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龚晓庄，1956年生于北京。1974年~197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幼儿园做保育员、师大农场饲养班长兼兽医。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4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央党校教师、外事演出项目负责人以及澳门航空公司公关及宣传部总经理。
作者：龚晓庄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是生命的季节。2003年的春天却颇带有几分杀气，“非典型肺炎”的阴霾笼罩着澳门——我工作和居住的城市，笼罩着台北——我所属的澳门航空公司最大的分公司所在地，也笼罩着北京——我生于斯、长于斯、永远令我梦牵魂萦的故乡。作为执行“一机到底，沟通两岸”飞航任务的澳门航空公司的公关及宣传经理，被朋友们戏称为“空中飞人”的我，经常在澳门—内地—台北之间飞来飞去，即使是在“非典”的阴霾之中。从机场到市区的高速公路边，郁郁葱葱的群山绵延起伏，只有司机不慌不忙的台湾腔的国语才提醒我：这不是飞驰在前往八达岭的高速公路上。台北鳞次栉比高楼顶上熠熠闪烁的霓虹灯广告，品牌、色彩与北京的绝无二致，只是繁体字而已。忠孝路一带高大的乔木、宽阔的马路，总是使我想起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广州。 故宫博物院中美轮美奂的瓷器，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玛瑙红、翡翠绿、孔雀蓝，艳丽得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在清朝初年报捷的兵书上，布满了红色的“好！”“此地增派一千人”之类的字样，不禁把脸紧紧地贴在展柜的玻璃上，毕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康熙皇帝御批的文件。莺歌街道上的陶器店，一间比一间精致，令人眼花缭乱。挑中了一条古色古香的陶艺项链，“在项链坠里滴一滴香精吧，勿忘我香型的，为自己，也为朋友……”销售小姐的话语那么轻、那么甜。 成品书店汗牛充栋的图书、摩肩接踵、却又悄然无声的人群，看着坐在墙角边聚精会神看书的孩子，不禁想到了童年时代躲在书店柜台后边的我，那种“蹭”书看时略带愧疚的得意肯定是相同的。德高望重的教授悠悠地冲着清香的高山茶，缓缓地谈着，淡淡地笑着，瞬间，好像我成了卢沟桥事变之前的林道静。（遗憾的是，我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对1930年代大学生的了解，仅仅限于《青春之歌》）充满葡国风情的澳门总是给我“异域文化”的感觉，而台北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调，才给了从小在父母身边饱受古典文学熏陶的我一种归属感。 4月中旬，“非典”在海峡两岸日益猖獗，为了让在非常时期不得不跨越海峡飞行的台商能够安心旅行，我们澳门航空公司在海峡两岸首创了旅客可以在澳门中转不下机的“健康专机”。为此，我在4月12日飞往台北，参与台北分公司组织的大型新闻发布会。 在去下榻酒店的的路上，我照例给北京的女儿拨通了电话，报告已经平安落地。女儿在电话的那一端神秘兮兮地说：“妈妈，别告诉姥姥你去台北了。”“为什么？”我吓了一跳。“大家都说台湾的‘非典’很严重。”我哈哈大笑起来：“台湾到今天才有23个确诊病例，可是台湾有2300万人口呢！你看，现在满街都是人，没有什么戴口罩的，告诉姥姥，千万别担心！”那个在台湾的周末，一切都是那么平静、祥和，在海峡对岸肆虐的“非典”暂时还没有对宝岛产生太大的影响。晚上，颇具学者风度的台湾分公司总经理说要带我到西门町去吃上海菜。我们在中山堂广场下了车，走进了一条窄窄的巷子，感觉很象澳门三盏灯一带，巷子宽不过两三米，曲曲弯弯的，两边都是两三层的楼房，楼房的老旧使小巷显得更加幽深。“隆记小菜”四個古朴的字赫然竖写在白色大招牌上。单开的店门不太起眼，门口小小的橱窗里摆着一盆盆家常小菜。餐桌椅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服务生是几位中年妇女，穿着很家常的衣服，素面朝天，略显憔悴的脸上带着微笑，那是只有做了母亲的女人才会有的笑容，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在台湾颇吃过一些极为精致的餐馆，沒有想到，在台北繁华的市中心还有这样质朴的、与大陆上世纪七十年代遗风极为相似的小菜馆。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山珍海味，烤麸、炒黄豆芽、腌笃鲜……味道之地到，好像就是在老上海吃风味小馆。特别是隆记的招牌菜饭，对于越在澳门吃粤菜越想内地风味的我来说，那个香呀，真是……香极了!茶足饭饱，和好友来到国家剧院广场散步。红柱子、大屋顶，很有气派的仿古建筑，十足的中国传统。宽大的门廊里，一群少男少女在跳街舞。广场上几乎空无一人，只有我们两人伴着街舞火热的音乐漫步。可能是由于长年在航空公司担任高层主管的历练，只比我大一岁的好友个像大姐姐，在她面前，我总是显得很不成熟。她过年时在机场通宵达旦帮助乘客拉行李、抱孩子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航空业的服务精神，她对公司小弟弟小妹妹们颇有感情的叙述，使我知道了现代化、高科技公司管理的真谛：既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又富有人情味。漫步之间，她环顾广场，突然颇动感情地说：去年，就是在这儿，我们席地而坐，也听演讲、也呐喊助威。我愣了一下，可能公司里我最知道她的工作压力有多么大，她居然还有时间跑来为小马哥呐喊。这位绝对“泛蓝”的大姐兴奋的表情告诉我，在端庄、沉静的外表之下，是一颗依然火热的心。不知不觉，我们走出了广场，国家剧院白色的围墙间或装饰着灰蓝色的各式小窗。不知设计者是受了颐和园临湖回廊建筑风格的影响，还是个《红楼梦》里大观园透花窗、白粉墙设计理念的爱好者，反正长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围墙给了我二者兼而有之的感觉。马路对面是住宅楼群，宽大的窗子，宽大的阳台，透过各式窗帘映出的灯光，或明或暗，都是同样的温馨。款式新颖的住宅大楼令我想起了日内瓦或者哥本哈根的新型住宅区。这就是台北，创新与怀旧经常手牵手地翩然而至。中国文化的传统处处可见，而在这处处可见的传统中，又总可以发现星星点点的创新。也许这就是台北的迷人之处吧？4月14日下午，我们的新闻发布会在西华饭店如期举行。从台湾最有影响的电子、平面媒体踊跃参加的状况，可以感到，在受“非典”影响航空市场一片低迷之中，有一间航空公司能以积极的态度提供服务，敏感的新闻界的反应是多么强烈。4月下旬以后，台湾的“非典”情况日益严峻，我也暂时不能去台湾出差了。海峡阻隔不住我，因为我服务的公司有间接直航的优势，“非典”却把我和好友隔在了海峡两岸。在“非典”的日子里，我们经常通过电话互相鼓励：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为了公司，也是为了自己。
这些飞机现在都从澳航退役了，当年为在两岸间接直航立下了汗马功劳
4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在一个问题上我受到不少记者的“围攻”：为什么澳门没有“非典”？我不是科学家，在媒体一连串为什么面前，我的回答有点语无伦次。倒是一位有心的女记者帮我做了个总结：你几次提到澳门的空气非常好，这是不是澳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确诊病例的原因呢？澳门是个“袖珍城市”，我住的凼仔岛总共不到六平方公里。我的公寓位于市中心的住宅大楼第三十四层。晚上，迎着徐徐吹来的海风，向下望去，黄色的路灯像一串金珠描出了新大桥的轮廓，恍惚之间，钢筋混凝土的大桥好像变成了水晶做的。海面上星星点点，缓缓移动的小星星是渔船，快速前进的大星星是往来于港澳之间的轮渡：“喷射飞航”。极目远眺，对面的青山在夜间变得黑苍苍的。就在那黛色的山背后，间或地徐徐飞出一架飞机，红灯、白灯，一闪一闪，那是我们的晚班飞机出发去台湾了。天气晴朗的时候，在山与海的交界处，一条细细的灯光，朋友说，那是香港大屿山机场。也许住得太高了吧，这一切几乎都像无声电影一样，静静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劳累了一天，还有什么能够比在清新的海风中欣赏这一切更能令人放松的呢？ 也许是天气越来越热的缘故，也许有在“非典”时期多呼吸新鲜空气的潜意识，最近，如果晚上有朋友聚会，我经常会建议：咱们去听海吧！我最钟爱的能够听海的餐厅，就是竹湾酒店的露天餐厅。 酒店位于澳门的第二个离岛——路环。车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飞驰，虽然距澳门市中心不过二十分钟的车程，与霓虹灯闪烁、车水马龙的澳门半岛不同，与遍布住宅大厦组成的城市之林的凼仔也不同，路环完全是一派自然风光。尤其到了夜晚，路边山上只有一片片望不到尽头的树林，除了偶尔疾驰而过的车辆之外，周围几乎没有人烟；除了路灯之外，也没有其他灯光。这时的树林如同原始森林一样显得莽莽苍苍，这时的山也好像是崇山峻岭一般。如果不是车下的路况非常之好，真有点《侏罗纪公园》的味道。去竹湾酒店的路口非常不起眼，稍不留神就会错过。酒店位于临海的山坡上，只有二三十个房间，顶楼的平台就是餐厅。餐厅供应葡式菜肴，最可口的是煎龙俐鱼、烧葡国香肠。不过，我觉得，餐厅最宜人之处是名副其实的听海。晚上，餐厅下面的大海消失在黑暗之中，拼命睁大眼睛也只能看见海浪冲刷沙滩的那一道白线。唯一能让你体会到大海就在咫尺之遥的，只有那无休无止的涛声。在这亘古不变的自然之声的“背景音乐”之中，在摇曳的烛光之下，不那么美的，变得很美，不那么容易被宽容的，也没有理由不去宽容了。 4月20日，澳门一位女售货员被发现为疑似病例。4月22日晚上，我正在陪朋友购物，手机响了，是澳门电讯发出的信息：经过检测，女售货员被确认未患“非典”，澳门仍然保持了“非典”个案为零的纪录！看到这条信息，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第一个就拨通了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汤医生的电话，连声向他表示祝贺，并且请他转告病人加油！尽管我说的话并不合逻辑，汤医生还是连声对我表示感谢。随后，我站在商场门口，一口气拨了无数电话，给公司驻台北、上海、厦门航站的经理们、给公司的老板们、给在北京的妈妈和女儿、给许多的朋友……第一句话都是：“澳门没有‘非典’！”这一大通电话打完之后，我才慢慢地冷静下来，忽然之间，我发现，我的心、我的感情已经深深地与澳门连在一起了。看着明亮的街灯，看着街灯下漫步的人群，看着五光十色的商店，看着街心大树上闪闪烁烁的装饰灯，不经意之间，在澳门已经工作了两年多了，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变得如此之熟悉，我已经不再是从北方飞来的过客。如果这里发生什么不幸，我会非常非常难过，如果有一天突然离开这里，我也会非常非常难过。5月10日，澳门终于发现了第一例“非典”病人，这是一位在广东居住的澳门人，是在吃退烧药“闯关”进入澳门之后被收治的。来到办公室，一向腼腆文雅的澳门女孩子们都在愤怒地谴责这个病人没有公德，“如果他打个电话回来，一定会派救护车接他，给他治病，因为他是澳门人啊！”从她们激烈的态度中，我再一次发现了澳门人的善良和宽容。的确，在广东、香港两个疫区之间生活的澳门人在“非典”时期的态度一直非常平和。就是“非典”在香港、广州最为肆虐的时候，澳门也没有关闭过边界。4月18日至21日复活节假期时，澳门的大街小巷依然有许多香港游客。我的办公室里有两位家在香港的员工，一个家中有三岁的儿子，一个双亲已过耄耋之年。两个人每个周末必须回香港。就是香港“非典”最猖獗的时候，办公室没有任何同事认为他们不应当在周末回家，倒是这两个同事很自觉地带着口罩上班。也许老天爷看重澳门人的善良，作为奖赏，“非典”才一直在澳门没能兴风作浪。尽管如此，“非典”还是极大地冲击了澳门的经济，作为在海峡两岸间接直航的澳门航空公司首当其冲地受到严重冲击，5月上旬，公司的客运量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公司每天都在失血。一个周末，我和几个年轻的同事决定要振作一下，在澳门旅游观光塔看完电影，我们商量着要走过澳门大桥回家。几个小弟弟、小妹妹看着我后跟足足有九公分高的拖鞋，有点儿担心。“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走过大桥，公司就一定有希望！”于是，我们说着、笑着上路了。走到桥的最高点，我站住了，凭栏远眺，海风猎猎，我的披肩飘飘，真有点《泰坦尼克》的味道，只是在我背后的不是英俊的杰克，而是我将与之荣辱与共的亲爱的澳门。我们用五十五分钟走完了将近三公里长的澳凼大桥。站在桥头凼仔一边，回首遥望，蜿蜒的大桥像一条金黄色的巨龙，蓄势待发。我在心中默默的祝福：愿我们澳门航空公司、我们的澳门会冲过这最困难的时刻，再次腾飞。
当时的机组人员与地勤人员在货机内
随着“五一”假期的临近，北京的“非典”局势日益严峻。七十六岁的老母亲，懂事的、不满十六岁的女儿轮流打电话来，劝说我不要回北京了。每次，我的回答都很简单：“北京有我的母亲，有我的女儿，放假的时候我不回北京，还能去哪儿？”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兴高采烈。游子还乡，哪有不高兴的？我和女儿漫步在北京的街头。我的故乡，我的北京从来没有这么美丽过。街头到处是鲜艳的杜鹃花，那么多的鲜花，姹紫嫣红。薰风吹拂着路边的绿树，青翠欲滴。蓝天，湛蓝湛蓝，白云，轻轻的，软软的，透明的。我久违了的北京的蓝天白云哟！ 可是，街上人迹寥寥，车也很少，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热闹。看着每天公布的发病人数，听着外地对北京人不得已而采取的防范措施，我的心很疼，在为我的家乡滴血。看着我们大院门口认真执行北京市政府“人自为战”方针、一丝不苟检查出入证件的警卫小伙子，看着每天按时给我们楼道打扫、消毒的姑娘们，看着我走过的异常干净的大街小巷，信心也油然而生：如此周密、细心的防护措施，我的妈妈、我的女儿、我在北京的朋友们、我的北京应该、也一定是安全的。四天之后，我回到了澳门，带着对母亲、对女儿、对故乡无尽的牵挂。日复一日，我每天早晨看中央一台的《东方时空》，每天下午察看新浪网的疫情通报。在远方游子的眼中，日益下降的病例不是几个简单的数据，从中能够得到多少鼓舞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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