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俞京：我的松江缘，一个“右派”子弟的运动史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俞京，1948年6月生。78届新三届大学生。上海松江中学高中，上海水泥厂工矿再教育，1985-1989上海电视台编辑记者。1989年澳大利亚墨尔本至今。

原题

我的松江缘

作者：俞京

缘起华阳桥

我的松江缘起于松江华阳桥，华阳桥有桥也是镇，在松江城东尽头。我外公外婆家在那里。外公姓朱，松江的华阳桥朱姓是大户，从明朝开始，皇帝姓朱，封地在华阳桥，是“皇亲”。听我妈妈说，她小时候，华阳桥家前院庭放有黄色大轿，说是皇帝赐送的。那么朱家又可能是“国戚”。朱家在那里有十四代了。

华阳桥现在还有一条“朱家弄”，不宽，三尺，周围一片都曾经是朱家。不过一代一代的分家，到外公外婆那时，只剩一边了。外公是中国第二代铁路工程师，也就是中国铁路国有化后接替洋人的第一代中国工程师。主管了京汉铁路段，也是后来滇湎铁路的施工总工程师。那时外公外婆家又在安徽明光，现在叫嘉山市。外公抗战后期过世。抗战胜利后，外婆、阿姨、舅舅一大家十几个人，从重庆青木关回松江。安徽外国工程师留下的花园洋房已经被战争摧残得不能住人，松江还有祖上留下的一点产业一些田地。可时逢“土地革命”，外婆有地，厄运逃不了，地主。

1964年，我在上海考高中，我妈妈思乡情切，定要我考回松江的中学住宿。我爸1957年“右派”，好几个家里“出事”的同学，小学升初中都没有“考”进市重点中学。考高中，是一次能改变命运的机会。爸爸妈妈抗战胜利后，随中央大学回到南京，后又在上海工作。我1948年出生在南京，长在上海。之前，我对松江没有印象，除了知道松江是稻米之乡，有佘山外，剩下的就是外婆家，老老少少，糯糯的一口松江话。

1964年，中国开展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艺术家的爸爸妈妈，这时送我到松江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以右派儿子和地主外孙的身份起始的“松江缘”从一开始就很艰难。

去松江一中报到，妈妈送我到学校。先去了华阳桥，再坐了几站长途汽车，在靠近县府公路的一侧停了下来。沿着弯弯小河边的乡间小路，走了四五十米，看到河边突出部分有座小亭子。我妈说大概就在这里了，她在找外婆的坟。墓碑早就没有了，只能凭记忆。然后妈妈拿出准备好的香烛和一点食品之类供品，忙碌起来。我只记得陪在妈妈身旁一起跪下叩头。城里来的中学生没见过这仪式，待我回过头来，只见妈妈的眼眶里尽是泪。这是我很少很少见过的“妈妈的泪”（1993年，爸爸上海过世时，我在澳洲墨尔本）。墓地离松江一中不远，再走十几分钟，就见到了校门。随后伴随我的就都是新奇了。

松江一中很大，有“一百四十七亩”地（后来参加县运动会，标语牌上见到的），分教学区和生活区二部分，中间隔着一条街，还有一条河，一座小木桥连接着两岸。教学区，三长排房子，最醒目的是二层楼的红楼。楼前有一个小池塘，弯弯的小路围绕着它。岸边种有很漂亮的杨柳－—枝条是卷曲状的。听说如果把杨柳枝倒插在地，长成的枝条就成卷曲状。弯弯的小道二十米长。走这条小道，必须用手拨开密密的杨柳枝条，脚下还不断地跳出城里不常见的青蛙。小路尽头有一棵很高的银杏树（学校介绍，这是上海地区最高的一颗树）。后来，我和两个同学还爬到几米高的一个大树枝上拍过照，大树上，我们就像三只欢乐的小鸟。

我被分在红砖砌的红楼底层东起第二间教室，直到高中毕业，再也没有换过。二层楼的红楼不“宏伟”，可是五十年后的今天，校友们说起思念故乡母校的那种“魂牵梦绕”和“史无前例”的体验和故事，都要一再提起红楼。

学校的生活区要越过长桥街，和一座十来米长的的木板桥。长桥街靠近生活区的一小段，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铺着青石板的街面，是典型的古镇小路(可惜现在也不复存在了)。木板桥下常常有进城农民摇来的船，停靠着。生活区占地也很大，和有名的松江醉白池几乎毗邻。醉白池公园有个后门，走过去只需要几分钟。于是历史名胜地醉白池，又好像成了学校生活区的“后院”。逢考试了，温功课了，心情好了或者不好了，都成为我们逛公园的一个个借口。每个男生宿舍，有教室那么大，摆放着有上下铺的木板硬床近三十个，住二个班的寄宿男生。我住的宿舍有二十四个男生，余下的床架放脸盆、毛巾和箱子。大家都用蚊帐，每天晚自修后回到宿舍，洗漱完，熄灯后，放下蚊帐，就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大墙隔壁是解放军营房。我们早晨六点就要起床，部队的起床号，比我们早一点，还有每天的熄灯号，都伴随着那些年我的学校住宿生活。

妈妈怕我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不适应，操了很大心。还做了让我后来难堪了很久的一件事: 她把我的每一件衬衫的中缝都用“醋磨墨”（不掉色）写下了我的名字。每次洗衣晾衣或上体育课，解开胸前的纽扣都会露出这些“操心”。当初被同学笑，现在只后悔没有一件留下来。

1964年到1966年上半年，我从高一到高二，除了社会上“年年讲、月月讲”的阶级斗争时不时的提一提我的神经，基本上心情舒畅。学校的风气很好，学习气氛也很浓。没有多久，我就融入其中，其乐融融。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我初中毕业，一米七五算是高个子。课外青少体校学过一点篮球，几个带球过人的假动作和三步上篮都漂亮，结果进了学校篮球队。还每次都上场，不坐冷板凳。跳远能拿第一名，跳高也神气。每次校运动会，其他项目都完了，操场上的同学都围上来看，看我跳到最后，很有成就感。我位育小学毕业未能进入以排球为传统的位育中学，但还是暗暗练排球，圆圆位育梦。打排球需不停地弹跳，所以我体质很好，甚至后来，还想把排球引入松江一中……运动会外，还有，每年一次的文艺演出。自创自编自演，承蒙几位管文娱的女同学看得起我，两年中自编自导自演了两次“话剧”，算是十几年后考进上海电视台做编导进行的预练。

初到农村，什么都新鲜，童心未泯，农田里捉了个“叫蝈蝈”模样的“纺织娘”，放在帐子里，好睡前看看。谁知那家伙跟我一样忘乎所以，半夜大唱起来。第二天，宿舍有当干部的同学报告到班主任那里去。还好，只戴了一顶“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小帽子。

郊区的中学，每年还要下乡到农村支援“三秋”“三夏”（抢收，抢种，抢耕作）。同学们同吃住在一起。由于我的“好强”加上“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迫切愿望，尽管累得要命，还是常常拼命，拿出操场上的蛮劲，也能拼上个前头。干农活的熟手，来自农村的男同学回自己的家乡干活去了，班里剩下的小个子同学，成不了我的强劲对手。割稻、割麦的时候，常常逼得几个女同学暗暗叫苦。五十年后的今天，想起来还忍不住哈哈大笑。当初，“谁让你羞答答不肯认输”。

啊，最难忘却的是在天马公社横山大队的“三夏”：晨雾萦绕，大地婆娑，日出磅礴，金光照耀着小小的山头，耳边充斥着鸟雀和青蛙的欢笑。阳光下同学们戴着大草帽，田间的拼命，横七竖八躺在麦田里的酣畅，牲畜棚临时改住舍中的“放眼世界”。遠处田埂上，又有几个女同学，曼妙蹁跹的身影飘过，送来清香的大麦茶……怎能忘却的景，怎能忘却的情。

很快到了1966年的又一次“三夏”，这次在米市渡生产大队。那天晚上没有放电影，哪里也去不成。初夏傍晚的和风，吹拂着睡躺在汽车摆渡码头斜坡上的我们。政治大风暴前的平静。班主任，任我们躺在离黄浦江波浪不到几米的斜道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全班的少男少女们，健康又纯洁。这种催情的环境，竟一点都没有萌生起男女恋来。那时代和现在不同，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珍贵。

革命者的盛大节日

躺在黄浦江码头边赏星星的时候，全国已经沸腾，学校里也已经开始用大字报“闹”起革命来了。我们的班主任蔡老师闷闷不乐，她已经被通知回过学校。这次“三夏”提前结束，返校了。我们班奇特地像解放军一样，列队走回学校。不记得为什么，这次竟然由我一路领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我的革命热情亢奋到了极点，好像真的成了“战士”。

“革命”开始了。我忘了自己实际上并不适合“革命”。不多久，学校的广播就提醒了我。“红卫兵到操场集合”，于是班里在坐的, 就只剩下一些“可教育好的子女”。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相对无言。

写老师的大字报，瞬时铺天盖地贴满校园。平时的一点捕风捉影，都加上《半夜鸡叫》课文里学到的阶级仇恨，上纲上线。于是，有些心机的老师也故意透些“内情”来火上添油。

工作组来了，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举办了几场斗“阶级敌人坏老师”的斗争会。大家义愤填膺，十几遍口号一喊，台上低头的老师，似乎已铁案难翻。但是，不到一个月，风向大转，说工作组不是“毛主席派来的”，而且还是镇压了学生运动，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下好了，“透”材料的老师又成了革命的靶子。“铁案难翻”的反革命老师成了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6年10月26日，我校几百个学生拥到松江县委，要求“罢”管人事组织老师的“官”。县里大官们不理我们，激怒了“革命小将”。于是，奋起走上海，四十五公里路，向上海市委请愿去———“罢”一个中学管组织的老师的“官”。

红楼旁大草坪集合，中午出发，浩浩荡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革命啊，不怕路途遥远。

走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前面闹了起来，一位初中小个子女生的革命爸爸骑着自行车赶来，硬要把女儿拖回去，而这位小女生怎屑做“革命逃兵”，躺在地上撒起泼来。僵持了很久，爸爸妥协。关照高年级的同学照顾一下，依依不舍地停在了原地，队伍又前进了，一面引路的红旗依然招展。革命爸爸大概也想通了，女儿跟进的这支队伍，也许真不是“反革命”。

好不容易，近半夜走到了市区，还进入了市委礼堂。哈，一下乐了，整个上海，全在闹革命。谁来理睬你们，这几百人的队伍的革命要求：“罢”一个中学老师“官”？上海都已经在“揪”华东局、上海市委的“走资派”了。

没有人理睬的“革命行动”，不影响1966年10月26日，“1026”，成为松江一中的“革命者盛大的节日”，松江城内“响当当、硬碰碰”的革命造反派啊。学校里三五成群，志同道合者组合在一起，“反到底”、“丛中笑”、“痛打落水狗”……把毛主席诗词里词词句句全翻了出来。几十个战斗小组占用了各个教室。用上下舖木板床，用桌椅，再糊上些标语加语录的纸，很快一个个小小空间的“战场”就佈置出来了。一个两层楼的红楼，“驻扎”了不少于十个革命战斗队。谁说“創意”只是现代才有的词？！同学们“昼伏夜出”，一辆“黄鱼车”、两个浆糊桶，很快就把革命的火种燃遍整个松江镇，“揪出松江县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炮轰松革会

又闹了四五个月，松江县革命委员会（松革会）成立了，松江的革命好像成功了。不料随着“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县里又闹起了革命。这次“闹革命”把全校的同学，围绕着松江县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性，分成了观点不同的两大派，“炮轰派”和“保卫松江县革命委员会派”（保派）。这次分歧上升到“革命”还是“反革命”，继续革命还是保卫革命的原则性大问题上了。立刻整个松江，“工人说话了”、“贫下中农说话了”，火药味顿时浓了起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全国“接轨”。再也不是我们学生所能控制得了的。学校的同学平时基本都随着自己本来相熟的群伴相行，可是“革命”把我们十几岁的中学生都烧得心火火，脸红红，停不下来了。

我这个“可教育好的子女”，自觉努力改造，“重在表现”，又担心又积极，不敢太靠前地革命着。又目睹参与着一件件的“松江大事”。幸运的是，还好有能力更强的同学担起了责任，始终没有成为“组织者”。

炮轰“松革会”的前夜，在一中操场偏僻的角落边，体育教研组办公室。一帮高中的同学，模仿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的语调，录音制作“炮轰”的宣言。

那时候，全国没有多少电视机。在松江农村，甚至收音机也不普及，家家户户连着有线广播。从县广播站、公社广播站，一直到每家每户。松江中山路每根电线杆上固定着文化大革命特有的大喇叭。有线广播传达着党中央的声音，而县广播站就是松江的“党的舌喉”。

炮轰派的宣言，沿用着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最新精神的理解，叙述炮轰的理由。门外不到五米处，有解放军战士的持枪哨兵，操场中心位置，住着解放军的司令。第二天“炮”派的同学抢下了县广播站，播出音调高吭，架势貌似中央台的宣言。

第二天下午，轧闹忙“革命”后，昏昏沉沉的我和几个同伴同学，为了填饱饿了十几个小时的肚子，去长桥街头“锅贴牛肉清汤”充飢，补营养。

突然发现，不远处，县工人文化宫里有上海油画雕塑室的《红太阳油画展》。进门一看，竟然是我爸爸和他的一批学生也到松江来“闹革命”了。陈逸飞、魏金山、王永强…….一伙后来的大艺术家，当时只有二十岁刚刚出头。他们也全是一式“革命造反派”的装饰，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我爸爸一条蓝布工作大褂也算是革命装。

陈逸飞那时大概是什么革命队的小头头，而我爸爸的油画“毛主席在井冈山”也是革命之作，挂在里面。陈逸飞见我一脸“睏睡”又革命意气风发，知道“我们”昨天“抢”了县广播站。以至后来很久，他还以为我是松江学生造反派的头头。爸爸那个时候幸运，跟着他们“有限地参加革命”，能幸巧碰上我，爱恋交切，只是笑。

一伙学生抢了县广播站，“贫下中农不答应”，反攻开始了。县里沸腾，松江县开始了文攻武卫。大标语也开始使用“砸烂……”8月4日，上海联司大打，松江也大打。留在一中的我们，下午天渐黑时得到消息，赶紧“化整为零”。第二次徒步走上海，逃出松江城。我和四五个同学，走上了城北公路。贴身的井冈山军用书包里，还塞了一面“1026”的队旗。刚刚过了华阳桥不久，几个警惕性高的农民岗哨骑着自行车追了上来盘问,一个懦弱的同学拿出“松江一中红卫兵团”的证件在唬弄。突然，一个胆大的，高三同学大叫一声 “跑”！嘿！推倒了两辆农民的自行车，撒腿来了个“二百米赛跑”。没有上过体育课的农民兄弟跑不过我们，一会儿，我们都逃隐在夜幕里。

大路不敢走了，田埂小道，坑坑洼洼，一条十几米宽的大河横在面前。回头路走不得，我们几个把衣服鞋子顶在头上，游泳过河，这时真感谢学校的体育课。不久，我们一伙终于混逃出了松江域界。

 冰霜傲雪803

“革命不怕死”，不多久，农民退了，砸烂联司的工总司也让上海“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又回到了松江。松江的两派却越来越“弓张弩拔”。我们这一派的同学为了生存，抢住进一幢刚刚新盖成的四层民用公房，建筑编号“803”，我们叫它803公房。弄了些建筑垃圾堵住了楼梯“守”了起来。“803”离县政府很近，面对中山路的一面，是一片开阔地。

“文斗”了一阵，真正的“武斗”开始了。敬爱的领袖生日后的第二天，十二万农民进城，目标“803”。12月28日清晨，孤零零的“803”被上千个持杖的农民团团围住，松江城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那天气温极低，滴水成冰。上午不多久的“语录战”一会儿就哑了一边，对方割断了电线，断电了！替而代之的是另一派气势汹汹的：“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五六台从“上海消防器材厂”调来的高压水泵，从各个方向，向“803”全身喷淋。

寒冰的天气，马上将水柱和水雾变成了冰挂，冰挂包裹住“803”的大楼，像水晶宫，也像宜兴的善卷洞。可怜里面的几百个中学生，少男少女们，又冻又怕，嘴里念念叨叨：“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心里却直犯毛。体育课仅有的几次持木枪学刺杀，早就还给了自己也不懂的老师。楼外叮叮当当的是铁器真家伙，文化革命都“革”到这个份上了。

 “803”与邻近一幢居民楼相隔约十米，胆大的同学几天前在两个屋顶间，固定了十几根钢管作为“天桥”，为的是便于防守，可这时却成了招来“立体攻击”的最大威胁。学生的“领袖”全去莘庄，参加市里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了。群龙无首，留下个书生秀才充作头头。不行，为了几百同学的性命，冒死也要拆掉这座“天桥”。

两幢四楼公房的顶上，砖块飞舞，一个多小时后，钢管终于大部被拆，另一头吊在楼顶上，孤零零的几根，还裹着尺把长的冰掛，过不来人了，总算安全。但是从楼顶下来的同学，好几个头上流了血。我为我班的小个子体育课代表包扎了头部，这是我在“文革”中见到的“血”。

一天没吃东西，盼援无望，只能冒死突围。书生秀才的临时“领袖”和几个理智一点的男同学，象“军事家”那样，研究起“突围”路线：紧贴“８0３”旁的公房边墙，避免“背腹二边受敌”，冲过“通浦塘”桥，到二中校门后转方塔，然后再转东，不能直穿方塔弄，那里是县委，怕有“重兵”……

时近半夜，“突围”的时候将到，几百个一中的中学生，都聚立在公房的楼道里，上上下下从一楼到四楼。电早就被切断，里面黑黒一片。路边围楼的农民，因为冷，在马路边燃起了篝火，火光透过大楼镂空墙外的冰挂，映在同学们的脸上，忽闪忽闪。楼道里，格外的安静，大家静静地听完“突围”的路线交待。没有一位流泪，有人轻轻领头呼起：“毛主席万岁”……

 队伍冲出了大楼。短暂接触和相持。围楼的农民兄弟都不曾想到,真的会直面相对地遇上“拼命”的“红卫兵”。从“803”到“通浦塘桥”，一路上，尽管与围堵的几百上千“武装”的农民只相隔几米，可女同学、小同学在大同学的护卫下，竟然还是有惊无险地一口气冲到方塔。有位细心的同学留在方塔的直角转弯处，提醒着大家，不要跑错路。方塔静静的耸立着，对面是照壁。那时没有公园，也没有围墙，前面是青石板路。刚离开了人群的“厮杀”声，同学们的脚步都慢了下来，大家一口气跑了近两千米。我远望着方塔和照壁，不知道这个“塔”和“壁”是供何方神仙的，我心里暗暗虔诚地许愿：“如果你是神灵，保佑我们冲出重围吧。”

饥寒交迫的同学，相互搀扶着，沿着沪杭铁路，终于走出松江境界。在莘庄铁路道口的一个小房子里，里面生了个火炉，顿时觉得身体开始暖暖的。二十个同学竟坐在地上就睡着了。一位铁路工人看着我们，加了点煤，摇摇头，让出了空间，走出了小房子。“文革”中，这是我第三次徒步从松江走上海。

“武斗”不得人心，形势很快就转变了，市里决定“调整、充实、部分改组（松革会）”。“大联合”的那天，中央文革的大头目来松江了。松江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九千岁”和上海的“徐老三”上了主席台，慢悠悠的，脱不了上海话语调的北京话: “…….松江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来呐……”（十几秒的停顿）万人大会鸦雀无声。“炮轰派”和“保卫派”要的就是这最最重要的“后来呐……”。“后来呐，分开了。现在呐，又联合了”…….淋漓尽致官腔！

我参加的一中“炮轰派”糊里糊涂地说是“受了压制”，才舍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派”呐，也在一腔热血地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于是“革命”啊“反革命”啊，舍命撕扯一阵，現在还想在“欽差大人”这里讨听到一句“公道话”。“后来呐”……大家终于搞清楚了: 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

逍遥、知青

一中的同学大多失去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冲动，玩起了“逍遥”。然而红楼前小池塘的鱼儿遭了殃。几个同学，伙同“外来闲杂”人员，“拷起了浜”。大半天的劳作，半铅桶的毛毛小鱼。为了一条大黄鳝，挖翻了岸边的一棵大杨柳。歪倒的杨柳，枯涸的塘底，直到最后我们离开学校，还是一付败落相。美丽池塘也再不复存在。

青春的精力仍然四处发泄。几个初中的小同学溜进松江的果园区偷摘桃子。这个果园就是我外婆墓地的那一片地。弯弯的小河没有了，亭子也没有了，因为旁边筑起了松江的第一个游泳池。不幸得很，这几个小同学被捉住无奈，连人带赃，两书包半生不熟的毛桃。果园管理人员来到学校，找“革命委员会”评理。那时的革命委员会，不就是我们宿舍一伙的同学吗？臭骂一顿后，桃园的人去了，毛桃也不拿回去。我们洗也不洗，咬了一口，呸！又苦又涩。

不多久，终于轮到“捣蛋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工矿农村了。

学校第一批的精英，经自觉报名后，被送去中国最北方的军垦农场。青春同窗的身上穿起了真正的崭新的军装，只是还是没有“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军徽领章）。

热情还是那么高涨，口号还是那么激情，“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准备了几个星期，又拍照，又写纪念册，第一批的同学真的要分开了。

十几辆有棚无座的解放牌大卡车，把同学们送到了上海北站。被送的同学带着大红花，送的同学心里却象被战场甩下的逃兵，围着英雄舍不得, 哭的昏天黑地。

忽然人群中闪开了一条缝，受人尊敬的L卫东的老革命爸爸带着他的小妹妹来送行了。老革命爸爸上前只一句话，所有同学听得真真切切，“跟着毛泽东，好好干革命”。说完拉着才十一二岁的小妹妹，回头就走。

小妹妹在哭，不时地回头看，爸爸拖着她。

那天小妹妹的哥哥姐姐同乘一列火车送往北疆黑龙江。多少年了，那位老革命父亲拖拉着小妹妹的背影，和那句“跟着毛泽东，好好干革命”，一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记。老革命跟着毛泽东出生入死闹革命，让全国人民得解放。而我们却“画虎不成反类犬”，参加了一场荒唐的文化大革命。

松江一中的红楼里，我从少年到青年，学到了那么多宝贵的知识，积累了多么珍贵的同窗同师之谊。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认真学习，嘻笑怒骂，也打闹吵架。史无前例的年代，“打闹吵架”发展到争辩”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吵了不算还要到“社会上”去动员工人农民，“劝说受蒙蔽的群众”。待到全县起来，一锅粥，这才傻了眼。

四个面向

1968年，“文革”进入“斗批改”的深入阶段。各个学校也都开始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边彊，面向基层”的“四个面向”分配工作。农村同学“社来社去”，镇上的同学基本“插队落户”，个别幸运的同学参军当兵去了。还留在一中宿舍里的，基本就是我们这批市区同学。“面向工矿”有名额限制。于是“关系”和“成分”又一次活生生地放到了我的面前。松江一中的“革命委员会”就是一两个老师和几个同学当家，我的毕业分配的消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不好”的结果就是去市属农场，崇明。我伤心至极，唯患不公。一天上午终于打起了包裹，带上仅剩的衣物，告别了两个相送的同学，踏上了往上海的长途汽车。

一路上，我头靠在长途公共汽车的车窗上，看着松江的山山水水、河流田地，不断地往后掠去，佘山的影子也终于在汽车过了泗泾后看不到了……那天很巧，我姐姐的两个同学也在太原路家里。看着我一脸颓唐地站在门口，问清细由后，跟我说了几句影响我一辈子的话：“不要意气用事”。“你在机会在”。“一万的努力去争取万一的希望”。这两位长我六岁的姐姐同学，一男一女，正在热恋中。男的爸爸是上海一所大学的校长，干部子弟，眼界和见识都比我高。他长得像当时的东欧电影《好兵帅克》中的主角。圆圆的，逗人发笑的脸，于是姐姐叫他“帅克”。帅克送我赶上了宝庆路沪松长途汽车站的末班汽车。

当天晚上，我回到了学校男生宿舍，回来争取“万一”的希望。一位当头头的同学，帮我做了个“鉴定”：“虽然出身右派家庭，能跟家庭划清界限，跟党走……”最后，我告别一中，怀里揣着松江一中革命委员会发的毕业证书，分配到上海水泥厂，工矿。离开了松江。

那一天，我彻底摆脱了“学生”心态，长大了。

重返华阳桥

近五十年后，2012年10月，松江的政府宣传部门联合上海美术界，给时年98岁的母亲办了隆重的个人画展“画画不需要眼睛”。我记得妈妈画展中有一张画，“十鹿九回头”，取材醉白池中同名的一块磚刻，说是历史上外出做官发达的松江文人，最后都十有八九“回头”回到“茸城云间”。我不“发达”，甚至还有点“落魄”，但是不影响我“回头”。松江的档案部门也参与了展览。于是华阳桥朱家的家谱放到了展览会上，第一次使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外公外婆家原来的“历史”。虽然外公远离政治，但外公的哥哥，我的三舅公朱季恂却是个民国活跃的政治人物。他是爱国文人社团“南社”成员。他的学生加同志侯绍裘是松江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有名的“烈士”。近期的《松江报》还指出朱季恂、侯绍裘、罗章龙是促进毛主席来松江指导工作的组织者。那么，华阳桥的“朱”家又成了与“革命”相关的家属。此一时彼一时呀。

在画展组织者的安排下，我妈妈重回华阳桥“朱家弄”。那些断垣乱石，依稀地显示着当年的繁华。最最让我妈惊叹不已的，是现在“朱家院”大大小小的棚棚屋屋里，住的全是来自四川青木关的民工和他们的后代。而我妈妈随外婆一家十几个人抗战时逃亡去四川，住的地方，就是重庆青木关。感慨地交谈，一会儿松江话，一会儿四川青木关方言。乡音啊！命缘啊！

而我呢，在离开松江的前十年日子里，一有机会到松江，常常一个人停步在松江一中的校园门口，远远地望着“红楼”，时而又独步在松江的中山路，看着“803”发呆。1970年代末松江政府，邀请了上海画院一批老画家、老书法家为重新翻建的醉白池公园题词写牌匾。记得我爸爸写了“半山半水半庭阁”。也许是“脱㡌右派”的缘故，最后没有采挂，也断了爸爸的松江联系缘。直到八四年底，我成功招聘考试，进入上海电视台，工作需要又多次回到醉白池，从后门窜回一中，从一中又走到长桥街，中山路。看看己经当上母校老师的同学，还总异想天开地设想，怎么才能在那一个个熟悉的街口和路旁，見到那一张张熟悉的脸…….

今天，再想想，也许，当初的我们，可能真的只是“一小撮”，洒在当今浩瀚的人海中，掀不起一小片浪花。那种种曾经的轰轰烈烈也只是瞬间的臆想，可笑的一相情愿。去边疆和农村插队落户的同学，带着满身的伤痛，如数回到老家松江、上海。散落在各自的岗位上，再次勤奋工作了四十年。如今谁还会不知趣，不识时务地再提起那些，曾经人人都不可避免而参与的“当初”呢？

松江的街头大变样了。红楼也识相知趣地被拆，取而代之的是与当今松江地位相配的現代化教学大楼。楼里，上上下下的同学，一样的欢笑和阳光：“祖国的花朵，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再也不用担心,也不会，被卷入一场“错误的”革命了。

我也终于弄懂了松江方塔和照壁的典故。分别供奉保护城民的城隍大老爷庙塔，和刻了个叫“犭”的——贪得无厌又四不像的怪兽的砖刻，是明朝的。松江方塔照壁在日本飞机肆虐轰炸的废墟中神奇不倒，又是全国唯一独特的历史文物，能够切中时弊“古为今用”的反贪警示。明清时期，周边当了百姓父母官的大人们，都要来这里参拜一下，弄出点动静，向城民示吿清廉洁政，不做贪官。当初我们这些诚惶诚恐的小城民，可怜可悲，又飢又寒，最终能有惊无险地，转过方塔和照壁，方得以脱险。反顾今日，正值全国反贪反腐败如火如荼之时，提筆再回想当夜虔诚的祈祷，谈缘叹缘，确实唏嘘不已。

1989年开始，我“浪迹天涯”，落棲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去年退休后，竟然又找到了“组织”：墨尔本松江同乡会。恋情恋旧的同学，也以最新的科技，拉起了微信圈，世界同步地“互道珍重”。在松江一中“永远的高二（2）班”微信圈里，我不停地“兴风作浪，自说自话，嘻笑怒骂”，有时还“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就像是回到梦里，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着的松江，回到自己的青春，回到自己的松江缘。

后记：近日的松江同乡会上，我遇见了一位“俞”姓会友，得知松江叶榭竟有一个村，全是“俞”姓，一个外姓都没有。那么我的父系“俞”姓，是不是也跟松江有缘呢？一样的发际线，一样的高鼻梁骨…… 

作者近影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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