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丨武汉人与重庆人、成都人的活法

原题

重庆人与武汉人

 作者：张老侃

原载重庆晚报

　　全国各大城市中，与重庆城最相近的是武汉。首先地理、气候相近，都是江城，且都是两江一城；南岸、渝中半岛、江北，类似武昌、汉口、汉阳。气候是“火炉”。燥热中放眼滔滔大江，激荡起一种勇武好斗，喜欢动拳头，讲义气，重哥们，记恩怨的豪放性格。重庆人动辄讲兄弟伙，“你我两兄弟”，逢人喊老师、师兄、伙计；女人之间互称姊妹伙。而武汉人把所有结过婚的女人，统统叫“嫂子”，这就等于是把女人们的老公，都当成哥哥。大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味。这是渝、汉两地人江湖性格的表现。

　　易中天在武汉读书工作，他在《读城记》中写道：“武汉历来是水陆码头。码头往往是江湖人的集散地，江湖上那一套总是在码头上大行其道。久而久之，江湖之道在武汉人这里就很吃得开，武汉人也就变得有点像江湖中人。”这段话，如果把“武汉”换成“重庆”，没有半点不妥。水码头长大的重庆人，也有点像江湖中人。

　　重庆人和武汉人，有不少性格共同点。第一，说话不拘小节，带渣滓，带把子；第二，脾气火爆，爱动武；第三，爽直，心直口快；第四，办事利落，快节奏。

以上几条，与温文尔雅、精明的上海人和悠闲的成都人截然不同。“男的嘿耿直，女的嘿巴适”。易中天说：第一要仗义，第二要大方，第三要到位……武汉人所谓梗朋友，相当于北京人的铁哥们。梗，在武汉话中又有“地道”之意。作为梗与梗朋友的反义词，是“拐”（奸猾）、“差火”（不道德、不像话、不懂规矩）、“鬼做”“阴倒搞”“抽跳板”“码倒搞”（做假）、“诈倒裹”（吹牛皮）。有趣的是，重庆方言中，对以上武汉方言，全都能找到相对应的词汇：假打、踩假水、水场合、下烂药、阴倒整、闪虱子、扯怪教、撇火药、理扯火……巴方言和楚方言中，有相同的两个字：“戳拐”。重庆话的戳拐，意思是戳笨，惹了麻烦，不过是粗枝大叶而已。武汉话的戳拐涉及品德，指背后告刁状、扇阴风，所以一个武汉人如果发现有人“戳拐”，就会找上门去、毫不客气地说：“么样，想找老子的歪？”《读城记》写：“一个喜欢‘戳拐’的人，在武汉是不会有容身之地的！”

　　这都是源自于一个“梗”字，与重庆人的“耿直”如出一辙，喜欢当面锣当面鼓，不容许“阴倒搞”。梗，也写作耿，忠心耿耿的“耿”；但方言的“梗”，有完整之意，未折断，未掰开，梗的，更符合性格。

　　渝、汉两地人喜欢快节奏，办事干脆利落，且不讲究、不拘泥形式。比如早餐吧，重庆人爱在街边小摊吃小面，“师傅来二两，多放点海椒。”面一来唏里呼噜干完了事，嘴一抹打声嗝那硬叫是安逸惨了！这情形，与武汉人热衷吃热干面完全一样。热干面事先煮熟晾着，吃时拿笊篱往开水锅里烫。“香喷喷热乎乎极其刺激味觉。接过来，唏唏唆唆，吧答吧答，三下五去二，眨眼工夫就入了肚。第二天，又来吃……爱不爱吃热干面，是区分正宗武汉人和非正宗武汉人的试金石。”

　　在重庆，这个试金石是吃小面。“重庆十八怪，不吃小面不自在。”神色匆匆，大大咧咧，也不论有无桌凳，站着蹲着吃都行。这也是种江湖习气。

　　梗直，“梗朋友”，心眼不多，一根肠子通到底；脾气火爆，易动怒；重义气，讲交情，以心换心；求利落、快当，忌罗嗦；是重庆人和武汉人性格的共同点。巴、楚大江相连，文化自古相融。就人的性格而论，巴人与近在咫尺的蜀人反倒相去甚远，是何道理，值得探究。

延伸阅读

成都人的花样活法

作者：易中天

成都是府。成都是天府。

天府的人好安逸。

府，原本是储藏文书或财物的地方，也指管理文书或财物的官员。周代官制，设有“天府”一职，“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看来是给周天子守库看家的。所以后来，天府也泛指皇家的仓库。天子富有四海，富甲天下，皇家的仓库通国库，自然是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要什么宝贝就有什么宝贝。由此可知，一个地方，如果被冠以“天府之国”的称号，当然也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所在。

《战国策》云：“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汉书·张良传》也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说法。不过，两书所说的“天府”，都不是指成都，也不是指四川，而是指关中地区。后来，成都平原的优势明显超过关中平原，“天府之国”的头衔，便几乎成了成都和成都平原的专利。

说起来，成都号称“天府”，是当之无愧的。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约摄氏17度，平均降水量约980毫米，气候之好，是没说的了；一马平川，良田万顷，草木常青，渠水长流，地势之好，也是没说的至于物产之丰富，生活之便利，在咱们中国，更是首屈一指。

民谚有云：“吃在广州，穿在苏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无非说的是广州菜肴好，苏州丝绸好，杭州风景好，而柳州棺木好。但要说都好，还是成都。广州、苏州、杭州、柳州的好处，成都都有，却无其不足。成都地方比苏州大，气候比杭州好，好玩的地方比广州多，好吃的东西比柳州多，何况夙产蜀锦、号称“锦城”，还怕没有好衣服穿？吃好了，穿好了，玩好了，便是死在成都，也是“快活死”“安乐死”，是“死得其所”吧？

更何况，成都的文化积累又是何等厚实。两汉的司马相如、扬雄不消说了，唐宋的李白、三苏也不消说了，王维、杜甫、高适、岑参、孟浩然、白居易、元镇、贾岛、李商隐、黄庭坚、陆游、范成大，哪一个和成都没有瓜葛，哪一个没在成都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章？武侯祠、薛涛井、百花潭、青羊宫、文殊院、昭觉寺、望江楼、王建墓、杜甫草堂，哪一个不是历史的见证，哪一个没有“一肚子的故事”？有如此之多文化积累的城市，天下又有多少？也就是北京、西安、南京几个吧？

这就是成都。诚如王培苟《听雨楼随笔》所言：“衣冠文物，济于邹鲁；鱼盐粳稻，比于江南。”成都，确实是我们祖国积累文化和物产的“天府”。

物产丰富，吃食就多；文化丰盈，话题就多。于是，成都人的一张嘴，就怎么也闲不下。成都人能吃也会吃，能说也会说，吃能吃出花样，说能说出名堂，而最能体现成都和成都人这一特色的，便是成都的茶馆。

一、成都的茶馆

有句老话：北京衙门多，上海洋行多，广州店铺多，成都茶馆多。

这也不奇怪。北京是城，而且是京城。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国脉所系，中枢所在，自然衙门多。上海是滩，开埠早而摊子大，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五湖四海风云际会，欧风美丽浪打潮回，洋人多自然洋行也多。广州是市，以商为本，以贾为生，一天不做生意，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店铺能不多可见，衙门多也好，洋行多也好，店铺多也好，都是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性质所使然。

成都就不一样成都不是京城，用不着那么多衙门；没有外滩，也用不着那么多洋行。成都当然也有店铺，但多半是饭铺、衣铺、杂货铺，少有广州那种财大气粗的银行、商号和当铺。因为成都毕竟不是广州那样的“市”，不想做也做不了广州那么大那么多的生意。成都是府，是富饶丰足的天府，而且“养在深闺人未识”，深藏在祖国大西南群山环抱之中，只有聚集没有耗散，只需享用无需奔忙。

如果说，上帝亏待武汉人，有意安排武汉人吃苦，那么，他就厚爱成都人，有意安排成都人享福。成都和武汉一样，都是那种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城市：依长江划线，它在北；以秦岭为界，它居南；和武汉在同一纬度，离拉萨和上海差不多远。然而，两地的自然条件却差得远。武汉是冬天奇冷夏天酷热，兼东西南北之劣而有之；成都则冬无朔风劲吹，夏无烈日曝晒，兼东西南北之优而有之。它的天是温和的，它的地是滋润的，它的物产是极为丰富的，而这些物产的价格又是非常便宜的。生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自然也就用不着操那么多心，费那么多力，做那么多事情，只要消消停停悠悠闲闲地过日子就行。

那么，怎么过才消停、才悠闲当然是泡茶馆。

说起来，茶，原本是中国人的爱物。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只要是中国人，很少有不爱喝茶的。不过，最爱喝茶的，又数成都人，至少成都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不错，江浙有绿茶，云贵有沦茶，广东有早茶，西北有奶茶，闽南有乌龙茶，北京有大碗茶，但成都人都看不上：绿茶太淡，沦茶太粗，奶茶是以茶代饭，工夫茶是以茶代酒，早茶是以茶为配角，大碗茶则只能叫“牛饮”，只有成都人的盖碗茶，才既有味，又有派。有味，是因为成都的花茶，又香又浓又经久，一碗茶冲七八遍水也无妨；有派，则因为它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俱全的“盖碗茶”，而且是在茶馆里喝的。在茶馆里喝茶，和在家里泡茶，大不一样。在家里泡茶，谁不会显然，只有爱上茶馆，才真正算得上是爱茶。

成都人爱上茶馆。可以说，成都人是把“爱茶主义”理解为或者表现为“爱茶馆主义”的。事实上成都的茶馆也多得有如雨后春笋。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成都街巷计516条，而茶馆即有454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载，成都共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达12万人之多，形成一支不折不扣的“十万大军”，而当时全市人口还不到60万。去掉不大可能进茶馆的妇女儿童，则茶客的比例便无疑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况且，十二万人进茶馆，一天下来，得喝掉多少茶叶，多少光阴？有如此之多的茶馆和茶客，成都，实在应该叫做“茶馆之都”才好。

其实，即便在今天，成都的茶馆恐怕也仍是四川之最，中国之最，世界之最。在成都，闹市有茶楼，陋巷有茶摊，公园有茶座，大学有茶园，处处有茶馆尤其是老街老巷，走不到三五步，便会闪出一间茶馆来，而且差不多都座无虚席，茶客满棚，生意好得不敢让人相信。究其所以，也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市民中茶客原本就多，二是茶客们喝茶的时间又特别长，一泡就是老半天。一来二去，茶馆里自然人满为患。难怪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成都人大约有半数左右是在茶馆里过日子的。至于另外一半，则多半进了火锅店。看来，正如北京的城门是解读北京的“入门之门”，成都的茶馆也是解读成都的一把钥匙。

茶馆其实是茶客造就的。

成都的茶客，不但人数众多，堪称世界第一，而且，正如成都的球迷有资格自认为（同时几乎也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球迷，成都的茶客也有资格自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茶客。不错，中国人都爱喝茶，有茶馆的也决不仅止于成都一地。但似乎只有成都人，才那么酷爱茶馆，才那么嗜茶如命。对于他们来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个字，是要倒起来念的。

正宗的老成都，往往是天一麻麻亮，便打着阿欠出了门，冲开蒙蒙晨雾，直奔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的茶馆。只有到了那里，他们才会真正从梦中醒过来；也只有在那里，先呷一小口茶水漱漱嘴，再把滚烫清香的茶汤吞下肚去，才会觉得回肠荡气，神清气爽，遍体通泰，真正活了过来。

或许有人会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广州人和扬州人也一样爱吃早茶。正宗的扬州人更是和成都人一样，天一亮就直奔茶馆去过早茶痛。可是，广州人也好，扬州人也好，吃早茶时居然要吃那么多的点心，这就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吃早茶，还是吃早点。何况广州人的早茶，居然还是在饭店酒楼里吃；而扬州人则只有早上才“皮包水”（泡茶馆），一到下午便改为“水包皮”（泡澡堂）了，哪像我们成都人，从早到晚，都对茶馆情有独钟，忠贞不贰。

也许，正因为成都人是如此地挚爱他们的茶馆，古朴的、传统意义上的茶馆，才不至于在中国绝迹。可不是老舍笔下作为老北京象征的茶馆，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了，北京的“茶文化”已经变成了“大碗茶文化”。上海的茶馆，据说也只剩下老城隍庙湖心亭一处以为点缀，还不知光景如何。各地现在当然也都有一些新的所谓“红茶坊”或“茶艺馆”，但大多装修豪华，设施考究，珠光宝气，高深华贵，且多半有几个所谓“小姐”在那里表演来路不明的所谓“茶道”或“茶艺”，收取价格惊人的“茶钱”。至于老茶馆的那种氛围和情趣，当然是半点也没有的。说白了，它们不过只是“蒙”老外的旅游景点而已，而且很可能还是“伪劣产品”。

然而成都却很不一样。成都现在虽然也有高档豪华、专供大款们摆阔的新茶馆，但同时也保留了不少质朴简陋、专供市民们休闲的老茶馆。这些老茶馆，或当街铺面，或巷中陋舍，或河畔凉棚，或树间空地，三五张方桌，十数把竹椅，再加上老虎灶、大铁壶（或大铜壶）、盖碗茶具，也就成了市井小民的一方乐土。

环境场地如此简陋、质朴，又有什么好处？正如林文询《成都人》一书所言：“环境随意，场地简单，来往之人也就随意。”三教九流，会聚一堂，不讲等级，勿须礼仪，大家便都很自在：或喝茶聊天，乱摆一气；或读书看报，闭目养神，互不干扰，各得其所。话可以随便说，水可以尽管添，瓜子皮不妨满地乱吐，想骂娘就大骂其“龟儿子”，岂不快哉！

这其实便正是成都老茶馆大得人心之所在。本来嘛，喝茶，又不是上朝，何必要那么一本正经，行礼如仪？茶客进茶馆，原本是为了放松放松，休闲休闲，正所谓“忙里偷闲，吃碗茶去；闷中取乐，拿只烟来”。你弄些迎宾女盛装接送，服务生恭立伺候，害得茶客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嘴上怕出错，心里怕挨宰，哪里还能放松，又哪是什么休闲？而成都的老茶馆，可以说好就好在“随意”二字，因此为成都市民所钟爱。即便发了财，当了“大款”，也仍有不少人爱进那简陋的、廉价的、不起眼的小茶馆。

不过，成都茶馆的氛围虽然是随意的，沏起茶来，可是一点也不随意。第一，茶具一定得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谓之“盖碗茶”。三件头好处不少：茶碗上大下小，体积适中，便于冲茶；茶盖保温透气，搅水隔叶，便于饮茶；茶船稳托碗底，隔热免烫，便于端茶。三件头的设计，可谓用心良苦。第二，倒水一定得是烧得鲜开的滚水，头道水只盛半盏，叫“养叶子”。等到干干的茶叶滋润舒展开了，才冲第二道。这时，滚烫的开水从长嘴大茶壶中飞流直下，舒眉展脸的茶叶在开水的冲击下翻身打滚，再沉于盏底，一盅茶汤，便黄绿喷香，诱人极这，就是成都茶馆的功夫，成都茶馆的艺术。可见，成都的茶馆并非不讲服务，而是服务得十分到位，没有一点虚套套。

有如此享受，又十分随意，这样的茶馆，谁不喜欢？

但，这还不是成都人爱进茶馆的全部原因。

我总以为，成都人之所以爱进茶馆，主要还因为在那里可以大摆其“龙门阵”。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有人说，只要是干活溜嗖、说话噎人、背书不打奔儿、一坐下来就神聊海哨胡抡的，一准是北京人。至于那些既爱吃又爱说，说不耽误吃，吃不耽误说，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说到哪儿的，则多半是成都人。反正不管北京人也好，成都人也好，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有趣的是，他们也都爱喝茶，而且独钟花茶。这也不奇怪。因为吹牛聊天，断然少不了茶。没有茶，说得口干舌燥，兴味便会大减，甚至聊不下去。有了茶，可就大不一样茶既能解渴生津，又能健脑提神，一盏清茶下肚，头脑也灵光了，舌头也灵便了，那原本就说不完的话，也就更加滔滔不绝。

所以，北京和成都的茶馆，在中国也就最有名。

然而奇怪的是，北京的茶馆终于衰落了（这是让许多热爱老北京文化的人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事），而成都的茶馆却久盛不衰（这是让许多钟爱老成都文化的人窃喜庆幸却又提心吊胆的事），这又是为什么我想，也许就因为北京人和成都人虽然都爱说，但说什么和怎么说，不大一样吧！怎么个不一样要而言之，大体上是北京人侃，成都人摆，北京人说大话，成都人说闲话。

侃，有三个意思：刚直、和悦、戏弄。所谓“侃侃而谈”，就有刚直、和悦的意思；而所谓“调侃”，则有戏弄的意思。这三种意思，在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中都有，即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和滑稽幽默。事实上，只有那些满腹经纶、口若悬河而又风趣俏皮者，才有资格当“侃爷”；也只有那些高屋建领、滔滔不绝而又妙趣横生笑料迭出者，才有资格叫“侃山”。这其实也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性质所使然。北京是京城，是首都，北京的市民，也就差不多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嘛，一要眼界高，居高临下；二要城府深，沉得住气；三要口才好，能言善辩。居高临下，便理直气壮；沉得住气，便从容不迫；能言善辩，自然风趣幽默。有此气势、涵养和水平，当然连山也“侃”得倒，所以“侃大山”又叫“砍大山”。可以这么说，愚公移山，靠的是锄头；侃爷移山，靠的就是舌头

显然，砍大山也好，侃大山也好，要紧的是一个“大”字，也就是要说“大话”。“话”怎样才能“大”当然首先必须“话题”大，而最大的话题又莫过于政治。实际上，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便多半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来进行，只不过态度也多半有些调侃罢了，比如“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之类的“段子”，便最能体现“侃大山”的特征。

这样的话，当然并不一定非得到茶馆去说不可。

事实上，北京茶馆的渐次消亡，与北京说话的地儿越来越多不无关系。你想，现如今，北京有多少学会、协会，沙龙？有多少报告、讲座、研讨会？这些社团大多被北京人戏称为“侃协”，自然都是“侃大山”的好去处。运气好一点，没准还能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或其他什么节目的演播室里，去当一名嘉宾或能插上一嘴的观众，那可比上茶馆过瘾多了，也比在茶馆里更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况且，这些地方、场合，一般也都备有茶水，或能自带茶水，而北京人对于茶水的质量和沏茶的方式又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一定要“三件头”或“鲜开水”，自然也就并不一定非上茶馆不可。再说了，茶馆里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哪能保证一定会碰上“可侃”之人

更何况，能侃善侃喜欢侃的北京人，是有本事把所有的地方都变成或视为茶馆的。比如“的士”司机的茶馆，就是他的小车。茶嘛，他自己随身带着；座儿，当然更不成问题；而上上下下往来不绝的乘客，便是他的听众和茶客，只是不供应茶水而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这个小茶馆里，永远都不愁没有“山”可“砍”，哪里还用得着再上茶馆？

成都人可就没有那么便当。他们的“侃协”，永远都设在茶馆里，也只能设在茶馆里。为什么因为成都人不是“政治家”，而是“小市民”，并不像北京人那样，自以为“一身系天下安危”，可以“一言兴邦”。他们要说爱说的，是“闲话”而不是“大话”。即便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只是当作闲话来讲，过过“嘴巴瘾”就算闲话是上不了台面的，爱说闲话的成都人也同样有点“上不了台面”。大多数成都人，别看平时能说会道，一张嘴比刀子还快还锋利，吵起架来天下无敌手，但真要让他上台演讲，便多半会结结巴巴，颠三倒四，这个那个，不得要领。到电视台去做嘉宾就更成问题：用四川话说吧，似乎“不对”（哪有电视台说四川话的）；用普通话说吧，又难免“椒盐”（成都人从来就说不好普遍话）。别人听着别扭，自己也说不顺溜，哪有在茶馆里说得随意，说得自在，说得开心，说得过瘾？

电视台去不得，的士里也说不得。《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询曾比较过北京、广州、成都三地的“的士”司机，结论是十分有趣的：北京的司机喜欢和乘客说话，成都的司机喜欢和自己说话，而广州的司机则几乎不说话。

广州的司机为什么不说话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广州人本来就不爱说话，没有北京人嘴那么贫，成都人嘴那么油；二，广州人说普通话比较困难，而乘客中外地人又多，交流不便，也就兴趣索然；三，广州交通拥挤，司机开车必须全神贯注，早已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开车时不说话的职业习惯。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在于广州是市，是商业性的国际化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早已习惯了依照契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也深知必须兢兢业业做好工作才能很好生存的道理。司机与乘客的契约，是安全快捷地送达目的地，而不是闲聊天。况且，上班时说闲话，是违反劳动纪律的，也不符合敬业精神。既然如此，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就没有这些观念他不愿意把自己和乘客的关系简单地看作雇佣关系，更不愿意把乘客当货物运。如果一路同行半句话都不说，那多没有“人情味”？所以，他宁肯把汽车当作茶馆，把乘客当作茶友，而且“腰里掖着一副牌，见谁跟谁来”。更何况，北京的市民都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么，自然不会放过“做思想政治工作”或“发表政见”的机会。即便不谈政治，说点别的也行。开车又不用嘴巴，一张嘴闲着也是闲着，随便说点什么，好歹大家都能解闷儿。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大体上介乎二者之间：乘客不想说话，他也一言不发；乘客想说点什么，他也对答如流（但一般不谈政治）。上海是一个有着优质服务传统的城市，应乘客的要求与之对话，大约被看作了服务的附加内容之一，就像顾客买好了东西要代为捆扎包装一样。问题是乘客有无此项要求。如果没有，上海的司机一般也不会没话找话，多嘴多舌。

耐人寻味的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

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既不愿意像广州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雇主或货物；也不愿意像北京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茶客或哥们，而他又憋不住要说话，没法等乘客主动搭腔。于是他便打开对讲机，和他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穷聊个没完，或者静听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开空中茶馆”，“打嘴巴官司”，等于自己和自己说话。愿意和乘客们聊天的，为数极少。这也不奇怪。“宰相门前七品官”，天府之国的司机嘛，谁还稀罕伺候你几个“打的”的主？

说来也是，开车毕竟是工作，不是休闲；的士毕竟是工具，不是茶馆。只有茶馆，才如贾平凹所说，是一个“忘我的境界”（《入川小记》）。成都的茶馆，即便是最低档的那种，也都有几分清新（我怀疑来自那竹几竹椅和清水清茶）。坐在那茶馆里，捧一杯清茶，听四面清谈，满口清香，满耳清音，便没有谈兴也想说点什么。

总之，只有茶馆，才是成都人的讲坛。只有在那里，爱说会说的成都人才如鱼得水，能够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龙门阵”摆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

那么，龙门阵究竟是什么玩意，它又为什么要到茶馆里去摆？

二、龙门阵

俗话说，树老很多，人老话多。老人之所以话多，除老来有闲和害怕孤独外，也因为老人阅历广，见识多，有一肚子话要说、可说。同样，一个城市如果也很古老，话也会多起来。

话多的人多半爱上茶馆。更何况，成都人的说话，不是说，也不是侃，而是摆。

摆，也就是“铺开来说”的意思。一摆“这个字，原本就有铺排陈列之意。比如摆摊、摆席、摆谱、摆阔、摆架子、摆擂台，都非铺陈排比不可。蜀人司马相如和扬雄，便是铺陈排比的老手。他们的作品，叫做”赋“。赋这种文体，后来不行时了，但它的精神，却为成都人所继承，并在”龙门阵“这种民间形式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龙门阵就是成都市民的”赋”。据说，它得名于唐朝薛仁贵东征时所摆的阵势。明清以来，四川各地的民间艺人多爱摆谈薛某人的这一故事，而且摆得和薛仁贵的阵势一样曲折离奇、变幻莫测。久而久之，”龙门阵“便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专门用来指那些变幻多端、复杂曲折、波澜壮阔、趣味无穷的摆谈。

显然，龙门阵不同于一般聊天、侃山、吹牛的地方，就在于它和”赋一样，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但作为市民的“赋”，则还要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而且还得没完没即便普普通通的一件小事，也要添油加醋，摆得七弯八拐。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好随便在诸如出租车之类的地方向乘客们“发表”。至少是，短短那么一点时间，是摆不完的；而摆不完，则不如不摆。总之，摆龙门阵，非得上茶馆不可。

事实上，成都茶馆的魅力，便正在于那里有龙门阵。龙门阵之所以必须到茶馆里去摆，则因为只有在茶馆里，顶尖高手们才有用武之地，听讲的人也才能真正一饱耳福。茶馆日夜开放，茶客多半有闲，时间不成问题，此为“得天时”；茶馆环境宽松，氛围随意，设备舒适，可站可坐可躺，时时茶水伺候，摆者不累，听者不乏，此为“得地利”；茶客多为龙门阵之“发烧友”，目标一致，兴趣相同，摆者有心，听者有意，一呼百应，气氛热烈，此为“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得，龙门阵自然百战百胜，越摆越火。

龙门阵的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既有远古八荒满含秘闻逸事古香古色的老龙门阵，也有近在眼前出自身边顶现代顶鲜活的新龙门阵；有乡土情浓地方色重如同叶子烟吧哒出来的土龙门阵，也有光怪陆离神奇万般充满咖啡味的洋龙门阵；有正经八百意味深沉庄重严肃的素龙门阵，也有嬉皮笑脸怪话连篇带点黄色的荤龙门阵”（林文询《成都人》）。

不消说得，新闻时事自然也是龙门阵的重要内容之一。新闻时事从哪里知晓？一是电视，二是报纸。新闻时事既然为成都人所关心，则成都的报业也就当然兴旺发达。有人说，成都有三多：小吃店多时装店多报摊子多。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成都人好吃，则小吃店多；成都人爱美，则时装店多。至于报摊子多，则因为成都人喜欢摆龙门阵，很需要报纸来提供谈资。

成都人确实是很爱看报的。成都街头报摊多、报栏多，成都的报社也多。大大小小各种日报周报、晚报晨报、机关报行业报，林林总总据说有数十家之多。成都人看报，又不拘本地外地，全国各地的老牌名报，在成都也都拥有自己的读者和市场。成都的报栏（包括各报社门前的报栏）也没有“地方主义”思想，一视同仁地将外地报纸和本地报纸一字儿展开，让成都人大过其报瘾。所以，每天一早，报栏前就总是围满了成都人。

过完了报瘾，就该过嘴巴瘾，摆龙门阵上哪里去摆最过瘾？当然是茶馆。因为在报栏前摆，时间有限；在家里面摆，听众有限；在单位上摆，影响工作倒在其次，不能尽兴才是问题。还是茶馆里好。茶馆是成都市民的“政协”，每个人都可以参政议政、发表高见的。（图三十九）高见发表完了，手边的一张报纸正好用来蒙脸，呼呼大睡。反正议论时事的目的是过嘴巴瘾，剩下的事情也就管不了那么多。可以说，北京人爱谈新闻时事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成都人爱谈新闻时事则是为了摆龙门阵。

那么，成都人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龙门阵

一个简单的解释，自然是成都人爱说也会说。“重庆崽儿砣子硬（重庆人敢打架），成都妹娃嘴巴狡（成都人会吵架）”，成都人的嘴巴功夫是全国有名的。

在成都，嘴巴功夫最好的，不外乎两种人，一是小商贩，二是女娃娃。成都小商有句行话，叫“赚钱不赚钱，摊子要扯圆”。摊子怎样才能“扯圆”？当然是靠嘴巴吆喝：“耗儿药，耗儿药，耗儿一吃就跑不脱”；“买得着，划得着，不买你要吃后悔药”。你说是买还是不买？

女娃子也好生了得。你不留神踩了她的脚，她会说：“咦，怪事，你是三只脚吗咋个？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她要是踩了你的脚，也有说法：“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你说是和她吵还是不和她吵。

的确，成都人好像天生就会说话，天生就会“涮坛子”（开玩笑）、“冲壳子”（吹牛皮）、“展言子”。其中，“展言子”最具特色。所谓“展言子”，就是说话时讲几句谚语歇后语，而且藏头藏尾，让你去猜去想，在心领神会中获得乐趣。比如事情有点玄，就说是“癞蛤蟆吃豇豆”，意谓“悬吊吊的”；而你如果说话离谱，他则会评论说：“你咋个吃苞谷面打呵欠”，意谓“尽开黄腔”。诸如此类的说法，可真是“和尚敲木鱼”——多多多。

于是，简简单单一件事，到了成都人的嘴里，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即便骂人的话，也是一套套的。比如某人智商较低，或做事欠考虑，成都人不说他傻，而说他“瓜”。其实，这“瓜”不是冬瓜西瓜南瓜葫芦瓜，而是“傻瓜”。因为要“展言子”，便略去“傻”而称“瓜”。由此及彼，则又有“瓜娃子”“瓜兮兮”乃至“瓜眉瓜眼”等等。说一个人“瓜眉瓜眼”，显然就比说他“呆头呆脑”或“笨手笨脚”要有意思多了，也有味道多。

又比方说，弄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就叫做“水”。其起源，我想大约与酒有关。因为卖酒要做手脚，无非就是掺水。所以，日常生活中，便多用“水货”这个词来指伪劣产品。推而广之，则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成都人便说他“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的说法也是这样。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看来，成都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成都人说话，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绊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黢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滂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过什么瘾？当然是过嘴巴瘾。事实上，成都人说话，除了有事要说外，更多是说着玩，颇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派头。后面我们还要讲到，成都人是非常爱玩的。在成都，熟人见面，除问“吃了没有”外，多半也会问“到哪儿去耍”。但成都人的“玩”或“耍”，又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必须同时伴以“吃”和“说”。不管是郊游远足，还是游园逛街，都必须有好吃的，也必须一路说将过去。到了地方或走在半路，还要泡泡茶馆。如果走了一路，居然无话，那就只能算是“赶路”，不能叫做“耍”。如果居然又没吃没喝，那就无异于“苦差”，更不能算是“玩”。

所以，无论什么豪华新鲜的场合，如果没有茶喝，没有好东西吃，不能尽兴聊天，成都人就不屑一顾。反之，只要能大摆其龙门阵，那么，不拘到什么地方，也都可以算是“耍”。事实上，说起“到哪儿去耍”，在成都人那里，也就多半是到哪儿去喝茶聊天的意思。总之，说话，是成都人玩耍的重要内容，甚至直接地就是玩耍。正如林文询所说，成都人的说话，“更多地是说着玩，把话语在舌头上颠来颠去地品味，欣赏，展示。犹如绿茵场上的好手，把一颗皮球在脚尖头顶颠来颠去颠出万千花样来一般”（《成都人》）。

于是，我们便大体上知道成都人为什么爱说会说了：好玩嘛！

成都人确实爱说话玩儿。对于成都人来说，最惬意的事情，除了上茶馆摆龙门阵，就是酒足饭饱之后，在自家当街门口，露天坝里，拖几把竹椅，摆一张茶几，邀三五友人，一人一支烟，一杯茶，前三皇后五帝，东日本西美国，漫无边际地胡扯闲聊，直到兴尽茶白，才各奔东西。至于谈话的内容，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碰到什么就是什么，就像成都菜一样，随便什么都能下锅，随便什么都能下嘴。因为说话的目的不是要研究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是要玩。因此，只要说得开心，说得有趣，就行。

既然是玩耍，就要好玩，不能像白开水，得有味道，有名堂；而玩得多了，自然能玩出花样，玩出水平。成都人说话特别有味道：形象生动，节奏鲜明，尤其注重描述事物的状态。比如一个东西很薄，就说是“薄飞飞”的；很粗，就说是“粗沙沙”的；很脆，就说是“脆生生”的；很嫩，就说是“嫩水水”的。又比如一个人很鬼，就说是“鬼戳戳”的；很呆，就说是“木痴痴”的；很凶，就说是“凶叉叉”的；很软，就说是“软塌塌”的。至于傻，则有“憨痴痴”“瓜兮兮”和“宝筛筛”三种说法。总之，文章都会做得很足。

注重状态就必然注重表情，而最富于表情的眉眼也就当然是大做文章之处。所以，成都人说话，一说就说到眉眼上去比如：贼眉贼眼（贼头贼脑）、鬼眉鬼眼（鬼鬼祟祟）、瓜眉瓜眼（傻里呱叽）、假眉假眼（虚情假意）、烂眉烂眼（愁眉苦脸）、懒眉懒眼（懒洋洋地）、诧眉诧眼（怯生生地）、直眉直眼（发愣）等等；而吝啬、爱喳呼和没味道，则分别叫做“啬眉啬眼”“颤眉颤眼”和“白眉白眼”。看着这些词，我们不难想见成都人说话时的眉飞色舞。

总之，成都人说话，就像他们喝酒吃菜，讲究劲足味重，凶起来凶过麻辣烫，甜起来甜过三合泥。讲起怪话来，更是天下无敌手，相当多的人，都能达到“国嘴”级水平。比如“文革”中流传甚广，讽刺当时没有什么电影可看的“段子”：“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旧本电影，内部卖票”，据说“著作权”便属于成都人。还有那个讽刺公款吃喝的“段子”：“过去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据说“著作权”也属于成都人。不信你用成都话说一遍，保管别有风味。

的确，成都人是很会损人的。这一点很像北京人。不过，两地风味不同。成都人损起人来，要“麻辣”一些，比如把执勤队叫做“二公安”，把某些喜欢赶时髦的人称作“业余华侨”就是。当华侨没有什么不好，但“业余华侨”则有假冒伪劣之嫌。成都人天性中有率真爽直的一面（尽管他们也要面子爱虚荣讲排场），因此特别讨厌装模作样。一个人，如果在成都人面前装模作样，而这个成都人对他恰恰又是知根知底的，就会毫不客气地说：“哟，鸡脚神戴眼镜，装啥子洋盘嘛！”鸡脚神不知是什么神，但其所司不过鸡脚，想来也级别不高。如果居然也来摆谱，当然也就可笑。所以，跟在后面的往往还有一句：“不晓得红苕屎厨干净了没得。”

成都人当然并非只会损人。他们也会夺人、捧人、鼓励人，会替别人辩护，或者声张正义打抱不平。比如“吃酒不吃菜，各人自己爱”，或“大欺小，来不倒（要不得）”什么的。反正不管说什么，成都人都是一套套的。而且，这些套套还能不断创新，比如“你有’飞毛腿‘，我有’爱国者‘，小心打你个萨达姆钻地洞”之类。

这就是功夫功夫是要有人欣赏的，嘴上功夫也不例外。武林中人要别人欣赏自己的武功，就摆擂台，开比武大会；成都人要别人欣赏自己的嘴功，就摆龙门阵，而茶馆则是他们显示嘴功的最佳场合，所以成都的茶馆便久盛不衰。显然，摆擂台也好，摆龙门阵也好，都是一种展示，一种显摆，也是对自己活法的一种欣赏。

那么，成都人又是怎样一种活法。

三、小吃与花会

成都人的活法，一言以蔽之曰：安逸。

和前面说过的厦门一样，成都也是中国少有的几个特别好过日子的城市之一。除了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外，成都还有两大优点：服务周到和物价低廉。因为成都东西多，人也多。东西多，物价就低；人多，劳动力就便宜。所以，成都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东西和服务。这些都比厦门强。再说，厦门毕竟还有台风，成都有什么天灾没有。

因此，成都人也和厦门人一样，活得舒适而又悠闲。而且，他们也都嗜茶，都爱把自己的光阴泡在茶里。更有趣的是，他们也都和“虫”有些瓜葛：厦门属闽，是“门中之虫”；成都属蜀，是“腹中之虫”。三国时，蜀臣张奉出使东吴，在孙权举行的宴会上出言不逊，东吴这边的薛综便讽刺说：先生知道什么是“蜀”？“有犬为獨，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人其腹。”这当然是笑话，因为“蜀”的本义并非“腹中之虫”，而是“葵中蚕也”。但不管怎么说，厦门人的确比较“恋家”（与门有关），而成都人则比较“好吃”（与腹有关）。

成都人的“好吃”，是连成都人自己也不讳言的。你和成都人聊天，只要说到吃，即便再木讷、再疲惫的人，也会立马来了精神，眉飞色舞，如数家珍，而且恨不得立即拉你上街去吃，或者立即做出来给你吃。的确，成都街面上饭馆小吃店之多，简直多如牛毛；成都人烹调手艺之好，也可谓举世无双。

如果说同样“好吃”的广州人“人人都是美食家”，那么，“会吃”的成都人便“人人都是烹调家”。成都的家庭主妇，几乎无不人人做得一手好菜，男人们则往往也有一两手“绝活”。因为在成都，一个人，尤其一个女人，如果居然不会做菜，那是很丢人的；而如果手艺出众，技压群芳，则足可引为自豪。

我曾在成都人家做客。女主人每天上班前，都要为我们做好早饭，餐餐四菜一汤一点心，而且一个月下来，居然天天不重样，让我感动之余，也叹为观止。早饭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一家一户如此，其余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成都人的家常饮食是毫不马虎的。他们可不会像北京人那样一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就打发一餐。上班族的早餐午饭可能要将就一点，但晚饭决不将就。而且，正因为早餐午饭凑合了（也就是成都人自认为凑合而已，其实并不会太差），晚饭就更不能含糊。“堤外损失堤内补”嘛！所以，一到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家家户户就会锅盆齐响菜香四逸。

这还不说。他们隔三岔五还要上街去“打牙祭”。“打牙祭”原本是贫穷困难时期的事。那时，难得有点肉吃，天天萝卜白菜、白菜萝卜，嘴里都要淡出鸟来，无用武之地的牙齿也有意见，因此得弄点鱼肉，祭一祭它。然而现在成都人的爱上餐馆，却纯粹是“好吃”。在他们看来，家里饭菜再好，也比不上餐馆（否则要餐馆干什么）。餐馆里，花样多、品种多、水平专业，价钱又不贵。如果不隔三岔五进去吃吃，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餐馆。

所以，成都人便总能为自己找到进餐馆的理由：下班晚了啦，忘了买菜啦，逛街逛累了啦，甚至懒得做饭啦，都行。如果来了客人，那就更要到餐馆请吃。人家好不容易才来成都一次，不陪人家去吃吃，怎么说得过去？

由是之故，成都的酒楼、饭馆、小吃店、火锅铺，便总是生意兴隆，人满为患。对于成都人来说，吃，早已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一种生活享受和活方式。因此，不能仅仅满足于吃饱，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吃好。成都人的所谓“吃好”，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丰富，品种繁多，风味独特，花样翻新。只吃一种东西是不能算吃好的，只在一个地方吃也是不能算吃好的。这就非上街满城去吃不可。甚至不少人即便在家吃过了饭（当然一般是指晚饭），也仍要上街去，随便买点零嘴，弄点小吃，或者坐到街边店的摊摊上，烫他几把竹签穿着的“串串香”吃吃。可以说，爱不爱上街吃，是区别成都人和非成都人的紧要之处，而最正宗的成都人，则还会在家吃了也上街。他们上街，也许原本只不过随便逛逛。但只要上了街。就会忍不住吃点什么。这也不奇怪。“吃在成都”么，在成都，不吃，又干什么？

吃在成都，也可以理解为“在成都吃”。

在成都吃，确乎是一件惬意的事情。一是方便。成都的大街小巷，到处是酒楼、饭馆、小吃店，随便走到哪儿都不愁没有吃的。二是便宜。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吃饱吃好，真真正正的“丰俭由人”。三是精美。成都的菜肴也好，小吃也好，都相当地讲究滋味和做工，并非一味以麻辣刺激青苔。成都的厨师，心灵手巧，善于思索，勇于借鉴，肯下功夫，做出来的吃食自然精美异常。光是汤菜，就有“无鸡不鲜，无鸭不香，无肚不白，无肘不浓”的讲究。

最讲究的餐馆，则不但讲究“美食美器”，而且讲究“美景美名”。坐落在成都西门外三洞桥旁的“带江草堂”，小桥流水，翠竹垂柳，竹篱茅舍，野趣盎然。其名，系取自杜诗“每日江头带醉归”；其肴，则有烷花鱼、龟凤汤、软烧子鲢等等。坐此堂，临此景，食此肴，真会顿生“天子呼来不上船”之意。

当然，在成都吃，并不一定非上这些名店不可。成都可去的地方是何其之多，好吃的东西又是何其之多光是小吃，就品种繁多，数不胜数：油茶、麻花、撇子，凉粉、肥肠、醒糟、担担面、铜锅面、师友面，蛋烘糕、蒸蒸糕、豌豆糕，三大炮、叶儿粑、鲜花饼，珍珠丸子、小笼包子、糖油果子，你便浑身是嘴，也吃不过来。

更何况，这些吃食的内容又是何等丰富比如蛋烘糕，用糖就有白糖、红糖、蜂糖几种，包馅则有芝麻、核桃、花生、樱桃、肉、菜等多种。所以，光一种蛋烘糕，就够你吃一阵子的。而且，即便是小吃，制作也十分讲究和精美。比如春熙路龙抄手，就有原汤、炖鸡、海味、清汤、红油多种，而担担面则需用红油、花椒、芽菜、葱花、酱油、味精、醋等作调料，再加“饣召子”，好吃极了。“锦城小吃甲天下“，这话一点也不假。

成都的吃食，除小吃极多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讲究字号和品牌。成都有不少老字号，各有各的拿手好戏，比方说洞子口凉粉，铜井巷素面，矮子街抄手，金玉轩醒糟，三义园牛肉焦饼，长顺街治德号小笼蒸牛肉等。人们要吃这些东西，多半会认准了这些字号。即便不过是小吃，也有品牌，比如龙抄手、韩包子、谭豆花、郭汤圆、二姐兔丁、夫妻肺片等。有的在品牌之前，还要再加上街名地名店名字号，以示正宗和郑重，如总府街赖汤圆，荔枝巷钟水饺，耗子洞张鸭子等。似乎如果不是”张鸭子“而是”李鸭子“，或这”张鸭子“不是”耗子洞“的而是”猫儿洞“的，就吃不得。显然，只有成都人，才会吃得这么仔细、认真。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吃食的品牌，多以创作者、发明者或制作最精美者的姓氏来命名。比如赫赫有名的”麻婆豆腐“，就是一位脸上微麻的陈姓妇女所发明；而”夫妻肺片“，则是郭朝华、张田正夫妇所创制。此外如邹鲢鱼、赖汤圆，也因邹瑞麟师傅烹制的鲢鱼、赖源鑫师傅制作的汤圆特别精美而得名。当然，别的地方，也讲字号，比如北京有全聚德烤鸭，上海有社六房酱兔。但以厨师姓氏来做品牌的，似乎只有成都。这说明什么？说明成都人既好吃，又讲义气。因为好吃，所以精于辨味；因为重义，所以不忘人恩。

可以这么说，不管是谁，只要他为成都人发明了制作了好吃的东西，好吃而又重义的成都人都不会忘记他的功劳，都要充分肯定他们的”发明权“和”著作权“，而无论其名气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比如”东坡肘子“和”宫保鸡丁“的始作俑者一个是大文豪（苏东坡），一个是大官僚（挂”宫保“衔的四川总督丁宝桢），而”麻婆豆腐“和”夫妻肺片“的创制人却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发明”龙眼包子“的病胡子廖永通和发明蛋烘糕的师老汉，也是普普通通的平民。这又说明成都人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至少做到了”味道面前人人平等“。

成都人是讲吃的，成都人是懂味的，成都人也是尊重厨师劳动的。

成都人的爱玩好耍，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史书上屡有成都人”勤稼穑，尚奢侈，崇文学，好娱乐”或“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喜虚称”的记载。陆游诗云：“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至浣花溪。”所写即成都人游春之事。可见成都人春来踏青的传统，也是古已有之。成都人喜欢户外活动。他们甚至是会把自家屋里的饭桌都开到露天坝里来的。至于郊游，便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成都人既然一年四季都爱户外活动，风和日丽的春天，自然不可放过。据史载，每年春夏之际，光是游江，就要游两次。第一次是二月二，俗称“踏青节”。届时，由成都最高行政长官领头，率官吏幕僚眷属，分乘彩船数十艘，以乐队船为前导，浩浩荡荡，顺江而下，城中士女云集围观，号称“小游江”。第二次时为四月十九，系“浣花夫人”生日。是日成都官民，倾城而出，自烷花溪乘彩船，顺流而下至望江楼，上下穿梭，往来如织。锦江之上，“架舟如屋，锦似彩绘，连墙街尾，荡漾波间”，萧鼓弦歌，不绝于耳，号称“大游江”。不难想见，那可真是“人民大众开心的日子”。

正因为成都人爱玩好耍，所以他们为自己设计的娱乐游玩的节目也特别多。即以正月为例，就有鸡日（初一）游庙，牛日（初五）送穷，人日（初七）游草堂，十六游城墙等说法。正所谓“说游百病免生疮，带崽拖娃更着忙，过了大年刚十六，大家邀约上城墙”。最热闹的则是正月十五。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正月十五闹元宵”，举国同庆，成都人自然不会放过，便在青羊宫大办其“灯会”。成都的灯会，自唐代起便很有名，至清代更是盛况空前。清人李调元诗云：“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圆”，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成都灯会这样一幅民俗风情画。

有如此之多的节目，于是一个“正月”，便几乎成了“玩月”。但成都人还嫌不过瘾，又在一个月以后的二月十五，以这一天是百花生日（俗称“花朝节”）为由，大办其“花会”。“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红紫万千披锦绣，当劳点缀贺花神”（清人蔡云诗）。有此“正当理由”，再加上这一天“碰巧”又是道教始祖老子的生日，成都人便比自己过生日还要高兴，一个个都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地直奔那两神并祭的青羊宫而来。

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成都人一样，广州人也讲吃、嗜茶、好玩、爱花，因此广州也有早茶和花市。广州的花市和成都的花会，无疑都体现了两地市民对生活、对春天、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但又多有不同：广州的花市在春节前，成都所花会则在二月份；广州人赴花市的目的主要是看和买，成都人赶花会的目的则主要是吃和玩。所以广州的花市是花儿们唱主角，成都的花会却是“百花搭台，吃玩唱戏”。盆栽根雕、花种草籽、竹编泥塑、糖马面人，纷纷登台献艺；三大炮、拌凉粉、卤肉夹锅盔、芥末凉春卷，样样美味诱人。临近县份的名小吃，如崇庆黄醒糟，郸县唐场鸭，双流肠肠粉，怀远叶儿粑，新都桂花糕，灌县丁丁糖，也都赶来凑热闹。成都人在这花会上，边逛边看边吃边玩边摆龙门阵。吃够了，玩够了，说够了，再每人买一个风车车带回去，实在是惬意极了。

这可真是所谓“借花献佛”了，只不过这“佛”就是成都人自己而已。事实上，在吃与玩两件事上，成都人是从来不会亏待自己，也从来不会落于人后的。许多外地人都发现，成都市内和周边，都有不少好玩可玩值得一玩的地方。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成都人开发出来的，而且成都人还在继续开发。这似乎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时尚”——发展“旅游事业”。但是，别的地方开发旅游景点，主要是为了吸引外地游客，赚外地人的钱；而成都人开发旅游景点却首先是为了满足本地需求，赚本地人的钱，因为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比成都人自己更爱玩。那么，管他赚钱不赚钱，咱们自己先玩一把再说。

的确，玩，在成都人的生活中，是相当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可以说，成都人大多是些“顽童”和“顽主”。为了生存，他们当然也要工作。而且，和大多数四川人一样，成都人既聪明能于，又勤劳肯干。干出来的活，就像他们做出来的菜一样，既中看，又好吃。但是，在成都人当中，却很难找到什么“工作狂”。要他们像日本人那样为了工作而放弃娱乐，那可比登天还难。他们宁肯少赚钱甚至不赚钱，也要玩。如果你一定要他们工作，则他们便很可能把工作也变成了玩。

事实上，成都人是有本事把几乎一切事情都变成玩的。比如办丧事，在别的地方是很苦的事，在成都人这里却是好玩的事。灵堂，一定要扯到露天坝里；音乐，自然是不可或缺；因为守灵要熬夜，便“只好”多开几桌麻将；因为吊丧太辛苦，“当然”要备酒答谢，而且还要开“流水席”。于是，成都人的丧事，便在鞭炮声中、麻将声中、猜拳劝酒声中和一哥哥妹妹“的情歌声中，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比过年还热闹，还好玩。

又比如炒股，也被成都人当作玩：赚了钱趁机摆宴请客大吃一顿，赔了本便把自己的遭遇当作龙门阵拿到茶馆里去摆，反正赔了赚了都好玩，也就不玩白不玩。事实上成都人的热衷于炒股，也因为好玩。据林文询《成都人》一书云，成都的股市，最早设在一条名叫”红庙子“的小街，其景观有如集贸市场，闹哄哄的，极不正规。但惟其如此，才格外吸引成都人。更何况街两边都被街坊们改造成了临时茶馆，股民们在这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观赏股事风云，快活死后来，证券交易所正式建成，炒股成了正儿八经的事，不好玩了，据说股市便冷清了许多。看来，股市，在成都人眼里，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花会“而已。

这就实在颇有些”成都特色“有谁会把炒股当作好玩的事成都人就会。在成都人看来，赚钱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生活的目的。成都人总爱说：“钱是赚得完的么？”当然赚不完。然而日子却是过得完的。谁也不可能真的“万寿无疆”，有限的光阴显然比赚不完的钱更值钱。因此，应该抓紧时间享受生活，而不是抓紧时间赚钱。钱嘛，有一点够用就行了，享受生活则没有够，因为那要到生命结束的一天。

所以，为了玩，成都人舍得搭上时间，也舍得花钱。一个成都人对我讲，有一次他们几个成都人到上海去，看了外滩又想看浦东，便去“打的”。没想到的士司机说，到浦东用不着打什么“的”的，摆渡过去就好，省钱多。上海的这位的士司机显然是一片好意，可成都人却不领情：“安心要耍，省啥子钱么？”

于是我们一下子就看出了两地文化性格的差异：上海人精明，成都人洒脱。这其实也是两地城市性质的差异所致。成都是一个闲适的城市。成都平原很富庶，所以赤贫者不多；四川盆地很闭塞，所以暴富者也不多。成都的消费主体，是一些不太富也不太穷的小市民。他们不用费太大的劲，就能赚到几个小钱，过上还算过得去的小日子，当然也就希望不必伤太多的脑筋费太多的事，就能享受生活。这正是那些成都小市民虽然赚钱不多，却仍要光顾茶馆火锅店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赚了钱就要花，花完了再去赚就是。但只要够花了，就行，不能为了赚钱耽误享受，也不能为了享受丢掉洒脱。因为洒脱和闲散，才是真正的享受。

因此，我们在成都，常常不难看见满街都是闲人，至少是让人觉得满街都是闲人。因为走在街上的人都是步履悠闲的。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聊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四周看着，不时在衣店鞋摊摸摸翻翻，在杂食店小吃摊买些零嘴吃着。总之，这个城市的节奏是慢悠悠的，和同为川中的重庆正好相反。成都人总是这么嘲笑重庆人：“翘屁股蚂蚁似的，急急忙忙跑来跑去，不晓得忙些啥子！”

在成都人看来，人生就像是踏青，不能“一路上的好风景没仔细琢磨”，而应该“慢慢走，欣赏啊”！如果说，武汉人是把他们的艰难人生变成了“生命的劲歌”，那么，成都人则是把他们的闲适人生，变成了可以一路走一路看，值得慢慢欣赏仔细琢磨的“生命的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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