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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 | 礼露：大年初一，哥哥突然走了
礼露，满族，祖籍辽宁辽中，1954年生，小学就读于沈阳市和平一小，下乡知青近七年，其间做过农村小学教师、渔村中学教师、农村供销社售货员、发电厂化验员。1979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北京工作，曾在多家媒体担任记者、编辑、采编部副主任等，有《发现伍连德》（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另有纪实文学《疫城往事》网上连载，在中国新闻社退休。
作者：礼 露
大年初一，哥哥礼柏林突然走了。他一个人在云南的边陲，独自踏上了远去天国的旅程。接到噩耗，所有的亲友都震惊了。今年春节，让人肠断心碎。
正值武汉肺炎疫情汹涌，大家都封闭在家自我隔离中，我急匆匆准备口罩等全套防护装备，在网上买好机票，从沈阳出发，直奔昆明，然后转道芒市、德宏州。我们一行7人，此刻正在赶往勐卯的途中。
一路上，哥哥的那些少年往事，一幕幕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恍若昨日。
五十年前的事，今天仍残留在记忆中的还有多少？比如1968年知青下乡?只剩三五个模糊的画面吧，还有一个清晰的实物，这个老物件现在就在我眼前，这么多年“断“舍”“离”，它居然还在，很低调的待在卧室那个旧衣柜之上，一声不吭地待着。它的存在似乎在提醒我，写写送哥哥下乡这个事吧，五十年啦。
1968年12月，具体是哪一天？记不清了。总之那天哥哥突然跑回家来急匆匆和我们说，都要下乡！下星期就走，去盘锦。
哥哥那年17岁。
13岁那年，他考中学，因为爸爸是右派，一个小学生考中学，竟没能通过“政审”。备注标明：其父是摘帽右派。因此没“考上”他的理想，实验中学。后来就上了辽大附中（辽宁大学附属中学）。
紧接着文革开始，他因为家庭问题（父亲是右派，妈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弟），不能加入红卫兵。也就没有了革命造反的资格，于是少年礼柏林到处流浪，不知所终。但中间也在家里待过些时日。
他喜欢装半导体收音机，我记得我还曾经支援过他15元钱，买半导体零件。这钱都是从家里买菜的钱里一点点克扣（贪污）出来的，当年借给他了，结果至今未还。
因为1967年夏天的一件事，少年礼柏林从此逃离家庭。
当时，他穿着大背心正在家里组装半导体收音机，手里拿着电烙铁，专心焊着。突然，一伙红卫兵破门而入，押着我妈妈闯进家里，我妈背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XX”的大牌子，头发已经被揪光了，脸上是血，胳膊挎着，因为尺骨被打断了。
我们家的窗户就看着学校操场。当时，她已经在操场上被批斗很久，人站不住了，摊在地上，被架回来。因为我妈妈说要回家，她可能真的觉得自己挺不住了。这些红卫兵，十四五六七八岁，和我哥差不多，就押她回来楼上。
妈妈说，当着我们和红卫兵的面说，她不能再坚持了，站不住了，坚持不住了，红卫兵说不行，必须下去再认罪。
这个时候，我注意到，我哥哥眼睛呼地红了，他本来背对着红卫兵在焊半导体，突然，他呼地站起来，转身，手里攥着焊枪，眼睛冒着怒火。
当时屋里革命小将有七八人，我不知哥哥是怎么想的，他可能不想活了吧，就在那一瞬间，说时迟那时快我扑向我哥，紧紧抱住了他。我哭嚎着大叫着：哥，哥！哥！哥！我抱他死死地，不让他双手活动，不让他打红卫兵。几乎同时，我妈妈大哭起来，和红卫兵说，我马上跟你们下去，我下去，我挨斗，我挨斗，我是牛鬼蛇神，我跟你们下去。
就在那几天，一个青年死在操场边我们楼下，他也是红卫兵，不知什么原因被打死，可能是红卫兵之间派系斗争。因为天热，又很久没人收尸，绿豆蝇嘤嘤地落在那个青年满身。
后来，给妈妈送饭，妈妈说，让你哥跑吧，快跑吧！跑得远远的……之后，他跑了。去了哪里，干着什么，没人知道。家里，就我和妹妹坚守着。其实，那时候的“家”，也早都不成个家了。
我们的家在中学院内的教师家属楼上，那是在一个教学楼上生生接出来的一层简易住宅，在今天看就是违章建筑。那里有我的童年记忆：饥饿，楼上没有厕所，全楼十几家共用一个水龙头和一个厨房。
然而，说到家，真正的噩梦是从1966年春夏开始，到1968年底这个时候，家，已经被红卫兵抄了无数次，遍体鳞伤，门口贴着对联：屋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幅：牛鬼蛇神。咱家本来也没什么东西，这时候就剩了几床破被和几个放在地上的锅碗瓢盆。
我迅速行动起来，给哥哥准备下乡行装。一到太原街，发现所有的店都是挤满了人，联营（最大的百货商店）里人头攒动，外面很冷，里面人挤人，头都冒着热气。我根本挨不到柜台的边。那时候人们是不讲站排的，谁力气大谁先买。
热销的是衣服被褥脸盆什么的，我给哥哥买了里外三新的一套穿的，秋衣秋裤不到三元一件，当时没有化纤的都是棉料的，被子是不是新的？记不清了。
印象最深的，大家都在抢购一种双人棉毯深咖啡色的，我好容易挤进去了，但犹豫了，12元，太贵了！手里全部只有100来块钱，我和妹妹妈妈爸爸还要活。所以，我退出来了。经过一夜激烈的思想斗争，第二天到底回去把那个毯子买了，因为我知道盘锦很冷很冷的。
“哥，给我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