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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梅长钊 :武汉五中教工宿舍忆往

梅长钊 新三届 2020-02-26


作者简介

梅长钊, 1947年出生,1966年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毕业,后经历文革 、下放、招工、高考,1982年武汉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任中学高级教师。1989年起,除发表专业论文外, 在《长江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瞭望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新民周刊》等报刊发表多篇作品。

原题

孚华宿舍



作者:梅长钊



车轮飞转,我有些局促地和美女程雨兰肩并肩坐在三轮车上去五中报到,脚下放着我们简单的行李。


车身摇晃得厉害时,我感觉到程雨兰肩臂身体的挤压依傍。


以前看过的电影里,反映解放前的生活场景中,常有夫妻二人并肩同坐一辆三轮的镜头。程是武汉一师体育班的班花,美目流盼,身材修长,气质出众,被体育班的好几个男生同时追求。我那时音乐班毕业,与她同分到武汉五中。


五中的人事干事陈家模到区教委来接领我们。他个子精瘦,很能干也很节约,雇一辆三轮车就将我们拉到了孚华宿舍。


1972年的时候五中教工宿舍有两处,一处很大,在前进卫生院的旁边,一幢很大的楼房,里面一间一户,密密麻麻地住满了二三十户老师的家庭。


另一处很小,就是孚华宿舍,在民意街派出所的旁边,是一栋两层楼的石库门。一楼和二楼的后面住了蒋老师,朱老师等四户人家,二楼前面的两间房,就是五中的男女教工单身宿舍。


陈干事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刚参加工作,是青年教师,平常要多花一点时间钻研教学,努力搞好工作,所以安排你们住在集体宿舍里,无事不要回家去。”


我年轻,作为知青好不容易从乡下抽调回来,第一次有了工作,对年长的老师和领导的教诲当然是毕恭毕敬,对住集体宿舍也无异议。那时母亲刚去世一年,父亲还在干校没有调回,家中也无人,只是偶尔回去照看一下子。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孚华宿舍也是这样,前前后后住过不少人。


女教师的宿舍住的人多,教语文的张金仙,管实验室的杨壁莹,还有教数学和外语的。


她们都是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而实际上只读了一年的初中,把她们培训一年后,就应急去教初中,不用说能力当然要差一些。两三年后上面来文,她们中的不少人都调配到城管,税务等部门。


当年她们调走时还有些生气闹情绪。—— 世事难料,现在这些都是肥得流油的部门。


和她们一起到五中来的还有一位女孩小刘,不同的是小刘没有去教学,而是坐到了人事干事老陈的对面,坐进了支部办公室。


一样的女生,怎会有这样不同的安排?当时我有些奇怪,但也并未多思问。


小刘端庄文静,富态秀美,话语不多,待人礼貌客气。那一批年轻女教师调离教育部门时,她没有调走,一直在支部办公室工作。


多年后我始得知,她的父亲是区公安局的负责人。


男教工宿舍的人就少了,我去时只住了瘦瘦高高的江老师一个人。


一次我回宿舍,进门后见江老师刚下床站起,上身衬衣已穿好,下身差不多光着,只穿着一条像简易游泳裤一样的极短的红裤。


他的女朋友站在一旁看着他,亭亭玉立,衣着整齐,脸含笑意。


江老师结过婚,文革中当过人民中学的头,这个女朋友是他的学生,江老师后来离了婚。


老师和学生走到一起在那时是很少见的,能引起轰动,有人惊奇,有人羡慕,有人气愤。


当时最有名的是二十七中的音乐老师吴锦麟,他带的宣传队可演全场的舞剧《白毛女》,且很有水准,全市闻名。


而那宣传队的一个漂亮女生,十六岁的白毛女主演,竟要和大二十岁的吴老师结婚。


新闻轰动全市,传说吴老师给未来的老亲娘下过跪,有情人终成眷属。


那女生后来就在利济路口的硚口百货商店工作,化妆品柜台前,常有忍不住好奇心专门去看的人。


江老师的轰动没有这么大,他很有能力与本事,当过造反派的头后来竟然没有吃到大的亏,这在当时是少见的。


幸福的江老师在宿舍住了一年后,结婚搬了出去。他的学生也就是后来的妻子在房管所找到工作,住房当然没有问题。


五年后的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离了五中。上个月几位五中的老教师相约在章老师家中聚会,章老师那时是我们的连长,当时全国学解放军,连长即是现在的年级教研组长,章连长对我的教学与生活有过很多的帮助与关心。


章老师新搬的家在面对长江的高层楼上,女婿把新居装修得时尚亮丽。


友谊天长地久,好久没见面的老师们笑语不停。在接下来往事热烈地回忆交谈中,个子矮小但数学教得很好的朱老师——也就是当年一家住在我们男女单身宿舍后面的那位朱老师,爆出了一件我不曾知道的事情。


“江老师当时还怪我, ”她提高了嗓门,声音里含有很大的委屈:“其实李校长、张主任他们是从周老师家里的窗子里看到的,他们站在周老师屋里的桌凳上,一个一个地从天窗往下看。”


那时还未改革开放,民工大棚里放映的港澳的三级片还未传到大陆来,这观看既是严肃的工作,又有着不能明说的过瘾的快乐。


我想到我住过的那间孚华宿舍,江老师和他的学生女友在里面缠绵忘情,不知身后高处那黝黑的天窗玻璃后面,紧贴着一双双睁大的冰冷眼睛,那是一幕多么可怕的场景。 “后来我跟江老师解释清楚了。”朱老师说到这里脸上变得轻松,她舒了口气,仿佛长路上的旅人将背包搁地 。


“李校长后来也出了事。 ”谈兴很高的朱老师又说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笑容在她的脸上泛起。


可接下来的话惊得我不敢相信:“李校长和程雨兰搞到一起了,在李校长的另一处住房里,他的老婆和学校的人将他们抓了个现行。”


在天窗上偷窥监视别人不轨的李校长后来又在床上被他人擒住,怎会有这样的幽默与讽刺?怎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


一件洁白珍贵的精美玉器掉在石地上,碎得令人惋惜。


朱老师讲完这件事后高兴得仰头哈哈大笑,笑得发颤的身子向后面的沙发背靠过去。


震耳的“咯咯”笑声深刺我耳,那摇晃抖动的身躯让我顿生厌情。


我心隐隐作痛。


有东西在胸中堆积 。


笑声停住后,章老师端起茶杯呷了口茶,缓缓开口,轻声温和地道:“ 程雨兰后来去了深圳。”


江老师结婚搬走后不久,接替他的是刚刚调到五中来的黄老师。他在孚华宿舍只住了一个月。


黄老师很年轻,刚毕业分来的。他个子较大,稍有点胖,脑袋大大圆圆,留着极短的头发,戴着镜片很厚圈数很多的深度眼镜。


他的父亲是武汉大学的一级教授,全国闻名。


黄老师体大,动作较慢,显得有点笨拙。他为人善良,有着极好的脾气。可“人善被人欺”,那时“复课闹革命”不久,“读书无用论”盛行,班上调皮的学生多,黄老师不大管得住,上课颇为费力。


在宿舍住了一段时间后他搬回家去住。寝室里又只剩我一人。有些孤单,时感寂静。好长一段时间后,又有人来入住。这位老师在宿舍只住了一天,他是位头发斑白的老年人。


记得很清楚,时届隆冬,农历年就要来临,天气寒冷,树上残存的几片枯叶都被无情的北风吹刮干净。


有些忙碌,已近期末考试,班里转来一名姓宋的学生,我是班主任。这个学生长得十分白净,个子瘦瘦,显得文弱。他人很腼腆,平常不大作声,一和他说话,就害羞似的低下了头,白白的脸庞马上变得绯红。


那天天气极冷,天气预报又一次寒潮即将来袭。已快天黑,下班了的我走出校门,穿着厚衣的我顿觉衣裳单薄,顶着灌进领口的寒风,缩紧着身子,越过地上旋飞的枯叶,我飞快地从学校跑到了孚华宿舍。


一进石库门脸就不冷了,石库门的厚墙将施虐的寒风挡住。搓着冻得发僵的手指,进到二楼的宿舍里,顿感家的暖和。


奇怪的是,门开着,里面亮着灯。咦, 怎么会有人?


在门口怔停了一下后看清楚了:灯下坐着一位瘦削的老人和我那宋姓的学生。老人见我进来连忙站起,原来是不久前调来的外语组宋老师。他从鄂西北一个边远县份调过来,我和他在学校照过几次面,但还不曾打招呼。


宋老师个子瘦小,头发近全白,很有些年纪,样貌有点象我的父亲。他苍白枯瘦的脸上皱纹深深,说话时的声音和细瘦的手指都有轻微的哆嗦和颤抖,显得十分羸弱,一看就知道饱经岁月风霜的磨难。旁边的空床上放着他们尚未解开绳索的被褥。


 “好多年未回武汉了,”白瘦的宋老师感慨地对我说,交谈中我才知道,那不多说话的宋姓学生原来是过继给他的儿子。 “ 今年总算可以过个好年了。” 坐在桌边的他长舒了一口气,欢喜地上下打量着房子,一边欣慰地说。


桌子上方明亮的电灯光照在他的额头上,反射出亮亮的光泽。他一脸的轻松与快乐,象是个在风雪中长途跋涉的人,终于在天黑时分找到了可以度过潮冷寒夜的驿站,那苍老的脸上焕出生气,那快乐也立刻感染了我,满屋里都是温馨与暖和。


我还有事回家,向他弯腰告辞。


第二天寒潮来临,天气变得更冷,下班一出校门,小雪籽便猛烈地袭打在脸上。 我依然顶着寒风来到孚华宿舍,搓着冻僵的手走向二楼。又在门口怔住:有人坐在房间里,但不是宋老师,是个年轻女子。


听到门外声响,女子转过脸来,哟,是党支部的小刘干事。 “你怎么来了?”我走近桌边问小刘。 “我在等宋老师。” “你等他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要他从宿舍搬走。”“啊! 为什么要他搬走?”我万分诧异。


 “你不知道?他是右派啊!”小刘干事瞪大眼望着我,理所当然地大声说道,好像这是再也明白不过的事情。


感到震惊,震惊会有这样的事。


十分惊愕,惊愕诧异无情的驱逐令竟会从这样端庄秀气的女子小刘的嘴里漠然说出。


心堵得厉害,不是因为小刘刚才说的话,而是想到年迈的宋老师昨晚灯下说的那句 话——“今年总算可以过个好年了。”是他说这句话时长舒一口气后欢喜欣慰的神情。我不忍想象他在小刘突然宣布的打击下会呈现什么样的惊愕与难过,他是怎样重新打叠被包离开宿舍,怎样悲怆地背荷大包行李,离开孚华宿舍走上大街,愤懑又无奈地走入天上飘卷着雪花,地上淌着雪水的黑夜中。


我还是有事先走了,没见到宋老师回来后发生的事情。


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那时重回五中教书的宋老师, 刚刚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不久后我参加了高考并离开了五中,宋老师和宋姓学生以后的情况再也不知。


人的一生里,总有几件难忘的物与事。


“今年总算可以过个好年了。”—— 年迈体弱的宋老师在灯下对我说的这句话,和说话时的欢喜样貌一直深藏在心里,伴着酸楚和刺痛常会忆起,虽然四十多个春秋已经过去 。


从武汉一中数到六中,个个都是省重点学校,唯独五中不是。


从一中算到三十六中,序号编制都全,单单缺掉五中。 五中后来改为职业学校,校舍几年后再挪作他用。五中的编号撤除,教师打散分到几个学校,五中像流星在夜空中一样无声地消失。


流淌过我青春岁月的五中红砖楼房和孚华宿舍的石库门还在,不久前我还重游过。但物是人非,更加破旧败落。


为什么会这样? 我问围坐在沙发里的老教师。


“反右时我们学校打的右派在江汉区的中学里人数最多,伤了元气。”老教师里有人惋惜地说。


天色已晚,暮影沉沉,追忆着往昔,聚会中失去了五中根基的老教师们落寞叹息。


大家忽停住了话语。客厅里一片静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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