整天，夜晚温度不降，热气无处发散，屋内温度超过正常人的耐受能力。我又睡在上铺，夜里大汗淋漓地被热醒是经常的事。依仗着年轻，我总是毫不犹豫地爬起来，冲进水房，用凉水朝着自己一通降温，然后再悄然回到床上，很快就又沉睡过去。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8年都一样，后来也有改观，比如每周可以回家，每周能洗一次澡，冬天的宿舍玻璃可以及时更换，不再糊着破报纸等等。说来有趣，直到40多岁得到单位分的房子时，我才第一次想明白西北角的房子是一个楼里地理位置最差的房间。我在宿舍楼里竟然住了8年那个西北角顶层的房间而浑然不觉，从没有过调换房间的想法。那个年代，每一次的回家都是最快乐的日子。每到周末，下班铃声响起，大家便雀跃着从车间涌出，快步走在通往东大地宿舍楼的路上。那是一条欢快的通向家的路，虽然还要经过好几个小时的路途，但每一个人都面容轻松，谈笑风生。回宿舍换上自己最喜欢的假日服装，虽然那时不过“蓝蚂蚁”、“绿军装”，但脱掉沾满油污的工作服，换上自以为很美的假日装，大家个个感觉神清气爽、英姿焕发。三五成群，大家鱼贯地走在通往落坡岭火车站的公路和铁路上，欢畅的假日氛围清风般地环绕在身边。上千的工人同乘一列火车下山，在当时绝对是一道风景。挤火车、挤汽车、小伙子们争先恐后，姑娘们也绝不示弱。一时间，车厢中挤满了人，但丝毫也不会影响回家的心情。虽说空间狭小，但大家依然会想出各种有趣的话题，欢声笑语填满路途。那时因家住海淀区，去永定门太绕远，就从半路三家店下火车。下车后，要横穿若干火车道，再通过大片庄稼地，经过一个村落，才能到达336路汽车的车站。下车人多，公共汽车又要一辆一辆地到站，每车之间还需要10分钟左右的间隔。对于我们这些路远又回家心切的人来说，争取抢先登上最早到达的那辆车成为心目中的目标。下车就跑，看谁先到。眼前不仅是火车道，还有一列列停放着的长长的货车横在铁轨上。要是走着绕过去，再绕过不止一列火车，那要耽误多少时间，没人会选这样的方案。钻火车车厢下面通过，成为最佳选择。最多一次钻过两列火车，还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车轮缓缓移动的“咔咔”声响。大家还是毫不犹豫、身手敏捷地弯腰、下蹲、移步、钻出。始终没听说谁出过事故，也许是车站了解我们经过这里的时间吧。最后是长跑，一路跑向车站。虽说那时年轻，体力不错，但和男生们相比，还是他们能拔得头筹。让我颇为感动的是周波，一次好不容易挤上车，突然听见他大喊：“钟制宪、快！”他居然占了一个空座，这让我惊喜不已。记得我坐过的平生最挤的一趟车。那是1976年7月底，唐山大地震之后。好像是中午。我好不容易挤上一趟早已满员的336路公共汽车。可能是那天车少，本来已挤得满满的车，每到一站，还是见缝插针般地挤上来几个人。车越来越挤，我被一点点地挤向车的中部。我个子不高，身量也不大，周边的人好像都比我高。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一点缝隙也没有。我突然想起，好像有人说过，太挤的时候，可以把人挤在半空。我想试试，于是悄然抬起一只脚。立刻，那只脚站的地方没有了。狠心再抬起另一只脚，奇迹发生了，我真的两脚悬空而不倒。那感觉很奇特，仿佛被众人托举着。不等我再悉心体验，车猛烈地晃了两下，让我重新站到地上。还好，我乘机抓到了头上的扶手，无论如何，车里能找到地方扶是件好事。336路是个路途较长的郊区车，虽然逢站人在上上下下，但车里始终不见空隙。我似乎感到有水滴下来，顺着我的胳膊往下流。抬眼望去，发现竟然是别人的汗正大滴、大滴地滴在我的胳膊上。我想立即把胳膊撤下来，躲开那汗滴。但我撤不回来，一切似乎都凝固了：每个人的姿势、表情、甚至车里的空气。我只能任凭不知谁的汗一直顺着我的胳膊往下淌。事情走到极致，人的感觉似乎就失灵了。就那样木然地，不知走了多久，总算到了展览路站。下车后我发现自己全身都湿透了。无论上衣、裤子还有内衣裤，都像水洗过没拧似地贴在身上。这成了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记忆。上夜班时，如果坐第二天一早的火车离厂，中间只能睡3个小时左右，又无处吃早饭，路上经常会晕车，很是辛苦。不知哪个胆大的发明了夜里3点下班就出发，徒步穿越许多个山洞，一早就抵达三家店的办法，这样可以比坐火车提前两个小时到家。一拍即合，兴致很高地和大家搭伴走过若干次：辛苦地在铁路枕木上疾步、碎步行走3、4个小时；钻山洞时忍受着黑暗、借着手电暗淡的光线；遇到呼啸而来或去的火车时，惊慌地避让；火车走过后呛人的煤水气息以及被熏黑的鼻孔；但大家竟然没有一丝抱怨，反倒为朝阳升起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而欢欣鼓舞。“回家”成了那时不知对多少人而言，很大的精神支持和力量。相反，回厂上班的心情颇为忧郁。尽管每一次回厂都很不情愿，但8年当中，我并没有一次不准时返厂，甚至没有过一次迟到。家远路遥，坐慢车回厂，前后要耗费5个小时。只有保证不误火车，才能保证准点上班。为此每次回厂，早晨必须赶上汽车的头班车。这需要长期克服早晨起不来床、吃不上早饭、天黑、严寒酷暑等众多困难。虽说每天的班上得不情不愿，但以那时的年纪，磨练中不断增长的上进心和日益成熟的理性还是占据上峰的。这使我能一直坚持下来。一定要赶上火车，绝对不能迟到，几乎成了我的信念。这样的信念直到离开工厂几十年以后还会时时通过梦境重现。回忆一旦打开，有如魔瓶开启，想收都难。已经写得够长了，写下更多的回忆，需要更大的篇幅。回顾那个阶段，我想，无论那时人们的心情如何暗淡，但那段工厂生活依然是用我们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换取的，值得珍视它。也正是那段生活，给了我日后奋斗的许多正能量，成为我一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石，历练了我一辈子的品格与人格。它使我明白，人生最值得比拼的不仅是拥有怎样的成功足迹和物质财富，能以一生的无愧无悔坦然回望走过的人生之路，才是最为宝贵的。今天我以退休之身遥想当年，真诚感恩人轴厂那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
青春靓丽的小清子（张世清），她的全部生命留在了轴承厂，都没来得及谈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