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冯印谱：一个黑五类子女的大学梦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本文作者
我是在1976年高中毕业前夕才加入共青团组织的。早在初中时，我就向学校的团组织递交入团申请书。团组织负责人说，你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是可喜的，团组织是欢迎的。但是，因为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你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要做好接受团组织长期考验的思想准备，团组织的大门是永远向你敞开的。
在阎景中学读高中，我多次向学校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同样需要接受长期考验。学习之余，我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写大批判稿，参加校内校外劳动，学雷锋做好事，假期开学前早早到校打扫宿舍等等，赢得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某次，我患感冒独自在宿舍休息。班主任贾华老师在全班班会上说：冯印谱同学虽然现在还不是一名共青团员，但他各方面表现非常突出，完全达到了一个共青团员的标准。同学们告我后，我暗自高兴。毕业前夕，在校团委整整考验了两年时间，我才获得批准入团。
高中毕业回村，照旧参加生产劳动。那时有一种政策规定，中专、大学招生，由贫下中农推荐，推荐的条件之一需要具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经历。我仍然抱着梦想，企盼将来有一天能上学，哪怕上中专也好。
回村的往届高中毕业生，有的当了民办教师，有的进县城干了临时工，有的在大队企业当电工、开机器。而我，非常渴望当一名民办教师，那样的话，能够一边教书，一边抽暇搞点文学创作。但是，受父亲问题的影响，我哪里也去不了，只能老老实实当农民。挑大粪，割麦子，修大寨田，啥脏活重活一样干。
好在年龄增长了几岁，身体强壮些，能够承受住这些强体力劳动。其间，我的阎景中学班主任贾华老师和教语文的王全军老师来我们村，调研高中毕业生回村劳动的情况。当着大队干部和各生产队贫协组长的面，两位老师说：冯印谱同学在学校各方面表现均好，他的文章写得不错，希望大队干部能给他安排个民办教师或其他工作，发挥他的特长，不要埋没了人才。
可是，两位老师的一番苦心并没有人予以理睬。想想也是，哪个大队干部甘愿冒此风险，关照我这个黑五类子女，落个跟阶级敌人划不清政治界限的罪名呢？
在阎景中学，由于受贾华、王全军、屈殿奎、王增义等几位老师的影响，我萌生了将来当记者和作家的理想，积极锻炼写作能力，不断给报刊投稿。回村后，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我利用下雨天和夜晚，自费订阅报纸学习写作，一次次收到报刊的退稿信，灰心丧气；一次次继续给报刊投稿，充满渴望。跟我一起毕业的同学纷纷结婚成家了，我固执地拒绝父母等人的规劝和催促，坚守着希望渺茫的理想信念。
本文作者在虹口公园鲁迅塑像前。
1977年深秋，我被大队干部抽调到修大寨池工地搞测量设计工作，在工地上，听到了恢复高考制度的信息。初听说按考试成绩录取，心头一喜；继而灰心，想到父亲的问题，担心过不了政审关。“文革”前我姐姐报考大学，就因政审不合格没能录取。这时，阎景中学开始举办高考复读班，村里不少同学已去复读，准备参加高考。
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好奇心驱使下，也上阎景中学复读班看了看，发现复读的同学真不少，从而坚定了报考的决心。然而，怕耽误挣工分，我没有脱离劳动，只是拣起遗弃了近两年的高中课本，抓紧每个夜晚复习功课，迎接高考。
1977年高考是在春节前，当年万荣县分两个考场，一个在新县城解店镇，一个在旧县城荣河镇，我被分在荣河镇考场，离我村六十里路。考前开大会宣布考场注意事项，积累了十年的高中生、初中生，黑压压站满了操场，年龄参差不齐，身份也各不相同，其中在初中教过我的民办教师也来参加高考。
见此情景，我心里拔凉拔凉：妈呀，我这个当了两年的农民咋能考上大学呢？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上了考场，我考的是文科，语文试题并不难，除了基础知识，一道作文题是《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作文是我的长项，挥笔疾书，写的尽是空话套话，不过感觉还不错。政治题、史地题考得也还凑合，凡是会答的都答了。然而轮到考数学就抓瞎了，甭说答题，连题目也看不懂，仅仅做了前面一小道因式分解题，还不知答对了没有。也怪自己，高中期间只偏重语文，忽略了数学。两天考下来，连心都被烤焦了。
回家后死心塌地劳动，不抱任何幻想了。那年高考揭榜，我们那里是夜晚用县里的有线喇叭通知高考达线生的。我在家支起耳朵仔细听喇叭宣读名单，忽然，喇叭里竟然念到了我的名字。啊呀！莫不是产生幻觉吗？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没想确是事实，我的高考成绩达到了当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可以参加填报志愿、政审和体检了。因为具体高考分数保密，我抱着有学校就上的心理，分别填报了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学院、雁北师专三所学校，专业报的全是中文系。
等啊等，村里两位同学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分别是北京钢铁学院和北京化工学院。他们两位从阎景中学毕业后，在村里七年制学校当民办教师，分别代物理和化学课，报考的是理科，高考成绩肯定不错。而我，录取之事却如石沉大海。
怎么办？是继续高考？还是放弃高考？
最后，打定主意，上母校阎景中学复读班复习。1978年7月，我第二次参加高考，以387.3分成绩名列全县文科第二名，排名的喜报写在大红纸上，张贴在县城十字街的墙壁上。
本文作者大学期间留影。
1977年高考，是各个省命题，达到录取线的考生在不知道具体分数的情况下报志愿。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一命题，考生根据自己的分数报志愿。我填报了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5个志愿，结果有幸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
我们县的文科第一名语文成绩不及格，上了山西大学；第四名上了北京大学。据说，1978年高考，政治审查这一关就不像以前那么严格了。我父亲闻讯，喜上眉梢，逢人就说：我娃能够上大学，全托了邓小平先生的福！
上大学前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不得不说。
我们村的社员得知我考上了大学，格外震惊：一是因为我当了两年农民竟然能够考取全国重点院校，人们没想到；二是因为我是一个黑五类子女长期受压，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大伙儿按照当地生男孩等喜事欢庆祝贺的习俗，自发聚集在我家大门口，接连燃放了三天鞭炮，满地的红色炮屑落了一层又一层，祝贺的社员来了一批又一批。
我父母急忙邀请大伙进家里，借来桌椅板凳，摆上临时从供销社买来的糕点、麻花、酒、饮料等食品，盛情招待了三天，欢声笑语充溢在农家小院。
不料想，这事让村里某位“阶级觉悟”颇高的社员瞧见了，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别的原因，他当即向运城地区驻我们村的工作队队长汇报说：可不得了啦，一个黑五类分子的儿子考上大学，他在自家大门口大肆燃放鞭炮庆祝，这不是公然向我们贫下中农炫耀、示威、挑战吗？
驻村工作队是当年在落后村督促“抓革命促生产”的，该驻村工作队队长一听，颇以为然，神气十足赶到我家，企图予以阻止。我父亲吓得躲藏了。不料想，工作队长刚一开口，社员们便将他团团围拢，七嘴八舌，连讥带讽：
“哎，人家孩子考上了大学，这是我们全村人的喜事，你不高兴？”
“我们自己燃放鞭炮前来欢庆，跟孩子家长有啥关系？”
“都啥年代了，你还要搞阶级斗争哪一套？”
这位队长看见势头不对，自觉理亏，慌忙之中改口说：“我，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担心影响秋收生产。”便灰溜溜跑了，他的身后是社员们一阵讪笑。
那天，我正好去县城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不在现场，晚上回来乡亲们告我的。假如我在的话，会怎样呢？
作者父亲在黄浦江畔。
我上大学后第二年，父亲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的问题获得平反，这是我们家的又一件大喜事。利用暑假，我用节省的助学金，邀请父亲来到复旦大学，借了同寝室陈怀林同学（怀林同学大学毕业后考上复旦新闻系研究生，又留学美国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现在澳门大学执教）一台海鸥120照相机，陪他老人家游玩了上海和南京两座城市的名胜古迹，还乘坐了一趟长江轮船，以此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以此补偿他十多年来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2013年草，2017年修改
（文图由作者授权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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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