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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丨李其容：“狗崽子”串联记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被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狗崽子”串联记
作者：李其容
说实在的，红卫兵大串联时，我并不具有参加“大串联”的资格。我是“狗崽子”。
我不属于生下来就被列定为“另册”的那种，譬如地富子女。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不知怎么，1957年的那场风暴竟然把他卷了进去，就变成“地富反坏右”中的老五了。不过，那时我的家人都扪心自问，他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我家栽跟斗，纯属“冤枉”。
于是乎，这“冤枉”情结便使得我较之前四类子弟稍稍生出些“优越”感来。也正是这种“阿Q”式的“优越”，使我在“史无前例”的时代初期，不承认自己是“狗崽子”，甚至于竟敢将贴在我家大门口的大字报撕了下来。所以，挨了一顿“正宗”红卫兵、红五类们的毒打是在所难免：谁让你自个儿感觉特别良好——又没有别人承认你这点“优越”。
作者1966年文革前夕
1966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在孤山脚下面对西湖的一幢木楼里，我一个人蜷缩在床上看书。我所看的书全是从地下捡起来的破书——我家被“红卫兵小将”们频频的毁灭性抄家后，连一把热水瓶都未能幸免，被撕烂的书页铺在地上足有半尺厚，他们懒得送造纸厂回炉，我也懒得清理，只是时不时地从地上捡起本残缺不全的书翻翻，聊以解闷——晚上一个人呆着怪凄惨的，我也不指望什么人在这种日子里来看望我。
“笃笃。”忽然，临马路的窗上响起了两下敲打声。
我心里陡然一紧：母亲早逝，父亲关在牛棚，什么人，这么晚来找我？我可是才20出头的姑娘啊！
“李其容。”
我松了口气，这是我班一个男生的声气，他家成分是“小业主”，他属于“可以教育好”的之列。“李其容，明早在火车站集合，去串联。”
“我们有资格串联？”我本能地问。
“红卫兵、红五类上北京是接受检阅，我们不去北京就是了。再说，大串联是主席的号召，谁也怪罪不了我们。我们能上哪儿就上哪儿吧！”
杭州站广场和往昔大不相同，地上黑压压的净是坐着候车的人。各种不同的口音，各种不同的打扮，但都是年轻人。一眼望去，大城市的人并不多，大多数是农村来的学生娃，眼里闪着兴奋的光。瞧我眼前的这个乡下娃子，黑黑矮矮的，看上去最多只十二、三岁的模样，虽然穿的是一身旧衣服，但绿布缝成的仿军用书包却是簇新的，上面还用鲜亮的红丝线精心地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毛体字。
“哪儿来的？”
“江西。”他接着又不无得意地补充道：“老根据地。”
“路上很累吧？”我不禁又问了一句。
“累什么？毛主席号召我们大串联，再苦再累也不怕！我们还坐了汽车，还坐了火车呢！”
“你这是第一次坐火车？”我顿生几分怜意。
“嗯，我爹说，我还是咱村第一个坐火车的，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
我一时觉得这个大眼睛忽闪忽闪、带着浓浓乡音的小男孩特别有趣，兴致上来，打算为他画一张速写。
他马上站立起来，严肃地整了整显得过大的军帽，束好紧紧的皮带，右手端着那本小红书，眼里显现出一副虔诚的神情。
“同学，你就这么画。”他吩咐我并做好了拍照的准备。
我自小随父母工作的调动走南闯北，火车倒也坐了几次，可这次乘的列车却叫我吓了一跳：行李架上、坐椅下边都躺着人，站着的人也是脸对脸、脚碰脚地贴在一起，可真让我想起苏联小说里形容的“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虽说沙丁鱼是啥样的至今我也没瞅见过。
到了上海站，更是让我泄气了。本来我们打算就在车站里转车去北方的，但眼瞅人们上车的那个劲，根本不是我这个弱不禁风的女孩所能及的。想从车门里进去是妄想，最常见的，是双手在车窗沿上一撑，而后从扁狭的窗缝中像过铁丝网似地钻过去——这大都是男生们的解数，女生们可就像包袱似地让人们托着屁股举着脚硬塞到车窗里去。
我不敢想象我会是这副狼狈相，更不敢想象从这么高的车窗上往下蹦的情景——要知道，我在学校里体育只是个勉强打三分的学生。
在上海，我只在亲戚家转了两天，就打道回府了，手里还提着亲戚硬塞进手的、沉甸甸的三四斤糯米年糕。
转回杭州的火车倒没那么挤了，也用不着我爬车窗，因为让我们这些去杭州的学生坐的是“闷罐子车”，又叫“猪猡车”的那种，没有座位，但也不用站着，各人都有一小块地方可以坐。
天色渐暗，沉重的车门一关上后，就更是只能看到幢幢黑影，虽不致漆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
伴着单调的“轰隆、轰隆”的车轮转动声，人们开始纷纷和同伴们聊开了天。因为我们一伙到了上海便呈鸟兽散，这天回杭的也只有我一个孤鬼儿，我就只好一人伏在怀里的那篮年糕上，在车厢角落里呆呆地想心事。
不知是谁，先哼起歌来，那是当时较为流行的《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歌是有感染力的，不一会儿，整个车厢年轻的嗓子都随之哼唱了起来。像是上了瘾，大家伙儿一支接着一支唱，一发不可收拾：《毛主席的光芒》《北京的金山上》《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临行喝妈一碗酒》……革命歌曲和样板戏，轮番过瘾，也很解闷。声音也由低哼到唱，甚至到吼。
有趣的是，革命歌曲中，大家对语录歌倒是没有像对民族风味的歌曲那样钟情，大约是作曲家的匆匆应命之作总不太那么上口，总有些像念经文念咒语之类的感觉，而地方民歌是那么优美，有着难以言喻的千般风情。
当唱到《五彩云霞》时，大家更是卖劲地唱，但到了“索玛花一朵朵”这句时，我听见整节车厢里就只是我自己的嗓音了。
这支歌，最后是由我一个人唱完的。好久没有这么抒一抒嗓音，我真忘情了。也难怪，这近半年来，我这个全校的“最佳女高音”不许“乱说乱动”，哪还敢引吭高歌呢？再说了，会唱歌的人就像会打球的人见了球会脚痒一样，听到了曲子，喉咙也会发痒的。
唱完了，静场。一下子，爆发了一阵掌声。
“再来一支！”“再来一支！”是年轻人热情的邀请。
昏暗中，我感到脸上发烧。这兴奋，不亚于在舞台上谢幕时的感觉。
“这么疯？！再唱，被人家认出来了怎么办？”一个声音在我心里提醒。“没关系，反正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谁认识谁呀？再说，周围黑糊糊的，也没人看清我。”另一个声音在心里反驳。
爱出风头的虚荣心到底战胜了小心谨慎的处世铭，我就再也不顾一切地把我所能唱的（当然不能唱外国歌、爱情歌）都倾泻了出来。
车停了。“怎么，到了？好快！”
“临时停车。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可以出来解小便！”
不管男女，大家都纷纷跳下车自寻方便。幸好天空中没有什么星月，再说人有“三急”，除了出生、吃饭外，拉屎拉尿也算“一急”，大家伙儿便顾不得什么难为情，就男一伙、女一伙地去发泄痛快去了。
上车门时，忽然，有两条电筒光向我们几个女孩照来：“喂，你们哪个是唱歌的小夜莺？”
我的虚荣心毕竟还没膨胀到答应的程度，再说，这也是几个初中毛头小伙子，傻里傻气的，没意思结交，我也就一缩脖子上了已点了昏暗电灯的车厢。
“咦，这不是苏政委吗？”握电筒的一个小伙子终于发现了一个熟人。
这年头的司令部如雨后春笋，司令政委满天飞，我当然不会认为会有一个留着落腮胡子、四五十岁的“政委”上了我们车厢。
“咦，你们怎么认得我？你们是哪个学校的？”这是个姑娘的尖尖声气，怎么，还好生耳熟？
“谁不认识红一司的苏革命苏政委？我不是你们杭四中的，但我也是红一司的。”
猛地，我的头皮都要发炸了：老天呀，真是“山不转路转”，我怎么会在这儿碰到这位响当当的“苏革命”的！我刚才大唱特唱叫她认出来可怎么得了？！
她原并不叫“苏革命”，本有一个相当女孩子气的名字“苏小丽”。读小学时，她也相当女孩子气，喜欢看苏联芭蕾舞，喜欢收集美女图片。她比我小一级，是从北京转来的军干子女，当她知道我擅画公主、仙女之类的美女时，就央告我为她画一套“灰姑娘”人物，还非上色不可。
自小学毕业后，我就再没见到她，可1966年夏她的事我可听说了不少。倒也并非是“道听途说”，因为我所在的班级墙上就曾贴过“红一司”的小报之类，上有“苏政委”的发言转载。在发言里，她痛斥自己名字带有“封资修”的浓重气息，所以，她要和这个名字决裂，她决心革命到底，以后就叫“苏革命”了。
“嘻嘻，叫‘苏造反’不更好了？”当时，我们班里就有人私下取笑过。取笑的人当然不是我们这些“狗崽子”，我们岂敢！
后来有关她的消息又陆陆续续地传到我耳中，剃老师的阴阳头啦、打“狗崽子”啦……反正，听到的有关她的种种行径，我是怎么也不能和那位五官秀丽、向我索要美女画的女孩儿对上号，但我相信，迷信的狂热会改变人们的性情。
“苏政委，你们从哪里来？”楞小子问。
“北京呗，你们呢？”
“也是北京。本来，我们是要去参加北京联动的，但他们不收。”
“为什么？”
“因为，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爸爸级别不够格，够不上中央高干的份。其实，我爸爸是厅长，十二级呢！”
“哼，真小瞧人，那你们就回来好好干！”
“真的，我们抄家、打狗崽子，哪样没好好干过？我们学校老师的一个保姆，查出来是反动军官的小老婆，我们还灌肥皂水给她喝，那老太婆口吐白沫沫，可真像个大螃蟹呢！哈哈哈！”
“你们还真这么干？”
“可不，‘老子反动儿混蛋’嘛！对反革命和狗崽子，就得动真格的，决不手软！”
我只觉得背上阵阵发凉，刚才的春风得意，早已丢到了“爪哇国”里。怎么就会碰到这几位凶神？还有这位“苏革命”同志。我真是后悔刚才出什么风头，万一他们认出我来，见到“狗崽子”混迹于“大串联”的队伍中，不会利索地把我从火车上推下去才怪！我情不自禁地又往角落里缩了缩，用“李铁梅”式的大围巾把脸包得只剩下两只眼睛，虽然晃动着的十五瓦灯泡给车厢里带来的只是一片混沌的黄光。
“轰隆轰隆轰隆”，车轮声依旧单调，这种单调这会儿给了我一种车轮转得出奇慢的感觉，仿佛永远转不到头似的。
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无心去细听灯下“红爷爷”“红奶奶”们侃些什么，间或，只有一两句话飘到我耳里。
“我早看出来了，学校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所以，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两分。”那个楞小子说。
“我可都是五分！”是苏小丽颇为自得的声气。
真不知过了多久，“轰”地一顿，火车停住了。好！这下子真到了！我松了口气，也庆幸这一路上没被苏小丽认出来。我匆匆抓起那篮年糕，背着灯光，往车厢门边挤。还好，他们正在收拾物件呢，没瞧见我。
我急急冲出站门，往七路汽车站走去。还好，他们被我拉得远远的，没机会碰到我。
“李其容！”猛的一叫。
是苏小丽的声音！但我的脚步没停下，也没应声，装聋作哑罢！
“李其容！”比前次更响了，随着又是一阵脚步声，我再也装不了了，只得停了下来，等待发落。
却是一张笑脸。
“瞧你走得多快，我差点撵不上！”
我心里可直犯嘀咕：苏小丽冲我笑嘻嘻的，什么意思？
“李其容，瞧你这篮子挺沉，我俩一起提着到车站吧！“
“不，不，”我忙不迭地回绝：“我拎得动，拎得动。”
“逞什么能，你不是坐七路车吗？咱俩顺路，一块走！”
“别，别。我要搭一路电车，我自个儿走。”——敢情她还不晓得我父亲是右派，才对我这么热情。我还是躲着点吧，露了馅可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逃也似地往一路电车站跑去，这可真是“南辕北辙“。
撇下发愣不解、呆呆站着的她。
1966年12月，作者20岁生日照
1980年代初，我在浙江美术学院资料室又碰到苏小丽，这时她已是中央美术学院某副教授的夫人了，正陪同先生前来找资料。
大家见了面，当然是感慨一番——十几年的岁月，都给彼此的面容上刻划出了痕迹。后来，她又说到，她曾把我在小学画的那些美女都挺钟爱地保留了很长时间，直到文化大革命……
说到这儿，我冷丁地问了她一句：“小丽，那回大串联回杭州，在火车站分手你硬要替我拎包的时候，晓不晓得我是右派的女儿？”
“知道呀，我一直知道。”
我默然。看来，就是在史无前例的那会儿，阶级情还是没有完全替代掉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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