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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 | 汉口楚善里，一条很有故事的老里份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邵学新，祖籍广东四会，出生于湖北武汉。1965年武汉二中高中毕业。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先后在武汉13中、19中、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教育学院及江汉大学任教。2008年退休。
原题
楚善里的前世今生
作者：邵学新
（一）惊鸿一爆
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在武汉叫里份。
武汉的“老租界”众多的里份中，楚善里比起上海村、六也村、同福里，咸安坊，其生活的舒适度无疑要稍逊一筹。因为楚善里的前身宝善里建于清末的1905年，那时距宝善里所在的俄租界的划定(1897年)还不到10年，滥觞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在这里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些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如自来水系统、抽水马桶都没有。
楚善里对我来说有极其特殊的感情，我家四代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那里生活、繁衍。那里的一砖一瓦、一事一物，常常魂牵梦绕。说来好笑，笔者撰写本文至酣畅处，突然感到肚饿，便叫上老婆女儿下楼一起去兰陵路三狗牛肉面馆“过早”（按：三狗也是楚善里的街坊邻居，住15号），要了三碗糊汤豆丝。三狗说：我这碗大，你们三人只需两碗。我纳闷怎么我们吃东西还要你作主？又要了三个面窝。三狗说：我这里不卖面窝。我心愠而惊醒，原来是昨夜的南柯一梦。只遗憾心仪很久的糊汤豆丝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吃到。
时间回溯到1910年代，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的寿命也进入倒计时。二百多年前努尔哈赤、皇太极打造的帝国大厦已经内外交困、气息奄奄、灯干油尽、摇摇欲坠，就差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1911年10月9日晚上“共进会”的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制造炸弹时不慎发生爆炸，惊动了俄国巡捕房与当地的清政府，俄国巡捕在那里又搜查出大量的文件、旗帜、名册。从而暴露了革命党人的骨干成员和起义图谋。革命党人先发制人，在武昌举行了划时代的武昌起义，进而辛亥革命的洪流席卷全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从此被推翻。
宝善里14号那个普通晚上的惊鸿一爆，成为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武昌起义的过程中，游弋在武汉长江江面上的清海军军舰“楚善号”也反戈参加了起义。后来民国政府将宝善里改名为楚善里，同时把武昌阅马场旁边的一条街道也改名为楚善街，以资纪念。
（二） 井
楚善里是当时在汉口租界上所建成的比较早期的里份之一，它与英租界毗邻于界限街（现叫合作路）、东邻四民街（现为胜利街的一段）、北邻兰陵路，背靠汉口圣罗以女中（现武汉20中）和后来的中南剧场。
在汉口众多的里份中，楚善里有一个其他里份没有的东西——一口水井（最近在网上看到汉口三德里也有过一口水井）。多年来笔者一直对此有一个疑团。为什么在当时颇具现代化的租界的民居小区里会像乡下农村那样掘一口水井？
通过查找资料，终于将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汉口的自来水系统—济既自来水公司于1909年才竣工建成（晚于楚善里4年）。此前，租界以外的中国老百姓吃用的是泥沙混杂的长江、汉水之水。而租界内的洋人各自有净水设施。建筑楚善里的开发商在建房的同时之所以掘一口水井，实属无奈且明智的办法。这样既可以避免象洋人那样搞一个先进的净水系统而增加建设成本，又可以使楚善里未来的业主们不必面临吃用“一桶水半桶泥”的尴尬局面。
这口水井与隔壁的20中的厕所仅仅一墙之隔近在咫尺，可是它的水质清澈沁凉，没有受到一点污秽之物的污染。
水井有一个3米长、1米半寛、半米高的青石长方体台墩。两个取水口呈两个互相外切的水桶口径大小的小圆，但从上面看去它们又内切于井干的那个大圆。既有几何图型的美观、又方便两人同时站在井台上安全地取水。
这口水井早已失去原来的功能，但它仍是楚善里人在武汉酷夏季节不可或缺的伙伴，以至于笔者几十年来每逢夏天就会常常想到这个老伙伴。
酷暑时节，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时，水井旁就挤满了人，有人提一桶冰凉的井水回去冰镇刚买回来的西瓜；有人用清净的井水去冲洗污浊的阴沟清除蚊子孑孓的繁衍地；更多的人用沁凉透彻的井水泼洒白天被骄阳烤得滚烫的地面和墙壁，为晚上乘凉睡觉做准备。
夜深了，热风吹进楚善里也变得凉爽许多。一排排竹床、木板和躺椅上的男人、女人、小孩、老人渐入梦乡。只有江汉关的伴着威斯特敏斯特乐曲浑厚的钟声随着一阵阵凉风吹进来，仿佛在诉说那口井的故事。
（三）兰陵路
楚善里有两个巷子口在兰陵路上。兰陵路是一个很有故事的马路。
巴公房子是当年俄罗斯富商J.K.巴洛夫兄弟花了十年时间投资建成。从空中往下俯视，它极像一艘航向指着北方的万吨巨轮。其船头在鄱阳街与洞庭街的交汇处，船尾则在兰陵路上。它也许寄托了巴氏兄弟的怀乡之情。
与兰陵路毗邻的一条小街叫珞珈山街（与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它有西班牙式的建筑群，在众多连体别墅式楼群的怀抱中有一个小巧玲珑、苍翠别致的街心花园。
当年如果把它与附近的巴公房子还有黎黄陂路上的“欧式建筑群”，像上海“新天地”那样联合开发出来。那就没有后来的“武汉天地”什么事了。可惜那时武汉市政府决策者缺乏上海同行们的魄力、精明和银子。
兰陵路还有两处地方令人难以忘怀。
第一个是和楚善里一墙之隔的中南剧场。中南剧场原来叫大光明电影院。后来被改造成为既能放电影又能担负各种话剧、歌舞剧演出的剧场。记得我们楚善里的小孩子那时每个星期天早上在它的儿童专场看了无数遍电影“平原游击队”“勇士的奇遇”……
1949年后中苏蜜月时期，武汉和北京、上海、广州是四个对苏联东欧开放的大城市。在武汉剧院和湖北剧场两个一流剧场建成之前，中南剧场就是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歌舞团、交响乐团在武汉演出的“风水宝地”。我们那时还是小孩，当然没福份欣赏。但是在兰陵路楚善里附近也可以看到一些来演出的洋人。楚善里居委会黄主任的家也被指定为唯一的接待国际友人的老百姓家庭。
第二个是兰陵菜场。在“文革”期间，它是武汉市的“样板菜场”。每逢重大节日如“五一”“十一”等，这里就摆满了平时根本看不到的鸡鸭鱼肉、海味山珍、瓜果蔬菜。新闻记者现场采访、拍照。第二天，就会在各个宣传媒体上出现“供应丰富、物价稳定、形势大好”的报道并配以兰陵菜场的照片。整个活动结束后，待涉外饭店和党政机关的食堂把最好的东西采购完，剩下的大路货如白菜、萝卜就归挤在外面看热闹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老百姓了。
1998年我女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在上海浦东临沂新村买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我们给她交了首付，然后她自己按揭。这天我们从新房小区的側门出去，突然抬头看见门外人行道上一个马路标牌：“兰陵路”。我不禁对女儿说道：“你在汉口兰陵路楚善里奶奶家出生、长大。没想到22年后，在离家千里之外的上海又回到兰陵路！” 正是，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须曾相识。投箸四顾心泰然，只把他乡作故乡。
（四）三位广东老太太
一般在异地客居的广东人都喜欢聚而居住，楚善里靠近兰陵路这边巷子，从1号到13号中，3号、6号、7号、9号、10号、12号和13号都住的有广东人。
梁太和丁太都是广东中山人氏。住在10号。
梁太一看就像广东人，瘦削的身材、脸庞，深深的眼窝。她有一手祖传的独门绝技：正骨推拿。
楚善里从1号到13号这边巷子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特别是毛手毛脚的男孩，但凡是腰扭了、脚葳了、手“足”了气、睡落了枕……只要没有骨折，家人总会叮咛：“找梁太去，记得拿一碟食油。” 食油即炒菜的油，作推拿时的润滑剂。
笔者读初一时，有一次和几个同学在学校健身房看到一根靠在墙边的闲置竹竿，平时这种竹竿作为体育器材要一头栽在地下、另一头固定在上面牢固的东西上，作为学生锻炼的爬竿。
几个二楞子哪里知道这些，三个同学在下面竭尽全力扶住竹竿，笔者则手脚并用，呼啦呼啦往上爬，听到下面一片喝采声，笔者越来越起劲。忽然“咔嚓”一声，竹竿从脚下那里齐身断裂。还没明白什么回事，人就掉下来，快着地时笔者下意识地用右手一撑，一阵剧痛从右手臂大头肌传遍全身。只见痛疼之处顿时肿得像个大馒头。
来到医院正骨科，照片子没有骨折。医生说不幸中的万幸，只是“足”了气，那时医生对这种意外伤害也没有什么治疗办法，说：“回去跟你妈说，用冷水毛巾敷。再用布做一个拳头大小的袋子里面装上米，然后缝好夹在腋下。”
问：“这能起什么作用？”医生说：“消肿止痛啊。”半信半疑又问：“这要多少时间才能好？”医生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不过你还好没伤到骨头 ，至少一个月吧。”
回家后，祖母二话没说，倒了半碟油，带笔者去找梁太。
梁太问清伤情后，便开始工作，她那双瘦骨嶙峋的手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在患处搓、抹、挤、压，笔者痛得冷汗直冒，但也不敢叫出声来。接着她又顺着我的大臂、小臂、手背一直搓下来。最后依次拎着五个手指慢慢甩着整个手背。治疗下来患处不知不觉轻松了许多，痛疼也好多了。梁太也累得够呛。祖母不住地对她说：“唔该，唔该，唔该晒。”（粤语，意为：谢谢，谢谢，）笔者也不住地说“谢谢梁太！”
后来又去了两次，右臂完全恢复正常。
1970年代中期，梁太随女儿一家移居香港，1985年学熙弟曾去探望过她，老人家身体还很硬朗，每餐饭半碗米饭一只大虾几根菜心，还能喝二两绍兴酒。梁太以96岁高龄无疾而终。
慈眉善目的丁太在家庭变故之前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其夫丁先生有一份稳定的职业，膝下两女两儿渐渐长大成人。
天有不测之风云，在解放前夕的一年间，丁先生与小女儿不幸先后染病去世，大女儿又随女婿撤到台湾。这种很短时间内接二连三的死别生离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祖母说，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都可听到丁太悲伤痛苦的哀哭声（丁太住10号我家住12号）。
1949年后丁太的两个儿子先后参加工作，一个在某县的粮食局；一个先在北京共青团中央，后来因海外关系调到贵州一个矿山。偌大的一个家，平时就剩下她一个人。
在下面县城的儿子想回到母亲身边，一直不敢在那里结婚。好容易挨到1970年代初，和一个武汉的小学老师结婚。没几年，添了三个孙子。丁太的家终于恢复了久违的生气。
丁太酷爱麻将，母亲也成了她不可或缺的麻友。有时，女儿小佳放学回来一看奶奶不在家，就猜一定在丁太家，于是她赶快把作业做完，跑到丁太家坐在母亲旁边，一边说肚子饿了，一边看大人激烈的竹城之战。久而久之耳濡目染 ，小佳在丁太家终于完成了麻将的初级启蒙教育。现在女儿的麻将水平基本是嬴多输少。
在海峡两岸恢复“三通”之前，丁太接到大女儿辗转香港寄来的信件和照片。还有什么比丁太看到亲生骨肉在分别三十年后的亲笔信和照片更高兴呢？
大女儿更是恨不得一步跨过天堑，回到故乡探望母亲。可是那时还不行，台湾的《戒严法》还是横在她面前的一道坎。
大女儿只得退而求其次，计划与母亲在香港见面。 她首先在台湾办好了去香港旅行的手续，然后把这些文件的复印件寄给弟弟，到有关部门为母亲办理去香港的通行证。
丁太的大儿子兴冲冲把大姐的计划告诉丁太，并把她的信给丁太过目。
丁太一口回绝了去香港与女儿见面的计划。她说：“不去！见了面，还不是要分开的。她还得回她的台湾，我还得回我的汉口。这种离别的苦我受够了。我知道她在台湾很好，她知道我在汉口很好，这就行了。”
三十年前与自己三位最亲的亲人死离生别，丁太经受了何等巨大的人生痛苦。她一个妇道人家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三十年来她的泪水早已流干了，她心灵上痛苦的创伤早以结了一层厚厚的的痂。她不想把痂揭开再受第二次分离的痛苦。
后来，丁太不幸殁于心肌梗塞，此时离海峡两岸“三通”已经不远了。
阿婆的老伴陈佬梗上世纪三十年代与祖父是英商怡和洋行的同事。所以我们作为孙子辈尊称他们“阿公”“阿婆”。
他俩没有亲生儿女，抱养了一个女儿。可是，女儿后来因个人感情问题自杀了。两老靠阿婆替人带小孩以及一个侄子偶尔接济维持生活。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楚善里发生了一桩与阿婆有关的偷盗案件。
阿婆住在3号楼上，楼上有三家人，前側厢房住的赵姓一家，阿婆阿公住后側厢房，其斜对面正房住着刘姓父女俩。
那时人们过夏天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所以家中有客人来访时，通常是一面斟茶、一面递扇子。更有童谣：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虽然是朋友，你热我也热。因为热，里份房子同一层几家人夏天晚上睡觉通常都不关门闭户以便于通风，也相安无事。
却说这年夏天一个晚上，3号楼上赵姓一家人出外没回，阿婆一人在家关灯休息，刘先生家灯火通明，他正在给手表上发条。
突然楼下有人呼喊：“姓刘的，电报。”刘先生顺手把手表往枕头下一塞，匆匆下楼而去。
十分钟后刘先生回到自己的房间，掀开枕头，手表不见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放到别处。连忙搜遍房间曾经放过手表的地方，都没有。定神一想，是放到枕头下面的啊！他又拎起枕头，掀开被子，甚至把床垫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有。
刘先生于是断定，就在他下楼取电报这短短的十分钟里有人进到他房间把手表偷走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普通的工薪家庭里，手表是最贵重的财产之一。刘先生马上向派出所报案。
这个“入室盗窃手表案”那时无疑是和杀人放火强奸抢劫同一个级别的治安案件。派出所高度重视，马上派员出现场，可惜刘先生的家已经一遍狼籍，早已被惊慌失措的他破坏得一塌糊涂。窃贼的蛛丝马迹是找不到了。只有走群众路线，依靠居委会的 “朝阳大妈”们。
根据管段户籍和“朝阳大妈”们的分析，基本排除外贼可能性，内贼的可能性是：（1）楼下一家，黄家。（2）楼上的两家：赵家，阿婆。
黄家是武汉有名的资本家，每年的“定息”用篮子装回家。一只手表对他家来说无异于一块铁而已，排除。
赵家当天晚上全家人外出，排除。
剩下阿婆家，她和阿公唯一的养女已不在人世，没生活固定来源，靠帮别人带小孩，收入微薄，经济拮据。有作案的条件。
而且，那天晚上阿婆一人在家，而且，她家的房门正好斜对着刘先生房门，她家闭灯漆黑，刘先生家灯火通明。一个在暗处，一个在明处。从她家走到刘先生家，再从枕头下摸到手表，再走回去，顶多3到5分钟。有作案的时间。
缜密、完美的分析“数据链”直指阿婆。下面的工作就是“朝阳大妈”的任务了。
管段户籍为主导，居委会黄主任亲自挂帅，居民小组长李姨带领一群积极份子打先锋，一定要使窃表嫌疑犯阿婆认罪伏法。
管段户籍和居委会黄主任和阿婆正面接触谈话，接着，我们那条巷子每天一个小会，三天一个大会。其中心就是要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清形势、不要顽抗到底。可是效果却很不尽人意，于是黄主任把几位广东老太太喊了去，要她们以同乡之情说服阿婆赶快承认，争取寛大。我祖母后来回家说：阿婆说要她认这个账，很容易。但是接着要她交出手表，她拿什么交啊？
外行凑热闹，内行看门道。
正当居委会的“朝阳大妈”们在穷追猛打窃表嫌疑人时，派出所的专业人士却在冷静理性地思考这个案件。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人民群众猛烈凌厉的攻势下，做贼心虚的犯罪嫌疑人老早就举手投降了。可是这个年过六旬的老太太却这么顽固。难道偷手表的不是她？不是她那么又是谁呢？
他们又有一个逆向思维，会不会刘先生与阿婆两邻居之间素有搆隙，趁机报复后者一回。于是派出所决定先打一个“外围战”，派人去“火力侦察”刘先生的女儿。
刘先生的女儿在武昌一所大学读书。“火力侦察”的结果竟让人大跌眼镜。刘先生的女儿毕竟是年轻人，一听对方亮明身份，就竹筒倒豆子把全部的实情说出来了。
手表失窃后第三天女儿从学校回来，听到其父讲完事情的全部经过她第一感觉是匪夷所思。就她对阿婆的了解，觉得这件事不大可能是阿婆所为，但是那晚的实际情况又只有阿婆有时间和条件所为。于是她一边安慰父亲要相信派出所会把事情搞得水落石出的。一边把凌乱不堪的房间收拾一下。
女儿还把父亲床上的卧单、被里、被面和枕套换下来，她想给父亲一个崭新的环境，好让父亲快一点从手表失窃的阴影中走出来。
当她从枕头上取下枕套时，一个东西滑出来，正是父亲的手表。父女俩惊呆了，“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啊？”刘先生于是竭力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况，楼下一声吆喝，他应声：“来了”，顺手将手表往枕头下一塞……
那时的枕套不像现在的枕套，枕头塞进去后有一个拉链封口。那时的枕套讲究一点的有两颗纽扣，马虎一点的就是一敞口。
刘先生的枕头套是敞口的，他那一塞，就塞到枕套里面去了。
请注意：刘先生回来后，当他没看到手表时，心中一慌乱，便“拎起枕头”这个动作！！此时尚停留在枕套边不远的手表便滑到枕套的底部，一个手表被盗的“冤案”的最后一环扣上了。
“我马上陪你去派出所讲清这件事。”女儿说。
刘先生急忙说：“不行不行，你没有看到那些斗阿婆的居委会的积极分子的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要是她们晓得了事情的真相，还不把我吃了？”
看着母亲去世后就含辛茹苦地把自己养大的父亲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女儿心软了，情感暂时战胜了理智。她只得说：“我最近在期末考试，等我考完了，风声也许过了些。我再陪你去。”
还没有等到她期末考试结束，派出所的人找她来了。
事情终于还了阿婆一个清白，居委会的“朝阳大妈”也没有“吃了”刘先生，派出所依法（报假案）给予刘先生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阿婆在阿公去世后，由其在武昌某高校工作的侄子接去了。
楚善里旧址上的兰陵大公馆
（五）兰陵大公馆
时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特色的房地产业开始了第一轮“圈地”。汉口老“租界”上，楚善里不幸首当其冲。“君安房地产”看中这块地皮，这个九十多年历史的老里份，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的导发轫地、导火索顷刻之间变成废墟。
当建造的新房刚到第二层时，恰逢亚洲金融风暴，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工程被迫停摆而成为“烂尾楼”。几经易手老板，2003年新房总算竣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零零年代，堪称“跨世纪工程”。
在昔日楚善里的方寸之地，矗立着三栋分别为31层、16层和11层的黑色华丽的高楼，在仄逼的兰陵路和被车辆堵得水泄不通的胜利街的十字路口显得格外不可一世。难怪开发商给这个小区起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兰陵大公馆”
在三栋华丽的高楼后面还有一栋由第一个开发商当年为了与20中争夺空间（建了它，隔壁的20中建高楼时只得后退若干米。）而仓促建起的简陋不堪的原楚善里居民还建楼。笔者不由得想起安徒生的童话“灰姑娘”，这四栋楼不就是前娘生的灰姑娘和后娘与她的两个金枝玉叶吗？只是这个灰姑娘永远也碰不到她的王子了。
点燃武昌起义的的导火索的革命团体“共进会”的旧址楚善里28号（其实应是26号，原宝善里14号）早已随整个楚善里而灰飞烟灭了，在原址上又复制了一个假的宝善里14号。
无论怎么看，这个灰头土脸的假文物萎缩在三栋富贵、浮靡的高楼脚下。给人以凄凉，不伦不类的感觉。
笔者突然想起林徽因的一句话：“你们现在拆真古董，将来盖的就是假古董。”
今天，当人们从武昌阅马场参观完“辛亥革命博物馆”出来向右一拐弯，就可以看到商店林立、车水马龙的楚善街。可是，楚善里呢？
它已经成为一个图腾，一个符号，一个记忆。仅仅留在我们这一两代人的脑海中。再过几代人，它就象一粒沙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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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
易中天：成都人的花样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