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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 | 李其容:右派父亲给右派舅舅画的那张画

李其容 新三届 2020-10-1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被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右派画家父亲给
摘帽右派舅舅画的肖像画
——纪念舅舅张友鸾仙逝三十周年




作者:李其容



舅舅张友鸾


7月份,我有两位亲人的忌日要纪念,他们是兄妹俩:我的母亲和大舅舅。大舅舅张友鸾属龙,年长我母亲张友鸠一轮,母亲也属龙。然而,1962年去世的母亲比大她十二岁的长兄早走二十八年,忌日也早十二天。母亲是7月11日离开的,大舅舅是7月23日离开的。

应大舅舅的外孙谢悦之约,在今年大舅舅张友鸾仙逝三十年之际,我要写一篇纪念文。写的却是大舅舅的生日。

大舅舅追悼会我没去。

我这人总会有点与众不同的想法,其一就是:追悼会是开给活人看的。大舅母去世我参加了她的追悼会,那是做给大舅舅看的。现在,大舅舅走了,我去追悼会是给谁看呢?给有关领导看?给社会名流看?给表哥表姐看?

这么一想,觉得没意思,就没去。我大概有点另类。

但纪念文章是要写的,大舅舅去世一年后,我写了那篇《胡子舅舅张友鸾》,现在,还要写一篇纪念文,让钩沉出来的回忆给诸位奉上一位活生生的张友鸾,犹如他还活在人间。

大舅舅的几个整生日(阴历生日)通过他写给父亲的信,通过我的回忆,大约能勾勒出来: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人们没有告诉我,我没有印象。

回溯上去,听人们说,大舅舅张友鸾的四十岁寿辰办得很风光,那是1943年,在重庆。那时张友鸾在报界有些名气,在陪都与许多麕集在那里的文化人过从甚密——张友鸾求学在北平,是中国第一届新闻系毕业的学生,邵飘萍的弟子,故而他在北平有一拨朋友;张友鸾办报在南京,便在宁沪结交了众位朋友。因日寇入侵,这些流离失所的文化人流亡到重庆,于是乎,他的南北朋友几乎都在陪都相聚了。知道他过不惑之年的生日,这些文人朋友们送了他一份最珍贵的礼物:众人在其折叠式册页上纷纷题字作画。据说有于右任、沈尹默、黄苗子、郁风、张恨水、潘伯鹰、张振铎、郑曼青等人所挥就的书法、水墨画作品。这册页在他去世后被另一位李姓外孙“收藏”了。

大舅舅五十岁的寿辰是在我们家过的,我有印象那是因为留下了照片。


1949年上海刚解放,由于我父母的地下党关系在上海,出狱不久的他们就从南京到上海听候组织分配工作。然而党组织的规矩是:一旦被捕,党员就被组织脱离了关系,要在出狱后经过组织审查确定其没有叛变,方可重新接纳为党员、续上党龄。所以我父母尽管到了上海,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待通过审查后“黄花菜都凉了”——那些与美术工作有关的领导位置,全都有了人,所以他们只好服从分配在上海的经济部门干外行工作。

尽管那样,他们还是极其认真负责地工作并被周围的同志们所认可。所以,1949年至1954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忙碌而开心的几年。

大舅舅张友鸾这几年也十分愉快。学新闻的大舅舅二十年代自器重他的邵飘萍与李大钊被害后,便立志之后只办为百姓呼吁的民报,不介入政府报社替反动政府宣传。他是这么立志也是这么做的:他后来所主编的《新民报》与《南京人报》都是民国时期进步的民报。为此,解放后他被中共政府认可而身心愉悦。

他的《南京人报》是1949年之后南京唯一被允许发行的民办报纸,直到1952年被停刊。解放初的那几年,因公因私他常到上海来,来了一定会看望我们,但他不会住在我们家——讲排场的大舅舅总是住最考究的饭店,譬如说,住顶顶有名气的“国际饭店”。为此,小小的我还闹了个笑话。

四岁的我被大人领到国际饭店几十层某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大舅舅住那里,我便以为国际饭店是大舅舅的。后来,每当我被爸爸妈妈手牵着路过国际饭店,我就要说:“这是大舅舅的房子!”于是就招来爸爸的嘲笑,而当我大一点路过此地即便没说什么,讨厌的爸爸还是要说一句“这是大舅舅的房子”来非笑我。我现在之所以印象这么深,就是爸爸屡次非笑的结果。

父亲李家桢一开始是分配到上海军管会的华东贸易公司,作卢绪章的助手,卢绪章也十分有意栽培这位办事认真负责的青年知识分子。但这位连长串的阿拉伯数字都读不利索的美专生,对培养他作经理、作外贸干部实在提不上兴趣,无奈之下,1953年父亲选择调往了同系统、正在筹建中的上海财经学院搞行政领导工作,他觉得教育界这个环境他多少熟悉一点,管理学校还不至于完全是个外行。

张友鸾五十岁寿辰与我们合影的这张照片,就是在四川北路底千爱里的财经学院宿舍门口,照片中的我们都面带笑容。1953年。

十年后的1963年,父亲特为放大了这张照片送给大舅舅祝贺他六十大寿。然而这一年父亲与舅舅的心情肯定不会有如十年前那么愉悦:他俩此时的身份被认定为“右派”而他们最亲近的人张友鸠(我妈妈)一年前离世了……

父亲在照片边际留白处写上了这样的字句:“今年冬,为大哥六十花甲,特翻出十年前五十寿日,在沪虹口区甜爱路千爱里三十四号寓所前所拍之底片放大寄赠。借以回顾往事,亦可追念亲人。胡诌四句,赠大哥添笑:十年日短胡须长,人情反复事沧桑;昔日‘甜爱’无觅处,对影可泣亲人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于杭州外西湖孤山之阳 ”落款的署名父亲钤印的不是用自己“李家桢”的名章,而是用了两个闲章“李”、“桢”替代,说明自己已是无家之人,悲凉之情溢于钤印中!

应该说,父亲的情商委实不高——贺寿本是要对方高兴,这落款所提却会使得那日庆生之人何等心酸!

十年后的1973年,父亲为大舅舅所绘肖像落款处还是以“李”“桢”自居,这次大舅舅终于提笔叹道:“看到署名,也教我感慨横生。一条‘行不改名、坐不更姓’的汉子,到了老年,竟自‘挖心抠肝’,而有‘无家’之哀。 ”

此时,他们俩还是属于“黑五类”之列:大舅舅虽然已摘去了右派帽子,不过文革中的“红五类”群众却仍然不依不饶,硬还是把他视作阶级敌人,斥其为“摘帽右派”并让这七十老翁扫街以辱之。文革初期,我去京看望两位舅舅,大舅舅便以“流行”的北京儿歌对我调侃自己:“高级饼干高级糖,高级老头扫茅房”。而我父亲,自我母亲去世后,便开始“翻案”。在文革中他依然无收敛,依然猖狂翻案,甚至在陷害他的×××当作走资派被斗的大会上还高呼:“我不是右派,我是×××陷害的!”为此,他被造反派学生捆绑在学院门口大树粗粗的树干上。要不是“支左”的军代表看过他的档案、知他险险乎在国民党监狱当了革命烈士这一经历,此刻动了恻隐之心,叫人把他从树上放下来,后果很难想象。

从这一点,我父亲政治上的幼稚可见一斑——他对文革的最高领导者还抱有幻想还企图申诉能得以纠冤,而大舅舅张友鸾已然洞悉了一切……“无言独上西楼”。

高等艺专毕业的父亲是学美术的,艺术家的父亲是怀着热情参加革命的,“被”成了右派还不晓得这是“阳谋”,仅以为是被身边的小人所陷害。是报人,又博古通今,还编纂过《史记选注》的大舅舅,被“阳谋”暗算后便心中了然。这就是二人的差别。

1966年春,父亲李家桢五十大寿,大舅舅来书信相贺。虽内有政治涵义,也有暗讽,但还是用美好的措辞来庆生,让父亲释怀。

桢弟:  恭祝  五十大庆,海屋添筹,“交运脱运”,从此太平健康,无灾无害,愉快地度这下半辈子!  我深深记得,我五十岁时,在你家里的情景,仿佛就是昨天。时间走得快,人事变得快,于是乎就又成了隔世之事了!  心情放宽吧!再干一杯寿酒吧!事物总是在变的。我们老了,正说明青年人成长了。时刻能看到一片通红,就是幸福的。旧事不容不回忆,也不必多回忆它吧!     


周平来,得知弟处近况一二,虽不甚详,但口头所说,总比纸上写的形象多了。他说的那些,我们听了都是高兴的。


我原来计划,今春南游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打销了。主要自然还是经济的因素。  


去年十二月,大公报突然向我通知“停止组稿”。当时有些莫名其妙。事后才逐渐听说,是有人说我得到稿费多了,容易产生修正主义思想。所以不让我写。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去年下半年,我写稿本不甚多,一月得稿费数十元,多则百餘元,全都贴在生活费中花了。到十一月,才准备多写一点,找点旅行费用。有此一变,于是乎不得不只靠退休金为生了。一时措手不及,南行必然作罢。现在唯有希望,明春能够实践此愿。


今年想南游,第一因小毛经常“叫嚷”要去边疆,我想看看她;第二因小孙子出世,也想见见面。如今,小毛能够“勉强(?)”答应考大学,小孙子的照片我也见着了:不能动身,也就算了。


不过,我计划中在建国二十周年时,发表齐“盛世百篇、”。所已刊出才十二篇,写好而未刊的一篇。从此辍笔,竟成了《张子十三篇》。好不笑人!     


今年以来,我以钞录古译佛经中的寓言为消遣。如若钞全,对于将来的研究者不无用处。但发刊问世,怕的是身后之事了。我不是白拿退休金的人,总想尽可能做点事,也许这个工作是我这一辈子工作中较有意义的哩!


二哥情况,不能不说有所好转。然而究竟很有限。身子略能挪动了。说话总不利落,平日不常练习,可能是重大关键。假如你能来和他谈谈,说不定他会多说几句的。神智完全清楚,记忆力大约全部都恢复了。现在我平均一月去二哥那里两次。原来想在经济上支持他一点,暂时却办不到了。  我本来渴睡多,如今更爱睡了,一天总睡十个小时以上。近来忽生皮炎,睡时痒得不安,却是恼人。好几个月,只医不好。


今年倒游过几次公园,看过颐和园的玉兰,中山公园的牡丹,动物园的山魈、企鹅。然而老年情绪,和孩子们总不同了。


早拟给小毛寄去《毛主席语录》和《欧阳海之歌》。因《欧》书托人一直尚未买来,只好再等几日。  


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你们那里也还热闹吗?这个运动,看来是要一个很长时期哩!  书不尽言,敬祝 


千秋!


兄鸾上 六.五

①“交运脱运”,乃指交好运、脱霉运。

② 指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张友鸾被划为右派后,港台新闻界一片哗然,以为这么左倾的报人居然搞成了“右派”,简直不可思议。大概为了统战需要,张友鸾很早便被摘了帽子,还让其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开辟专栏,歌功颂德。张友鸾在专栏里不违心地写了一些新社会的新气象,如老人上车被让座等等。

③本文作者李其容之乳名。

 



父亲执拗,虽然在上海财经学院工作得很有起色,院长姚耐亦很器重他,但父亲总觉得在这所财经类院校里自己还是外行,觉得“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再说革命成功了重拾画笔是他挥之不去的心结,就一再要求要“归队”,回到美术专业队伍。1954年,他调到了杭州的美术学院,那时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即从前的“国立艺专”、现在的“中国美院”。

他想在这所学校恢复绘画技艺,当一个出色的画家。故而,当浙江省委组织部任命他当这个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当时没有正书记)一职,他还闹情绪。结果“党员要服从分配”的组织纪律原则压下来,他只好接受,认认真真当书记了。事情就出在“共产党员就最讲认真”这一点上:他向省委提出要重视美院工作,当省委充耳不闻时,他向华东局管宣传的夏衍反映省委的不是,这下与省委结下了梁子,省委组织部长陈伟达对他很是不满,结果就是“右派帽子”一顶。

在当右派的二十年中,在“改造”的辛苦之余,父亲利用一切休息时间画画,倒真的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风景画家。但人物肖像他仅仅画了舅兄张友鸾这一张,不过倒是挺传神的。

父亲的优秀画作,包括这幅张友鸾肖像,我这两年都捐献了出去:给“浙江美术馆”与“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湖北美术学院的前身武昌艺专是我父母的母校。

父亲李家桢给舅舅张友鸾画的肖像画


张友鸾的这幅肖像,是在他1973年七十寿辰之前,父亲赶画的,作为贺礼。

桢弟:拜领寄来的画像已经四天了。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却也非常难过。这四天,我一时拿着画像、比着镜子,看了又看;一时又放下画像,沈默回思,叹之又叹。  相别已经很久了,你居然还能清清楚楚记得我这副“尊容”,而且有“颊上添毫”之妙;看来不但花费不少时间,肯定还要一面画、一面追想,(因为不是当面画的,方法上必然像古人画“喜容”了。)支付功力,自然不小!看的人,不但说像,而且说“神气”。的确,“精神焕发”、“神气活现”,倒有些使我感觉难受了。50岁,和你们一起喝酒;60岁,又收韵老画扇;今70矣,复承如此厚赐。真是“抚今追昔”,感慨无穷!


长寿不能说不是美事,然而也有两“不堪”:一则亲故凋零,在一起谈笑的人越来越少了;二则“老病贫贱”一身兼之,时时想到庄子“寿则多辱”的古话。尽管我将把这张画像,配上框子,挂在屋里;还将照成照片,分给儿女。可是,又深自愧恧,辜负了你的彩笔。百十年后,或有收集李氏作品的人,见到此画,不免考证一番,我竟因此而传,那就“叨光”更大了。这里,再一次谢谢!


看到署名,也教我感慨横生。一条“行不改名、坐不更姓”的汉子,到了老年,竟自“挖心抠肝”,而有“无家”之哀。早先,我想小毛结婚后,可以住在一起,聊慰桑榆晚景。谁知房屋有问题,不得不各自为炊。其实,这原是如今一般情况。我老夫妇有儿女六个之多,还不是“各立门户”?  可悲者是吾妹中年丧逝,致弟倍觉凄凉,而转瞬之间,十载过去了,此时实不宜伤感太甚!  我曾设想:三四年后,弟亦退休,你我同去南京,结庐而居,彼此依靠。但此事想起来很美,做到却也不大易。我生平常在梦幻之间,这是一个新例。(休说梦幻生涯,浑噩可笑;世间尽有许多哲学问题,很难解决,有此梦幻,倒是“长生秘诀”。)


早就想把70生辰,在杭度过。若非谢祖荣的癌症,此时我也坐在南山之下,和你父子把螯嚼栗了。谢为不治之病,常在疼痛危急状态之中,往往死而复甦。二毛太苦了。我们不能不等他做了“总结”以后,再定行止。三毛来信,血压高,最近常病假在家。不知叔叔、孃孃高血压传统,如何却被她继承了?(我因体瘦,不大检查血压,高乎不高,还在未定之天。)我们听了也很惦念。这也是我们迄有(有字疑为今字之误)没有放弃南行计划原因之一。我非常希望,能于明春到杭,参加小毛婚礼。“成事在天”,到时候再说吧。


弟的身体健康问题,应多多注意!“冠心”病最可虑的是急性突发。平日身上预备一点硝酸甘油片,发觉有心绞痛现象时,立刻含服。大嫂好几年“风心”病,以前经常发作,一发作很快就成肺炎,非打针不能解决。自从给她准备甘油片后,还有非那根,将近一年没有出现那个现象了。关于此病应注意的事,必已详知,不待我来奉告了。只是有一点:不要走太多的路,尤其不要快步走路。这一点非常重要,结合你的习惯要特别留神禁忌!


这封信寄到之时,可能正是我的生日(阴历)。因此别不多谈,下次再写吧!


健康!愉快! 


兄  鸾 1973.10.26



父亲李家桢在张友鸾伉俪的合葬墓前


父亲李家桢在大舅舅的追悼会中

张友鸾追悼会上诸文化名人的唁电悼词被书写于壁上

1989年,我参加了大舅母崔伯苹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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