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情丨谭丹柯：我没有入团，却娶了团委书记当媳妇

作者简历

谭丹柯，1955年生于湖南衡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72年中学毕业后下放于湖南省祁阳县金洞林场。1973年病退回城。1976年进衡阳自行车厂工人。1978年考进浙江大学无线电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上海822厂。1992年由于工厂不景气，和同事们下海办企业直至退休，高级工程师。

原题

我和共青团的那些事

（下）

作者：谭丹柯 

高考遭遇“滑铁卢”

上大学！是我多年的梦想。但我也知道：对于我来说，这只能是个梦想！

在那个年代，没有考大学，只有“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去读大学。

对于我们这些出身“黑五类”的子女来说，被“选拔”去读大学，无疑是“癞蛤蟆吃天鹅肉”。

在林场时，就有好几个同学被“选拔”去读书，虽然只是中专与大专。当然是那些出身好的同学去的。

在工厂，也有同事被“选拔”去读书，我也只能羡慕。

甚至工厂自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我也只能在旁边看着。

只是每次路过工厂的‘七二一’工人大学时，心里愤愤不平：“哼！要是凭考试的话，老子把你们甩过十万八千里！”

记得《半夜鸡叫》的作者高玉宝还写过一篇文章《我要读书》，文章中的主人公高玉宝想读书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扭曲的历史终究不会长久！

1977年底，当我知道国家已恢复高考，我们可以考大学时，距考试时间只有两个月了。

而且这次及以后考大学都不得以“家庭成分”作为入学的审查条件！

我终于等到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我从箱底翻出以前的课本，从头到尾复习了一遍。

我对自己信心满满，准备考一所好大学，我甚至在招考志愿表中“愿不愿意服从国家分配”一栏中填下了“不服从”。

考试了，但我却遭遇了我的“滑铁卢”。

从小到大，我考试从来不皱眉头。考卷一发下来，我拿起笔，刷刷刷……，一气呵成。

但这一次，数学考得一塌糊涂，拿到考卷后，我做了几题后，后面几题根本就不会做。考理化时（1977年时，物理、化学同一试卷），题目我倒是几乎全都做了，但后来的得分也比我估算的分数少了不少。

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考完后，我将一个不会做的几何题拿给一个文革前的大学生做，他只看了一眼，随手在上面画了两根辅助线，解题思路就立刻清晰起来。

这就是我与真正大学生的差距！

但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因为我的分数已经超过录取分数线。

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发过了，我未收到录取通知书。

非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发过了，我还未收到录取通知书。

招生工作就要结束了，我还是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我有些绝望了。

这时我父亲的一个在教育局的朋友，听说了我的情况后说：你不应当在招考志愿表中“愿不愿意服从国家分配”一栏填了“不服从”。

现在你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因为你的分数已经超过录取分数线，你只要再填一张表格，你就可以被本市一所大学(这所大学是刚从大专转为本科)录取。

父亲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我明白父亲的意思，回答：我重新考！

要考就考一所好大学！ 

卧薪尝胆

我总结了第一次高考失利的原因：

第一：原来在中学所学的知识根本不够。

我们中学在校3年，实际上课读书只有两年半，加上每个学期要到工厂“学工”两星期，到农村“学农”两星期，到部队“学军”两星期。剩下还有多少时间读书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学习风气，很多同学跟不上进度，所以教学进度很慢。

于是很多东西只教了点皮毛，譬如说二元一次方程的解法，就只教了X=[-b±√(b2-4ac)]/(2a) ,而没有教过“韦达定理”。

在学校考试时，学代数就考纯代数题，学几何就考纯几何题，非常简单。而高考的题目都是综合性的题目。一道看上去似几何题，要解出来，可能会牵涉到代数、解释几何等好几个课目。

等等……，不一而足。

第二：解题步骤不严密。

在校读书考试时，只要你答案对了，老师也就把大部分分数给你了。

高考的解题，必须严密：因为……，所以……，而且……，结果……。必须一环扣一环，逻辑严密。

上次的理化考试，虽然题目我都做了，但因答题不严密，扣了不少分。

我把原来的课本扔了，重选了一套教材，文革前上海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应广大考生的要求，现在再版（重新印刷）。

这时，国家又对高考时间进行了改变，改为1978年7月。

离高考只有不到半年时间了。在这小半年时间里我不但要复习并补充初中的知识，还要自学高中的全部课程！

而且我还是个工人，每天还得上班！

还好，我们的电工班班长也很支持我们考大学，每天安排我们几个考大学的人的工作量，一般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其余时间，你们就自由安排吧。班长姓廖，真的要感谢他！

父亲每天跑新华书店，因为那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教材是陆续出版的，每出一本书，父亲就在第一时间买来，交到我手中。

我谢绝了一切朋友和同学的活动，每天起早贪黑、除了吃饭、睡觉，完成手头的工作后，就是紧张学习！

我很清楚，我要在半年时间补习初中课程并自学高中三年的课程，我至少得以一当六！

而且没有老师授课、辅导。也没有高复班、补习班，全得靠自己！

夏日的夜晚，闷热异常，为了不影响舍友的休息，我把小桌子搬到阳台上，点一盏昏暗的马灯(因为经常停电)，小凳子面点一盘蚊香，准备一大缸凉开水，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汗流浃背地挑灯夜战！

又一次高考结束了，再次填写了招考志愿表，然后又是难熬的等待。

两个月后的一天，厂休日。

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无聊地翻着一本书。最近几天，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开始陆续下发，亲朋好友中不断传来消息：某某被某大学录取了，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已经下发了。

我心里忐忑不安，但也只能等待。

忽然有人敲门，妹妹去开了门，隔壁邻居递进来一封信，说：“你们家的挂号信。”

妹妹接过这封信，看了一眼信封，立刻激动地朝我大叫起来：“浙江大学！”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一把抓过妹妹递来信，撕开信封，“无线电！”我也大叫起来。

我欢喜若狂，心中充满了艰苦努力后胜利的喜悦！

我终于考进了名牌、重点大学，而且是我喜爱的专业。

以前想都不敢想，后来做梦都在想的大学生活，就要实现啦！ 

美丽的校园

无线电系在文革前是属于保密系，所以无线电系在离校本部很远的叫浙江大学三分部的地方。

三分部建在城郊的一个风景优美、三面环山的山腰上，几十座清末民初风格的西洋建筑群高低错落，散置在山林各个角落。或红砖红瓦、镶嵌着青色的石块，或青砖红瓦、白柱绿窗，还有一座完全用石块砌成的小教堂。各种形态的建筑与绿色的树林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校园门口，一座废弃的木制岗亭歪斜在那里，旁边还残留着一段铁丝网，岗亭里面早就没了站岗的士兵。它似乎默默地告诉人们，这里以前可是保密重地。

一条石板铺成的大道就着山腰的曲线穿过整个校园，将运动场、食堂、学生宿舍、小礼堂、行政楼、钟楼、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及教授楼串连在一起。

大道两边的山坡上，古树参天、绿树成荫，不知名的野花，散落在绿色的草丛之中，随风摇曳，送来一股花卉的幽香和一阵青草的新鲜，沁人心脾,令人陶然欲醉。

山脚下，一条大江缓缓流过，一条公路沿着江边伸向远方。远处，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大铁桥横跨在宽阔的江面上。

校园左边不远处，矗立着一座宋代古塔，苍劲雄浑。

校园右边，一条小溪，从幽静的山谷中潺潺流出，汇入大江。

课间时间，我常常凭窗远望：平静的江面，白帆点点。古塔下面的停车坪，不时有漂亮的旅游大巴进出。各种肤色的人从大巴车门鱼贯而出，向古塔走去。远处大桥，汽车就像一群辛勤的蚂蚁，排成一条，在桥面上爬行。不时有一列火车，吐着白色的蒸汽，在桥的下部呼啸而过。

晚饭后，同学们三三两两，或徘徊于江堤，倚栏眺望，呼吸大江的气息。或沿着小溪，溯流而上，去感受幽谷深处的宁静。

在这里，我更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

不出所料，校团组织又动员我入团，还是被我婉言谢绝了。

不过这次我没有把我在林场的入团故事讲给他们听，毕竟能考入这所大学的同学都是原来中学里的尖子，自尊心都很强的。

光阴似箭，四年愉快的大学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

我的努力学习，又有了丰硕的收获。

我的毕业设计是设计一台信号发生器，指导教师姓何，开始何教授已经给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按理我只要按照何教授的方案做好电路，测试各项指标达到要求即可。

我仔细地分析了老师的电路方案，觉得这方案还可以改进。我重新设计了一套新的电路方案。我跟何教授说，我这个电路方案比原来的电路方案，无论是在速度还是稳定性都会提高不少。

我还搭好部分电路，与老师原来方案的电路相比较给他看。

何教授同意了我的方案。

待我的机器做出来后测量指标，无论速度还是稳定性都比原方案的指标提高了一个数量级（提高10倍）。

因此，我的毕业设计被收入学校当年的《本科生优秀毕业设计（论文）集》，每个系只有5篇。

然后又被学校推举到当年的《教育部部属高等工业学校毕业设计毕业论文选辑》，也就是被选为教育部的优秀毕业论文。

血统论的垂死挣扎

1982年初夏，我们面临毕业分配的问题。

那时的毕业分配是这样的，国家对每个学校每个系的每个专业下达分配人数和接收单位。

比如说对于无线电工程系无线电专业来说：北京某部委1个名额，某研究所1个名额；上海某研究所2个名额，某工厂1个名额；东北某煤矿1个名额，等等。

每个系安排1-2名主管分配的老师，他们对每个同学的分配去向有决定性的作用。

每个同学都可以向主管分配的老师提要求。主管分配的老师也会找每个同学个别谈话，问问你的想法，给你一个大致的方向。

比如说某两位同学跟主管分配的老师说，我们两个确定了恋爱关系，要求分配在一起。

呵呵，最边远的，最没人愿意去的单位就非你们俩莫属啦。

那些日子，管分配的老师的办公室、家里热闹非凡，去陈述理由的、去提要求的、去求情的、去哭的、去闹的。

还有就是去打听，哪些单位已经落实到哪些同学了。

当然，北上广是大家都想去的地方。

我没有去找主管分配的老师，坐等命运安排。

我们系主管分配的老师来找我谈话了，他姓吕。吕老师见了我，一段例行公式的谈话后说：“分配你去大西南，就是云、贵、川。但你可以挑选一个去处。然后又煞有介事地跟我说，我看这三个地方还是四川比较好，你去四川吧。”

“好，我去四川！”我答应道。

后来我才知道，这时我早就被上海一家单位选走了。

离宣布分配结果还有一段时间，我拉上一个同学，上黄山旅游去了。

终于等到宣布分配结果了，其实不用宣布，同学们早就挤牙膏似的从老师嘴里掏出了大部分同学的去向。张三这里，李四那里，王五又在什么地方……，只剩最后一个萝卜坑了，把我这个萝卜往这坑里一扔——上海！

果然，正式宣布分配结果时，我被上海一家单位录用了，而且是保密单位。

就要离开学习、生活了四年的校园了，同学们纷纷向老师们告别。

当我到主管分配的吕老师家中与他告别时，他跟我说了我被这家单位录用的一段小插曲。

当时，这家单位来了两个人到学校里挑人，老师取出几份档案让他们挑选。一开始他们选中了我。这时其中一人在仔细看了我的档案后提出：这个同学“家庭出身”不好，我们又是保密单位，他是不是不适合我们单位？另外一个人沉思了一下，说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已经不讲究这些了！以学习成绩为主！”

这是我的“家庭成分”对我人生的最后一次刁难，只是时代不同了，理智终于战胜了狂妄！

最后，主管分配的吕老师说出了为什么要把我分配到上海的理由：“我们就是要把优秀的同学分配到北上广，以后好向国家要更多的北上广指标。”

拾“籍”不昧

就要离开学习、生活四年的学校了，同学们都在忙最后的事情。

去图书馆还书；去总务处结算饭菜票；去教务处结算书籍费，交还学生证，校徽；去财务处领取派遣费（就是从学校到单位的交通费）。

学校也将每个同学的接收单位报到证，户口及粮食迁移证等发下来。

当我拿到我的报道证，户口和粮食迁移证时，我发现里面多了一张纸头，我赶忙抽出来一看，竟然是：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关系转移证》！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学校搞错了，把别人的《共青团组织关系转移证》给了我？我揉了揉眼睛，再仔细看看，没错！姓名一栏里就填写着我的姓名。

天哪！我什么时候成了共青团员了？我怎么就一点都不知道呢？

我仔细想了下，一定是团委搞错了！把我这非团员当成团员了，所以才给了我这张《共青团组织关系转移证》。

那时，我也闪过一个念头：我要是不声不响拿着这张“共青年团组织关系转移证”去新单位报到，那我俨然就是一个老早就入团的老团员啰？

可那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于是我把《共青年团组织关系转移证》还给了系团委。

原来系团委以为系里每个同学都是团员，所以也不看档案就给每个同学开了一张《共青年团组织关系转移证》。

看来整个系里不是团员的人就我一个人，让我感到非常惭愧！真的！

漂亮的团委书记爱上了我

文革十年，国家没有培养过正规的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出现了断层。因此，当我们一批年轻的大学生到了单位后不久，就被委以重任，在各个部门挑起重担，大展身手。

这时，我也不小了，同事们纷纷给我介绍女朋友，连党委书记都给我介绍过。

我走马灯似的去见面，都没成功。不是我不满意，就是对方不满意。

有一天，单位里开大会。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那时是这样，现在恐怕也是这样吧？

一个女同事在下面说个不停，她们小区有个姑娘，在一家国营工厂劳资科工作，人很不错，什么什么的。

我们科长正好坐在她后面，听见了，于是科长把头伸过去：“哎，哎，你把她介绍给我们科的小谭！”

不久，约好了见面时间。

那一天，晚上要见面了。下午科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找对象主要是要看对方人品好，不要老是只关心相貌什么的。”

“嗯，好的，好的，”我嘴里敷衍着科长，心里却在想着：那姑娘如果是个恐龙的话，恐怕要让科长您失望的哦！

见面了，第一印象就不错，姑娘长得不错，尤其是那长长的睫毛下、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介绍人给我们相互介绍时，她朝我点下头。

嘿，我看出来了，这姑娘还很能干！一种职业女性能干的神态，又夹着姑娘羞涩的眼神。

我们在外面兜了一圈，末了，我送她去回家的公交车站。

离车站还有几十米，她不要我送了。我停下脚步，目送她朝公交车走去。

忽然，她回头看了一下，见我还站在那里，于是她转过身来、朝我挥挥手，意思是叫我快点回去。

我忽然有一种感觉：这回可能成了。

那时姑娘找对象的条件，不外乎三种（现在也一样吧？）。

一是要找有钱的，不过那时有钱人很少。那时大家都是在单位拿工资，涨工资靠熬年头。又没有民营企业，没人做老板，自然就没有有钱人，除非某些人家里有海外关系（海外关系现在吃香了呢），不过这种人毕竟很少。

二是喜欢个子又高又帅的。一起手挽着手走出去，很有面子哦！

三是喜欢人聪明，书读得好的。大概也是希望自己的后代也聪明吧？

她——，就是那第三种人。

这得益于我从小就博览群书，多年前的文革期间，因为停课闹革命，小学生又不能参加文革运动，所以大部分孩子都整天玩耍，打架斗殴，有的甚至偷盗扒窃。

而我却躲在家里整天看书，使我受益最大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里面天文、地理、历史、生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我全部都看了几遍。

我甚至还将邻家大哥大姐的高中、大学课本拿来看，虽然里面的公式苦涩难懂，但看看里面的原理叙述还是看得懂的。看过邻家大姐的高中《生理卫生》课本后，有一次还在院子里闹了个大笑话。

在与她谈朋友的那段时期，基本上就是我天文、地理、历史、物理、化学地胡侃，她看着我似懂非懂在听。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能说出其中的物理、化学原理。出去看电影，我能说出这场电影故事的历史背景，里面历史人物的最后结果。

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她是喜欢听的。

经过几个月的交往，她终于提出，要我上她家去做客。

在上海，这就意味着，要见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了，只要这二老没意见，这事就八九不离十了。

到了那一天，我买了一个大蛋糕和一些水果什么的，跨上自行车，往她家骑去。

在半路上，我遇见了她，她也骑着自行车，大概她等急了，是来接我的。

我们一起朝她家骑去。到了她家单元门口，下车、锁车，我还得解开绑在自行车后架上的那个大蛋糕。

我忽然感觉不对劲，咦？人呢！？

我抬头张望，只见一楼的邻居们都在阳台上看着我，而她早已害羞地进了单元门，在楼梯口一脸焦急地等着我。

一楼、二楼、三楼，所有的邻居都停下手中的活，伸着头看着我们俩。

“这高傲的公主，终于领着男朋友回家了。”邻居们一定是这样想的！

她爸妈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看样子，这二老的关，我也过了。

饭后，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问她要几张照片，准备寄给我爸妈，让他们看看这还未过门的儿媳妇长得啥摸样。

她拿出一摞照片，我边看，她边给我介绍，这一张是在什么地方拍的，那一张又是我们团委在什么地方搞活动时拍的。

开始我也没什么介意，直到她说了几次“这一张是我们团委在什么地方搞活动时拍的。”

一个念头在我的脑袋忽然里闪过。

我问她：“你不是在劳资科吗？是不是你以前在团委工作过？”

她这才告诉我，她以前是在某厂的团委工作，而且是团委书记。

“你以前是团委书记！？”我瞪大眼睛看着她！

“是啊，你怎么啦？”她迷惑不解地看着我。

我思绪万千！我回顾我的人生经历：

在小学，我一年级、7岁就加入了少先队；在中学，我虽然学习成绩顶尖，但入不了红卫兵，更入不了团；在林场，我那入团申请书的下落；在工厂，几次要我入团，被我拒绝；在大学，我捡了个团籍，却又还了回去。

我本以为，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跟这共青团有什么瓜葛了，可现在，我正在跟一位曾经的团委书记谈恋爱，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她将来就是我的妻子。

看来，真是老天爷的安排，我这一辈子注定要与这共青团有着扯不断，理不清的缘分了。

那天晚上，月光如水，静静地洒在大地上，在小区的花园里，我把她轻轻地搂到怀里，第一次吻了她。

当年漂亮的团委书记

知识赢得爱情

一天晚上，她带着我去做衣服。

到了裁缝店交了布料，量身长、胸围、袖长、领口等。量完了后，出了裁缝店。

她突然怪怪地跟我说：“你的手好像有点短。”

“手短？”我不解地看着她。

“刚才在裁缝店给你量袖长时我注意了，你的手比我的手要短。”

然后她又调皮地挡在我前面硬抓着我的双手，伸直与她的手比较了一下。果然、虽然我的身高比她高，但手的长度确实比她的手要短一点。

她非常得意“我的手比你的手要长”。

我大脑飞速地运转起来，想办法驳斥她。……有了！

“我的手短说明我进化领先，而你的手长说明你进化不够。”

“什么进化？”她不解地看着我。

我问她：“我们人类是不是从猿类进化过来的？”

“是的。”

“猿类和猴子、大猩猩是不是同类？”

“是的呀。”

“你到动物园去看看，那大猩猩的手臂够长吧？稍许一弯腰，手就碰到地面了。告诉你吧，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手臂是逐渐变短的！所以你手臂长说明你进化不够，我的手臂短说明我进化领先！”说完，我还做了个大猩猩的动作给她看。

我得意地看着她。

“你坏！”她伸出手在我身上轻轻地打了一下。

喜欢你的女孩说不过你的时候大概都是这样子吧？

我又一次用我的知识征服了她的芳心。 

地主“政审”贫农

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准备结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结婚可没现在那么简单。

现在结婚，只要男女双方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两个人带上身份证、户口簿，到民政局审查下，当场就发给你们结婚证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虽然国家规定的法定结婚年龄也是，男方22岁，女方20岁。但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那时结婚，需要单位先开同意你结婚的证明，然后你拿着这单位证明和户口薄什么的再去民政局开结婚证。也就是说若单位不同意你结婚，你是结不了婚的。

而当时上海对晚婚抓得很紧。各单位对结婚年龄的限制是男方不小于27岁，女方不小于25岁。

真是家法大于国法啊？

不过，我们俩的年龄都符合要求。

一天，我走进办公室，对办公室主任说：我准备要结婚了，希望单位能给我开同意结婚的证明。

办公室主任笑着对我说：“好啊！恭喜你了，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呀？在什么单位工作？”我一一告诉了他。他在本子上记下来后，对我说：“今天不能开证明给你，我们还要对她进行政审。你等几天，好吗？”

还要对她进行政审！？我想起来了，我们这是保密单位，结婚前是要对未婚配偶进行政治审查的！

“那要审查些什么内容呢？”我问办公室主任。

“要审查的内容很多，”办公室主任答道。

“比如她有没有受过什么处分或刑事处罚，有无参加什么反动组织，政治思想表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道德品质、生活作风怎么样？”林林总总，办公室主任说了一大堆。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脑袋里却云里雾里在想别的：“我一个地主家的后代，现在要审查一个贫下中农的后代，有没有搞错？是不是世道变了？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了？是不是地主还乡团回来了？眼前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地说着话的人怎么像是胡汉三？”

“就这些，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办公室主任的话把我从朦胧中唤醒。

“哦，没什么了。”我使劲晃了下脑袋，使自己清醒过来。

我回到了现实，坐在我前面的不是什么胡汉三，而是办公室主任！

晚上我们见面时，我把要对她进行“政审”的事情告诉了她。

她自信满满地笑着对我说：“好呀，你们要审查就来审查吧！”

然后她用手指在我的鼻尖上轻轻地点了一下，娇嗔地说：“等审查完了，你就放心了吧？”

我一把将她拥到怀里，用我深情的吻堵住了她的嘴。

一个星期后，我们去民政局，领回了大红的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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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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