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郑忆石：发小，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郑忆石，1954年生。重庆市巴蜀中学初68级学生。1972年在重庆东风面粉厂当工人。1978年就读四川大学哲学系本科。1982年入职北京铁道部通信信号公司宣传部。1987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1990年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2019年退休。

原题

发小：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作者：郑忆石

我有两个发小，我们三人都是重庆巴蜀中学（原41中）的教工子女。

查词典，“发小”即从小一起伴随长大的玩伴，长大后又经常在一起的朋友。而我这拨发小，是特殊年代才聚在一起的。三人中，当年我12岁，德念11岁，德娟10岁。人家是半路出家，我们算是“半路发小”。长大后，我们天各一方，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见过面，但，我们却是货真价实的发小。在那动荡的岁月里，我们常聚在一起，聊发少女狂，闲做幼稚梦，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两个发小的名字，都以“德”字打头。对此，我一直心藏困惑：难道说俩人都是“德”字辈的？看来，我也得改名加“德”，才能入伙，不遭排挤。但我妈的名字也以“德”字打头，我这一改，岂不乱了辈分？所以这想法，仅是一闪念而已。更何况，我这名字中，饱含母亲对已故父亲的无限思念。故，断断不能改！

德念（中）德娟（右）作者（左）

德念生性乐观，慧心妙舌。我们三人凑一起，她一个接一个的笑话，让我和德娟常常笑得喘不上气。我大姐从旁路过，总爱甩一句：“三个小哈儿（傻瓜），又碰到啥子好笑的事了？”

一次，德念一边煮饭，一边靠着厨房门框，绘声绘色地给我俩讲自己如何舌战群儒，将辱骂她的小坏蛋“打”得落花流水。结果，饭锅冒出了青烟，一大锅干饭，估计一小半成了糊锅巴。见状，她说“糟了，糟了，今天肯定要挨吵了”。我俩见她闯祸，赶紧抽身开溜。她忙着“吭哧吭哧”铲锅巴，还不忘扯起喉咙喊：“明天一定要再来哈！”

德娟性情温柔，说话做事慢条斯理，她从不指责抱怨，也永远不会大声说话。她跟老爹学绘画，跟老姐学拉琴，一笔一划，一板一眼，很有格调。她静得下心，上手很快，让一旁观看的我和德念，只剩叹服。因为这类活儿搁我俩粗人身上，吹笛子按眼眼，手都不知往哪儿搁。一次，她陪我到街上的老虎灶（开水房）打开水，我俩有说有聊，一路畅快。快到家时，她提醒我“当心坎坎”的话音未落，“咣当”一声，开水瓶就粉身碎骨了。此后，我每次踏上这步梯坎，都会非常小心。

两个发小，一谐一庄，一快一慢，排遣了我的忧愁，弥补了我的粗心。

结缘

在此之前，虽然我们三家算邻居，但彼此之间交往很少。

德念家在坡上，我家在半山腰，平时难得碰上。至少在十岁以前，我对她的印象很模糊，隐约记得她嘻哈爱笑的模样。倒是她的两个妹妹，因为保姆常带她们下来玩，我见得多点。她这俩妹妹，大的约4岁，小的约2岁，白嫩小脸像剥壳鸡蛋，饱满旺实，我们管她俩叫“大肉坨坨”、“小肉坨坨”。她俩笑起来，一左一右两个小米坑，刚好填得下一颗绿豆。见到那动人小脸，我们就手痒，摸一把，拍两下。她们呢，不仅不反抗，还总是月牙眼相迎，“咯咯”声相送。

德娟家与我家都在山腰，且在一条水平线上。我家在新二栋，她家在几步石阶相隔的平房，算是正经邻居。虽如此，但那会儿我们都上小学，整天忙于读书习字，且我读巴蜀小学，她读人和街小学，虽近在咫尺，却难得碰面。

史无前例的“艰辛探索”开始了，它迫不及待地让知识分子们首先“艰辛”了起来。我们的家长，因在“探索”中境遇相似，我们三人，因不用再背着书包奔赴教室，我们的关系，终于有了由疏至密，进而跃升为发小的机会。

德娟的爹是学校美术老师，解放前毕业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曾被聘到励志社美术股作画。靠一手好画技，他成为全校学生接受绘画美育的掌门人。“探索”伊始，他便被扫进牛棚，与其他“牛鬼蛇神”一道，接受革命师生的监督改造，白天打扫校园教室公厕，修挖道路，浇花拔草，晚上与十几个人一起，关在“中灶”（教师食堂）约80多平米的房间。人虽被关，却不管饭。德娟是家中老幺，她的哥姐或在外地，或被逼参与“探索”，都不能或不便给老爹送饭。于是，一日三餐往“中灶”送饭的担子，便由10岁的她挑起来了。

那时，我妈虽也遭大字报炮轰，我家虽也被抄查，然而，或许因为我们孤儿寡母日子过得恓惶，或许因为我妈蹲牛棚的分量不够，或许红卫兵头头中有我妈教过的学生动了恻隐之心……，总之，我妈最后并没有被强制关押，我没有送饭之忧。那天，我偶然经过“牛棚”，刚好看见德娟给她爸送饭出来，稚气无邪的脸上，写满无辜。之后，我开始注意她，看她提着饭盒，匆匆往返于山坡上下，看她一声不吭地等着她爸出来接饭盒。从她柔和眼神、娇弱语气中，我体会到她的不安甚至惊恐，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同为“臭老九”家庭出身，同样挨白眼受歧视，同病相怜，我与她走近了。后来，我和德念都曾分别陪她给她爸送过饭。在此过程中，我亲眼目睹了“牛鬼蛇神”们被训斥辱骂、推搡殴打的情景，这让我更加体会了德娟的不易。此后，我们成了铁杆发小。

德念的爹是上世纪50年代末，从公安系统调来学校“掌伙”的。他那时才三十岁出头，上级将一个全市重点中学交他管理，足见对他工作能力的肯定。我妈1957年从重庆市第一师范学校调到41中后，担任了化学教研组组长。在德念爹的任下，我妈又先后担任过化学教研组、外语教研组的组长。尽管我妈对工作一丝不苟、力求完美，但也害怕校长同志的火眼金睛。

革命狂飙初起时，她爹身为当权派，虽没赶上臭老九们在第一时间戴高帽、挂黑牌的趟，但也很快随着《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的“革命”目标——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政策出台，而紧随“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在革命师生浩大壮阔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被扣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执行者”的帽子，押上台接受批判、低头认罪。

德念性格开朗，老爸的遭遇，虽没让她苦脸示人，但先前与她嘻哈打笑的一些小伙伴，开始疏远她了。那时，她家已搬到与我和德娟家同一水平线的平房，我和德娟有了与她“扯聊斋”的机会。

三人年龄相近，家里又都遭了殃，不愁没有共同语言。一来二去，我的铁杆发小数量，翻了一番。

赶场

1969年2~3月，我的三个哥姐先后奔赴秀山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我成为家中掌勺“老大”。自“文革”开始后，人们急吼吼地干革命，冷落了促生产，菜篮子随之空空荡荡。为解决吃菜难，我和德念经常相约：明天去黄家垭口、兴隆街，还是大溪沟、学田湾的菜场买菜？怕出门晚了无功而返，我俩会各自上好闹钟，凌晨五点多出门。夏天还好，天亮得早。冬天就“恼火”（难受）了，告别温暖的被窝，要毅力；走在漆黑的路上，要胆量。好在我俩结伴，可以相互壮胆。德念的瞌睡大，闹钟于她，基本是摆设，得我去喊她。

我们两家虽离得近，但房子沿坡坡而建，房前一条窄窄的石板路，坡下是荆棘丛生的坡谷，房子之间有能藏人的深沟。每当我在黑咕隆咚中，穿过两座房子之间，总会想：千万别蹦出个人来！叫起她后，两人一路疾跑，到达菜场。不足1.5米的我俩，在涌动的人潮中，几度淹没又几度浮出，但我们始终攥紧对方的手，利用人海的间隙，朝菜摊方向奋勇前行，不时感觉自己的手，快被对方拉脱臼了，不时感觉自己的耳，快被“我要我要”的叫喊震聋。还算老天有眼，每一次，我们都能满载而归。

到后来，物资供应越发紧张，猪肉每人每月凭票供应一斤。德娟是回族，家里除了购买定额配给的牛肉，运气好的话，还可凭证买到牛骨头。她妈妈特善理家，不仅把牛骨头汤熬得满屋飘香，还在反复熬制中，将牛骨的剩余营养价值吸干取尽。因此，德娟无需为日无肉啖劳心。德念则不同，三个弟妹包括她自己，都在长个头，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大。我呢，严重先天不足，一个月不来次扁桃体化脓，似乎对不起这副身子骨。我妈担心我的体质，也想找到补充蛋白质的法子。

一天，德念的表姐来玩，说起她家所在的南岸长生桥，赶场天能买到鸡蛋、青蛙、黄鳝、泥鳅，偶尔还有猪肉，菜也比国营菜场的“相因”（便宜）。我俩当即拍板，明天就去！征得我妈同意后，第二天，晨曦初现，我们背起背篼，跟随表姐上路了。我俩第一次出远门，都有一种出笼小鸟的畅快感。连蹦带跑，平时约需走大半个小时才到的储奇门码头，我们20多分钟就到了。坐5分钱的轮渡到达南岸后，很快，石阶、陡坡、峭崖、密林，尽现眼前。黄桷树、凉风垭、南山，上山又下山，山路似乎没有尽头。总算来到尘土飞扬的马路，没走几步，又拐入弯来绕去的土路。早上五点多出门，等我们汗流浃背赶到场上，已是十点多钟。

顾不得饥肠辘辘，我俩快速搜索猎物。德念的目标是鸡蛋，我的任务是青蛙泥鳅黄鳝，很快，我们便收获满满。德念买了80多个鸡蛋，算下来，比凭票供应的鸡蛋价格高得不多。我买了一笼青蛙、一笼泥鳅黄鳝。另外，我俩还买了藤藤菜（空心菜）、瓢儿白（小青菜）、包包白（圆白菜）等新鲜蔬菜，菜价基本与国营菜场持平。德念最满意的是，买到了全家人钟爱的折耳根（鱼腥草）。  

赶场（图片来自网络）

捡了一堆便宜货，我俩高兴得合不拢嘴，放下背篼歇气，嘻哈打笑的话还没说上两句，只听“噗通”一声，纳闷间发现，德念的背篼翻了。原来，歇气时，她将背篼放在一个微斜的堡坎上，背篼没坐稳，顺势躺了下来。这下，原本安放得妥妥帖帖的鸡蛋们，抢着在光天化日下露脸。结果，多数头破血流、面目全非，有的直接就挂了。我俩顿时傻了眼，慌乱地在溃不成军的蛋群中搜寻幸存者，总算找到二十来个坚挺的，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请进背篼，并用藤菜隔开。

看着稀巴烂的碎蛋，寒气在我们的心肺乱蹿。为把损失降到最小程度，德念说：生鸡蛋补人，我们把打烂的吃了。说完，一边往嘴里灌，一气喝了五六个蛋黄，一边催我“你快点吃，不然就捡不起来了”。我勉强咽下一个生蛋黄，那腥味，让我委实不愿再张嘴，又突然想起我妈说的“生鸡蛋有寄生虫卵，不能吃”的话，忙劝她“不要吃了”。德念一句“没得关系，吃了总比浪费了好”，继续狼吞虎咽。返家路上，我替她着急：回去怎么向爹妈交代？可她却没事人似的，还打趣“有这十几个鸡蛋垫底，什么样的饿肚子，我都能对付。”我俩第一次为家庭谋幸福的壮举，便在这场怀着激动去，带着沮丧归中，收场了。

过了约两周，德念又打听到：重庆开往涪陵的船，停靠的第一站寸滩，赶场时卖的东西多，且比重庆便宜。经不住“相因货”吸引，更主要的是，我们上次壮志未酬，心有不甘。没几天，我俩又整装出发，直奔朝天门码头。出门时，艳阳高照，天气晴好。乘船时，长江波浪宽，凉风周身绕。一路顺风顺水，我们九点多到了目的地。踏上宽阔的几十级石梯，想着背篼即将满实满载，我俩三步并作两步，很快来到场上。此刻正值赶场旺时，熙攘的人群，沿街的菜筐，盈耳的吆喝，让我们直感叹“这趟不冤枉”，俩人的购买意向，还是一如既往。 

 赶场（图片来自网络）

捡便宜心切，我俩一路搜寻，一路问价，不放过每个卖蛋或卖黄鳝泥鳅的农民。猴急地问了近一个钟头，却发现这里的东西，比长生桥贵。比如鸡蛋，长生桥0.10元一个，寸滩却要0.12元，更重要的是，与重庆观音桥的鸡蛋价格差不多，而到观音桥，只需八分钱的车费，再走半个多小时。我们到寸滩，来回却要花0.6元钱的船费，算下来，亏大了。德念决定：宁可空背篼而归，也不当冤大头，只买了大半背篼青菜头。好在黄鳝泥鳅是地道土货，供大于求，价格比重庆稍便宜，我便买了一锅（出门前就想好，用锑锅装，里面加点水，回家可以养着慢慢吃），并在上面用蒸格盖上。因为没有完成既定目标，我俩都有些愁闷，回来的路上，一直在讨论“为啥寸滩的东西反而比重庆贵？”后来总算想通了：那里离重庆近，交通方便，往来的人多，物价自然高。

走到距家不足一刻钟路程的捍卫路，突然，暴雨夹杂惊雷，劈头盖脑袭来，我俩顿时成了落汤鸡。不敢再走了，我们准备在街沿房下躲雨。人不能两次掉进同一个坑，我们偏不！我再次将背篼放在街沿有坡度的地方。（现在回想，可能是因为背篼重，有坡度的地方好放一些。）

背篼。图片来自网络

说得迟那时快，我的背篼倒了，锑锅里的黄鳝泥鳅重获新生，顺着街沿的水流，快速滑向下水道入口。见此，我们拼命用手抓“逃犯”，可这些家伙浑身覆盖特滑的黏液，根本抓不住，我只好用手去堵下水道人口。德念见状，连忙脱掉塑料凉鞋，将黄鳝泥鳅往水里赶。这一赶不要紧，正中黄鳝泥鳅下怀，它们如鱼得水，溜得更快。于是，我俩迅速将四只光脚排成八字，想堵住下水道口。黄鳝泥鳅被我们的脚板堵住了前进方向，便一个劲地往我们的脚板心钻，我俩又痒又怕，想躲开，又怕它们溜走，根本不敢挪动。然而，我们哪里是它们的对手！最后，绝大部分黄鳝泥鳅逃之夭夭，留下我俩风中凌乱。

望着锅里奋力抓回的四五条黄鳝，我难受至极：四元多钱就这么打了水漂？！我真是比猪还蠢还笨哪！！家里经济本就困难，我还在这里添乱！！！一路上，任泪水像断线珍珠，让雨水抽得脸颊生疼，听德念叨咕“都怪我们太大意了”，想着平日打烂一个碗都要受我妈责备……我只盼路长些、再长些，时间过得慢点、再慢点。

仿佛只有眨眼功夫，就到了我家门口。德念一见到我母亲，原本紧闭的泪腺开关突然拧开，鼻涕眼泪大把大把地往下甩。她大放悲声，把我母亲吓了一大跳，她倒退两步，急切地问“啷个回事？莫要哭，慢慢说……”以为我们碰到了坏人。不过，德念这招还真灵，至少，母亲当时没有责备我，还细声安慰了我俩一番。德念要回家了，我送她出门，下得楼，拐上石板路，我俩忍不住“哈哈哈”一阵大笑，为她的高超演技，为我躲过了母亲的“理麻”（责备）。当然，母亲后来还是教育了我：做事不动脑筋，明明带了绳子去，为啥要图撇脱（省事），不用绳子把蒸格和锑锅捆牢实？没想到，此后我便落下了病根，只要闯了祸，被母亲“理麻”，便盼德念前来救场。

我俩的“悲情”，竟然在德念抑扬顿挫的声调中，变成了喜剧。那段时间，三人湊一块，德娟总要德念“再给我讲讲你们赶场的事”，似乎永远听不够。每逢此时，德娟的眼睛时圆时弯，嘴巴时开时合，彻底入了戏。完后，她感叹一句：太精彩了！我以后也不吃现成饭了，和你们一起去经风雨见世面。当然，“阳春白雪”的德娟，她的爹妈不会让她干这种“下里巴人”的事。所以，她也就是过过嘴瘾而已。

两次赶远场，都以“戳锅”（闯祸）告终。于是，我们收缩战线，在重庆郊区寻找新的赶场点。江北的观音桥、红旗河沟都有农民卖菜，但菜价日渐提高，到后来，基本与市区持平，我们不得不将目光瞄向更远的地方，翻山越岭，单趟走上两、三个小时，到人和场去赶场。

跑那里一趟，来回大半天时间，最多能节约几毛钱，的确有些得不偿失。加之德念是家中伙头军骨干，所以我俩共赴人和场，屈指不过两次。其余时间，都是我独来独往。每次下午三点多钟，当我头顶火辣辣的毒日，踏上返家的嘉陵江大桥，想着“今天又节约了四角多钱，妈妈肯定高兴”时，汗水顺脖颈下淌，心却在飞扬。

买菜难，我和德念便不时到大溪沟河边捡菜叶。说是“捡”，却非白给，要收费，一毛钱一背篼。捡菜的人多，船一卸完货，大家你推我搡，蜂拥而上。一次，德念正好站在船边，几个男孩为抢先机，不管不顾地冲上船，德念一个趔趄，一条腿尚立船沿，一条腿已在水面快速画圆。说得迟那时快，一位船工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有惊兼险后，她母亲不许她再去捡菜了。但此后，她仍然偷偷同我去过多次。

送暖

 我家自1953年父亲去世，到1970年大哥大学毕业分配前，全家六口人的生活，仅靠母亲的工资维持。窘迫的生活状况，让我们不得不想办法作改善。比如，捡煤炭花和枯枝败叶，省下买煤炭的钱。“文革”期间，学校不再有住读生，食堂、锅炉房统统关门，捡煤炭花的路断了。母亲告诉我，旧的细棉纱，每斤可卖0.20元钱。于是，无学可上的我，得空便用锯片，把穿烂的汗衫，一点点地刮成棉纱，攒足了分量，再拿到废品站卖钱。

德念和德娟的家里，不需干这类家庭副业，但她俩只要来我家，见我在埋头苦干，总会拿起锯片，“呼呼呼”猛刮一阵。

母亲患风湿性瘫痪住院后，捉襟见肘的家庭收入，让她不舍得花钱订医院的伙食，由我每天给她送饭，主食红苕稀饭或冬蔊菜稀饭，菜则是炒瓢儿白、拌莴笋头，或泡豇豆泡萝卜豆腐乳。医院的肉菜0.25元一份，比街上饭馆的便宜五分钱，母亲时不时会买上一份，但她总是坚持让我吃掉多半。

二哥在家养的那三只鸭子，其中两只纯白色的，后来因蛋越生越少，母亲便在哥姐们下乡前，杀了打牙祭。剩下的那只花鸭子，生的蛋虽然最小，但体大身壮，毫无退居二线兆头，被暂时给予了活路。母亲躺在病房，营养又跟不上，我一心想着哪天杀了花鸭子，给她补充营养，没想到它却被偷鸡贼伺机掳走。那天傍晚，我从医院回来，发现花鸭子没进笼，焦急万分地向德念和德娟诉说，她俩立马陪我满山坡地“鸭娃哩哩哩，鸭娃哩哩哩哩……”我们搜遍了每个树丛、房后的每条阴沟，盼着花鸭子突然从哪里钻出来。天完全黑尽了，我望着暗夜发呆。她俩清楚这只鸭子对我的重要性，两人都没有回家吃晚饭，又想不出安慰我的话，只好默默地一直陪我坐石梯坎，直到东山升起的月亮悬挂半空……

我家在1975年夏天以前，一直住在号称“新二栋”的二楼尽头，两间各约15平米的房子中。房子刚修好时，黑瓦白墙掩映于半山绿丛，诗意感十足。但房子是“大跃进”时建的，质量属“屁粘风”。房子的设计像顺着赤道，跟着太阳东升西落。夏天到了，上午东间下午西间，轮番在烈日下喘息。屋顶的黑瓦倒是素雅，但即便没小孩扔石头砸它，它也会耐不住寂寞开裂，害得工人每隔两月，就得爬上爬下地补漏。屋壁的白墙也挺洁净，但内靠篾竹支撑，外赖石灰糊面，风吹日晒，石灰层不断脱落，不几年，一遇雷暴天，风摧破窗，雨打漏墙，“呜呜哗哗”声让人心悸。地板虽是纯木铺就，但木条过窄，镶嵌技术又欠火候，到处露缝，走动的脚步稍重，整个房间便嘎嘎作响。 

 即将拆除的新二栋，大哥（左），二哥（右）。左边的吊脚厨房建于我家搬离后（摄于1998年）

母亲爱整洁干净，见不得桌上灰蒙蒙，地板黑黢黢。上学时，我们时间再紧，也必须每天擦桌子扫地，地板则一周拖一次。木质地板早就脱漆了，怎么拖都不显洁净。大哥就带着我们跪在地板上，用抹布蘸水，用鬃刷逐条刷，再一点点地擦净。

哥姐们离家后，我依旧每周拖地板，因独自操作，动作稍慢，水就往下浸。走路有响动，拖地水下漏，于是，楼下邻居三天两头上门“讨说法”，弄得我走路时，恨不能脚板扛背上，拖地时，恨不能有八条臂。更烦心的是，耗子也来凑热闹，“吱吱吱”吵架，你追我打，“砰”的一声，从房梁摔天花板上，弄出的动静，恍若小偷光临。如此，又平添几分惊恐。我妈住院后，德念和德娟的妈妈不放心我独自在家，当晚便打发她俩来陪我。

那段时间，每晚天擦黑，我从医院刚到家，她俩便像敲钟吃饭般准点到来。三个人嘻嘻哈哈挤进一床被窝，叽叽喳喳一通闲扯，说到伤心事，一起红眼眶，聊起开心事，一块儿敞嘴巴。最惬意的，莫过于放开歌喉。有段时间，学校大喇叭天天放红色组歌《井冈山的道路》，每到夜晚，操场上总能听到一位女生唱《八角楼的灯光》，她的“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一出口，我们顿觉像大口咬牛奶冰糕一样舒爽。那清脆悦耳的亮嗓，让我们陶醉，更让我们痴迷。受她的歌喉感染，我们的歌唱欲被空前地激发了。

那时流行《毛主席语录》歌，但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宏声或低吟。难为那些作曲者，居然能将一堆大白话谱曲并让人传唱。尤为奇特的是，有人还将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谱了曲。这八百余字调平味淡的长歌，唱来如同念经，搁现在，得靠吃几包人参，才能一口气拿下。每天，大喇叭里车轱辘般地放送，听得人耳朵起茧。记得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再版前言”歌中有段曲子，像极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学生中教唱的《青天白日满地光》。我妈估计，谱曲的人肯定不知此曲的底细，而一般老百姓又不会唱此歌，否则，这作曲者死定了。

这类说教性歌曲的调子，不合我们的口味。我找出我大姐参与刻印的《革命歌曲》，逐页搜寻我们会唱的歌。 

我大姐刻印的歌本

《毛主席诗词》中，我们选那些自认为略带抒情味的唱，如“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等。此外，就是颂圣的《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歌颂子弟兵的《看见你们格外亲》《航标兵之歌》……赞美红色江山的《我爱祖国的蓝天》《边疆处处赛江南》……鼓舞革命斗志的《太行山上》《红梅赞》……

我们喜欢那些调子相对忧伤的歌曲，如《松花江上》《送君送到大路旁》《十送红军》，以及电影《刘三姐》《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歌剧《刘胡兰》《红珊瑚》《洪湖赤卫队》中的片段。唱这些当时尚属“资产阶级情调”或“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产物”的歌，是犯忌的。怕被人告发，我们只能压低调门，你哼一句，我接一句，过把小瘾。

我们三人的嗓音一般，凑一起，无非是宣泄一下青春激情，放如今，卡拉OK的场面都上不了。当然，三人的音质音量也非均等。

德娟的音色柔美，但声音较小，若三人合唱，她的歌喉往往被淹没，我们说她“出工不出力”，按现时说法，属于“爱岗不敬业”，她从不辩解，只是笑笑。但嗓音小也有它的优势，德娟“曙光像轻纱漂浮在滇池上，山上的龙门映在水中央。像一位散发的姑娘在梦中，睡美人儿躺在滇池旁……”的软声润调，就让我和德念挺陶醉。暗自掂量，我俩这种大嗓门、粗喉咙，显然干不了这精细活。

德念的嗓子能上能下，还特能“震飙”（嗷嗷叫），张口便卖死力气，典型的劳模形象。她的“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一出口，我家天花板上的灯泡都在闪。

我呢，对词曲的拿捏也算到位，但声音高不成低不就，嗓门大不大、小不小，顶多算个基本群众。偶尔，我忍不住冒几句我妈悄悄教我的《渔光曲》《流亡三部曲》中的二、三部，以及简单的英语歌，她俩便会张大嘴巴。

倒是我家楼下的邻居幺妹，整日勤学苦练琵琶，想以一技之长，谋一份工作。皇天不负有心人，后来她被招进了曲艺团。有天，她一时兴起，跑上楼来，参加我们的“组织生活”，唱到高音处，我们力竭声嘶，她却轻松登顶。目瞪口呆之余，我们几乎异口同声：真是“好汉不要多，一个顶三个！”

 幺妹（后右）与我们（1972年）

一开始，我们以为只要关门自嗨，便平安无事，哪知唱着唱着，就忘了自身处境，全然不觉夜已深（闹钟指向九点半），人已静（大家都蜷缩家里）。楼下邻居嫌我们搅了他的清净，不是对着天花板大吼“拿刀来杀了我”，就是“咚咚咚”地将我家木门擂得山响。每逢此时，我们大气都不敢出。不得已，只好将三床被子重起来顶在头上，埋首被窝飙高音。虽然音效不怎样，但只是摧残自己的耳膜，没有祸害邻里。这人造隔音措施还真管用！此后，我们没再受到呵斥。不过，每次钻出被窝，三个人都大汗淋漓，脸憋得通红，好在正值严冬，不会发痧中暑。

但这终非长久之计。思来想去，我们决定：做不成“夜莺”，那就当“晨鸟”。德念要给家人烧早饭，无暇参与“吊嗓”，我和德娟每天趁天色蒙蒙亮，摸到山坡脚，躲进树丛中，“咿咿咿咿咿、啊啊啊啊啊”地开叫。

 我和德娟（1975年）

因为自己不懂，又没有专业人士指点，我们的声音如鬼哭狼嚎，惊得不知名的鸟儿“噗噗噗”飞逃。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们的嗓音不仅没变敞亮，反而因为吸入晨雾，哑了。吊嗓寿终正寝，我们不得不重回“泰山压顶”的被窝。

啊，那年月，为了这丁点儿娱乐，我们与铺盖“死磕”上了。

我们还曾遭遇惊魂一刻。

一次，我陪德念去看她读卫校的表姐。两人一左一右提了半网兜吃食，优哉游哉走到通远门附近的一条窄巷。突然，背后“啪”的一声巨响，我们还未回过神，一个小青年便一个跨越，从我们的网兜上面飞过去了。随后，便是几个手提火药枪的男青年，一边狂喊“给老子站到！”一边朝我们直冲过来，将我们提着的食品撞落一地。惊魂未定的我俩，快速收拾好东西，拐出巷口一看，被追者和追者全没了踪影，地上一滩鲜血，还在慢慢扩散。吓傻了的我们，人走出几十米远，心还在“咚咚”狂跳。

唉，那年月，混乱无处不在，戾气随时可见，好勇斗狠，几乎成为人的生存法则了。

求知

“文革”开始时，我们都只有十来岁，正值求知欲旺盛的年纪，却不得不在知识的荒漠中流浪。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接触文字求知的机会，只是求知的渠道，基本限于背《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老三篇》，以及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了解外界信息的唯一窗口，则是《参考消息》。在那个特殊年代，尽管该报也必须奉行政治至上的宗旨，但它却让普通人多少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我妈不愿我“耳聋眼瞎”，咬牙订了一份，德念的爹也给自家订了一份。所以，每当我拿到《参考消息》，便如饥似渴地从报头扫到报尾，再迫不及待地找德念交流。

1969年初，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文革”前入读初、高中的学生（老三届）都得响应号召。9月，重庆66、67、68届的小学生入读初中，史称“新三届”，德念和德娟都属于该届。那年代的中学教育，教学时间得不到保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挺正常；教学秩序得不到维持，学生可以随时造“臭老九”的反；教材充斥阶级斗争火药味，许多内容不着四六；教学效果呢，用“东风吹、战鼓擂，要说比Low谁怕谁”形容，也不为过。但不管怎样，能回到课堂，已让她俩开心到爆。我本是该下乡的“老三届”，只因我妈生病住院，得以赖在城里。后来，德念的爹作为前校领导，已获“解放”并被结合进了41中校革委。鉴于我家的窘境，他依据政策，说服军宣队工宣队的头儿，让我获得了“因特殊原因暂缓上山下乡”的资格，再后来，“特缓”又转为“特免”。

她俩重返校园，让我羡慕不已。我们聚一块时，我总是不断向她俩打听学校的一切。那时，中学生热衷于排演革命样板戏，41中钟情《沙家浜》，42中青睐《白毛女》。于是，演阿庆嫂的，“音高到上云端了”；跳白毛女的，“踮起尖尖脚还能转圈圈”……这些如今让人觉得索然无味的话题，我们聊得格外起劲。不仅是趣闻，还有知识学习。然而，每当她俩讲到对某个数理化问题的理解时，我只好睁大茫然的眼。

想到自己再无上学机会，我满心悲凉。她俩懂我，常常带回一些在同学中传阅的书给我，《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铁流》《毁灭》等革命书籍，我就是在那段时间看的。那时，可读的书难找，小说更不易，谁找到一本小说，便像如今的朋友圈转帖，相互传、逐条看，兴致高涨。一次，德念将我的《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借给同学，书转了一圈，再回到我手里时，只剩下没了骨架的一张张纸片。《林海雪原》算是运气好，虽封皮、目录、封底被扒光，但“肉身”尚存。看这类书，我们会被书中主人翁的英雄气概感动得热泪涟涟，会被其追求理想信念的执著坚定震撼，会为自己肯定做不到而惭愧。

除了革命书籍，我们还传阅过激发想象力的《八十天环游地球》《西游记》等，看过打上“黄色”印记的《青春之歌》《红楼梦》。看这类“禁书”，得背着各自家长，但正因偷看，反而更激起了我们的阅读热情。而读后那种小鹿撞怀的朦胧美妙，我们从各自的眼神中都能读到。但这种感觉在我们之间，只是意会绝不言传。

我们痴迷小说，也喜爱诗歌，只要找到相关书籍，总会在第一时间传阅。

德念家的书橱中，藏有泰戈尔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飞鸟集》，她读过一些，但这些书在“文革”中，都被敲上了“资”字大章，属于被禁之列。因此，她爹绝不允许她拿出来显摆。胆大的德念，趁爹妈不注意，将书“偷”出来，让我们开眼。此时，三个脑袋挤一块儿，嗅着淡淡霉味，六颗眼珠落在微微泛黄的纸页上。一阵快速浏览后，我们感觉不解馋，鼓动德念寻机再“偷”。她得手后，我们分别抄下感兴趣的诗句，再一起温故知新。因为从来没有被爹妈发现过，德念“偷”书的胆子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乐得我们隔三差五，就能见到“梦中情人”，直到有一天，她东窗事发。所幸当语文老师的她妈妈，并没过多责备她，只以一句“只准你们三个人看，千万不要传出去，否则，我就告诉你爸”，警告了她。

我们称泰戈尔为“泰山”（从家长们口中，我们知道了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我们读他的诗，虽然不理解其中蕴含的生命哲学、人道情怀，但却倾心于那些自然景物的诗意化描写，那些诸如“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的话。这些异于革命说教的诗句，让我们耳目一新，为我们打开了情感的另一扇窗，滋养了我们干涸的心灵。

幺妹的哥哥存有一堆《收获》，也乐意借给我们，条件是看完一本，才能换另一本，生怕遭我们“吃顶懂”（借了不还），据为己有，那他就亏惨了。记得有一期《收获》，开篇就是一首抒情长诗《大雪纷飞》（高平作于1957年。2010年，他的评传体小说《仓央嘉措》入选《亚洲周刊》十大小说），描写一位藏族奴隶少女，被奴隶主差遣，在离家去远方的雪路上，向所钟情的奴隶少年表达爱情的内心独白。诗的语言朴素直白，情感亲切率真，我们一口气读完，被诗中那些哀婉凄切的语句深深震撼，为少女可怜至极的命运难过万分。这首诗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以致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对开头那段“江卡呀！我的江卡！好大的风雪啊，我走了，你，听不见我的话……”结尾那句“啊，大雪纷飞！”记忆犹新。

那时，古诗属于封建货，除了伟大领袖的诗词一花独放，想看中国古典诗词，需到没被抄家的读书人家中去找。

隔壁家多多的爹，因长相沧桑，我们叫他“老公公”。“老公公”是语文老师，他家的《唐诗三百首》是我们看到的最完整古诗集。他还有本《新注唐诗三百首》，我借来翻翻，又传给她俩。无奈，我们打小只学简体字，看横排版，对繁体字和竖排版，哪怕眼睛盯成了斗鸡眼，也摸不着魂头。“老公公”倒是热心，给我们讲解了一通。他从古诗写作的基本规则讲起，我们听得如坠五里雾中。事后，德念说：还是“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来得痛快些；德娟说：对头，没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好记。深感自己知识欠缺，我们只好以“我生待明日，万事成‘坨坨（蹉跎）’”自嘲。

我大哥从别人手中借得一本《宋词》，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抄下来，寄给我。当我小心翼翼地捧着这本凝结着老哥汗水的抄本，向她俩“献宝”时，俩人那诚惶诚恐的神态，一如工宣队员手捧伟大领袖赠送的芒果。 

 我大哥给我抄的《宋词》

忘了是我们中的哪位，又是何时从哪里，觅得一本王力讲诗词格律的书。薄薄小书虽又脏又破，还缺封皮，却让我们眼前一亮。这本学习诗词创作的入门砖，三人宝贝般地供着，轮流传看。那段时间，我们只要聚齐，便念经般地背“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抠那些不懂的概念词义，记那些看似简单的押韵规律。可惜，我用心不够，一番蜻蜓点水后，很快将这些宝贵知识，又还给了王先生。

我们浮光掠影的点滴求知，除了小说诗歌，还有历史。

多多的妈是教历史的，历史典故从她嘴里出来，若悬河、似神话。有段时间，重庆武斗升级，每天晚上，据守望江机器厂的一派，到点便准时朝枇杷山公园的另一派据点发射炮弹。于是，我们只好躲进离家最近的平房后的深沟。躲炮弹时，紧张恐惧挡不住多多妈妈向我们这些失学青少年，倾倒满腹的“封建渣渣”：崇祯在煤山的树上吊死、乾隆六下江南巡视、康有为公车上书、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我们的这些历史常识，基本来自她的如数家珍。胃口被吊起来后，我们便想向她借点历史书自己读。看到她书柜中落满灰尘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我们很兴奋，一番讨要，她借给了我们。匆匆翻了十数页，感觉远没从她口里来得精彩，很快物归原主。只是到了高考，我才追悔当初的跑马观花。但不管怎样，我们后来对历史多少有点兴趣，多多的妈功不可没。还有双胞胎大娃二娃的爹，他教语文，眼见多多的妈给大家讲史，他憋不住了，炮声稍停，便见缝插针，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背一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或《金色的鱼钩》……

1972年7月，她俩都上了高中，德念仍在41中，德娟去了42中。“高升”机会难得，她俩自是珍惜。课堂上，老师讲授的东西有限，好在身处学校，不愁找不到解疑释惑者，有弄不懂的数理化问题，她俩便登门求教。我则经街道分配，到面粉厂上班。

那时国家热衷“备战备荒”，她俩常随各自学校到战备分校，德念到南桐，德娟赴长寿，三人碰面的机会少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情感和思想的交流。我们通信时，会问“郭小川、闻捷、贺敬之、张万舒、李瑛的诗，喜欢谁的？哪一首？”“《且介亭杂文》看了没？”……

德娟是三人中的小画家，她去战备分校前，送我一幅长约一尺半、宽约一尺的袖珍油画。画面上，幽暗夜空中划过两道闪电，一艘微倾的小船，在无边波涛中奋力挣扎。我在画面下方抄上莱蒙托夫的《帆》，将画贴在床头的墙面上。那段时间，每天我一进门、一睁眼，“在那大海淡蓝色的云雾里，有一片孤帆儿闪耀着白光……”便映入眼帘；每逢我心灰意冷时，一股顽强劲便在心底潜滋暗长。这幅饱含德娟深意的画作，在我家搬离新二栋时，被我不小心弄丢了。至今，我都为此惋惜。

德娟给我抄的诗配画

1974年，毛泽东号召国人读点马列原著，我被厂里派去参加重庆市中区工人理论培训班，阅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兰西内战》。于是，我便在信中与德念讨论“啥叫‘资产阶级法权’？”“‘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到底有多英勇？”……对这些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八杆子打不着的东西，我们聊得煞有介事，貌似自己真的懂点理论了。

当然，我们的交流不止于那几年。“文革”以后，我买到一套《第三帝国的兴亡》。此后一段时间，我每晚都惊骇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镇压密谋反抗者的残忍，尤其是看到诸如集中营中，纳粹用犹太人的头骨做灯罩、皮肤做皮包之类的描写，更是夜半难眠，盼着有机会与她俩交流，以致只要收到德念或德娟的来信，我就会急切地向她俩倾吐沉痛、愤懑和思考。于是，我们的交流，开始转向了政治，尽管当时我们对政治基本属于门外汉。

前排左一为作者（1974年）

别离

一天傍晚，一阵悠扬的琴声，穿过我家门外的夹竹桃林，滑进了我的耳朵，“德娟二姐又在拉小提琴了！”我快步下楼，朝她家跑，只想一饱耳福。德娟二姐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她回家探亲，每次呆的时间不长，但只要我们去，她多半会应我们的恳求，拉上一曲《金色的炉台》。这一次，她的手指又在琴弦上起舞，但德娟和德念却没有叫我。我冲进德娟家，只见立在一旁的她俩，屏息静气，神色幽幽。过了好一会，德念缓缓地转身：“我们高中毕业了”。明白了，她俩告别了喜爱的校园，将走向一段新的人生。而我们仨，此后“朝相见，晚相望，清晨共听雄鸡高唱”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

离开学校后，德念没半点犹豫，打起背包到南川县农村落户。德娟因两个哥姐已下乡，她沾了新三届上山下乡政策调整的光，留在了城里，但没分配工作。我则一如既往，在面粉堆中刨食。1975年夏天，我家从东山坡搬到了西山坡，我与她俩碰面的机会少了，虽如此，我们都彼此惦念着，只要见面，依然恶习不改，天南海北乱扯一通。

在最需要知识滋养的青春年代，我们被迫离开了课堂，虚度了不少光阴，却又始终残存求知的渴望。她俩有幸回到教室后，将全部心思扑向了书本。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德念考上了中国矿业大学，成了“金77”中的一员。

 德念来四川大学（1980年）

德念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我和德娟。第二年，我俩决定赴考。复习时，我为自己的数学烂而心焦，德娟安慰我“不要急，我帮你”。我多次向她请教，她讲得格外耐心。她全然不顾自己还没工作，高考是“华山一条路”的无私精神，让我感动，也让我不忍再去打搅她，于是转头去劳烦已结婚生子、住在婆家的我大姐，此是后话。

德娟和德念一样，考的理工科。考试成绩公布了，她的分数差两分就达400分，这在78级考生中算高分了。填报志愿时，国防科大招生的老师找到她家，动员她报考该校。因该校归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德娟顾忌自己的“臭老九”家庭出身，一开始拒绝了。但来人知道德娟会画画、会拉小提琴，一再承诺“你多才多艺，我们要收”。受不了对方的一腔诚意，德娟最后遵从了。我没学过理化（初中学过不到一年的数学），只好报考文科，最后稀里糊涂，学了被我妈称为“豆芽学科”的哲学。

 暑假重逢（1979年）

我这俩发小都很聪明。德念大学毕业后，先在西安石油大学当老师，后到太平洋保险公司做管理，事业干得风生水起。她退休后，探求欲不减当年，打桥牌获老年组业余比赛名次，写诗作对联不亦乐乎，看山归来没两天，图文并茂的美篇，便在微信朋友圈中热转。 

海南相聚（2018年）

德娟从国防科大研究生毕业后，先去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后到荷兰定居，任职于一家高科技公司。荷兰的退休年龄是67岁，屈指算来，她还得熬到2023年，虽需继续劳作，却也乐业安居。

我这俩发小都坚强自立，靠自己的努力，活出了人生的精彩。最关键的是，俩人的漫漫人生路，始终无愧于各自大名中，那个响亮的“德”字。

谢谢俩发小，伴我度过那个物质和精神都极为匮乏的年代！ 

                                                    2018.5.2

郑忆石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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