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邵学新，祖籍广东四会，出生于湖北武汉。1965年武汉二中高中毕业。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先后在武汉13中、19中、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教育学院及江汉大学任教。2008年退休。原题
我于1962年考取武汉二中，1965年高中毕业，俗称“65届”。我们这一届学生虽然躲过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却没躲过阶级斗争的“洗礼”。记得1962年我们高一时，化学老师尹柳青对我们说过：“今天坐在这儿的同学都是要准备上大学的。”谁也没想到尹老师的这一句话竟成为“绝响”，在随后的三年我们再也没听到“上大学”的声音了，而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声音。政治课学习了“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每个同学都得上讲台作表态式的发言。“上大学”成了“原罪”，谁也不敢碰。谁碰谁倒霉。当时中国横行的“阶级歧视”，若非人陷其中、身受其害，是体会不到其中的滋味。
在农村，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及其子女的阶级歧视自不必说。在城市，阶级歧视的“另册”中：资本家、旧军官、伪官僚、右派分子（包括摘帽的）、历史不清楚者、下落不明者、海外关系者……这些人的子女在升学、就业、从军、进步甚至婚姻诸多问题上，背负着大大小小的“阶级歧视”的黑色十字架艰苦前行。当年二中团委书记曾动员我班一位“红二代”的同学入团，说：“我们的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红二代理所当然地要接班。”（大意）所以几年后“文革”初期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决不是空穴来风，而已经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1965年的“高考”，针对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政治审查既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史无后例的。A） 每个考生的档案袋的外面都盖有“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降格录取”和“不宜录取”等不同的印章。B） 对“三师子女”，即教师、医师、工程师的子女要严格控制录取数量。对于说法A），后来“文革”初期，不少大学的大学生在抢学生档案时，都曾亲眼看到过。对于说法B），迄今还没人见过文字根据，恐怕要等到某些档案解密。那一年高考，我们班38人，25人录取，13人落榜。13名落榜者中，除了团支书C（学习成绩实在太差）外，其家庭出身有前国军军官；摘帽或没摘帽的“右派”；还有死于国共内战或去了台湾香港的，当然也不乏“三师”。总而言之，父债子还，他们全成为当年“阶级歧视”的买单者、还债者。13年后，他们中的5人在恢复高考的1978年考取了大学：喻占元，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陈先敏，新疆大学物理系；
刘隆杰，武汉钢铁学院冶金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
杨淑莲，武汉师范学院咸宁分院英语系；
邵学新，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
与高中同字余伯刚（前右），戴自适（后中）留影于武汉长江一桥的龟山
从1962年开始，分配到武汉的高等师范院校毕业生越来越少，这就造成武汉市中学师资缺口越来越大。武汉市教育局决定内部挖潜，从每年高考落榜的高中毕业生中挑选一部分经过一年的培训，上岗当初中教师。1963年、1964年这种“师训班”的规模不算大，到了1965年“师训班”的规模就扩大了，那年的“师训班”分别安排在武汉第一师范学校、武汉教育学院和湖北实验师范学校三所学校。“一师”和“教院”的人数不多。“实师”却有语文、数学各6个班，每个班30—40人。“实师”地处武昌中南路口的傅家坡，周围布满了湖北省的厅局级单位和武汉军区驻地。它除了新增的12个师训班，还有6个高三年级的毕业班，以及6个幼儿师范的“幼师班”。高三年级中有不少上述机关的“革干”“革军”子弟以及厂矿郊区的工农子弟。幼师班则是一群头脑简单、成天载歌载舞的女孩子。我们这群高考失意者来到这里，高三的那些学生不但不物伤其类，反而总是用轻蔑的眼光看着我们.让他们恨得牙痒痒的是每天吃饭的时候。他们是交钱买饭菜票，师训班的这些“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却在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大餐—13.5元/月的师范大学标准的伙食。
1965年11月的一天学校把全体同学集合到操场，由校长亲自向大家交代一件事情。
原来虽然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非常恶劣，但是根据已签订了的文化交流协定，苏军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将来中国访问演出，武汉是其中一站。
省市委要求各单位特别是各级学校做好学生工作，强调对“老毛子”不接触、不围观、不搭讪。校长还特别强调，他们下榻在汉口的滨江饭店和德明饭店，住在汉口的同学星期天回家不要去那一带遛达。
谁没事找事？
还真有人没事找事，后来听高中同学说， 我们这一届的4班（学俄语）的一位同学那天路过滨江饭店看见两个“老毛子”在人行道散步，便走上去跟他们搭讪了几句。没想到对方很紧张，大概怕是这边派来搞策反的特工。话不投机各走各路。当他悻悻地走过一个街口时，后面疾驶过来一辆公安三轮摩托车，请他去了公安局。
他对公安说，只是想练练口语而已。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1966年6月1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的时候，我们正在武汉各个中学实习。接到学校通知，马上中断实习，回校参加文化革命。先是根据报纸广播的调门批判北京的“三家村”。接着又批判武汉大学的“三家村”。批判的枪口总不能“空对空”吧。于是批判变成批斗，目标就是学校一个女的“四类”份子，还有几个摘帽“右派”陪斗。批斗的主力军当然是高三的那些“红二代”，批判的火力还不时顺便扫射着师训班的“孝子贤孙”们。一次批斗会开完后，他们不知从哪里找到一件烂棉袄让那女人穿上并递给她一个破面盆，强令她沿着操场的400米跑道在八月份的阳光下边走边喊打倒自己的口号。也许这些死“苍蝇”太没意思，不久语文教研室的陈启福老师可能因为平时思想活跃，经常说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于是被“揪”出来，成为全校师生新的一轮的批判目标。为了一张大字报的内容与观点，整个学校的学生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数学（1）班的“三红”、数学（2）班的“狂飚”和我们数学（6）班的“四松”为代表的师训班的部分学生；另一派则是高中和幼师的学生。王心定，他是我班唯一的不是因家庭成分而是因先天性心脏病没能上大学的人。我们刚进师训班时，根据学校安排。辅导员樊老师请了王心定的母亲来我班作忆苦思甜教育。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倒不是王阿姨的阶级教育内容，而是她的儿子趴在课桌上头埋在双臂里肩膀不断地抽动。后来两个同学还私下争论，王心定是为他的父母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伤心，还是在……演戏？有一段时候，我和王心定邻坐。一天他送我一个小小的手抄本，打开一看：“少奇同志语录”。他眯着眼睛笑着说：“这是我抄的，送给你，好好学习！”那年“实师”突然增加师训班12个班的学生，使得男生宿舍不够用。于是安排我们数学6班的全体男生住在教学楼的一楼的一间教室。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铃响，然后灯光亮起，总有几个同学睡意未尽，还想赖赖床。此时，必定可听到王心定的嗓音：“冯群策，起床了。冯群策，起床了。”有一天，起床铃刚响、灯还未亮，一个人突然钻进我的帐子，朦胧中我看出是冯群策，他手指竖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吱声。不一会，灯亮了。那个令人生厌的叫声又响起：“冯群策，起床了……”没有等王心定再喊第二声，冯悄悄地走到王背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王心定，你每天叫我的床，什么意思啊？你累不累？”王做梦也没想到被冯抄了后路，在同学们的一阵嘲笑声中尴尬地落荒而溜，从此王心定每天早上的叫床声也就销声匿迹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学生中的“阶级阵线”越来越分明，一方是高中、幼师和师训班的少数几个王心定们；另一方是师训班的大部分同学。要命的是发生了两件不利于师训班的事情，使运动的天平更加倾斜了。第一件，那时每次大会都有呼口号的规矩，语文（5）班的黄同学是一位老资格领呼口号的人，不知为什么他在一次全校集会上竟然呼错了一个口号。第二件，在一次全校文艺汇演中我班的一个节目：三个人表演解放军的刺杀动作，在眼花缭乱的动作变幻中，他们的刺刀方向不时地指向舞台的正面背景墙，而那上面正好挂着伟人的画像。在“文革”中，这两件事绝对是大逆不道，如果是在后来“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专政时期，肇事者肯定会被“革命群众”当场扭送到公安机关去。好在当时还是原来的学校领导在控制局面，才没有发生上述悲剧。但校园里还是谣言满天飞、诽谤遍地走。什么师训班这些“牛鬼蛇神”“孝子贤孙”别有用心、心怀叵测……与师训班同学与武昌桥头雪松旁。前排右1冯群策，后排左1笔者、左2兰毓先
王心定一下子神气活现起来，他在班上一会儿指桑骂槐、一会儿借题发挥；今天训斥张三、明天吆喝李四。连团支部和班委会都奈何他不得。却说这天下午，全班同学午睡后都来到教室，只见教室墙上新贴了几个有针对性的伟人语录。大家一看就知是王心定的“墨迹”。再定睛一看，发现有一条上面明显抄掉了一个字。兰毓先明知故问：“那条语录掉了一个字，是哪个抄的？”王心定顿时咆哮起来：“兰毓先你好大的胆子，敢撕最高指示。誓死保卫毛主席。”兰毓先也不示弱，还以颜色：“你的胆子还大些，竟敢篡改毛主席语录。”两人之间唇枪舌剑夹杂着时髦的“文革”语言，如同机关枪、迫击炮互相对攻起来。同学中帮腔者、起哄者、劝架者此伏彼起。因年代久远，这场文斗的白刃战也记不清是怎么结束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心定从此收敛多了，大概他孱弱的心脏发现，专靠得志不得理以势压人的营生不是任何时候都行得通的。当年王心定来到师训班后，放眼一看，顿时找到根红苗正的感觉，他这样的“红五类”理所当然是那什么的天然的“喉舌”和“眼线”。于是今天给同桌者送手抄“语录”以示政治关心；明天监督贪睡者起床。以示严格要求；后天则要党同伐异，以示色厉内荏的心脏还是特别能战斗的。从6月到8月武汉地区和其他地方一样，运动不温不火。运动的决策者在京都很着急，于是，北京大专院校的“天兵天将”（林彪语）被派遣“下凡”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来到武汉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为首的大学生，其领导人物是日后被湖北人称呼的“南下一小撮”的“坏头头”——人民大学的赵桂林。他们一到武汉就到武汉各大学串连，煽风点火；到省委去静坐、示威、绝食，炮轰湖北省委。这个阵势从省级官员到普通老百姓哪里见过？于是，湖北省委也使出浑身解数，指挥湖北的大学生和老百姓一起围攻“南下一小撮”、省长张体学以身作则痛说革命家史哭诉赵桂林；歌曲“人民公社就是好”被改成“湖北省委就是好”到处传唱。“南下一小撮”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好处，是从此我们可以到各个大学看大字报了。那时的湖北大学在武昌大东门附近，离“实师”很近。每天晚上我们吃完晚饭就结伴去那里看大字报。一进学校大门，那个白天还是长长的林荫道现在已经是灯火辉煌、人声鼎沸。道路两旁的大字报棚贴满了“北京消息”“北京来电”的大字报或小字报。还有各种观点对立的辩论型、政论型的大字报，双方观点火药味十足。那篇臭名昭著的谭力夫的讲话第一次也在这里看到。还有各种文彩的对联也占了不少地方。其中一幅对联至今还记得：上联是空白无一字，下联也是空白无一字，横批：气得一句话说不出来。金秋九月，听到一个消息，根据中央精神各地方省委将组织大专院校师生分期分批到北京参观学习北京的“文革”经验。我们“师训班”，这个不受待见的“灰姑娘”也忝列大专院校行列。而且安排在1966年国庆节那批进京。唯独“灰姑娘”要上北京，后娘和异父异母的姊妹当然不开心。于是阶级成分的大棒又祭起。辅导员老师奉命和每一个同学谈话，说明其不能去北京的理由。樊老师找到我，说我的家庭成分是伪职员。这就奇怪了，据我所知父亲1943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到1949年武汉解放。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级国民政府的衙门当过差。这个“伪”从何而来？经过父子俩认真梳理，1946年父亲曾经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汉口办事处”干过事直到该机构结束。但是这个机构属于联合国啊！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何相干？父子俩都是学理工科的，于是我们就按办案人员的逻辑思维进行推导，当时（指1966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还被台湾国民党“伪”政府占踞，那么在中国大陆眼里，和台湾国民党沆瀣一气的联合国当然也是“伪”的，所以20年前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干过事的父亲也就是“伪职员”了。风云突变，不知什么原因去北京的队伍“扩充”了，我这个“伪职员”的后代又能去了。国庆节前两天到达北京，住在西直门外的全国供销合作社的一个大仓库。几百号人打地铺，每天三餐都是馒头大白菜炖猪肉，真好吃！10月1日，凌晨三点起床，四点出发，两个小时后到达集结地。上午十点国庆游行开始，大概十一点半左右我们的队伍经过天安门中轴线，也许离得太远，实在看不清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们。但是我们现在毕竟在中国的心脏离领袖们最近的地方。此时没有人不激动。晚上我们又被带回天安门广场观看焰火表演，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听到“语录”歌，雄壮、激昂。我们将和这些歌曲相伴10年。以至于十多年后，当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录音带时，心中感概世上还有这么动听的歌曲。造反派是运动初期，武汉各大专院校和各厂矿企业的少数派经过几年的纵横捭阖形成的“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为代表的格局。保守派则是由运动初期的“职工联合会”“红武军”等保守组织垮台后一脉相传下来的“百万雄师”。武汉的武斗萌芽是从1966年11、12月的少数派抢“黑材料”开始的。运动初期湖北省一把手王任重赴京上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前留给其麾下一个锦囊妙计，内有四字真言：“秋后算账”，于是武汉各院校、单位的当权者将少数派的所作所为都一一记录在案，以便运动后期按图索骥跟他们算总账。各个院校单位的少数派（造反派）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向当权派索取并要销毁这些准备“秋后算账”的“黑材料”。而后者或是否认存在，或是偷偷转移。在矛盾不能得到解决并被激化时，就必然发生“打、砸、抢”：造反派强行打开档案室，砸开档案柜，抢走“黑材料”。也许尝到“打砸抢”的甜头，在要求争取在广播、报纸上能够宣传其观点而得不到一席之地时。各个高校的造反派又抢了其学校的广播台和印刷厂。随着运动的进行，保守派“职工联合会”的两次大行动均告失败，特别是其中一次在12月26日这个“大吉大利”的日子的前一天，搞了个“抬尸游行”，想嫁祸于造反派而被后者倒打一耙。在造反派的冲击下它一朝覆亡。正当造反派为了抢夺省市的“印把子”闹得不可开交，为了一个“二八声明”是“香花”还是“毒草”吵得不亦乐乎。部队奉命“支左”介入地方的“文革”。早已看造反派不顺眼的部队当权者，三下五去二将最大的工人造反派“工总”定为反革命组织，对最大的学生造反派“二司”更视为眼中钉，只是它为学生组织而暂时下不了手。“职工联合会”脱胎换骨，变成了“百万雄师”。造反派摒弃了香花毒草，形成了“三钢三新”。“三钢三新”的后台是远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它后面则是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造反派明白面对枪杆子，“打、砸、抢”只会授人以柄。所以改弦更张，重要的话对自己说三遍：“文斗、文斗、文斗”。“百万雄师”总结“职工联合会”的垮台的教训，“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只会自取其辱。所以对付造反派只能请长矛、大棒说话：“行动、行动、行动。”两派迥然不同的战斗策略决定了从那时直到“七二〇”，武汉地区的“文革”形势的走向。“百万雄师”想不赢都难。因篇幅有限，那段时候的中小型武斗就不赘叙了。看看“百万雄师”仅仅6月份在武汉三镇的“定点围攻”或“定点清除”。6月12日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汽配厂死9人、重伤65人、被抓107人。（均指造反派，下同）6月17日围攻武汉财贸大楼与六渡桥民族众乐园。死20-90人、伤不计其数。6月23日围攻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死3人、被殴打100多人。6月24日围攻友益街“工造总司”大楼。死28人，伤不详。到7月上中旬，武汉三镇的汉口及汉阳都已收入“百万雄师”囊中。造反派包括被打得无家可归的工人都龟缩到武昌的华工（华中工学院）和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去了。假如没有后来的“七二〇”事件，这两个造反派的据点迟早也会被“百万雄师”清除掉。麇集在华工、水院的学生和工人也在磨刀霍霍，准备鱼死网破、决一死战。“七二〇”事件爆发了！“百万雄师”能够没遮拦地“过大江”，但却没能翻过喜马拉雅山。之前不可一世、胜券在握的“百万雄师”一朝灭亡、土崩瓦解。而“钢工总” 翻案了，他们誉之为 “天亮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可是不到10年，否定之否定。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武汉又翻了一个“大烧饼”。你方唱罢我登场，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先后经历了过山车式的酸甜苦辣。前者虽有喜马拉雅山作靠山，无奈山高皇帝远，喜马拉雅山再高也奈何不了掌管一抔之土的土地爷。后来“百万雄师”虽然一度灰头土脸、千夫所指。但是却尽收“文革”红利。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前中共党员，“文革”时期是武汉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钢二司”的一号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四人帮”垮台后遭整肃，1983年被判刑12年，出狱后又被以“贪污”罪判刑15年。俞文斌，“文革”前是武汉市机械局武装部副部长，中共党员。“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七二〇”后被关押囚禁4年多。1978年“七二〇”事件平反后，曾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进入1967年8月，以武汉“七二〇”事件为导火索，全国各地掀起了“大抓军内一小撮”（林彪语）和“文攻武卫”（江青语）的抢枪乱军的黑色风暴，武斗迅速从冷兵器进步到热兵器。黑色风暴的“风眼”武汉却出奇地平静。可能是因为“百万雄师”彻底覆灭，造反派没有了对手。不然的话，武汉不知要冤死多少人。虽然武汉没有像重庆那样饱受炮火连天的武斗蹂躏，但是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却发生过一起枪击流血事件。语文班一个男生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支手枪。他一天到晚枪不离身，好不得意。一天他把枪别在腰带肚皮处，和同学正谈得性起，不经意蹬下身，“砰”一声，他应声倒下，下身顿时血流如注，枪走火了！谈伴们赶紧把他送往医院，医生检查发现子弹击中阴茎，该同学此时神志还清醒，他没问医生有没有生命危险，而是问今后能不能生小孩。医生说：“应该没问题吧。”幸亏没击中睾丸，否则的话那还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1967年8月1日武汉“八一”横渡长江，我校溺水而亡7人（6男1女），笔者死里逃生，幸免于难。（见拙文《横渡长江历险记》）1967年12月师训班毕业分配。笔者分配至武汉13中，41年的粉笔生涯就此开始。 邵学新：1959年汉口的那群发小们
武汉城记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