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燎原，1953年生于成都，1964年跟随父母到湖北宜昌，初中毕业于宜昌七中，六九届知青，下放枝江县问安区云台公社和平大队七小队。1971年抽调到解放军2358工程指挥部，1972年转入武钢机械厂，后到武钢职工大学机械系学习。历任工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后自主创业，现退休。原题
我的文革经历
作者：晋燎原
再来说说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这个公司机关就是宜昌冶金机修厂的上级单位，也是从四川迁移过来的，所以很多与宜昌的机修厂相似，第一机关的文化就是四川文化，武汉本地土著职工仅仅是极少数。第二大院的本土意识比较强烈，吃喝拉撒睡都在大院里面解决。就像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中，武汉地区有几个大的造反组织，例如武汉重型机床厂的钢工总，青山武钢地区的钢九一三，中南冶勘大院里面的人都不予来哉。中南冶勘大院有自己的造反组织，人家自己要当院子的老大，因为冶堪大院一共才有200多个机关干部和职工，不像外面名气这么大，所以什么名字早忘得一干二净了。虽然俺老爸已经是走资派，但是俺当时13岁的还是依然很淘气，湖北话说就是“贱爬”，当时冶堪所在的红卫路，出门就是稻田，所以自己有结识了一帮冶堪大院的小学生，虽然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一帮小学生，出门在稻田里面抓鳝鱼，打弹子，玩烟盒，搞得不亦乐乎。1967年2月的任家路，也就是红卫路有一个小百货，哪一个小破啊，就像农村的供销社，但是门口有一个电话亭，这个倒是现代化的象征。俺觉得宜昌都没有的电话亭，这个很好玩，看见了电话号码，回到家里俺就拿起电话打打，往哪里打呢？就往电话亭打，电话亭有一个老大爷收电话，听见是小学生打来电话，气不打一处来，就骂骂咧咧挂了，哎，俺觉得这个有意思啊，后来发展到俺潜伏到电话亭外面，要王经建在对面俺家里打电话，电话游击战开始了，不到一时三刻电话过来，在老人家的激烈的对骂当中，潜伏的偷听俺笑得肚子都岔气啦。随着“文革”进一步深入，俺老爸这个走资派的电话被取消了，俺们的电话游击战到此结束。不过当时冶堪的造反派并不知道走资派的儿子，用电话骚扰革命群众，不然俺老爸的高帽子又要高一挫。再就是老爸的住宿，原来是一家人住的，也被取消了，变成了和一个姓张的人住在一起。张大叔也是四川人，没有事情的时候，小孩就看见张大叔有一格存钱罐很好玩，里面满满当当的都是零钱，捣鼓捣鼓，哈哈竟然打开了。俺就每天摸出张大叔的一个银毫子，到任家路一家餐馆去买米酒，那个米酒三分钱一碗。
没有过多久，张大叔就发现他的存钱罐里面的银毫子所剩无几，想都不用想就是俺这个坏小子干的。张大叔马上向俺老爸投诉，除了赔张大叔的银毫子以外，俺还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揍。冬天的武汉是相当冷的，那个时候走资派老爸还要到下面地市县的地质队接受批斗，宿舍里面整天就冷清清的一个人，真觉得冷啊。公司院子里面有一个小孩叫孙萌，他是在宜昌胜利三路中南冶堪半工半读学校上过几天学的，俺当时也在那里旁听过，所以认得孙萌。有时候到孙萌家里玩，看见他们一家人生着火，家里暖洋洋的，看见自己的在哪里冷火秋烟的样子，俺知道了家的重要性。孙萌的爸爸是一个地质学家，叫孙书山，看见俺一个小孩子孤零零，有的时候他们家包饺子，就把我叫上一起吃饺子，吃着吃着小眼泪就掉下来。孙萌后来招工到武汉铁路局，1975年时候我们还一起上过庐山，不过后来几十年一直没有见过。他爸爸孙书山后来作为地质专家，调到北京武警黄金总队。冶金部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有一个办事处就在黄兴路10号，是北洋军阀吴佩孚公馆。一所五层楼的和花园洋房，距离汉口最繁华的地方，六渡桥和江汉路很近。“文革”期间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机关还是很人性化的，每周都要开大卡车到办事处让大家来汉口购物和游玩！俺们一些小孩子那是首当其冲，两年来把办事处周边的山西刀削面和电影院景点玩了一个够，“文革”期间虽然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每周派车到汉口来！一个证明了当时的青山任家路是多么的荒芜，再就是人性永远是需要吃喝玩乐的！可惜后来拆迁将黄兴路10号吴佩孚公馆拆的干干净净的！留下的是一座30层的高楼。红尘滚滚，将我们少年的记忆变得荡然无存。冶勘小孩子的另外一大乐趣就是到倒口湖游泳，(这个倒口湖是很有名的喔，2016年的7月，就是发现了管涌，连总理大人都亲自到这里视察，以示关怀，湖北总督更是不敢怠慢，1998年这里也是重点的重点，要知道民国20年的汉口大水，就是从这里决堤的。）一天一帮小学生决定到八大家长江边去游泳，我靠，无产阶级革命小将真TMD胆子大，没有几个人会游泳，居然敢到长江这个大风大浪的去锻炼。俺记得当时江边很多木排，俺看见大家都下水了，自己也慢慢的从木排下到水里，哪里知道长江的水很深很急，不像在游泳池里面，喝了一口水，吓得赶紧七抓八爪的抓住了木排，再也不敢下去了，那个时候死一个人，有谁会管你啊？真是的无知无畏。八大家当时有一个武钢的通勤火车，中南冶勘的小学生们，经常在八大家坐车，到红钢城下车走回来。不要钱咧。到了红钢城下车以后，俺和冶堪大院的小孩在月台上看火车，旁边有一些小孩拿石头往火车上扔，兵兵邦邦地响声四起，有一个工人模样的青年勃然大怒说：劳资今年不上班了，在火车已经快速开动的情况下， 飞车跳下。这个时候有小孩说：快跑，顿时月台上的小孩作鸟兽散，俺也是吓得魂飞魄散，拿出吃奶的力气，一路狂奔到红钢城百货商店里面，转了好几个大圈子，确认后面的没有追踪的尾巴，才灰溜溜地回到任家路。你说这“文革”小学生不上学，尽整什么事情。俺这个小学生虽然整天当“贱爬”，但是“文革”还是不可避免的来到我们的身边，并开始影响中南冶勘机关的小兔崽子们了。1967年3月，武汉的“二八声明”动静越来越大，有一天中南冶勘机关，开出一辆大卡车到阅马场参观，小学生们当然最喜欢的凑这个热闹的，大概是晚上，阅马场里面辩论会主要是：“二八声明”是大香花还是大毒草？俺的娘也，阅马场里面满满当当的全部是辩论的人群，大家作对厮杀， 当时还是比较文明的辩论 ，但是现在看来是不是有一点二，大香花，大毒草关我们屁事啊，回家吃饭去吧，有时间到哪里摆地脑壳挣钱去吧。“二八声明”是大香花还是大毒草，终于影响到中南冶勘小学生了，很快就形成了二派，屁大的孩子也开始了舌战，辩论，最后辩论的火气是越来越大，大毒草派贺锐，外号是三胖子（他爸爸是中南冶勘的领导之一，名字叫贺晋梁），属于少数派，三胖子胖乎乎的，但是三胖子嘴巴那是一个利索，怎么辩论都是有理，而且作为少数派坚贞不屈，绝对不像另一派低头，武汉的5月天气已经很热了，有一天俺们这一派的小学生说，这个三胖子要整一整。一天，香花派问三胖子，“二八声明”怎么样？三胖子说大毒草，终于激怒了多数派，大家说你再不说大香花，就给你苦头吃了。哪里知道三胖子是坚定的无产阶级而革命造反派，坚贞不屈，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最后大家说把三胖子捆起来，小学生们就想教训一下三胖子，大家一拥而上，把三胖子困在四楼的阳台上，然后大家一哄而散。三胖子困在阳台上，又热又渴，太阳又大，眼看阳台上一个人都没有，三胖子不禁大哭起来。机关的大人听到阳台有小孩哭，以为出了什么事情，看见胖乎乎的三胖子被捆在阳台上晒太阳，小脸上全是泪水汗水，就问三胖子你为啥子在这里沙？我说“二八声明”是大毒草，他们就把我捆在这里晒太阳。看见三胖子傻乎乎的样子，和认真的革命精神，机关大人一个个笑翻了天。1967年的5月份，武汉市就开始有一点不太平了，首先是在我们所在的青山区任家路，武汉钢铁学院的学生开始了摩擦，武汉钢院的学生组织成了一个钢铁兵团，还有一个什么钢二司的革命造反组织，当时的钢院的学生已经很牛逼了。记得当时任家路有一个小食店，我们中南冶勘的小孩也经常带那里花上3分钱，买一碗米酒，一天来了一个身穿军装的胖子，据说是钢院的学生，叫杨胖子，也来吃面什么的，啊呀，哪一个牛逼吧，手拿武装带，一进餐馆看见我们一群小孩子在吃饭，马上翻脸，一口河南腔调喊道。马上都给劳资滚，麻辣隔壁。吃饭的一些食客一看纷纷站起来退了出去。听吃饭的食客们说：那个家伙就是钢院的一个司令，牛逼得很。第一次近距离观看武斗的就是七层楼事件，这个楼层现在还在，当时学校的名字是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水运工程学院有一个教学楼七层楼，当时在附近这可是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周边没有一个楼房超过七层，就是大名鼎鼎的正部级武钢的办公楼也是三层楼。一天，中南冶勘的小学生说，七层楼那边打起来啦，于是乎我们纷纷跑去观战，只看见在顶楼的一派正在防守，楼下的一派正在进攻，大喇叭的宣教声，进攻和防守的呐喊声，响入云霄，还有现场的广播声，搞得我们这一些小学生热血沸腾。“文革”的时候，俺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干广播员，因为当时会说普通话的人寥寥无几，而这个正是俺的强项，俺觉得俺要是当个播音员起码比现场这个弯管子要强的多。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劳资下定觉醒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你别说，“文革”期间的这一些歌曲也好，文宣也好，都TMD很有煽动性，就是当时我们这一些小学生一个个都是激动万分。更不要说哪一些革命的热血青年哥哥们了，想起重庆沙坪坝公园那些文革武斗的死难人员，那才叫一个冤。幸亏当时俺老爸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幸亏“文革”的时候，俺只有13岁，否则俺一定会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我乐了去了。1968年以后，就在俺们公司的隔壁，就发生了火烧武汉钢铁学院图书馆的事件，当时的图书馆是钢二司占据，又称钢铁大楼，另外一派是钢铁兵团来进攻，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武汉钢铁学院与我们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就是一个马路之隔，当时也没有围墙就是一张铁丝网拦起来。小学生天生就是喜欢看热闹，当时已经多少懂一些战争防护的知识了，为了不让自己粘火星，我们都趴在铁丝网外面观战。进攻一方冲上去一波，被楼上的打下来一次，大刀，子弹，手榴弹满天飞，进攻屡屡受挫。后来进攻一方发动火攻，将什么东西推在楼下点火，整整将三楼图书馆烧掉一层。这就是著名的火烧钢铁大楼事件，那个杨胖子也参加了那一场的武斗。听说杨胖子当时手拿日本指挥刀，光着膀子嗷嗷直叫冲在最前面，被楼上的机枪一串子弹击中当场就挂了。
后来很久我到武汉钢铁学院去，看见图书馆还是二层楼，楼面还有火燎的痕迹。最后武汉钢铁学院改名叫：武汉科技大学，原来的老图书馆推掉重建，文化大革命的最著名的一次事件的发生地，就这样销声匿迹了。俺最近重新搜索火烧钢铁大楼，但是啥都没有了。武汉的武斗越来越厉害了，整天都是大卡车装着带安全帽，手拿长矛的武装人员在街上横冲直闯，俺的老爸也害怕了，怎么办？只有回宜昌去。回到宜昌正好“7.20事件”结束，又是游行庆祝啊，小学生也跟着大人们满大街瞎转，回到宜昌以后，宜昌的也越来越不太平了，有一天我们小孩们上街玩，走在胜利三路的省二建的楼下(就在宜昌市胜利百货商店旁边)，突然听见人群的喧哗，只看见有手榴弹从省二建的楼下扔下来，轰地一声炸开了花，街上的人群纷纷躲避，但是俺们一群小学生不以为然，还准备看热闹，我妈一把拽起我就走，幸好没有手榴弹再丢下来，否则很有可能要吃炸弹的。宜昌有一个汽运站，就在公路傍边，我们中南冶金机修厂的必经之路，汽运的造反派在那里修了一个碉堡，装备了机枪之类的火器，汽车来往都要检查。有一天机修厂传达紧急通知，要所有的职工和家属准备撤退，也就是所谓的跑反，说汽运公司准备在最近几天武装进攻中南冶金机修厂，这一下子就翻了天，让我们第一次感到了战争的威胁。那几天人人犹如惊弓之鸟，个个准备逃生的衣物食品。武汉的武斗打得再凶，与居民区啥相干都没有。这一个小小的宜昌，一个小小的中南冶金机修厂，还要准备跑反。那几天天都在学习如何卧倒？如何抬头观看，不能直接抬起脑壳，小心挨枪子儿，要头后仰先让眼睛观看。晚上睡觉都穿衣服，有情况直接到后山。俺的老爸和老妈都当了走资派，老爸当一个正厅级的走资派还有情可原，谁叫他不愿意到北京冶金部当一个司局长，在北京厅局长算一个狗屁的走资派啊，只要不说出格的话，那就是天天看热闹。俺老妈在一个400人的小皮工厂，还成了走资派，真TMD冤死。这不“文革”以来，我妈妈倒大霉了，弄成一个400人小厂的走资派，天天开斗争会，忆苦思甜人家吃野菜，要他们参加地主会吃鱼吃虾，要是放到现在那不是要笑死。那个时候人人都以吃草根野菜为荣。后来办公室不让坐了，下放车间扫厕所。夏天到了，革命造反派又安排她负责防暑降温。本来在武钢的这样的大企业，防暑降温是一个好差事的，热得昏头昏脑的哪个不愿意到防暑降温去凉快几天啊，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防暑降温可跟食堂一样，吃的喝的样样都有。当时这个机修厂自己没有做冰砖的设备，防暑降温就是要做冰冻酸梅汤。冰砖要到宜昌市副食品公司去拉，这个现在港窑路的苏家榜，距离副食品公司有将近五公里，还有好几个上下坡。这拉板车平路都无所谓，但是上坡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不够的。估计俺老妈当时与有关的造反派交涉过，但是这帮孙子还真是有点缺德。在武汉市哪个企业都有走资派，但是人家走资派都是从事扫地的行当，拉冰都是小三马的机动车跑得昂昂的。这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一个人拉冰肯定不行，俺是老妈的14岁的儿子，总不能熟视无睹吧，这样我就成了副走资派。炎炎夏天，每天跟在拉板车的老妈旁边，从港窑路出发，爬坡经过汽运站，走十三码头公路，到胜利三路，再到大公桥，装冰以后往返回到港窑路。赤日炎炎似火烧，上坡下坡路晒焦。拉车小子如汤煮，革命造反把扇摇。这个夏天俺都是作为副走资派拉板车。反过来说什么好呢？坑都是自己往里面跳的，怪谁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今后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事情要自己好好想想？起码搞一个中庸。再说了今后的当官的也没有这傻，哪里能发财，能升官或者舒服的地儿才去，到这个破厂，说不定那天破产了，不知道啥事还有多少？现在看来也并不怎么样的宜昌七中，不知道当时就那样情有独钟？在离开武汉的时候，俺就到红卫五中，也就是任家路中学开了一个转学证明，那个时候学校正常的上班，愿意干啥自编，也没有人来问转学到宜昌要转户口之类的，直接就齐齐卡卡的整成了。回到宜昌市以后，俺立马就跑到宜昌七中办理转学证明，学校也没有怎么看，直接就接受了，不过当时的老师还是问了俺几个问题，我听见傍边有一个同学在叽叽咕咕的，说这个武汉转学来的学生，怎么是一口宜昌话啊？其实俺就是武汉混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武汉话学的也是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的武汉青山话。进入宜昌七中以后，分配到了一连三排，就是六九届三班。我发现机修厂的王经建怎么也在宜昌七中，当年一起的宜昌教育局造反的小伙伴，居然不声不响地就转到宜昌七中来了，哪里像俺转这大一个圈子才整成了。学校里面当时也没有怎么正经上课，学了几句英语，当年的人民群众都知道：朗里夫前门毛，还有一句就是：额郎朗礼服途前门毛。再就是26个英语字母和有一个字母歌。俺到了下乡的时候，有的时候在稻田插秧的时候，也哼了几句英语字母歌，最后二句是：呜哇则，西亚字。搞得负责我们知青的妇女队长李远秀找我谈心，问你唱的呜哇则，西亚字是不是对我们工作不满？靠，俺跟妇女队长解释半天，说没有什么不是不满的，这是一个英语字母歌。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自己都不知道。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当时的大队小学领导，听说我会唱字母歌，找到我要到学校里面教英语，俺当时就吓了一跳，我这个半吊子都不是，还当老师教英语，拉倒吧。学校里面我们班级还是有一些学生的成绩比较好。长沙地质研究所搬迁到宜昌来，号称502所，他们里面的子弟的成绩都比较好。虽然读书无用论猖獗，但是我看他们的基本功都好，学习态度也好，都是很不错的。我们班有一个邹云湘，就是这样的。当时班主任李正一也是数学老师，给我们上的初中数学课，俺就根本不会做，但是我看邹云湘会做。班上还有一个白白净净的女生姓罗也会做，其他都跟我差不多，武汉活就是甩货。“文革”期间，我父母受到冲击，他们就认为当干部不划算，一天到晚就给我们小孩灌输当干部不好，不如当工人，当工人学技术最好，天天不绝于耳。哎呀，工农干部的理论水平就是不行啊。有一天，班主任李正一老师说要给我安排一个班委会的干部，被我当场拒接，在还在班上的黑板上写下：坚决不干班干部，把李老师气了一个半死。你说这小学生，潜默移化有多厉害。你不干就不干呗，还在黑板上乱画。这不存心捣乱吗？您看“文革”期间受冲击的走资派多了去了，但是有一些有文化，有理论水准的干部就是不一样。他们虽然受到冲击，吃了很大的苦头，当时他们对小孩的教育就是不一样，他们知道今后在中国要有一番作为还是要读书，还是要当干部当官。这个道理四十年以后，俺老爸才懂。这就是层次，这就是格局，这就是水平。四十年以后，我和老爸说：您看我工人也当了，工程技术人员也当了，图纸也会画了，您当年要求我的我都做到了。可以我还是穷得叮叮当，还是一无所有。我想离开单位，自己出去干，这一次俺老爸支持我的意见。“文革”的“九五声明”发表以后，社会慢慢回到了以前的钟摆，机修厂67、68年的初中生，外面也玩到头了，回到了机修厂。这一下又回到“文革”初期的时候了，几个小学生又混到一起了，龚三波、尹德谦，付启江，还有俺，几个屁人一天到晚在龚三波家里，听龚三波牛逼，帮龚三波做家务事。但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1968年12月龚三波也灰溜溜地当农民去了。不过这小子吹牛的功夫仍然是一流的，他把他们下放的地方吹上了天。他下放的地方好像是枝江县仙女区鲁港大队，有一次他的同学回来找到我们，说他们生产队没有做饭的铁锅，要我们帮忙找一个，带到枝江县去。恰恰这个时候，宜昌市面上铁锅突然成了紧俏物质，走遍全宜昌到处都买不到铁锅。当时的住家铁锅都是挂在外面的，有一天大家说实在不行，就在哪里提一个铁锅带下去，最后决定在当时的宜昌医专找一个铁锅。宜昌医专当时有驻军在那里，大门有卫兵值守。当我们几个小学生拎一个铁锅大摇大摆走出大门的时候，突然后面传来卫兵的吼声：站住，同时转来来枪栓的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中显得格外的刺耳。短短的几秒钟，把几个小学生吓了一个半死。这个时候需要的是镇静，不能跑，一跑说不定挨枪子儿。大家一致的往回走，到了门口卫兵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拿一个铁锅？这个时候有人说：我们是下放的知青，生产队里面没有煮饭的铁锅，宜昌市也买不到，所以从家里带一个到生产队去，卫兵看看几个破小孩，手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一个破铁锅，看不出来有什么破绽，挥挥手放行。走下宜昌的医专的下坡道以后，几个家伙禁不住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背后全是吓出来的冷汗。 提前下乡就是这样的惊险刺激。因为自己没有请假就跑到枝江县龚三波那里帮忙偷铁锅去了，学校一周的支农活动没有参加，回来以后被班主任李正一骂了一个狗血淋头，正式成为坏学生。九大公报发表，学校的基本上停课了，到铁路坝游行，又唱又跳的搞了一整天。九大完了，没有事情就开始折腾，挖防空洞，这就更加有一些胡来。一帮15-16岁的中学生，狗屁都不懂，学校在宜昌七中后面麦田里，就要学生备战备荒为人民，挖防空洞，工具就是几把锄头，什么安全设置也没有，幸好没有发生什么坍塌的事件。1969年这么折腾，很快就完蛋了。我们本来应该是7月毕业的，结果也是一拖再拖，转眼就到了1970年。当时学校开办了高中，就是俺们这一些初中毕业生可以读高中，很有一些同学愿意读高中，我家里也想我在学校里面再混两年。 主要是俺得过急性肾炎尿毒症，后面转为慢性，16岁的同类基本上都有青春期了，但是俺仍然是小学生一枚，完全没有发育的症状，口音都还是童音，个头只有1米3左右。因为我在支农期间，擅自跑到枝江县去，所以在学校属于没有改造好的走资派子女，留校读高中根本就没有指望。虽然机修厂就是我们的学校的工宣队。其实，俺本人压根没有丝毫想留在学校读高中的想法，看来我这一届学生是不行的，没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不知道劳心者治人的千古教导。下乡时的人员组合，也是李正一撮合的，邹云湘这个臭老九的子弟加入，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加上一个俺这个正在走的走资派子女。下乡的时候，俺还是弄出一点动静来。临走的时候，当时知青都有一些补助，国家的知青政策是：南方地区插队知青每人补助250元，其中130元是建房费，个人派遣费是30元，其余是生产资料购买费。30元是可以发给个人的，购买被褥脸盆等等。我家里的大人一看，就跟我说这个钱，我们不要，让给更加困难的同学。我到了学校就给李正一老师说：30元的知青补助我自动放弃，给更困难的同学。哎呀，学校的老师和工宣队一看，马上出了一个大喜报，给了大大的表扬。这大概是我在宜昌七中唯一的亮点。我家里老爸自动放弃国家对知青补助，在宜昌七中引起来轩然大波，搞得几个老红军的子弟都纷纷不要国家的补助了。要是现在俺打死都不会干的，跟什么过不去，别跟钱过不去啊。1970年农历正月十五，俺就一清早扛起行李就出门了。
延伸阅读
晋燎原：枝江云台公社往事
晋燎原：香饽饽成了臭狗屎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