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 | 李其容：右派父亲给右派舅舅画的那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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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被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右派画家父亲给

摘帽右派舅舅画的肖像画

——纪念舅舅张友鸾仙逝三十周年

作者：李其容

舅舅张友鸾

7月份，我有两位亲人的忌日要纪念，他们是兄妹俩：我的母亲和大舅舅。大舅舅张友鸾属龙，年长我母亲张友鸠一轮，母亲也属龙。然而，1962年去世的母亲比大她十二岁的长兄早走二十八年，忌日也早十二天。母亲是7月11日离开的，大舅舅是7月23日离开的。

应大舅舅的外孙谢悦之约，在今年大舅舅张友鸾仙逝三十年之际，我要写一篇纪念文。写的却是大舅舅的生日。

大舅舅追悼会我没去。

我这人总会有点与众不同的想法，其一就是：追悼会是开给活人看的。大舅母去世我参加了她的追悼会，那是做给大舅舅看的。现在，大舅舅走了，我去追悼会是给谁看呢？给有关领导看？给社会名流看？给表哥表姐看？

这么一想，觉得没意思，就没去。我大概有点另类。

但纪念文章是要写的，大舅舅去世一年后，我写了那篇《胡子舅舅张友鸾》，现在，还要写一篇纪念文，让钩沉出来的回忆给诸位奉上一位活生生的张友鸾，犹如他还活在人间。

大舅舅的几个整生日（阴历生日）通过他写给父亲的信，通过我的回忆，大约能勾勒出来：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人们没有告诉我，我没有印象。

回溯上去，听人们说，大舅舅张友鸾的四十岁寿辰办得很风光，那是1943年，在重庆。那时张友鸾在报界有些名气，在陪都与许多麕集在那里的文化人过从甚密——张友鸾求学在北平，是中国第一届新闻系毕业的学生，邵飘萍的弟子，故而他在北平有一拨朋友；张友鸾办报在南京，便在宁沪结交了众位朋友。因日寇入侵，这些流离失所的文化人流亡到重庆，于是乎，他的南北朋友几乎都在陪都相聚了。知道他过不惑之年的生日，这些文人朋友们送了他一份最珍贵的礼物：众人在其折叠式册页上纷纷题字作画。据说有于右任、沈尹默、黄苗子、郁风、张恨水、潘伯鹰、张振铎、郑曼青等人所挥就的书法、水墨画作品。这册页在他去世后被另一位李姓外孙“收藏”了。

大舅舅五十岁的寿辰是在我们家过的，我有印象那是因为留下了照片。

1949年上海刚解放，由于我父母的地下党关系在上海，出狱不久的他们就从南京到上海听候组织分配工作。然而党组织的规矩是:一旦被捕，党员就被组织脱离了关系，要在出狱后经过组织审查确定其没有叛变，方可重新接纳为党员、续上党龄。所以我父母尽管到了上海，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待通过审查后“黄花菜都凉了”——那些与美术工作有关的领导位置，全都有了人，所以他们只好服从分配在上海的经济部门干外行工作。

尽管那样，他们还是极其认真负责地工作并被周围的同志们所认可。所以，1949年至1954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忙碌而开心的几年。

大舅舅张友鸾这几年也十分愉快。学新闻的大舅舅二十年代自器重他的邵飘萍与李大钊被害后，便立志之后只办为百姓呼吁的民报，不介入政府报社替反动政府宣传。他是这么立志也是这么做的：他后来所主编的《新民报》与《南京人报》都是民国时期进步的民报。为此，解放后他被中共政府认可而身心愉悦。

他的《南京人报》是1949年之后南京唯一被允许发行的民办报纸，直到1952年被停刊。解放初的那几年，因公因私他常到上海来，来了一定会看望我们，但他不会住在我们家——讲排场的大舅舅总是住最考究的饭店，譬如说，住顶顶有名气的“国际饭店”。为此，小小的我还闹了个笑话。

四岁的我被大人领到国际饭店几十层某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大舅舅住那里，我便以为国际饭店是大舅舅的。后来，每当我被爸爸妈妈手牵着路过国际饭店，我就要说：“这是大舅舅的房子！”于是就招来爸爸的嘲笑，而当我大一点路过此地即便没说什么，讨厌的爸爸还是要说一句“这是大舅舅的房子”来非笑我。我现在之所以印象这么深，就是爸爸屡次非笑的结果。

父亲李家桢一开始是分配到上海军管会的华东贸易公司，作卢绪章的助手，卢绪章也十分有意栽培这位办事认真负责的青年知识分子。但这位连长串的阿拉伯数字都读不利索的美专生，对培养他作经理、作外贸干部实在提不上兴趣，无奈之下，1953年父亲选择调往了同系统、正在筹建中的上海财经学院搞行政领导工作，他觉得教育界这个环境他多少熟悉一点，管理学校还不至于完全是个外行。

张友鸾五十岁寿辰与我们合影的这张照片，就是在四川北路底千爱里的财经学院宿舍门口，照片中的我们都面带笑容。1953年。

十年后的1963年，父亲特为放大了这张照片送给大舅舅祝贺他六十大寿。然而这一年父亲与舅舅的心情肯定不会有如十年前那么愉悦：他俩此时的身份被认定为“右派”而他们最亲近的人张友鸠（我妈妈）一年前离世了……

父亲在照片边际留白处写上了这样的字句：“今年冬，为大哥六十花甲，特翻出十年前五十寿日，在沪虹口区甜爱路千爱里三十四号寓所前所拍之底片放大寄赠。借以回顾往事，亦可追念亲人。胡诌四句，赠大哥添笑：十年日短胡须长，人情反复事沧桑；昔日‘甜爱’无觅处，对影可泣亲人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于杭州外西湖孤山之阳 ”落款的署名父亲钤印的不是用自己“李家桢”的名章，而是用了两个闲章“李”、“桢”替代，说明自己已是无家之人，悲凉之情溢于钤印中！

应该说，父亲的情商委实不高——贺寿本是要对方高兴，这落款所提却会使得那日庆生之人何等心酸！

十年后的1973年，父亲为大舅舅所绘肖像落款处还是以“李”“桢”自居，这次大舅舅终于提笔叹道：“看到署名，也教我感慨横生。一条‘行不改名、坐不更姓’的汉子，到了老年，竟自‘挖心抠肝’，而有‘无家’之哀。 ”

此时，他们俩还是属于“黑五类”之列：大舅舅虽然已摘去了右派帽子，不过文革中的“红五类”群众却仍然不依不饶，硬还是把他视作阶级敌人，斥其为“摘帽右派”并让这七十老翁扫街以辱之。文革初期，我去京看望两位舅舅，大舅舅便以“流行”的北京儿歌对我调侃自己：“高级饼干高级糖，高级老头扫茅房”。而我父亲，自我母亲去世后，便开始“翻案”。在文革中他依然无收敛，依然猖狂翻案，甚至在陷害他的×××当作走资派被斗的大会上还高呼：“我不是右派，我是×××陷害的！”为此，他被造反派学生捆绑在学院门口大树粗粗的树干上。要不是“支左”的军代表看过他的档案、知他险险乎在国民党监狱当了革命烈士这一经历，此刻动了恻隐之心，叫人把他从树上放下来，后果很难想象。

从这一点，我父亲政治上的幼稚可见一斑——他对文革的最高领导者还抱有幻想还企图申诉能得以纠冤，而大舅舅张友鸾已然洞悉了一切……“无言独上西楼”。

高等艺专毕业的父亲是学美术的，艺术家的父亲是怀着热情参加革命的，“被”成了右派还不晓得这是“阳谋”，仅以为是被身边的小人所陷害。是报人，又博古通今，还编纂过《史记选注》的大舅舅，被“阳谋”暗算后便心中了然。这就是二人的差别。

1966年春，父亲李家桢五十大寿，大舅舅来书信相贺。虽内有政治涵义，也有暗讽，但还是用美好的措辞来庆生，让父亲释怀。

桢弟：  恭祝  五十大庆，海屋添筹，“交运脱运”①，从此太平健康，无灾无害，愉快地度这下半辈子！  我深深记得，我五十岁时，在你家里的情景，仿佛就是昨天。时间走得快，人事变得快，于是乎就又成了隔世之事了！  心情放宽吧！再干一杯寿酒吧！事物总是在变的。我们老了，正说明青年人成长了。时刻能看到一片通红，就是幸福的。旧事不容不回忆，也不必多回忆它吧！     

周平来，得知弟处近况一二，虽不甚详，但口头所说，总比纸上写的形象多了。他说的那些，我们听了都是高兴的。

我原来计划，今春南游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打销了。主要自然还是经济的因素。  

去年十二月，大公报②突然向我通知“停止组稿”。当时有些莫名其妙。事后才逐渐听说，是有人说我得到稿费多了，容易产生修正主义思想。所以不让我写。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去年下半年，我写稿本不甚多，一月得稿费数十元，多则百餘元，全都贴在生活费中花了。到十一月，才准备多写一点，找点旅行费用。有此一变，于是乎不得不只靠退休金为生了。一时措手不及，南行必然作罢。现在唯有希望，明春能够实践此愿。

今年想南游，第一因小毛③经常“叫嚷”要去边疆，我想看看她；第二因小孙子出世，也想见见面。如今，小毛能够“勉强（？）”答应考大学，小孙子的照片我也见着了：不能动身，也就算了。

不过，我计划中在建国二十周年时，发表齐“盛世百篇、”。所已刊出才十二篇，写好而未刊的一篇。从此辍笔，竟成了《张子十三篇》。好不笑人！     

今年以来，我以钞录古译佛经中的寓言为消遣。如若钞全，对于将来的研究者不无用处。但发刊问世，怕的是身后之事了。我不是白拿退休金的人，总想尽可能做点事，也许这个工作是我这一辈子工作中较有意义的哩！

二哥情况，不能不说有所好转。然而究竟很有限。身子略能挪动了。说话总不利落，平日不常练习，可能是重大关键。假如你能来和他谈谈，说不定他会多说几句的。神智完全清楚，记忆力大约全部都恢复了。现在我平均一月去二哥那里两次。原来想在经济上支持他一点，暂时却办不到了。  我本来渴睡多，如今更爱睡了，一天总睡十个小时以上。近来忽生皮炎，睡时痒得不安，却是恼人。好几个月，只医不好。

今年倒游过几次公园，看过颐和园的玉兰，中山公园的牡丹，动物园的山魈、企鹅。然而老年情绪，和孩子们总不同了。

早拟给小毛寄去《毛主席语录》和《欧阳海之歌》。因《欧》书托人一直尚未买来，只好再等几日。  

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你们那里也还热闹吗？这个运动，看来是要一个很长时期哩！  书不尽言，敬祝 

千秋！

兄鸾上 六.五

①“交运脱运”，乃指交好运、脱霉运。

② 指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张友鸾被划为右派后，港台新闻界一片哗然，以为这么左倾的报人居然搞成了“右派”，简直不可思议。大概为了统战需要，张友鸾很早便被摘了帽子，还让其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开辟专栏，歌功颂德。张友鸾在专栏里不违心地写了一些新社会的新气象，如老人上车被让座等等。

③本文作者李其容之乳名。

父亲执拗，虽然在上海财经学院工作得很有起色，院长姚耐亦很器重他，但父亲总觉得在这所财经类院校里自己还是外行，觉得“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再说革命成功了重拾画笔是他挥之不去的心结，就一再要求要“归队”，回到美术专业队伍。1954年，他调到了杭州的美术学院，那时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即从前的“国立艺专”、现在的“中国美院”。

他想在这所学校恢复绘画技艺，当一个出色的画家。故而，当浙江省委组织部任命他当这个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当时没有正书记）一职，他还闹情绪。结果“党员要服从分配”的组织纪律原则压下来，他只好接受，认认真真当书记了。事情就出在“共产党员就最讲认真”这一点上：他向省委提出要重视美院工作，当省委充耳不闻时，他向华东局管宣传的夏衍反映省委的不是，这下与省委结下了梁子，省委组织部长陈伟达对他很是不满，结果就是“右派帽子”一顶。

在当右派的二十年中，在“改造”的辛苦之余，父亲利用一切休息时间画画，倒真的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风景画家。但人物肖像他仅仅画了舅兄张友鸾这一张，不过倒是挺传神的。

父亲的优秀画作，包括这幅张友鸾肖像，我这两年都捐献了出去：给“浙江美术馆”与“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湖北美术学院的前身武昌艺专是我父母的母校。

父亲李家桢给舅舅张友鸾画的肖像画

张友鸾的这幅肖像，是在他1973年七十寿辰之前，父亲赶画的，作为贺礼。

桢弟：拜领寄来的画像已经四天了。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却也非常难过。这四天，我一时拿着画像、比着镜子，看了又看；一时又放下画像，沈默回思，叹之又叹。  相别已经很久了，你居然还能清清楚楚记得我这副“尊容”，而且有“颊上添毫”之妙；看来不但花费不少时间，肯定还要一面画、一面追想，（因为不是当面画的，方法上必然像古人画“喜容”了。）支付功力，自然不小！看的人，不但说像，而且说“神气”。的确，“精神焕发”、“神气活现”，倒有些使我感觉难受了。50岁，和你们一起喝酒；60岁，又收韵老画扇；今70矣，复承如此厚赐。真是“抚今追昔”，感慨无穷！

长寿不能说不是美事，然而也有两“不堪”：一则亲故凋零，在一起谈笑的人越来越少了；二则“老病贫贱”一身兼之，时时想到庄子“寿则多辱”的古话。尽管我将把这张画像，配上框子，挂在屋里；还将照成照片，分给儿女。可是，又深自愧恧，辜负了你的彩笔。百十年后，或有收集李氏作品的人，见到此画，不免考证一番，我竟因此而传，那就“叨光”更大了。这里，再一次谢谢！

看到署名，也教我感慨横生。一条“行不改名、坐不更姓”的汉子，到了老年，竟自“挖心抠肝”，而有“无家”之哀。早先，我想小毛结婚后，可以住在一起，聊慰桑榆晚景。谁知房屋有问题，不得不各自为炊。其实，这原是如今一般情况。我老夫妇有儿女六个之多，还不是“各立门户”？  可悲者是吾妹中年丧逝，致弟倍觉凄凉，而转瞬之间，十载过去了，此时实不宜伤感太甚！  我曾设想：三四年后，弟亦退休，你我同去南京，结庐而居，彼此依靠。但此事想起来很美，做到却也不大易。我生平常在梦幻之间，这是一个新例。（休说梦幻生涯，浑噩可笑；世间尽有许多哲学问题，很难解决，有此梦幻，倒是“长生秘诀”。）

早就想把70生辰，在杭度过。若非谢祖荣的癌症，此时我也坐在南山之下，和你父子把螯嚼栗了。谢为不治之病，常在疼痛危急状态之中，往往死而复甦。二毛太苦了。我们不能不等他做了“总结”以后，再定行止。三毛来信，血压高，最近常病假在家。不知叔叔、孃孃高血压传统，如何却被她继承了？（我因体瘦，不大检查血压，高乎不高，还在未定之天。）我们听了也很惦念。这也是我们迄有（有字疑为今字之误）没有放弃南行计划原因之一。我非常希望，能于明春到杭，参加小毛婚礼。“成事在天”，到时候再说吧。

弟的身体健康问题，应多多注意！“冠心”病最可虑的是急性突发。平日身上预备一点硝酸甘油片，发觉有心绞痛现象时，立刻含服。大嫂好几年“风心”病，以前经常发作，一发作很快就成肺炎，非打针不能解决。自从给她准备甘油片后，还有非那根，将近一年没有出现那个现象了。关于此病应注意的事，必已详知，不待我来奉告了。只是有一点：不要走太多的路，尤其不要快步走路。这一点非常重要，结合你的习惯要特别留神禁忌！

这封信寄到之时，可能正是我的生日（阴历）。因此别不多谈，下次再写吧！

健康！愉快！ 

兄  鸾 1973.10.26

父亲李家桢在张友鸾伉俪的合葬墓前

父亲李家桢在大舅舅的追悼会中

张友鸾追悼会上诸文化名人的唁电悼词被书写于壁上

1989年，我参加了大舅母崔伯苹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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