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丨冯印谱：亲历的学校贫管会和工宣队

冯印谱新三届 2019-06-2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亲历的学校贫管会和工宣队

作者 | 冯印谱

“贫管会”，全称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工宣队”，全称是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二者皆为“文革”中催生出来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按照当时报刊的说法，作为上层建筑的全国各类学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里，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动教育路线，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工人和农民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毛泽东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们思想最纯洁，行动最革命，只有依靠他们占领上层建筑，才能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才能管理好学校，才能培养好革命接班人。

我在本村七制校上学的时候，大队党支部、革委会按照上面精神，成立了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给学校派来一位老贫农，专职参与管理学校。这位老贫农是解放前从河南老家逃荒落户到我们村的，初来乍到，确实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给地主扛长工维持生计。土改时，他家分到了土地，分到了房屋。他和另一户也是从河南逃荒的贫农，分得了村里一户地主的四合大院及牛院的。

那座四合院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阔气，青砖砌顶，高台阶的门楼上面刻有精美的砖雕，门口还有一对小石狮子，距离我家只有几步远，小时候我常去那里玩耍。院落里居住着三户人家，第三户就是土改时被斗争过的四合院的主人老两口。老两口好像没有儿子，有一个闺女出嫁到邻村。在我眼里，地主老两口衣着整洁，举止安详，待人彬彬有礼，态度和蔼，挺喜欢小孩子上他们家玩耍。

这位老贫农到学校走马上任后，在大会上讲过几次话，内容是他在旧社会逃荒和参加土改斗争的经历，由于不识几个字，讲话语无伦次，而且河南口音特重，听不大懂。从此，校园里每天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对他恭恭敬敬。

1971年作者初中毕业照，第三排右一为贫管会老贫农

这期间，我们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紧跟政治形势，筹备排演一出小戏剧，内容是歌颂贫管会占领学校阵地。剧中有几个人物，一位老贫农，几名小学生，还有一个臭知识分子教师。我表演节目一直扮演正面角色，在分配角色时，宣传队负责人牛永胜老师原本让我扮演其中一名学生，而我，却突然冒傻气，主动提出扮演那个臭知识分子教师。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小戏剧中，这个臭知识分子对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新生事物看不顺眼，讽刺挖苦，有一句台词是：“哼，一个大老粗，斗大字不识几箩筐，凭什么管理学校？凭什么管理我们知识分子？”有趣的是演出时，要求这个角色穿一身制服衣裳，戴一顶鸭舌帽，双手插在裤兜里，还要佩戴一副墨镜。宣传队男队员中，我家有缝纫机，我母亲会裁剪服装，我也有现成的制服。鸭舌帽我虽然没有，但电影里看到的特务坏人戴得多了，只需把普通的单帽折叠压成鸭舌样子就可以了。至于墨镜嘛，临时可以向别人借用一下。反正，我觉得这个臭知识分子的形象很好玩，用现在的话就是很“酷”，扮演这个角色演出时一定能够吸引观众。牛老师同意了我的请求。

兴冲冲跑回家，我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没想到，话没说完，母亲脸色一沉，怒气冲冲地问道：“谁让你演坏人的？”我讲了事情的原委，母亲听后更火了：“哦，放着正面角色你不演，竟然自告奋勇演反派角色，你有没有脑子？我不同意！你如果要演，我也不给你制服穿，你自己找衣裳去！”

我上小学四年级就参加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父母亲向来挺支持，这次怎么会发如此大的脾气呢？看见我委屈的样子，母亲语气缓和地说：“我娃，你咋就不动动脑子，你爸被人家错整成个坏人，害得成天抬不起头来，你又在戏台上演坏人，别人看了，背地里会咋地议论咱们家？”

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茬。细细品味，母亲说得十分在理。那时候大讲“血统论”，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我在舞台上扮演坏人，岂不是无事生非、授人以柄吗？甭看母亲不识几个字，但她看问题看得相当准，想事情想得相当深。我答应母亲，我不扮演坏人了，不仅这次不演，往后也绝不会扮演了。

后来，那个小剧目不知啥原因没有排演成，我也因此解脱了。

1974年，几经辗转，我在距家三十里远的阎景中学读高中，学校突然进驻了贫管会和工宣队。贫管会主任是我们高村公社张薛村的原党支部书记，姓张，五六十岁，中等个头，身板壮实，为人正派，威望很高，教师和学生称他张主任。张主任住在学校，平时管事不多，与教师和学生关系十分亲和，是一个可爱可敬的老头儿。

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就动静大了。阎景中学虽地处乡下，却是运城地区教育局直属学校，工宣队由运城盐化局精心挑选的三名工人组成。工宣队队长没来住校，长住学校的有两位工人师傅：一位是马指导员，四十岁左右，高个头，肤色黝黑，挺精干的样子。另一位记不得姓啥叫啥了。这两名工人性格迥异，马指导极为活跃，侃侃而谈，彷佛跟谁都有聊不完的话题。另一位工宣队员则沉默寡言，表情木讷。

我一个普通学生，跟马指导熟悉，缘于他给我们高14班代过几节政治课。他口才极佳，记忆力特强，讲政治课不拿课本，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很是精彩。有一次，我交了一篇政治课作业，文章内容是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马指导员批阅后，在下一节课堂上，特意挑选出我的这篇文章，逐段逐字讲评，对其主题和文字表达评价极高，认为文章已经达到了在报纸上发表的水平。

阎景中学教我语文的王全军老师

在文章开头，我写道：“从冰雪覆盖的北国，到椰林沙沙的南疆；从辽阔无垠的青藏高原，到波涛滚滚的东海前哨，一场波澜壮阔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深入展开……”马指导员对这个开头赞不绝口，表扬说：作者视野开阔，词汇丰富。我听了很觉脸红，这些词语都是从报纸上抄来的，我在学校喜欢阅读报纸，遇到喜欢的词句就记住了。

从此，马指导员经常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聊天。据他介绍，他此前也是一个农民孩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冬天就去运城盐化局铲硝挣钱。运城盐池是一个天然宝藏，春天给池塘放水，经过一个夏天阳光暴晒，到了冬天就结成厚厚的芒硝，银白闪闪，一望无际。铲硝就是把遍地白硝收拢到一起，然后进行工业加工，生产出食盐和各种工业原料。

冬天铲硝的活计非常辛苦。天寒地冻，北风刺骨，来自运城地区各县的农民临时工穿着雨靴，踏着泥泞，用铁锹和小平车把芒硝拉到一起，堆积成一个个大方堆，每个临时工苦干一冬天能挣百十元现金，比在生产队劳动一年还要强。尽管如此艰辛，村里一般人还干不上这活计，每年上盐池铲硝的指标分配给各大队，大队干部常常照顾了自家的亲戚和困难户。

马指导员有机会上盐池铲硝，工厂要求加快铲硝进度，各个临时组成的工队纷纷写决心书表态。干这种苦活累活的农民多数没啥文化，马指导员所在的铲硝队队长就让他写一份决心书。马指导员在村里喜欢写写画画，语文功底不错，提起毛笔刷刷刷写满了几张红纸，张贴上墙。恰好，盐化局一位领导下来检查工作，看到马指导员写的这份决心书，激情四射，文笔流畅，非常欣赏，特意打听是谁写的。

很快，在工地铲硝的马指导员被借调到工地宣传部写材料、编印小报，不需要跟他同去的农民在硝场打熬受罪了。有了这一个台阶，马指导员经过努力奋斗，后来由临时工转为盐化局的正式工人。也许他有这一特殊经历，才对我的写作特别欣赏吧。我知道了他的这番经历，对马指导员越发敬重，幻想有一天，我也能像他一样，凭着自己的写作能力，鲤鱼跳“农门”，找到一个挣工资吃商品粮的“铁饭碗”。

渐渐地，我和同学发现，进驻学校的工宣队跟学校领导之间产生了矛盾。校领导借着1973年全国“智育回潮”的东风，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狠抓教学质量。而工宣队马指导员却紧跟报纸上宣传的政治形势，鼓动学生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学校召开大会，坐在主席台上的崔士选校长讲的是一个主题，马指导讲的则是另外一个主题。我原本胆子小，再加上父亲的历史问题，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正在申请入团，接受组织的长期考验。于是，我便很少去马指导员办公室跟他聊天了，有时在校园碰面也尽量回避。

冬天来了，阎景中学校舍是当地大地主兼资本家李子用家族的庄园，我们学生宿舍住在一座座四合大院里，屋里睡木板床大通铺。偌大的北房，住着二三十名学生，生着一只小火炉，夜晚睡觉常常被冻醒。马指导员没事干，时常跑到学生宿舍转悠，跟学生们无话不聊。乘机，同学们向他反映宿舍寒冷的问题，希望校领导能够予以解决。

没成想，马指导员立刻将此事编写成一段顺口溜，在给我们班上政治课时，声情并茂地念给学生听，至今我还能记住几句：

北风吹雪花飘地冻天寒，

众学生在宿舍叫苦连天。

连日来我走遍南北两院，

一个个拉我手倾诉屈冤：

指导员指导员喊声不断，

一字字一句句甚为凄惨。

……

顺口溜既有显露自己腹有才华的用意，也可能隐藏其他动机。他采用极其夸张煽情的语调，把自己扮演成学生的保护神，蓄意攻击校领导不关心学生疾苦，以挑拨学生与校领导之间的关系。偏偏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农家孩子，天真地认为马指导员在替学生说话，把顺口溜抄下来，兴味盎然地四处传颂，闹得满校园全知道了。

1976年初，在我毕业前夕的一次师生大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崔士选校长讲话，照例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崔校长发言结束，坐在崔校长身边的马指导员发言。只见他表情严肃，一开口，提到报纸上刚刚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冲着身边的崔校长狠狠一劈手，说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须放屁！”顿时，台下师生一片哗然，笑声不断。当场，闹得崔校长面红耳赤，格外难堪。接着，马指导员大讲了一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必要性云云。工宣队和学校领导之间的矛盾显然公开化了。

这次大会过后，我便告别母校，回到广阔天地炼红心，修理地球了。闲暇，仍然关心打听母校的新闻。听说马指导员跟校领导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马指导员不惜单枪匹马奔赴北京，状告校领导的问题。不久，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在“清查”运动中，马指导员被划为“四人帮”在运城地区教育系统的帮派体系人物，受到组织清查。另有一种传闻，马指导员之所以如此积极表演，是希冀在那场政治运动中有一番作为，并且已经被上面内定荣任运城地区教育局局长一职。

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农活，被大队通讯员叫回村学校，原来是运城盐化局来了两名外调人员，向我们几个毕业生调查马指导在阎景中学的所作所为。我们如实回答，并写了书面材料，按了手印。至此，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庆幸当时醒悟得早，没有跟马指导员黏糊在一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不清楚马指导员在“清查”运动中受到什么处分，听说他仍然在运城盐化局上班，我们班有同学上运城，在工厂附近碰见过他。

如今看来，“文革”中一度时髦的贫管会、工宣队进驻学校，管理学校，完全是错误的举措，荒唐的行为。让没有多少文化、又丝毫不懂教育规律的工人、农民管理学校，势必会跟懂教育会管理的学校领导和教师发生矛盾和分歧。在当时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中，上面的真实意图要干什么，下面一无所知，只好跟随瞎起哄，还自以为在捍卫革命路线呢。这样，就让某些图谋不轨的人，有空子可钻，火中取栗，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马指导员也许就是这样的人，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他不也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吗？

2013年7月14日于凌空书屋

2014年11月修改

2018年11月5日再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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