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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冯印谱："黑五类分子"当年生存状况一瞥

冯印谱新三届 2020-09-06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黑五类分子”的

“文革”生存状况

作者 | 冯印谱

提起“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十分陌生。在网上“百度搜索”敲入“黑五类分子”几个字，竟然出来不少介绍黑米、黑豆、黑芝麻的图片。“文革”中“黑五类分子”指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分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有过贪污、盗窃、诈骗、强奸等行为人或刑满释放分子）和右派。有的农村对右派分子网开一面，只取前四位，称作“四类分子”。

“文革”伊始，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首当其冲，受到残酷批斗。当时舆论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黑五类分子”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没有安静日子过了。“黑五类分子”是当时社会结构最底层的一个群体，散布在每一个村庄，恐怕全国的人数有上百万吧。如果算上跟他们关联密切的家属及亲属，数目就相当庞大了。“文革”中“黑五类分子”这一层次群体的生存状况，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真实写照。

不幸的是，我的父亲就是一个“黑五类分子”。父亲原为大队卫生所所长兼医生，“文革”爆发即被大队的造反派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驱赶出卫生所，回生产队劳动改造。我作为一名“黑五类子女”，十多年间，亲眼目睹了农村“黑五类分子”的种种遭际，也间接体验了“黑五类分子”的生存状况。

我们大队戴帽子的“黑五类分子”有十多人，还有一些社员家庭虽然是地主富农成分，但不是地主富农分子，属于地主富农分子的子弟，所以不在此列。大队党支部、革委会下设一个治安保卫股，简称治保股，负责全村的社会治安工作，管制“黑五类分子”就是治保股的一项工作。

为了对“黑五类分子”随叫随到，分派活计方便，治保股特此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了一个“头儿”，一有事情先通知“头儿”，然后由“头儿”分别告知其他人。我们村“黑五类分子”的“头儿”冯某某，比我父亲岁数大，我尊称他“伯伯”。他比同伙人更辛苦，每一次赶到大队治保股领受到新的任务后，从村东跑到村西，一一进门传达告知。按说，大队部传达室设有高音喇叭，成天向社员们通告生产、生活事项，广播一遍全村都能听见。但凡涉“黑五类分子”的事情，治保股不允许使用喇叭广播，只能由冯伯伯满村跑了。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很不“喜欢”这位伯伯。因为只要他来我们家，不是通知我父亲开会，就是通知干义务活。许多活计又脏又累，而且不给记工分，或记很少的工分。其实，冯伯伯也有自己的苦衷。每一次干活既要辛勤跑腿通知，还需要根据每人的身体条件和技能，进行分工安排。他戴的帽子是地主分子，解放前有一座在村里数一数二的四合大院，土改时分给了贫雇农，他一家人搬到了另一个巷道的小院居住。

大致说来，我们村的“黑五类分子”受到的惩治有以下诸项：

一是开会学习，写思想汇报。

大队治保股负责人经常召集“黑五类分子”夜晚到大队部开会学习，读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读报纸社论和文章，学到深夜才散会。每次学习后，均要求每人联系自己的历史罪恶和活思想，写一份书面学习体会。我父亲虽然认识一些字，却连一封信也写不来，一写体会就发憷。

这一任务开始有我姐姐替他执笔，后来由我承担。写的次数多了，渐渐摸熟了其中的套路。学习体会首先引用当日所学内容的要点，强调选择这一内容是对症下药的，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接下来联系实际，尽情抖落自己在旧社会所犯的罪行，无限“上纲上线”，比如“对不起人民”“罪恶滔天”“历史罪人”“罪该万死”等等，把自己彻底贬低、臭骂一通；后一部分，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不杀之恩，感谢党和政府给予生活出路之恩，感谢大队领导的监督教育之恩，表述自己决心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不知道每一份学习体会递交上去，治保股有没有人认真审阅，反正，每一次学习之后，都必须认真去写，而且需要时时添加一些报纸上的时髦语言和词汇。

二是戴白袖章、挂白纸牌。

“文革”一开始，村里的造反派先拿“黑五类分子”祭旗。这一伙造反派揪斗大队的“走资派”，势必有另一伙造反派站出来竭力保护“走资派”，名曰“保皇派”。这样，“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常常发生摩擦，相互辩论，“拼刺刀”，争斗得不可开交。在这个节骨眼上，把“黑五类分子”揪出来斗争，是最为稳妥的，也最能显示造反派的“最最革命性”，因为不会有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出面替“黑五类分子”说情，谁也不愿意沾染“阶级阵线分不清”的嫌疑。

我们村的造反派，除了极个别人佩戴“红卫兵”袖章，大多数成员均佩戴各自战斗队的袖章，这些袖章用鲜艳的红布制作，上面印着金光闪闪的黄色大字。大队治保股别出心裁，要求“黑五类分子”佩戴一种白袖章。白袖章用一块粗白布制作，用毛笔在白布上写上黑字，如“地主分子某某某”“富农分子某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某”“坏分子某某某”“右派分子某某某”。质保股干部说，给“黑五类分子”佩戴白袖章，便于革命群众识别好人与坏人，便于革命群众监督坏人劳动改造。试想一下，“黑五类分子”戴上这样的白袖章，整天穿行于村里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任凭男女老少背后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他们内心会是一种什么滋味！他们的心灵会受到多么残酷的折磨啊！

除了白袖章，造反派还在每个“黑五类分子”住家的大门上方，钉上一块白纸牌子，上面写有“地主分子某某之家”等字样。不仅“黑五类分子”本人，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每天出门进门，一眼就会瞅见这块带着耻辱印记的大纸牌，心里会是什么感受？然而，治保股干部振振有词：现在红卫兵大串联，经常有邻村革命群众来村里参加批斗大会，他们瞧见“黑五类分子”家大门上的白纸牌，便会提高革命警惕不进去了，避免遭受阶级敌人的伤害。天哪！“黑五类分子”连自己及家人的生命都没法自保，用当时的革命辞藻形容，“阶级敌人犹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即便借给他们一个豹子胆，谅他们不敢也不能伤害革命群众呀？

三是清扫大街。

看过影片《芙蓉镇》的观众，一定不会忘记姜文扮演的右派分子常书田手持大扫把清扫大街的镜头。那绝不是电影艺术的夸张，而是真实生活的再现。我们大队治保股就给每个“黑五类分子”划分了一段街道，要求每天清晨打扫干净，时时进行检查。我那时正读小学，每天天蒙蒙亮起床，背着书包上学，从家里走到村东头学校，一路上会碰见好几个“黑五类分子”，拎着大扫把和筐子，唰——唰——，兢兢业业清扫街道。这些清扫者中间就有我父亲的身影。从春到冬，一年四季，天天如此。

我家住在村中央，门前是一条大街，隔过街道是一个大池塘，积蓄天上的雨水供全村人畜饮用，父亲负责清扫的大街就包括我家门前的一段。起初，当过医生的父亲发现清晨扫街，正遇早早起床的社员来池塘挑水，大扫把飞扬起来的尘土会落进水桶，极不卫生。为了避开社员挑水时间，父亲每天起床更早一点，等到村民来挑水，他已经把街道清扫毕了。

原本一番好意，没料到，被一名小学生张贴大字报，揭发批判我父亲丢不下医生的架子和颜面，在大庭广众之下扫大街丢人现眼，暴露出对抗劳动改造的反动嘴脸。革命小将给阶级敌人张贴大字报，是绝不容许阶级敌人辩解的。为此，父亲受到治保股负责人的严厉训斥。此后，父亲只好在清晨众目睽睽下清扫街道了。至今，父亲弯腰直腰一起一伏清扫大街的身影，依然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四是做义务工。

大队治保股给“黑五类分子”指派的义务工，五花八门，多如牛毛。比如，冬天给大队部办公室生火炉抹煤饼，大队宣传队排练演出期间看护戏台，下大雪后铲除街道和公路上的积雪，冬季给公路沿线的树木涂抹石灰水，给学校修理教室、门窗、顶棚，给大队砖瓦厂拉水渗窑，给大队部和学校清理厕所，给大队饲养室挖地道……这些在一般社员看来又脏又累的活计，全部摊在“黑五类分子”头上。

做这些活计，“黑五类分子”不仅不能给生产队干活，还需要向本生产队队长请假。做这些活计，多数是义务工，不记任何报酬，属于劳动改造性质。有时因为干活时间过长，治保股会“恩赐”几个工分，但少得可怜。对此，黑五类分子不敢提任何要求和意见。要知道，那年月，农民只有挣工分才能养家糊口，但是没人理你这个茬。

在这些义务工中，最难堪的是我外出或在本村舞台演出时，身边晃动着父亲的身影。我参加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上公社或县城参加大会，举行游行庆祝活动，演出时需要有人照看道具、服装和干粮等物品，这活计就落在“黑五类分子”身上。在本村舞台演出，“黑五类分子”在后台为我们提煤饼、照看火炉、打水、烧水，演出结束后看护舞台道具。

儿子是光荣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父亲却是接受劳动改造的“黑五类分子”；儿子在前台又歌又舞无比欢乐，父亲在后台忙忙碌碌心在滴血；儿子看见父亲痛感在队员面前丢了面子，父亲因为不能给儿子体面而承受屈辱煎熬。这是多少悲伤、难堪、锥心、掩饰交织的一幕，甜酸苦辣，五味杂陈，舞台前台上演的任何一出戏剧，能有后台这一幕如此冷酷、无情，富有戏剧性、震撼人心、泯灭人性吗？

有几次，公社演电影“跑片”，就是影片拷贝少，一个晚上同时在三四个村庄放映。冯伯伯通知我父亲和几个“黑五类分子”夜晚上邻村取片，恰好父亲重感冒，我骑上自行车代替父亲取片。天色漆黑，十几里土路，坑坑洼洼，我赶到了邻村取上片子，心急火燎，路上摔了好几跤，爬起来就走，总算没有耽误演出。

五是干繁重的体力活。

在“农业学大寨”高潮中，我们公社革委会发出了“挖出孤山泉，誓教高村变江南”的豪迈誓言。公社干部知道挖泉是苦差事，就交给了全公社的“黑五类分子”。可怜这些老弱病残人，背着铺盖，带着面粉，扛着工具，爬到孤山顶端，吃住在旱泉塔下两孔牧羊人圈羊的破窑洞里，打伙做饭。冬天窑洞不生火，地上仅铺一层麦草，放上被褥睡觉。挖泉时，他们在井下身绑塑料布，头戴柳条帽，持钢钎，抡铁锤，相互配合，叮当叮当，凿挖岩石，干八个小时上井，身上的棉衣棉裤全被渗出的泉水浸透了。

这样的重体力活，原本应是年轻力壮小伙子们干的，对五六十岁的“黑五类分子”来说，完全是一种变相的体力惩罚。前后干了一年多，根本挖不出泉水，工程半途而废，纯粹是领导好大喜功，盲目决策，劳民伤财，“黑五类分子”哪里敢吭一声。

六是失去人身自由。

平时，“黑五类分子”进县城，或上别的村庄办私事，需要过夜，就必须到大队治保股办理请假手续。事情办完归来，再予以销假。“黑五类分子”家里来了亲戚朋友，不得随便留宿，倘若留宿，必须向治保股报告留客事宜，获得批准才行。

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对“黑五类分子”也有限制。每年夏收碾打小麦，劳动力相当紧张，但打麦场门口的《护场公约》有一条明确写道：“提高革命警惕，严禁黑五类分子进入打麦场”，意在预防“黑五类分子”放火烧麦秸。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逻辑实在讲不通：假如“黑五类分子”放火烧了麦秸，他们一家人全在生产队分口粮，他们又如何生活呢？

七是备受各种屈辱。

“黑五类分子”被打入“另类”，经常遭受批斗，连小孩子也对他们另眼相看，有时指着他们痛骂，甚至拿石子投掷。在生产队劳动，“黑五类分子”没有发言权，经常遭到社员的诟骂。

有一年夏收，某生产队割完小麦，队长私下许诺社员上地拣拾田间散落的麦穗，谁拣拾归谁。不料，此事让公社下乡干部知晓了，当晚即召开批斗大会。该生产队男女老少全都拣拾麦穗了，公社干部只揪出一位地主分子，把从他家搜查出的拣拾麦穗作为赃物，放在戏台上，批判地主分子拣拾集体麦穗，是挖社会主义墙角行为，以此杀鸡吓猴。

某次，我有事上大队部，恰遇治保股负责人在二楼会议室召集“黑五类分子”开会训话。听见该负责人歇斯底里的呵斥声，我十分揪心，躲在楼下偷听，因为父亲也在其中。过了好久，会散了，“黑五类分子”一个个走下楼梯。我看见父亲搀扶着一位地主分子老头，一步一步挪下楼，老头面色铁青，眼角留有泪痕。回家后，父亲告我，开会中间，大队治保股负责人莫名其妙发火，甩手打了地主老头一耳光。

八是被抄家。

“文革”初起，“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家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肆意搜查，“黑五类分子”的家同样未能幸免，主要是查抄跟“四旧”相关的物品。1970年代初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几乎所有“黑五类分子”均遭抄家，这次抄家的重点是查抄反动物品和个人财物。我们村查抄出来的物品，有皮袄、缎被褥、金银首饰、水烟袋、旧照片等，在此后抄家成果展览说明辞中，称这些物品是“黑五类分子”奢侈生活和期望变天的佐证。

土改时，村里不少地主富农被赶出家门，居住在自家的牛院或其他地方。这一次抄家，更把他们仅有的一点生活用品剥夺得干干净净。我家也没能幸免，抄出几件父亲当医生的医疗器戒，展览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冯某某私设地下医院”。

九是殃及子女的婚姻。

那年月，只要是“黑五类子女”，在入团、入党、招工、参军、提干、推荐上学等方面，均受到歧视。“出身不由己，关键在个人”，争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为黑五类子女唯一的出路和努力方向。我初中毕业没能被推荐上高中。后来辗转上了高中，不知填写了多少表示坚决跟父亲划清政治界限的思想汇报，团组织整整考验了两年，才在高中毕业前夕获得批准。高中毕业后想在本村学校当一名民办教师，也成为一种奢望，大队干部根本不会考虑的。

“黑五类子女”在爱情和婚姻上的不幸遭遇，更是惨不忍睹。男孩很不容易找到对象，一般人家谁会让姑娘跳进这个火坑，只好选择招赘，上女方家顶门立户。女孩嫁的人家，不是家境贫寒，就是男方年龄大，有啥缺陷。

我曾在吕梁市孝义市一个矿区碰见一个农民，他说跟我是老乡，原籍是万荣县西村乡，因为家庭是地主成分，忍受不了大队干部的欺负，私自逃到孝义市的煤矿打工，随后招赘到煤矿附近一户农家。父辈的一顶帽子，给子女造成的终身伤害，罄竹难书。

十是严重影响亲戚子女政治进步。

“黑五类分子”不仅影响自己子女的政治进步和人生命运，还影响到跟自己相关的亲戚及其子女。那时候，每个人上学、招工、参军都要求填写一份家庭情况登记表，其中有一栏是“社会关系”，要把自己的舅父舅妈、姑父姑姑、姨夫姨姨等四姑六亲的家庭成分、政治面貌、本人表现填写清楚。

凡是入团、入党、参军、提干，必须对主要亲戚进行“外调”，“外调”分“人调”和“函调”两种，由当事人单位开具证明材料。假如遇上一个亲戚是“黑五类分子”，其表现再不好的话，那就麻烦大了，不是长期接受政治考验，就是影响和断送了政治生命。封建社会“株连九族”的律令，在现代社会以新的形式得以重演。

至于“文革”中北京郊区、湖南道县等地造反派打着革命的旗号，肆意杀害“黑五类分子”本人和家属，以及不懂事的婴儿，媒体已有披露，其手段之血腥，惨绝人寰。

“文革”期间，城乡居民普遍吃不饱穿不暖，农民生活更加艰难。但是，除了前期的派性武斗，在全国范围内，较少发生人民群众与地方政府对抗的群体性事件。认真探讨，原因固然很多，社会上“黑五类分子”特殊群体的存在，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广大的贫下中农、中农以及富裕中农阶层，虽然也对现状不满，但是，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处境跟身边的“黑五类分子”进行比较。他们成天参加劳动，年终分不到多少钱粮，不必像“黑五类分子”那样动辄遭批斗，干又脏又累的义务工；他们平日随时随地发牢骚说风凉话骂娘，不必像“黑五类分子”那样谨言慎行，唯唯诺诺，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他们的子女有机会被招工、参军、推荐上大学，鲤鱼跳“农门”，不必像“黑五类子女”那样被打入“另册”；他们的子女嫁娶婚礼虽然简朴却喜气盈门，不必像“黑五类子女”找不到好对象，嫁不到好人家……这般横向一比较，立刻高下忽见，优劣分明。有了“黑五类分子”这个群体垫底，他们的不满就大大释然了，无形中还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幸福感和满足感。

史书记载，元朝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曾把全国各族人分成了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地位最高；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和畏兀儿人等；第三等是汉人，指原金统治区的汉人、契丹人和女真人等；第四等是南人，指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南人社会地位最低，生活最穷苦受到多重压迫和歧视。同时，蒙古人还搞职业歧视，按职业把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历史常常出现惊人的相似。“文革”中与“黑五类分子”相对应的是“红五类”，“红五类”即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等特定群体。后来也泛化到指称他们的子女为“红五类子女”。“红五类子女”在入团、入党、招工、参军、推荐上大学、调资、职务晋升等方面，均享有优先的特权，令其他人羡慕不已。

直到1979年，胡耀邦大刀阔斧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右派”问题获得改正；“黑四类分子”得以摘帽，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同样的政治待遇。“黑五类子女”也随之拨云见青天，不再戴政治枷锁了，不再受政治歧视了。高考制度恢复后，我有幸考上了大学，这是此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黑五类分子”这一页沉重的历史，书写在中华大地上，是我们国家的耻辱，民族的耻辱。善良的人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啊！

2013年8月20日于凌空书屋

2014年11月修改

2018年11月18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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