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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丨1967年脑膜炎流行，大串联时期远超非典新冠的疫情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产财经生活 Author 刘远举
作者档案
刘远举，FT中文网、大家、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澎湃等媒体专栏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关注时政、财经、互联网，作品见于中外媒体。
原题
不敢想象！53年前，
中国挺过了比非典、
新冠更残酷的疫情
春节期间，我看到一段关于疫情的视频，非常震惊，历史不该被遗忘，我们要吸取教训。同时，我觉得，视频中的历史，也可以在当下，给大家带来一些信心。
这段视频，是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视频。在这段视频中，曾光说，1967年，中国发生了一场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的疫情。先看视频，很短：
虽然曾光说得很平淡，但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非常令人震惊。更令人诧异的是，就发生在50多年前，居然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举个例子，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几乎人人都知道，其死亡人数是24万人，和这场瘟疫是一个量级的，而且，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也就是流脑，易感者主要是小孩子、青少年。不难想见，当年多少家庭痛失孩子，但是，它就这样，居然就这样，消失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不是如今的新冠病毒肺炎，我还不知道1967年有如此大的疫情。
而且，这个巨大的数字，在今天也没引起任何反响，16万人仅仅是一个数字。我觉得它不该被遗忘，所以我去搜索了一番，史海钩沉，惊心动魄。
1896年发现流脑病毒后，中国曾经历过三次大暴发，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 1967年和1976年。曾光所说的就是1967年这一次。
1967年，53年前，其实并不是一个太久远的事。更远的历史事件，比如抗战、解放战争、二战、各种运动，网上史料很多。但我搜索了一下，关于这一次大的疫情，资料并不多。
安徽日报2017年04月28日的一篇文章，有这样的内容：“以流脑为例，1967年我省报告病例有25万之多，约有一万多个孩子死于该病。而2016年，全省仅报告3例病例。”
不过，雁过留痕，历史还是有依稀的痕迹。痕迹在孔夫子旧书网。孔夫子旧书网中，那个年代关于流脑的书，1967年出版的比例很大。
另一个痕迹在一些地方的地方志中。如今读来，平静的文字与抽象的数字下面，还是感受到无数个家庭的绝望与悲伤。我摘录一些，大家可以看看。
在南京解放前有史料记载发病流行12次，民国3年（1914）、民国22年至民国36年（1933～1947）、民国34年（1945）至1949年，共发病232人。南京解放后，1967年，为流行高峰年，全市发病13837人，死亡303人，年发病率464.59/10万。
——南京地方志，http://221.226.86.187:8080/webpic/njdfz/njsz8-12/9/html/09Noname080.html
建国后，市传染病院每年收治流脑病人。1964年和1967年两次发生流脑流行，发病率分别为169.50/10万和390.17/10万，（青岛当时人口约140万，也就是说，大约5400人感染）病情凶险，重病以休克型为多。
——青岛市情网，http://qdsqs.qingdao.gov.cn/n15752132/n20546827/n26325895/n26326052/n26327658/151215005723564601.html
1967年3月，辽宁地区出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1949年以来的第二流行高峰。发病率高达177.97/10万，病死率为5.80%。
为控制该病流行，辽宁省成立了防病指挥部，各市县也相继成立防病指挥机构。1967年共发病51931人，死亡3013人。
——辽宁省地方志网站：辽宁大事记1949－2009http://www.lnsdfz.gov.cn/lndsj/lndsj1949/201111/t20111115_748508.html
1950年，绍兴地区发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68例，死亡15例。1951年，发病220例，死亡率23例。1957年，部分乡村出现局部暴发流行，共发病1620例，死亡161例。
1966至1967年，由于人群大流动，本病在城乡各地暴发流行。1967年尤为严重，共发病29118例，死亡1040例。1969年，发病率显著下降。
——浙江绍兴市志， 第三十九卷医疗卫生， 第三章疫病防治，http://www.sx.gov.cn/col/col1462852/index.html
1966～1967年在我国出现了空前的人群大流动，导致发生了全国性流脑大流行，发病率为403/10万，死亡16万多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http://www.chinacdc.cn/jkzt/crb/zl/lxxnjsmy/zstd/200506/t20050608_24497.html
人群大流动，空前大流动，到底怎么回事呢？
海南文昌县志直接提到了文革：
1967年，发生流脑流行，全县21个公社(镇)和3个国营农场共发病643例，死亡57例，亡死率为8.86％。时值“文化大革命”，人群流动量大，发病面广，蔓延快，救治药物奇缺，死亡率较高。
——海南史志网，文昌县志 ，第二十三编卫生，第四章卫生防疫，http://www.hnszw.org.cn/data/news/2010/12/47939/
上海川沙的县志说得更清楚：
建国初期，“流脑”发病率高，疫情起伏大。“文革”初期，受大串联影响，引起暴发流行。1966年发病2015例，1967年上升至4916例，发病率868／10万。
——上海市川沙县志第二十八卷（五）https://www.xcslib.com/renwen_show.php?id=1001
这个记载，就直接指向了文革中的串联。串联并不遥远，亲历者现在六、七十岁。那么，人口大流动，红卫兵串联的规模在什么量级呢？
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风景。
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共1100-1300万人，这个数据源于王令金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书。
想象一下绿皮车厢中挤满了一车的红卫兵，大家都不知道流脑，也没防护，昏昏沉沉坐车，一起待上几十个小时。这就是曾光所说的，火星带到全国各地。
春运的规模在什么量级呢？2015年，春运有 37亿人次，当然，这是坐班车算一次，坐火车又算一次，公交再算一次。至于武汉这次，出城的人数现在很清楚了，500万人。
不过，不必恐慌，直接对比流动人口规模并不科学，因为1967年的中国，不仅物质贫乏，缺医少药，人民防疫意识低下，更糟糕的是，防疫体系也是混乱的。由社科基金赞助的一项研究，揭示了当时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曾暴发四次全国性的"流脑"流行,其中1966～1967年的"流脑"疫情是最严重的一次。
红卫兵"大串连"导致的全国人口大规模无序流动,对社会单位结构的"打倒"导致防疫体系的破坏,以及其带来的衣、食、住、行四方面问题,是这次"流脑"疫情暴发的直接诱因。
为抑制疫情,中央及地方党政机构紧急叫停红卫兵"大串连",并组织领导机构,积极开展防治工作,于1968年后逐步控制了"流脑"疫情。
——《1966～1967年全国性“流脑”的暴发与防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国以来党处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项目号:2011BDJ01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LLY201702008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同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4月20日，再次重申停止串联。在其后的一些运动中，也规定不准串连。大串连便成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名词。 这一连串的通知不难推知，放出笼的学生游兴大发，不愿意回去。80后可以去问问父辈，他们免费旅游的青春。
串联与流脑的关系，其他文献中也能找到痕迹：
1966年秋至1967年春适逢流脑爆发，大串联加剧了疫情的传播。而卫生部因“文化大革命”已无法开展正常工作。1967年3月7日，周恩来就此问题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李先念批示说：“最好建立一防治脑膜炎办公室……马上开始工作。这些人要用全力以赴，不要再以其他工作干扰他们。”（《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3月24日，周恩来召集卫生部党组成员开会，询问防疫情况，说抓流脑、抓防疫“这个工作是最紧急的，一天都不能迟缓”。（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0页）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示下，各地采取相应防治措施，疫情严重的地区还成立了防治流脑的机构，1968年后各地疫情逐步下降。
——《周恩来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细菌战》，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zhouenlai.people.cn/n1/2019/0111/c409117-30519275-6.html
两份文献对比，不难发现，1967年3月7日，周恩来就下过关于流脑的批示，3月19日北京又发布了停止串联的通知。不难推断，当年停止串联，特别是在1967年停止了原本的徒步串联，肯定有流脑疫情严重的原因。而且，这个顾虑，还影响到了后来的运动的模式。
在这篇文章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1952年……4月5日，周恩来就北京防疫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北京选择一个较易隔离的郊外建筑，“一旦北京发生传染性的病症，即可立即宣布这所建筑为隔离病院”。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并请周恩来召集一次会议予以决定。
4月15日，周恩来在其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建议：“在有疫情的地区，应实行局部的小封锁。一家内有疫情封锁一家；村内数家有疫情，封锁一村；区内数村有疫情封锁一区；县内数区有疫情封锁一县。”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这些文献，大致勾勒出历史的面貌。1967年中国的流脑爆发，是非常严重的，当时中国有7.5亿人，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而且易感者是青少年。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地区SARS疫情，病例4698，死亡284，数量和比例都要少很多。
这次大的流脑疫情之后，当年就开始使用乙脑疫苗，改革开放后，1984年起，全国开始大规模推广流脑疫苗，2008年纳入儿童计划免疫，发病人数从最高峰的304万例，降到2017年的低于2000例。如今这种流行性传染病已经不常见，不过，流脑病情凶险，易感者是儿童及青少年，家长们对其仍不能放松警惕！
现在疫情紧张，但无论如何，比起上世纪60年代，科技、物质力量都更发达了；毋庸讳言，看到很多官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现象，但无论如何，比起1967年整个防疫体系都被打乱了要好得多。中国人也终究能过这一关。
历史珍贵，不应该被遗忘，而令人感叹的是，如此大的一次疫情，却静悄悄的躺在历史中。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老人不愿意带口罩，或许当年他们就穿着绿军装，在封闭的车厢中和流脑病人共处几十个小时，浑浑噩噩与死神擦肩而过，毫不知情。
如果更多的人知道，是否在2003年，乃至今天就更有警惕之心呢？历史不该被忘记、被忽略，16万人，不应该被忘记。唯有此，我们才能更好的面对未来，不落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境地。
历史上的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