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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刘克文：中学“红纠兵”执行机密“特别任务”
本文作者1972
作者：刘克文
1966-1969年文革高潮时。因林彪副统帅对毛的极力鼓吹，称毛是“四个伟大”，“是天才，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再次掀起文革开始后对毛个人崇拜的第二波狂潮，个人崇拜的疯狂在中国及世界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顶峰。
家家有个“忠字台”
大树特树毛的绝对权威，绝对崇拜，绝对忠心，最著名的是“三忠于、四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要无限热爱、信仰、崇拜、忠诚），它狂起于大江南北，遍及城乡每个角落。由此引出“像章”“ 塑像” 热、“红书台”“忠字台” 热、“红颂歌”“忠字舞”热、 “五件事” “天天读” 热、学毛著“活学活用”的“讲用会”热等等等等向毛“献忠心”的狂潮，无所不用其广，无所不用其极。
那时候，全国各地各单位的大门和室内无处不有毛的塑像、巨幅画像、铜像以及“表忠台”；各单位包括各家各户要有“神像台”“忠字台”，台上奉有毛画像及其“红宝书”、“红四卷”、“老三篇”、“新三篇”，写有大大的“忠”字或太阳葵花什么的；人人随时随地都要带上“红宝书”，以便随时“天天读”随时做“五件事”以及喊口号时举着用；个个都要会唱“语录歌”“诗词歌”“红颂歌”，会跳“忠字舞”，因而，文盲都在煞有介事地认真学毛著“天天读”，盲聋哑精神病也在唱“语录歌”“诗词歌”“万岁歌”，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更能在大街上手舞足蹈跳“忠字舞”，而各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乎天天活跃在大街小巷。
全国大跳“忠字舞”
颂毛的“万岁歌”“红歌”更是铺天盖地，不可胜数，如：《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等。所以我至今一直很反感“红歌”，特别是前些年重庆薄氏“唱红”时，又如现今广场舞大妈们的“唱红”。当年“红歌”多如牛毛，其中《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三首唱得最多，要求人人会唱，另外是《国际歌》。当时《东方红》几乎成了国歌，而且曾有过此提议。（文革开始便没了《国歌》，因词作者长沙人田汉成了“叛徒”，所以“国已不国”，而且“无国”竟持续了十余年。）
《东方红》是毛出来检阅什么的或电影中有毛像出来时必播放，通常也是早上或会议开始或开始上课上班时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则是会议结束或下课下班时播放，所以当时直到文革结束，一听到此歌，我生理反应是肚子饿了要吃饭了；《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文革中几乎人人会唱的一首“万岁歌”，这首歌在当时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特别在大跳“忠字舞”热潮中，它是全国各地各单位用来编舞的主要歌曲之一，小学生的我们，在全市集会时被规定成方块队，曾与众多“忠字舞”队在大街上边唱边跳过。
“三忠于四无限”
别外火热的是“毛主席像章” 热，当年，能得到一枚像章特别是别人没有的没见过的一种，那是就是最幸福最牛的事了，从而导致各行各业都做塑像和像章，家家户户都是像章成堆，各式各样的，小到小指般小，大到手掌般大，各种材料的都有，铝的、铜的、瓷的、硬塑的、软塑的、有机玻璃的、甚至有金的，为表忠心，一人胸前可戴许多个，甚至戴满，更有甚者，为表忠心别在肉胸上。当然，因毛像而挨斗坐牢甚至枪毙的也不少，因石膏塑像瓷像章什么的是易碎物，不小心掉地上就碎了，或因报纸、书、画或其他物品上有毛像或毛语录（为“三忠于四无限”什么东西上都要印毛像、语录）不小心弄脏了弄坏了，那便是犯下“反毛主席”的天大之罪，全民共诛，死有余辜。
“像章”热还导致一段时间的“换像章”热，即用自己同类型多余的像章，去换取自己没有的别人有多的。因株洲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火车站变成了一个公开或半公开（因这是对领袖的大不敬，就是在新华书店购买毛的书或像也不准说买，只准说“敬请”，所以官方打压“换像章”行为，但常顾及不过来）的“像章”地下交易场。人们往往是将像章满满地别在外表看不见的大衣内面，偷偷打听找人“交易”，株洲这个“像章”地下交易场在全国很有名气。
当年我们小孩子为表忠心也为好玩，还好玩学着雕毛像。在哥的带领下，我们常去文化宫艺术馆旁捡些石膏、三夹板之类的边角余料，因为“革命艺术家”们常用石膏为领袖塑像、为“三忠于四无限”造型。捡回家后我们学着雕刻忠字及毛像玩，现在想想真是太大不敬了。我们还用红纸学着剪过毛像，哥哥特别聪明手巧，竟用撖面棍雕刻过，雕刻得还像那么回事。
当年株洲在文化宫大楼前还曾树起过一尊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毛主席瓷像”，曾引得全市全省全中国人无比的自豪，省里和中央相关领导及各级新闻机构都派人来观摩庆祝并报道，小学生的我们也曾被组织荣幸地参加了隆重盛大的落成庆典。岂知没一个月，这座醴陵出品的“闻名世界”的瓷伟大领袖一夜之间突然便人间蒸发了，“四个伟大”上哪去了？怎么走的？为何“震惊中外”隆重的来而悄悄地走了？真让株洲人百思不得其解。多年后听到的传说是瓷像开裂了，有损领袖神威，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特级加密政治任务下，一支不知情不知何物的外地民工队，在厚布遮掩的黑灯瞎火中一顿乱敲，让其人间蒸发的，哈哈，真是搞笑！
“三忠于四无限”展开的“表忠”活动，特别是“早请示”、“晚汇报”的“五件事” ，让人苦不堪言又不敢不做。每天上学上班入门必须主动自觉（否则将会因“不忠”被告发批判）向毛主席做“早请示”，即手捧“红宝书” 放胸前，面向毛像做“五件事”：一唱东方红；二祝毛万寿无疆、祝林彪永远健康（规定要手捧“红宝书”从胸口向着毛像有节奏地三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三背毛语录；四请示学习或工作；五举手宣誓表决心。下课下班前，做“晚汇报”，回家睡在床上，还要“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
当时我们小学大门口也树起了一幅高大的毛像，以方便我们小学生表忠心做“五件事”。因我历来胆小怕羞，从不敢在大庭广众特别是独自手舞足蹈，所以对做“五件事”这滑稽闹剧式的表演，我很怕也很烦，感觉仿佛“上刑场”，因为怕，我总是早起趁无人时入校，神不知鬼不觉地逃避，若晚了则随大批进校的学生一起当回“南郭先生”。
我最怕跳舞特别是滑稽的“忠字舞”，除那次随全班在游行的街上跳过外，几乎没去主动学过跳过，但唱歌和背诵我不怕。因记性好，加上父亲及哥哥都爱唱歌爱读书，家里有这个气氛，更加上我有音乐和语文天赋，所以我不需刻意去学去背，只要从父母和哥哥及别人的吟唱或电影广播中听过，只需简单看看听听，我便能读能唱会背了，经常是班上最早会背会唱的，常受老师表扬。
当年“红宝书”“老三篇”“新三篇”我能背许多，公布的毛36首诗词绝大多都能背，“语录歌” 、“诗词歌”能唱许多，可以说，我的童年是在全国如潮的万岁红歌中渡过的，现在仍会唱许多，也能背不少毛语录与诗词。
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日，在“三忠于四无限”的狂潮中，其家乡的韶山铁路专线正式通车，车站毛塑像隆重落成，正好乡下的姨来城玩带我首次去韶山参观。所谓参观，完全是看人山人海，车站是人海，韶山冲是人潮，毛故居也是人堆，什么也没看到，完全没点印象。在韶山火车站，挤了好久等了好久，我和姨终于留了影—哈哈，我这戴毛像手捧“红宝书”于胸前的虔诚相式，正是当时全国人民“三忠于四无限”统一规定的标准架式哩。
1968年，毛派“工人宣传队”（工宣队）、“军人宣传队”（军宣队）进驻各大学及武斗重灾区制止武斗，全国情势趋缓，之后“一月红色风暴”向”走资派”夺权，开始所谓“革命大联合”，终于实现“祖国山河一片红”（结果还弄出今日天价几百万的错邮票——“反动派”的台湾竟也成文革红了，哈哈）——毛指示“革命委员会好”，全国各地各单位所谓“三结合”（“亮相”的革命老干部、工人与军代表或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毛林“红司令部”终于成功战胜刘邓“黑司令部”， 1968年秋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并决议：“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党籍，二天后刘惨死于囚禁地开封。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党章规定林彪为毛接班人，老帅老将老干部靠边站，造反派工农和更多的红左军人进入中委和政治局。随后毛发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全国学解放军”，“工宣队”、“军宣队”、农村则是“贫下中农宣传队”（贫宣队）全面进驻各级各类学校和上层建筑单位并领导主管一切，“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以复课复工恢复秩序。秩序相对好些了，工厂复工开始所谓“抓革命促生产”，中小学开始所谓“复课闹革命”并恢复和建立了一些“新秩序”，并正式用“红小兵” 、“红卫兵”取代了小学初中原来的少先队，而少先队早在文革初就因所谓“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基地”被砸烂并撤销，高中的共青团文革改“红”后也开始缓慢恢复。
1968年冬，我五年级小学毕业，其实我当时真正的文化水平最多初小罢，文革开始时我还没上三年级，分数都没学，此后闹红搞“革命”便没学什么文化知识了。
1969年春上六年级，也算初中生了（因文革耽误，秋季新学年改为了春季，直至1970年代后期）。当时开始所谓“文革新生事物”的“教育革命” ：一是好的完全小学全被“戴帽”——将初中（六、七年级）加入进来，仍在原小学原班读初中；二是小学初中的“少先队”改为“红小兵”“红卫兵”（直至1980年代初才又恢复少先队）。上初中后，我便迫切争取加入先进光荣的“毛主席的红卫兵”。为此，我及班上几位同学带头学社会上有人创新做的“三忠于”“四无限”模型，并开始在学校带头做，而且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做，如用炉渣块加石灰垒砌成山状，用石膏雕塑成房子小桥等做成“井冈山”、“韶山”等革命圣地模型，在地上用碎瓷片做成忠于领袖的大字等。结果反响很好，得到大力表扬并全校推广。
学校因忠而红透了，在全市甚至省内中小学有名，前来参观学习的不少，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后任党中央主席）、章伯森也因此来我校视察。因此我如愿以偿，与几位同伴首批加入红卫兵。终于加入了红卫兵，我真高兴，但已无文革初差点加入“四野红小兵”那种兴奋感，因为此时的“红卫兵”完全不同于它前期的作用性质及威风神气了，我曾日思夜想过的袖章也不用了，而是改为正规标准漂亮多了的红底黄字棱形的红卫兵臂标了。
加入“红卫兵”不久，我被学校百里挑十地选成了众生羡慕的首批“红纠兵”（“红卫兵纠察队”——当时中学生执法队），共约50人。我们身穿时髦的草绿色装，扎军皮带，佩棱形红纠臂章，手执红白相间的红纠棒（即以前的交警指挥棒），执行校风校纪的监督维持任务。
派性武斗大乱结束，政治情势和秩序相对好点，但因公安、检察、法院都被“砸烂”，没了公安，就设“工人纠察队（工纠）”“红纠队”以代替公安、交警职责。治安、交管、抓人、拷打审案全是“工纠”的事，“工纠”队员大多都是革命立场坚定、阶级斗争狠不怕事的中青年工人，本市“工纠指挥部”设在火车站旁，当时那里面可是个让人恐怖色变之地，每天都传出可怕的拷打惨叫声。定罪宣判，则是“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事，而路边站岗维护交通、以及市里大型活动万人集会宣判大会等交通秩序的则多是我们“红纠”的事。
我们红纠常与“工纠”一道执行治安与交通维护，执行任务时常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好不威风，连大人也不敢不服我们小屁孩管。记得那时骑单车穿拖鞋穿背心特别是带人都属违法，至今记得当时一首有关单车带人的顺口溜：“公鸡”搭“母鸡”，母鸡笑嘻嘻，碰哒（到）工纠的，抓哒（了）“灭劳”的（长沙话意为蔫了)。我们有权勒令停下改正，不服或冲关的话，我们一群小屁孩会围上来强拦，即便冲过了这关，前面还有许多关等着你，更可怕是“工纠”及其指挥部会好好“招待”你。我们还常配合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特别任务”，如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一打三反”时的秘密戒严搜查放哨等。当时我仿佛是“天之骄子”，威风神气，真可算是“革命”得很，“红”得发烫发紫，是真正的“红小鬼”。
至今记得我们“红纠兵”曾参加过的一次机密“特别任务”。那是国庆前夕的一个傍晚，我和小伙伴们正玩得兴致，突然，公司生活区的高音喇叭响了：“向阳学校红纠队员请注意，立即穿好服装，带上红纠棒去学校集合，有紧急任务！”我不敢有半点耽搁，飞奔家中穿好服装，扎上皮带，拿上“行头”，火速赶往学校。好在离校仅两三百米，我气喘吁吁赶到学校时，一些队员已到了，没出半小时，全体集合列队完毕，学校负责红纠队的“工宣队”长和老师神情严肃地向我们交待：奉上级命令，为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国庆活动，今夜进行秘密突击搜查的特别任务，我们红纠配合工纠行动。大家要严守纪律，严格保密，不怕牺牲，勇于同阶级敌人斗争，即使完成任务回家，也不能向任何人包括父母家人泄露机密。交待毕，我们这支神秘的队伍披着夜色匆匆向市中心出发了。
夜行中，我们有些神圣感，但更多的却是紧张和迷惑：我们这是要去哪？要多久？执行什么特别任务？搜什么抓什么？有危险么？是否能会为保卫毛主席及革命路线保卫文革胜利而英勇牺牲？一切的一切均无从知道，也不敢打听，就象一群任人驱使的小羊。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火车站旁的派出所，工宣队长叫我们在二楼走道上列队坐下待命，不许讲话、不得走动，之后他便与带队的老师去了派出所办公室。我们一待两三个小时，好累好烦好困，大约11点钟，工宣队长和老师来了，也不见领来什么命令，见我们疲惫的样子，便叫我们解散原地休息待命，可以就地睡觉，但不可离开。这样，大家便三五一群一伙地躺地或倚墙睡下了。我本不善瞌困，加上秋寒习习，另有点怨气，只觉长夜难熬，只好或坐或走或衬腮阳台，望着万籁俱寂的夜发呆：这漫漫长夜何时是个头，这折腾何时会休？想着想着，终抵挡不住困，倚墙睡着了。
醒来时已是清晨，工宣队长和老师叫醒大家，什么也没解释便叫列队回家。回来的路上，疲惫的队伍全没了昨日的风采，大家垂头丧气，稀里糊涂的感受，满腹的牢骚时不时嘀咕而出。回到学校，工宣队长和老师几句“表现不错”的总结后，交待回家早餐后立即到校上课，特别还强调了要保密。这所谓的“特别任务”便在糊涂中“完成”。
至今，我仍未能弄明白那国庆四十周年前夜的“特别任务”到底是干什么，是临时取消了还是演习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但我只知被稀里糊涂地折腾了一宿。但当时心里是高兴的，虽特别任务未实施，却也是一份荣耀。
刘邓“黑司令部”被彻底摧毁，权力重新回到伟大领袖及红司令部手中，文革目的达到，政治情势和秩序相对好点后，但“革命”折腾又起，更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又开始了：1968-1970年的“清队”、“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 “三清两查”、“深挖阶级敌人”等反反复复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当时林副统帅有指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可见运动的恐怖和肃杀气氛。
这次“革命”主力可不再是先前代表毛主席及其红色司令部中央文革的“红卫兵小将”“造反英雄”了，照毛的最高指示“现在该是小将们犯错的时候了”，他们已成革命和斗争对象了。因此，主力换成了现在代表毛主席及其红色司令部中央文革的“革委会”“军管会”和文革初期挨整现反戈改红被结合进来以雪耻的“革命老干部”的官方了，不过还是以“革命”和“文革”的名义罢了。如果照毛的说法，文革初的革命“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此时的革命重点却是整那些为“革命造反”“红色夺权”立下汗马功劳的红卫兵造反派和平头百姓了。
要继续“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公检法司早都砸烂了，怎么办？那就来个“军管会专政”，“群众（工纠）专政”的“群众运动”吧。于是一次次的“发动群众揭举揭发、阶级敌人无处可藏”，什么“查历史”、“查档案”，什么突击性的“夜查户口”、“人口清点”，什么临时性的“设哨堵卡”“特别搜查”等等，天罗地网的恐怖，闹得人心危危、鸡犬不宁。昨天今天是红卫兵造反派革命群众，明天后天说不定就成了反革命牛鬼蛇神黑五类，或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或特务、叛徒。（湖南是和平解放，所以此罪抓的整的特多，多是程潜、陈明仁部下的起义将士；中共地下党则多污为特务、叛徒）……然后就是抄家、批斗或入狱、判刑或枪毙。一次次的清查清洗运动，其实并无明显的标准和界线，怀疑一切，无限扩大，诬陷迫害、刑讯逼供、株连家人，无所不用其极。
在 “清队”“一打三反”、打击“反动”的“联动分子”“5.16分子”（此罪名专整文革初期闹得欢的大中学红卫兵头头）中，我曾亲见邻居家一大学生儿子被五花大绑抓走。他回父母家躲了个多月，很少出门，总喜欢与我们小孩子玩，我们也好喜欢这位风趣活泼的大哥哥。有一天，他父母没在家，突然楼下冲上来几个很凶气工人模样的人直奔他家，我们有些害怕地围过去，结果看见那些人不由分说地压着他掏出绳索死死地绑。我们好惊恐：怎么啦？这么好的哥哥犯了什么事？不一会，那几个人推搡着下楼将其押上停在马路上的货车然后飞快地开走了，我们好难过。他母亲回来后听她与大人哭诉后才得知，儿子是衡阳某学院红卫兵头头，来抓他的是衡阳“工纠”的，其罪名是“5.16”。
还有，我校曾经的造反派头头、“革委会”主任赵老师，也不知是什么罪，反正是此阶段倒的大霉，打倒后被三番五次的批斗，具讽刺意味的是，总是与他曾经主持批斗的“漏网地主婆”黄老师同台挨斗争，最后俩人一直被罚在校内扫厕所搞卫生干泥活，“劳改”了好多年，更有趣的是，许多年后我当了老师竟成了这“赵主任”的同事和领导，哈哈。
我家附近的环卫处也是我们经常去玩的，此阶段，那里面突然也变得热闹起来，有次我们去玩，正在开批斗会，台上跪着几个男女，挂的牌子有“红旗老二”、“红旗老四”、“工贼”、“妓女”什么的。走近细看，竟然是平时我们经常在马路上见到的清扫工、掏粪工。这样的小工人犯了什么事怎么也挨斗？而且还有两面“红旗”，红旗不是好的是革命的么怎么成罪了？“工贼”不是刘少奇的罪么？我们真搞不明白，后来听批判发言并听大人解释后才知，原来所谓“红旗老几”是旧社会“反动”帮派组织的绰号（现知此类帮派多存平民和工人中，起相互保护帮助作用，并非所谓“黑社会”更非“反动”），可能如上海“青红帮”之类吧；所谓“工贼”，不过是旧社会当过领班小工头罢了；而“妓女”是那位女的旧社会做过一段罢了。听说这些“坏人”都是这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查出来的，是文革又一胜利。
就是在“人民内部矛盾”的革命群众间，也经常性的开展所谓“斗私批修”检举揭发运动，鼓动告密打小报告，就是在中小学及孩子之间也是一样。那时学校与班上经常性的搞所谓检举揭发坏人坏事活动，而且也属于是否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范畴，并规定每个人都要写揭发材料，比如：谁何时何地说过什么不好的话（“反动话”）呀，谁做过什么不好的坏事（“反动”或偷过公私物品等什么的）呀等等，而且当时学校以及各单位门口长期挂了个“揭发箱”（许多直延至1980年代）。结果弄得人人自危，担心别人揭发出什么或污陷点什么出来，这真的让人很恐惧，因而凡事不得不小心，凡人不得不提防。（这可能也是今天中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不信任无诚信相互防范之文革恶果吧。）
那段时间的“清队”“一打三反”“深挖阶级敌人”运动中，以“革命”之名、“合法”罪名，经“工纠”抓审，“军管”“依法”宣判或处极刑的“反革命犯”、各类“刑事犯”、“经济犯”多如牛毛。那时过不了多久就是万人宣判会，宣判台上挂牌跪着的总是一满台，一杀就是十多二十名。“反革命犯”多是言论获罪，或当初的红卫兵造反派头头或武斗中确有证据证明杀了人的，或语言或文字或写错喊错标语口号或不慎弄坏毛像，也有少数为刘少奇等鸣冤的，有真正反毛林反江张反文革反中央文革的。而其他最多的则是刑事罪的“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鸡奸犯”、“流氓犯”、“投机倒把犯”“破坏农业生产犯”（即擅自杀牛，毛语录：“牛是农家宝”，最起码判五年）等等，这其中与性有关的许多不过是谈恋爱或通奸或同性恋，照现在根本不算罪。而“经济犯”中所谓“投机倒把犯”，不过是长年声称要割除的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或尾巴”——“非法”倒买倒卖的小生意人，即现在的个体经营户罢了。
作为红纠队员，万人宣判会我看得太多，因为我们每次都被要求或守立会场或大马路边或通往刑场之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值守，鲁迅笔下那伸长着鸭头幸灾乐祸的死刑看客我见得太多太多，而且是浩浩荡荡欢天喜地尾追着，也可说是文革一大“红景”。
另一大“红景”是，体育广场当年还常举行万人庆典集会献礼游行等，每次这样的庆典游行，因我们红纠在广场或路边执勤，目睹过的“文革成就”献礼品太多太多，如：十多公斤重的鸡、二十多公斤一个的红薯、上千斤的猪、亩产吨半的谷、本市自研自产的汽车等等等等。哈哈，有1958年“大跃进”大牛皮在前，反正红朝吹牛历来不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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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记忆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