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丨冯印谱：父亲的旱烟袋与"资本主义尾巴"

冯印谱新三届 2019-06-2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父亲的旱烟袋

与“资本主义尾巴”

作者 | 冯印谱

我父亲年轻时，在万荣县高村乡医院担任院长和医生，挣的是工资，虽然不高，因家中人口少，手头还算宽裕。他喜欢吸香烟，抽的是“黄金叶”之类牌子，抽起来一根续一根。“文革”开始，他被无辜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回生产队劳动改造，工资没了，生产队到了年终才分红。无奈，父亲只好舍弃香烟，改抽旱烟了。

父亲的早烟袋十分讲究，烟嘴是青绿相间的玉石，烟杆是带有天然花纹的黄杨木，烟锅是光滑锃亮的铜烟锅，烟布袋是母亲在缝纫机上制作的，黑土布上用白线扎出宝葫芦、牡丹等图案，煞是好看。

父亲的烟瘾挺别大，每天上地干活前，把烟布袋塞得鼓鼓的，等下地回来，早就瘪了。每天吃饭时，菜盘摆桌上了，母亲正在盛饭，父亲坐到饭桌前，还要装满一锅烟，摁平，点燃，美美吸上几口，然后搁在一边，饭毕搁下饭碗，重新拿起烟锅继续抽。家里炕沿上的砖头灯台，天长日久，被父亲扣烟灰磕绊得坑坑洼洼。母亲时常为此唠叨：“他爸呀，你少抽点吧，再抽，就不怕把肠子肚子熏黑了？”父亲任凭母亲叨叨，偶尔回上一句：“抽烟能解乏。”

成天抽烟，随手离不开点烟的火柴。有一段时间，传说平遥火柴厂两派闹武斗，生产停工，村里供销社买不到火柴了。父亲跟其他抽烟的社员一样，使用上最原始的取火工具。这种工具用钢制的火镰、火石和硝纸，拿火镰跟火石多次使劲碰撞，二者摩擦闪烁出点点火星，触燃棉花蘸制而成的硝纸，迅速将硝纸摁在烟锅上，引燃旱烟沫。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明时代，中国农村的烟民们竟然回归到猿人一般“钻木取火”，也算“文革”一景吧。

父亲抽的旱烟叶，是自家自留地里栽种的。当医生的父亲，制作旱烟沫时，在里面掺和了一点人丹等药物，这样抽起来味道好闻，不呛嗓子，又能止咳败火。社员们见之，你挖一锅子，他品尝一锅子，消费得极快。每每听到他人夸赞自己制作的烟沫，父亲心里肯定甜滋滋的。

在我的记忆中，家乡的自留地有时候保留，有时候又被收归集体了。自留地每个社员仅有二分，可千万不要小瞧这点土地，那时候一家人的温饱，全指望自留地呢。一般情况下，自留地种植冬小麦，等夏天小麦收割后，再抓紧时机，播种一点生产周期短的玉米、谷子或豆类，秋后收获了秋粮，紧赶紧再播种来年的冬小麦，做到一年两熟，使得土地得不到一刻休闲。生产队分的口粮不够吃，自留地打下的粮食便是不小的补充。勤快点的社员，利用自留地的田角地头，栽种点萝卜大葱啥的，一年到头连吃菜也不必花钱买了。

上世纪70年代初，村里个别社员在自留地引进栽种高产旱烟叶。这种烟叶跟父亲抽的本地旱烟叶不同，它既密植，又能长一人多高，烟叶产量极大。栽种高产烟的目的，不单纯为自己抽烟，主要是卖给几十里外黄河沿岸村庄的农民抽。从经济账算下来，卖高产烟叶的钱，不仅能够足足购买到自留地复播的秋粮，还有不少结余，而且，栽种过烟叶的土壤油性大，种小麦还会增产。这般美事，一传十，十传百，父亲也跟随众多社员改栽烟叶了。

栽种烟叶虽然收入丰厚，却比种庄稼麻烦许多。夏天，小麦刚一收割，麦茬还没铲除，趁下雨天，在麦垄间栽下一棵棵幼小的烟苗。小烟苗非常娇贵，很难伺弄，既怕骄阳暴晒，又担心被虫子啃噬。等到烟苗渐渐长大，除草，施肥，浇水，拨烟芽，一刻也不能闲着。父亲常常利用中午吃饭休息的间歇，顶着炎炎烈日，弯腰在地里拨烟芽，累得汗流浃背。

遇到天旱的时候，还得给烟苗浇水。浇灌烟苗要借助月光皎洁的夜晚，烟叶经太阳暴晒一天蔫了，人穿行在烟垄间，不怕折断了烟叶。等到秋后霜冻之前，把烟叶收割下来，编织成一串一串的，悬挂在屋檐下晾晒。经过一个冬天，原本翠绿的烟叶被晒成了金黄色的干烟叶。凑一个大雪天，干烟叶返潮了，把烟串子从墙上卸下来，扎绑成一个个两三斤重的小烟捆，陆续拿到集市上出售。

卖烟叶对父亲可是个辛苦活计。赶到逢集日，他提前跟生产队长请好假，再开具烟叶是自留地出产的生产队证明函，天没亮就出发，骑自行车带上几十斤旱烟叶，上数十里开外集市出售。常常天黑很久了，他才一身疲惫地回来。焦急等待的母亲热好饭菜，父亲又渴又饿又累，一边端起饭碗吃饭，一边看着母亲清点卖烟所得的钞票。

那一堆钞票，父亲在集上，通常藏掖在绑腿裤脚或袜子筒里，以躲避管理集市的民兵胡乱收费。钞票大的有十元，小的是毛票，还有许多钢镚。卖得好的话，一次能收入二三十元钱。每当这时候，父亲脸上才会露出一丝甜蜜的笑容：“不赖，今冬买粮食的钱有着落啦！”我有时帮着母亲数钱，母亲会说：我娃，钢镚归你了，拿去买零食和学习用品。我听了乐得合不上嘴，赶紧把一枚枚钢镚积攒起来。

那年夏天，社员们刚刚在自留地栽种上小烟苗，上级突然来了通知，说栽种烟苗没有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以粮为纲”的指示，属于“资本主义尾巴”，责令全部铲除，改种粮食。这显然是个十分荒唐、不得人心的举措，把社员们在自留地的种植自由剥夺了，横加干涉。一时间，全村人心惶惶。

父亲闻讯，匆匆忙忙奔到自留地，田间地头已经聚拢了不少赶来的社员，七嘴八舌，愤愤不平。父亲胆子小，不敢参与人们的议论，急忙间，拔出一把把自留地残留的小麦麦茬，苫盖住一棵棵幼小的烟苗，企图瞒天过海。过了一会儿，隔着一道沟壕，望见对面另一个生产队自留地，公社和大队干部领着一群学校学生，挨着地块拔除烟苗。对面自留地田埂上，同样站着许多社员，眼睁睁瞅着刚刚栽活的烟苗被连根拔掉，束手无策。

父亲暗自寻思，沟那边自留地的烟苗一经拔完，就该轮到沟这边了。假如让公社干部检查出自己在自留地栽种烟苗，会不会被抓一个“资本主义尾巴”的“黑典型”，开大会批斗，游街示众呢？真被抓了“黑典型”批斗，自己受罪不说，还要连累妻儿子女……越是这样想，他心里越恐慌。权衡再三，最终狠下心来，自个揭起一团团苫盖烟苗的麦茬，亲手拔掉自己栽种的一棵棵小烟苗。父亲左右开弓，一口气拔完地里的全部烟苗，像一个喝多了酒的醉汉，一路跌跌撞撞向村里走去。

回到家的父亲，一屁股蹲坐在院里屋檐的台阶上，掏出旱烟袋，挖了一锅子烟沫，划火柴点燃，默默地吸着，抽着。他脸色铁青，从嘴角吐出的缕缕烟雾，顺着刻满皱纹的脸颊袅袅飘散。抽完一锅子烟，磕绊掉烟灰，父亲抚摸着伴随身边多年的旱烟袋，青绿色的玉石烟嘴是爷爷的遗物，金色的铜烟锅磨得闪闪发亮……沉默良久，父亲站起身，双手紧握烟杆，一咬牙，在膝盖上狠狠一折，只听“咔嚓”一声，精致的旱烟杆断成了两截。大颗大颗的泪珠滾落在父亲胸前！

从那天起，吸烟吸了大半辈子的父亲，戒了烟。

此后，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越刮越厉害。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只许种植粮食和棉花，其余都是“资本主义尾巴”。历史上形成的传统集市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强制予以取缔。社员们前去赶集，公社干部派来持枪民兵，将赶集的社员关押起来审讯，并强行没收掉他们携带的农副产品。民兵赶，社员逃，小孩哭，大人叫，原本公平交易、繁荣和谐的集贸市场，被折腾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

没办法，可日子总得过吧。家乡田野的梁梁卯卯，沟沟岔岔，长满了一株株柿子树。秋天，红红的柿子像一个个小灯笼，坠满枝头。为了挣钱补贴家用，父亲从邻村买来刚成熟的柿子，加工制作柿饼。1元钱可以买25斤柿子，能加工出5斤柿饼，一斤柿饼能卖两三毛钱，一冬天晾晒劳作，只能赚个加工费。

有一年春节前，父亲领着我，一人骑一辆自行车，车上携带了几十斤柿饼，上七八十里远的运城郊区村庄，拿柿饼换玉米和辣椒。他们那里不出产柿饼，人们喜欢吃白如霜、甜似蜜的柿饼，过节还常拿柿饼待客。我们这里不种辣椒，交换下辣椒拿回家自家吃点，再卖掉一点，中间还能赚几个钱。

原本可以拿到集市上公平交易的农副产品，因为集市被取缔了，只能暗地里偷偷摸摸交易。听说沿途有一道道民兵设立的岗哨查堵，我们天没亮出发，幸运的是没有遇到盘查，可能是民兵忙着准备过年吧。

来到公路旁边一个小村庄，父亲不敢贸然进村，担心被村干部发现，先找到村边一个生产队饲养室。饲养员老头挺不错，父亲送给他一点柿饼，老头答应尽力帮忙。他进村悄悄通知了几个想换柿饼的社员，不一会儿，男女老少，你提个篮子，他夹个口袋，纷纷来到饲养室。父亲忙着过秤，算账，我协助父亲掏柿饼，装辣椒，一直忙到太阳西沉。收拾完毕，才想起携带的冷馒头也没顾上吃。告别了饲养员老头，我们父子俩匆匆往家赶，一路担惊受怕就不用说了。

中国的二元户口体制，最苦的莫过于数亿农民。当年农业学大寨，刚开始学习大寨精神，应该说是不错的。后来越学越离谱，革命口号震天响，什么“大批促大干”，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是批这个割那个，越是把农民束缚在“大锅饭”里，越是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结果弄得广大农民吃不饱饭。

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终止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是啊，连那些理论权威也扯不清的主义之争，农村基层干部就更闹不明白了，只知道盲目、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以革命的名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只希望种好自留地，求得温饱，养家糊口，而割“尾巴”恰恰断绝了他们的最后一线希望。

等到安徽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在“生死契约”摁下手印，土地承包的星星之火，很快便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这是那些“本本主义”的理论家做梦也想不到的。

作者与父亲在南京长江大桥

2013年6月28日于凌空书屋

2014年11月修改

2018年11月30日再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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