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丨冯印谱：以粮为纲 缺钱少粮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以粮为纲 缺钱少粮
作者 | 冯印谱
“民以食为天”。
人民公社化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当时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国是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社会，这个口号保持并延续了农耕文明的特色，符合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和美好愿望。这8个字重点在前4个字，后4个字则是陪衬和点缀。“以粮为纲”，落实到我的家乡山西省晋南地区，就是保证小麦和棉花的种植面积，获得大丰收。
这样，每个生产队每年播种多少亩小麦，多少亩棉花，都必须按照上级的计划落实，然后向公社、县里汇报。同时，上级领导还会经常下来检查。倘若违反了粮棉种植计划，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严重的是政治问题，大小队干部轻则遭受批判，重则被撤职或开除党籍。
如果一个生产队老老实实、不折不扣执行上级的粮棉种植计划，一年到头，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生产的小麦和棉花，除了社员口粮、种子和饲料，全部交售给了国家，国家以最低价格收购，生产队得到的卖粮款很少。年终分红，一个劳动日的分值仅有几毛钱甚至几分钱，致使社员生活水平逐年下降，甭说吃白面，常常连粗粮也吃不饱。
诚然，干部群众不敢直指“大锅饭”的弊端，也没有理论水平认识到这一弊端，只把一肚子气撒在生产队长身上。社员们七嘴八舌，指责生产队长没能力，瞧别的生产队为啥就能分红七八毛接近一元钱？指责生产队长没胆量，瞧别的生产队为啥就敢侵占小麦地种西瓜卖钱？老百姓最注重实惠，最关注眼前利益。于是乎，“耧疙瘩响，换队长。”秋后召集社员大会，撤换现任队长，重新选举新队长，又把来年的希望寄托在新队长身上，就像赌场里输了眼的赌徒，每每把赌注押在了下一场。
但是，犹如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掌心一样，生产队长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法率领社员彻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有点经营头脑的生产队长，在不违背“以粮为纲”的前提下，悄悄秘秘在“全面发展”上做文章，搞一点经济收入，让社员分红增加几分几毛钱，哪怕能比上年增加一分钱，也是了不起的成绩，会成为社员眼里的“能人”。
我所在的生产队就有这样一位社员，自小务农，认不得几个字，对犁耧耙耱等庄稼活样样精通。他担任队长几起几落，每当别人把生产队搞成了烂摊子，社员们自然就会想起他，立马推举他东山再起，收拾残局。奇怪的是，只要他一上台，三拳两脚，立刻就会有起色。可是，没干两年，又会被一部分有意见的社员撵下台去。生产队长这一职务，用当地一句俗话形容，就是“打墙板上下翻”。有的生产队年年换队长，有的生产队竟然出现每个社员轮流当队长的笑话。越是这般折腾，集体光景越是灰塌。
要说，不论谁担任生产队长，都会一心想把生产搞上去。且不说思想觉悟高低，不说个人有没有面子。至少，队长也是本生产队一名社员，他的一家老小都生活在本生产队，都必须依赖生产队吃粮分红。倘若把生产搞砸了，几百名男女老少遭殃，自己全家人照样跟着受恓惶。
有这样一位生产队长，没当队长之前，喜欢做点倒买贩卖的小生意，赚点小钱，补贴家用。他确有这方面本事，一个人上衣里夹一杆小秤上集市，从东到西巡视一圈，以批发价买下一堆韭菜、菠菜，或是梨、桃、西瓜等，搬到集市的另一端零售。不知是他嘴巴会吆喝，还是服务热情态度好，下午集散，销售一空，挣个十块八块，纯粹是空手套白狼。有一年，他竟然被大伙推选为生产队长。也许是旧习难改，遇到镇上逢集，他清早“当当当”敲了上工的钟声，给社员分派完活计，目送大伙上地干活了，自己骑个破自行车，怀里揣杆小秤，偷偷赶集挣钱去了。这样的队长，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
还有这样一位生产队长，人缘不错，办事公道。可是，哪块地适合种啥庄稼，哪块地该如何轮作倒茬，怎样合理调配劳动力，他脑子里一盆浆糊。生产搞不好，他家小孩多，拖累大，挣得工分又少，口粮不够吃，年终不分红。到了来年青黄不接时，家中缺粮，他分派社员下地干活后，自己拎个口袋，跑到几十里外经济条件好的村庄去“吃百家饭”。
农村这种现状，上面并非一点也不知情。有段时间，为加强生产队工作，大队党支部、革委会给每个生产队配备一名政治队长。政治队长有的是本生产队社员，有的是别的生产队社员。一个生产队两个队长，出发点是希望两人密切配合，取长补短，既抓革命，又促生产，来个革命生产双丰收。
可是，试行了不长时间，事与愿违。两个队长哪个排前，哪个排后？谁领导谁？谁服从谁？有的生产队长比较强势，啥事也得听他的；有的政治队长不甘示弱，要跟生产队长争高低。政治队长要派社员参加政治学习会议，生产队长说农活繁忙派不出劳力。俗话说得好：“一个槽头拴不住两头叫驴”。两个队长闹得不可开交，工作能搞好吗？折腾了两年，“画蛇添足”的政治队长一职便“昙花一现”了。
一个生产队约有几十名参加劳动的社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性格不同，脾气各异。有的是种田把式，有的是愣头青；有的吃苦耐劳，有的偷奸取巧；有的大公无私，有的自私自利。领导这些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社员在集体田里锄草，粗枝大叶，马马虎虎，损毁了不少庄稼苗。有的社员割小麦，只图挣工分，将麦穗撒了一地。有的社员出工不出力，“磨洋工”，在自留地干活却精力旺盛。“大锅饭”，干活一窝蜂，大糊弄，好赖不分。这些社员从来不检讨自己的行为，却只顾抱怨分粮少，分红低，只顾指责生产队长无能，难道是队长一人的责任吗？
在生产队，社员跟队长吵嘴、打架，是家常便饭。一个队长成天跟几十个社员打交道，有的嫌队长给自己派的活计脏了重了，有的嫌队长当众批评自己了，有的嫌队长没让自己占到集体的便宜，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此后，吃亏的一方自然会向大队领导告状。大队领导呢，批评批评，和和稀泥了事。有时为了安慰队长，维护队长的威信，把参与打架的社员送进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检查，也只能是头疼医脚。
一个生产队就那么一点家当，队长会不会利用权力多吃多占呢？以我当过几年社员的观察，极少，或者说想占，难占。生产队打的粮食，上交国家后，剩余种子饲料放在仓库。生产队有保管员，仓库的大门上拴着三把大锁，保管员持一把钥匙，社员推选出来的两名代表各拿一把钥匙。假如生产队长想把集体的粮食拿回自己家，必须串通保管员和另两名社员，几乎是不可能的。生产队收入的资金，全部保存在大队信用社。每取一分钱，需要经过生产队财务队长和出纳员，队长有这个胆量吗？
有那么两年夏收，大概是公社、大队为防止各生产队干部隐瞒小麦产量，从全村选拔了一批思想觉悟高、品德好、办事公道的社员，担任司秤员，相互交叉，分派到各个生产队进行监督。每天，生产队打麦场碾打下来的小麦，或入库，或分给社员口粮，均由司秤员一一过秤。这样一来，即便是生产队干部有啥企图，也难以实现。
生产队粮食产量上不去，症结就在于吃“大锅饭”。几十个男女劳力，在几百亩土地上春播秋收，养活几百口人。干农活时没人，到分口粮时，一个个拎着口袋全来了。大人和小孩，分同样的口粮。虽然有点劳动粮，即按劳动工分多少分的粮食，但所占比重极小。那时还没有搞计划生育，有的家庭仅一个男劳力，却有七八个孩子，这让劳力多、人口少的社员心里咋平衡？他们干农活哪里会有积极性？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恶性循环，“大锅饭”越吃越艰难。
一些靠近城市和厂矿的农村，能够搞点副业，生产队年终分红能够稍高一些。我们村远离县城，远离厂矿，又没有其他资源，只能守着黄土刨食吃，一个劳动日分红三四毛钱，算不错的，1978年分红跌到了八分钱。生产队个别有技艺的木工、泥瓦匠，瞅机会就跑出去打工挣钱。其他社员对此眼馋有意见，大队制定了有关规章制度：凡外出打工者，每天必须给生产队上缴一至两元钱。即便如此，他们也愿意。有了这个规定，其他社员也没意见了。你有本事，你也出去呀？我的一位本家叔叔，懂医术，会照相，能油漆桌椅箱柜和炕围，一年多数时间在外打工，养活一家五六口人。
后来，社员外出搞副业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尾巴”，遭到禁止。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我担任过两年生产队记工员，负责给每个社员登记工分。记工员不算生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有队长、会计、保管员、贫协组长、民兵排长、妇女队长等，属于不脱产干部，每年每人额外补贴八百到一千工分。我的任务是把每天社员劳动的工分统计出来，张贴上墙，便于大家明了监督。那时大队、生产队经常召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学习报纸社论和典型报道。尤其是夜晚开会，生产队凡能能走动的社员全来了，妇女在会场做针线活，男人呼呼睡大觉，个个冲着挣工分来的。这类不创造价值的“虚假”工分，不知道有多少，均参与年终分配，分红能够高吗？
生产队社员分红低，关键还是经济收入上不去。想要分红高点，就须在其他方面思谋办法。胆子大的生产队长在地里种点西瓜，水果，只要不被上级查出来，大队干部也睁一眼闭一眼。
1978年夏天，我参加完高考，立即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这一年，我们生产队种植了十几亩西瓜，生产队长派我上瓜园看瓜。瓜园看瓜，是个人人羡慕的美差，活儿既轻松，又能敞开肚皮吃西瓜。当然，看瓜责任重大，需要白天夜晚都住宿在瓜地里。尤其是夜晚，那些野孩子结伴溜出村，先在庄稼地里躲藏，然后钻进瓜地偷西瓜。他们偷吃几个瓜倒是小事，关键是黑乎乎在瓜地乱跑，踩坏扯断不少瓜蔓，损失可就大了。所以，夜晚时时刻刻需要高度警惕。
我们的瓜园有200多米长，地头毗邻外村。跟我一道看瓜的两位大爷，一位姓温，是解放前从河南逃荒来的，给地主扛过长工，土改时担任过农会主席，如今是生产队贫协组长。温大爷忠厚老实，言语不多，干活能吃苦，群众威望高。另一位冯大爷，旧社会在陕西做过生意，见过世面，能说会道。他是生产队的技术员，比如育红薯秧、种西瓜这些技术活，全离不开他。白天，我们三人轮流回家吃饭。夜晚，温大爷睡在瓜地南头的瓜棚，身边栓着一只狗，专门对付外村的偷瓜人。冯大爷睡在瓜地中间的瓜棚。两位大爷照顾我，让我睡在离村近的瓜地北头瓜棚里。
刚开始，我一宿不敢合眼，一会儿沿路边转一转，一会儿盯着旁边黑黝黝的玉米田，生怕里面藏有偷瓜者，疲惫极了。冯大爷教导我说：傻孩子，夜夜不睡觉，铁打的人也受不了。他教我一个诀窍：夜晚，在瓜地离村不远的土路上，用细细的黄土撒在路面上，然后回瓜棚睡觉。一觉醒来，到刚才撒土的路面用手电筒照一照，看有没有脚印。如果没有，今夜就没事，尽可放心睡觉；如果发现了脚印，就需提防了，说明有人出村，藏在庄稼地里准备偷瓜。冯大爷多年种瓜看瓜，经验丰富，我照他说的做了，果然灵验。
在集体瓜园看瓜，有不少规矩。比如，瓜地里不能放秤，避免别人误会你在瓜园私自卖瓜收钱。比如，本村和外村人路过瓜地，可以切个西瓜让他们品尝品尝，人之常情，也起个广告作用。我的几个伙伴闻讯我在瓜园看瓜，大中午顶着太阳来过几次，我挑选又甜又沙的大西瓜招待他们，也不为过。但是有一条红线不能逾越：来瓜地尽可吃个肚儿圆，绝不能拿西瓜，吃西瓜是有数的，拿起来就控制不住了。
西瓜成熟一茬，生产队长便派社员收摘，装车送往县城商店出售。这一个多月时间，是我最惬意的。一是高考卸了担子，感觉考得还不错，心情放松；二是瓜园秋高气爽，玉茭吐穗，谷子弯腰，虫鸣狗叫，我漫步其间，扯开嗓子唱几句蒲剧，顿感海阔天空，心旷神怡；三是聆听两位大爷讲一些新旧社会的趣闻轶事，增长了不少知识。
就在西瓜即将下园的前几天，温大爷突然对我说：你挑好的西瓜放在割草的筐子里，趁黑夜没人，给家里拿点，让你父母亲尝尝。我一听，很是吃惊，温大爷在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我发现，那几个夜晚，温大爷和冯大爷，往自己家里送过几趟西瓜。只有我，一个西瓜也没有往家里拿过。
西瓜下园那天，哇！生产队男女老少社员都来了，挣工分是小事，全是跑来吃西瓜的。大伙儿一边收摘西瓜，一边随手用拳头捣碎一个西瓜，大嚼大啃起来。生产队长见状，扯破嗓子吼道：吃！吃！就知道吃！听说摘西瓜了，能动弹的都来了。轮到干别的活计，你腿疼他脚痛。都像你们这样，摘西瓜随便吃西瓜，哪些种麦子的社员是不是可以随便把麦种拿回家去？哪些运粪的社员是不是可以随便把大粪拉到自家自留地去？哼！照这样下去，农业社迟早有倒灶的一天！
嗨！我们这位生产队长，确有先见之明。
西瓜下园不久，我就上了大学。第二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在晋南农村推行开了，维持了二十年的农业社彻底“倒灶”啦！
事后，温大爷逢人就夸赞说：小冯这孩子啊，真叫个干！这个“干”字，是对洁身自好、不贪图他人便宜品德的夸赞。他特指的是我没有听他的劝告，给家里拿一个西瓜。其实，我并非报纸上宣传的大公无私、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人物”。我只是觉得，很快要上大学了，要离开生产队了，犯不着为了几个西瓜，影响上大学，影响我的前程。
此事足以看出，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即便如苦大仇深、担任贫协组长的温大爷，只要遇有机会，也喜欢贪占一点集体便宜。至于一般社员的思想觉悟，就可想而知了。“农业社社员都是贼！”话虽夸张，道理在于社员穷怕了，穷逼民偷，穷逼民反，这绝不是依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所能奏效的。
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种植的十几亩西瓜，卖了多少钱，能给社员分红增加多少，我就不知道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忠诚地执行上级指示和报纸宣传的“以粮为纲”的生产队长，该生产队分口粮绝不会多，分红绝不会高。反之，那些欣赏“资本主义尾巴”、甘愿冒一点风险的生产队长，倒是能给本队社员带来一些实惠。
“人民公社”已经成为一页发黄的历史，“大锅饭”已经成为一堆荒唐的笑料，“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已经被市场经济所替代。放眼时下广袤的农村，成片茂盛的经济林、瓜果飘香的蔬菜大棚、车水马龙的农家乐、欢歌笑语的采摘园，我们值得反思什么呢？
2016年12月9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6年12月10日修改
2018年11月12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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