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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丨冯印谱:以粮为纲 缺钱少粮

冯印谱 新三届 2019-06-2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以粮为纲 缺钱少粮



作者 | 冯印谱



“民以食为天”。

 

人民公社化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当时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国是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社会,这个口号保持并延续了农耕文明的特色,符合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和美好愿望。这8个字重点在前4个字,后4个字则是陪衬和点缀。“以粮为纲”,落实到我的家乡山西省晋南地区,就是保证小麦和棉花的种植面积,获得大丰收。


这样,每个生产队每年播种多少亩小麦,多少亩棉花,都必须按照上级的计划落实,然后向公社、县里汇报。同时,上级领导还会经常下来检查。倘若违反了粮棉种植计划,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严重的是政治问题,大小队干部轻则遭受批判,重则被撤职或开除党籍。

 

如果一个生产队老老实实、不折不扣执行上级的粮棉种植计划,一年到头,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生产的小麦和棉花,除了社员口粮、种子和饲料,全部交售给了国家,国家以最低价格收购,生产队得到的卖粮款很少。年终分红,一个劳动日的分值仅有几毛钱甚至几分钱,致使社员生活水平逐年下降,甭说吃白面,常常连粗粮也吃不饱。

 

诚然,干部群众不敢直指“大锅饭”的弊端,也没有理论水平认识到这一弊端,只把一肚子气撒在生产队长身上。社员们七嘴八舌,指责生产队长没能力,瞧别的生产队为啥就能分红七八毛接近一元钱?指责生产队长没胆量,瞧别的生产队为啥就敢侵占小麦地种西瓜卖钱?老百姓最注重实惠,最关注眼前利益。于是乎,“耧疙瘩响,换队长。”秋后召集社员大会,撤换现任队长,重新选举新队长,又把来年的希望寄托在新队长身上,就像赌场里输了眼的赌徒,每每把赌注押在了下一场。

 

但是,犹如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掌心一样,生产队长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法率领社员彻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有点经营头脑的生产队长,在不违背“以粮为纲”的前提下,悄悄秘秘在“全面发展”上做文章,搞一点经济收入,让社员分红增加几分几毛钱,哪怕能比上年增加一分钱,也是了不起的成绩,会成为社员眼里的“能人”。

 

我所在的生产队就有这样一位社员,自小务农,认不得几个字,对犁耧耙耱等庄稼活样样精通。他担任队长几起几落,每当别人把生产队搞成了烂摊子,社员们自然就会想起他,立马推举他东山再起,收拾残局。奇怪的是,只要他一上台,三拳两脚,立刻就会有起色。可是,没干两年,又会被一部分有意见的社员撵下台去。生产队长这一职务,用当地一句俗话形容,就是“打墙板上下翻”。有的生产队年年换队长,有的生产队竟然出现每个社员轮流当队长的笑话。越是这般折腾,集体光景越是灰塌。

 

要说,不论谁担任生产队长,都会一心想把生产搞上去。且不说思想觉悟高低,不说个人有没有面子。至少,队长也是本生产队一名社员,他的一家老小都生活在本生产队,都必须依赖生产队吃粮分红。倘若把生产搞砸了,几百名男女老少遭殃,自己全家人照样跟着受恓惶。

 

有这样一位生产队长,没当队长之前,喜欢做点倒买贩卖的小生意,赚点小钱,补贴家用。他确有这方面本事,一个人上衣里夹一杆小秤上集市,从东到西巡视一圈,以批发价买下一堆韭菜、菠菜,或是梨、桃、西瓜等,搬到集市的另一端零售。不知是他嘴巴会吆喝,还是服务热情态度好,下午集散,销售一空,挣个十块八块,纯粹是空手套白狼。有一年,他竟然被大伙推选为生产队长。也许是旧习难改,遇到镇上逢集,他清早“当当当”敲了上工的钟声,给社员分派完活计,目送大伙上地干活了,自己骑个破自行车,怀里揣杆小秤,偷偷赶集挣钱去了。这样的队长,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


 

还有这样一位生产队长,人缘不错,办事公道。可是,哪块地适合种啥庄稼,哪块地该如何轮作倒茬,怎样合理调配劳动力,他脑子里一盆浆糊。生产搞不好,他家小孩多,拖累大,挣得工分又少,口粮不够吃,年终不分红。到了来年青黄不接时,家中缺粮,他分派社员下地干活后,自己拎个口袋,跑到几十里外经济条件好的村庄去“吃百家饭”。

 

农村这种现状,上面并非一点也不知情。有段时间,为加强生产队工作,大队党支部、革委会给每个生产队配备一名政治队长。政治队长有的是本生产队社员,有的是别的生产队社员。一个生产队两个队长,出发点是希望两人密切配合,取长补短,既抓革命,又促生产,来个革命生产双丰收。

 

可是,试行了不长时间,事与愿违。两个队长哪个排前,哪个排后?谁领导谁?谁服从谁?有的生产队长比较强势,啥事也得听他的;有的政治队长不甘示弱,要跟生产队长争高低。政治队长要派社员参加政治学习会议,生产队长说农活繁忙派不出劳力。俗话说得好:“一个槽头拴不住两头叫驴”。两个队长闹得不可开交,工作能搞好吗?折腾了两年,“画蛇添足”的政治队长一职便“昙花一现”了。

 

一个生产队约有几十名参加劳动的社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性格不同,脾气各异。有的是种田把式,有的是愣头青;有的吃苦耐劳,有的偷奸取巧;有的大公无私,有的自私自利。领导这些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社员在集体田里锄草,粗枝大叶,马马虎虎,损毁了不少庄稼苗。有的社员割小麦,只图挣工分,将麦穗撒了一地。有的社员出工不出力,“磨洋工”,在自留地干活却精力旺盛。“大锅饭”,干活一窝蜂,大糊弄,好赖不分。这些社员从来不检讨自己的行为,却只顾抱怨分粮少,分红低,只顾指责生产队长无能,难道是队长一人的责任吗?

 

在生产队,社员跟队长吵嘴、打架,是家常便饭。一个队长成天跟几十个社员打交道,有的嫌队长给自己派的活计脏了重了,有的嫌队长当众批评自己了,有的嫌队长没让自己占到集体的便宜,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此后,吃亏的一方自然会向大队领导告状。大队领导呢,批评批评,和和稀泥了事。有时为了安慰队长,维护队长的威信,把参与打架的社员送进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检查,也只能是头疼医脚。

 

一个生产队就那么一点家当,队长会不会利用权力多吃多占呢?以我当过几年社员的观察,极少,或者说想占,难占。生产队打的粮食,上交国家后,剩余种子饲料放在仓库。生产队有保管员,仓库的大门上拴着三把大锁,保管员持一把钥匙,社员推选出来的两名代表各拿一把钥匙。假如生产队长想把集体的粮食拿回自己家,必须串通保管员和另两名社员,几乎是不可能的。生产队收入的资金,全部保存在大队信用社。每取一分钱,需要经过生产队财务队长和出纳员,队长有这个胆量吗?

 

有那么两年夏收,大概是公社、大队为防止各生产队干部隐瞒小麦产量,从全村选拔了一批思想觉悟高、品德好、办事公道的社员,担任司秤员,相互交叉,分派到各个生产队进行监督。每天,生产队打麦场碾打下来的小麦,或入库,或分给社员口粮,均由司秤员一一过秤。这样一来,即便是生产队干部有啥企图,也难以实现。

 

生产队粮食产量上不去,症结就在于吃“大锅饭”。几十个男女劳力,在几百亩土地上春播秋收,养活几百口人。干农活时没人,到分口粮时,一个个拎着口袋全来了。大人和小孩,分同样的口粮。虽然有点劳动粮,即按劳动工分多少分的粮食,但所占比重极小。那时还没有搞计划生育,有的家庭仅一个男劳力,却有七八个孩子,这让劳力多、人口少的社员心里咋平衡?他们干农活哪里会有积极性?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恶性循环,“大锅饭”越吃越艰难。


 

一些靠近城市和厂矿的农村,能够搞点副业,生产队年终分红能够稍高一些。我们村远离县城,远离厂矿,又没有其他资源,只能守着黄土刨食吃,一个劳动日分红三四毛钱,算不错的,1978年分红跌到了八分钱。生产队个别有技艺的木工、泥瓦匠,瞅机会就跑出去打工挣钱。其他社员对此眼馋有意见,大队制定了有关规章制度:凡外出打工者,每天必须给生产队上缴一至两元钱。即便如此,他们也愿意。有了这个规定,其他社员也没意见了。你有本事,你也出去呀?我的一位本家叔叔,懂医术,会照相,能油漆桌椅箱柜和炕围,一年多数时间在外打工,养活一家五六口人。

 

后来,社员外出搞副业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尾巴”,遭到禁止。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我担任过两年生产队记工员,负责给每个社员登记工分。记工员不算生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有队长、会计、保管员、贫协组长、民兵排长、妇女队长等,属于不脱产干部,每年每人额外补贴八百到一千工分。我的任务是把每天社员劳动的工分统计出来,张贴上墙,便于大家明了监督。那时大队、生产队经常召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学习报纸社论和典型报道。尤其是夜晚开会,生产队凡能能走动的社员全来了,妇女在会场做针线活,男人呼呼睡大觉,个个冲着挣工分来的。这类不创造价值的“虚假”工分,不知道有多少,均参与年终分配,分红能够高吗?

 

生产队社员分红低,关键还是经济收入上不去。想要分红高点,就须在其他方面思谋办法。胆子大的生产队长在地里种点西瓜,水果,只要不被上级查出来,大队干部也睁一眼闭一眼。

 

1978年夏天,我参加完高考,立即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这一年,我们生产队种植了十几亩西瓜,生产队长派我上瓜园看瓜。瓜园看瓜,是个人人羡慕的美差,活儿既轻松,又能敞开肚皮吃西瓜。当然,看瓜责任重大,需要白天夜晚都住宿在瓜地里。尤其是夜晚,那些野孩子结伴溜出村,先在庄稼地里躲藏,然后钻进瓜地偷西瓜。他们偷吃几个瓜倒是小事,关键是黑乎乎在瓜地乱跑,踩坏扯断不少瓜蔓,损失可就大了。所以,夜晚时时刻刻需要高度警惕。

 

我们的瓜园有200多米长,地头毗邻外村。跟我一道看瓜的两位大爷,一位姓温,是解放前从河南逃荒来的,给地主扛过长工,土改时担任过农会主席,如今是生产队贫协组长。温大爷忠厚老实,言语不多,干活能吃苦,群众威望高。另一位冯大爷,旧社会在陕西做过生意,见过世面,能说会道。他是生产队的技术员,比如育红薯秧、种西瓜这些技术活,全离不开他。白天,我们三人轮流回家吃饭。夜晚,温大爷睡在瓜地南头的瓜棚,身边栓着一只狗,专门对付外村的偷瓜人。冯大爷睡在瓜地中间的瓜棚。两位大爷照顾我,让我睡在离村近的瓜地北头瓜棚里。

 

刚开始,我一宿不敢合眼,一会儿沿路边转一转,一会儿盯着旁边黑黝黝的玉米田,生怕里面藏有偷瓜者,疲惫极了。冯大爷教导我说:傻孩子,夜夜不睡觉,铁打的人也受不了。他教我一个诀窍:夜晚,在瓜地离村不远的土路上,用细细的黄土撒在路面上,然后回瓜棚睡觉。一觉醒来,到刚才撒土的路面用手电筒照一照,看有没有脚印。如果没有,今夜就没事,尽可放心睡觉;如果发现了脚印,就需提防了,说明有人出村,藏在庄稼地里准备偷瓜。冯大爷多年种瓜看瓜,经验丰富,我照他说的做了,果然灵验。


 

在集体瓜园看瓜,有不少规矩。比如,瓜地里不能放秤,避免别人误会你在瓜园私自卖瓜收钱。比如,本村和外村人路过瓜地,可以切个西瓜让他们品尝品尝,人之常情,也起个广告作用。我的几个伙伴闻讯我在瓜园看瓜,大中午顶着太阳来过几次,我挑选又甜又沙的大西瓜招待他们,也不为过。但是有一条红线不能逾越:来瓜地尽可吃个肚儿圆,绝不能拿西瓜,吃西瓜是有数的,拿起来就控制不住了。

 

西瓜成熟一茬,生产队长便派社员收摘,装车送往县城商店出售。这一个多月时间,是我最惬意的。一是高考卸了担子,感觉考得还不错,心情放松;二是瓜园秋高气爽,玉茭吐穗,谷子弯腰,虫鸣狗叫,我漫步其间,扯开嗓子唱几句蒲剧,顿感海阔天空,心旷神怡;三是聆听两位大爷讲一些新旧社会的趣闻轶事,增长了不少知识。

 

就在西瓜即将下园的前几天,温大爷突然对我说:你挑好的西瓜放在割草的筐子里,趁黑夜没人,给家里拿点,让你父母亲尝尝。我一听,很是吃惊,温大爷在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我发现,那几个夜晚,温大爷和冯大爷,往自己家里送过几趟西瓜。只有我,一个西瓜也没有往家里拿过。

 

西瓜下园那天,哇!生产队男女老少社员都来了,挣工分是小事,全是跑来吃西瓜的。大伙儿一边收摘西瓜,一边随手用拳头捣碎一个西瓜,大嚼大啃起来。生产队长见状,扯破嗓子吼道:吃!吃!就知道吃!听说摘西瓜了,能动弹的都来了。轮到干别的活计,你腿疼他脚痛。都像你们这样,摘西瓜随便吃西瓜,哪些种麦子的社员是不是可以随便把麦种拿回家去?哪些运粪的社员是不是可以随便把大粪拉到自家自留地去?哼!照这样下去,农业社迟早有倒灶的一天!

 

嗨!我们这位生产队长,确有先见之明。

 

西瓜下园不久,我就上了大学。第二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在晋南农村推行开了,维持了二十年的农业社彻底“倒灶”啦!

 

事后,温大爷逢人就夸赞说:小冯这孩子啊,真叫个干!这个“干”字,是对洁身自好、不贪图他人便宜品德的夸赞。他特指的是我没有听他的劝告,给家里拿一个西瓜。其实,我并非报纸上宣传的大公无私、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人物”。我只是觉得,很快要上大学了,要离开生产队了,犯不着为了几个西瓜,影响上大学,影响我的前程。

 

此事足以看出,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即便如苦大仇深、担任贫协组长的温大爷,只要遇有机会,也喜欢贪占一点集体便宜。至于一般社员的思想觉悟,就可想而知了。“农业社社员都是贼!”话虽夸张,道理在于社员穷怕了,穷逼民偷,穷逼民反,这绝不是依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所能奏效的。

 

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种植的十几亩西瓜,卖了多少钱,能给社员分红增加多少,我就不知道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忠诚地执行上级指示和报纸宣传的“以粮为纲”的生产队长,该生产队分口粮绝不会多,分红绝不会高。反之,那些欣赏“资本主义尾巴”、甘愿冒一点风险的生产队长,倒是能给本队社员带来一些实惠。

 

“人民公社”已经成为一页发黄的历史,“大锅饭”已经成为一堆荒唐的笑料,“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已经被市场经济所替代。放眼时下广袤的农村,成片茂盛的经济林、瓜果飘香的蔬菜大棚、车水马龙的农家乐、欢歌笑语的采摘园,我们值得反思什么呢?

         

2016年12月9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6年12月10日修改

2018年11月12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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