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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北岛:大串联到上海,我对陈丕显秘书大发雷霆

北岛 新三届 2020-10-14


  诗人简历


北岛,1949年生于北京,做过建筑工人、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和朋友于1978年创办文学杂志《今天》,一直担任主编至今。1987年起在欧美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其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及荣誉。


原题

大 串 联




作者:北岛




01


  

1966年9月中旬,我们六个同班同学——张潜、潘宗福、杨晓云、张友筑、徐金波和我,踏上南行列车。 
  
从8月18日起,毛主席在天安门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引发“文革”新的高潮——大串联。中共中央文件指示,支持全国各地学生到北京,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交流革命经验,交通及生活补贴由国家支付。于是全国火车及公共交通对大中学生全部免费,各地还纷纷成立接待站,管吃管住。最初那是老红卫兵的特权,外出要政审(家庭出身),但有毛主席推波助澜,闸门一下打开了。 

  徐金波搞来一张某红卫兵组织的空白介绍信,召集我们几个平民子弟,填上名字——用白纸证明自己清白。我们持介绍信到东单铁路局售票处排队,领来六张免费火车票。 

  这是我头一次离开父母出门远行。行李简单,除了塞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小书包,再就是装四卷《毛选》的小木箱——我自己动手做的,上面用红漆写着“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我们在宝鸡转车。夜里很冷,火车头哧哧喷着浓烟,遮暗站台的灯光。到成都已是后半夜了。扑面而来的是南方湿润温柔的空气,缓缓流动,带有火车行进的震颤感。在车站广场的红卫兵接待处,我们被分到成都十四中。听说我们来自北京,负责接待的师生格外热情,特地准备了宵夜——炒笋丝外加大桶米饭。男女分睡不同教室,打地铺,课桌椅堆在一边。我们很兴奋,窃窃私语,直到有人抗议才噤声,倒头昏睡过去。 

  第二天上午到四川省委大院。大字报铺天盖地,直指西南地区第一把手李井泉。我们还保留学生的习惯:边看边抄。大字报透露了各种惊人内幕。比如,在天府之国,困难时期竟饿死数百万人。而李井泉的名言几乎家喻户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还有那些腐败案例,就像色情小说让人脸热心跳。 

  离成都百余里的大邑县安仁古镇,因刘文彩地主庄园和“收租院”而闻名,成了大串联的热点。1965年,四川美院雕塑系师生和当地艺人一起,创作了大型泥塑群“收租院”,轰动全国,并在北京美术馆展出,每个学校都组织师生参观。老师还让我们写了观后感。 

  安仁古镇有不少深宅大院,刘文彩庄园只是其中一个。我们在人流中挣扎,身不由己,无落脚之处。日影西斜,人渐稀疏,忽闻异香,路边有人架油锅炸子鸭,每只一毛五。于是各买一只,放进随身装馒头的塑料袋,啃得仔细,只剩下鸭架碎骨头。回长途车站的路上,我和潘宗福用馒头蘸油汁咂巴滋味,赞不绝口,极尽天下最高级形容词:“真他妈香!”即便是瘟鸭,也足以让我们一路乃至一生回味无穷。 

  张友筑是我们班篮球中锋,人高马大,一说起他家烙的芝麻酱糖饼就眉飞色舞。我给他起了个外号“芝麻酱糖饼”。可他一到成都拉肚子,卧床不起,只好中途退场返回北京。我把他外号改成“阿痢痢”,除了声音效果,更透着带异国情调的亲昵。 

  到重庆,我们住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离烈士陵园很近,步行可及。这里曾是国民党“军统局”大本营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我们是读《红岩》长大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而歌乐山古木参天,云雾飘荡,有如仙境一般。

02



  重庆朝天门码头。鸣笛三声,客轮解缆起航,甲板震颤。我们住三等舱,上下共六个铺位。由于船票紧张,两人一床,即使如此,比坐火车舒服多了——平稳无声,空气新鲜。在甲板上眺望峭壁,不禁想起课本中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猿是早就绝迹了,而舟因超载随时有倾覆之危。除了播放语录和革命歌曲,各舱房小喇叭反复提醒大家,不要集中在船舷一侧赏景。过三峡正是半夜,我们沉沉睡去,那美景未在梦中留下任何痕迹。 


  同舱有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一男三女,男的叫徐荣正,外号“老pia”,字不可考,估摸与他骨质增生的下颌(学名“巨颌症”)有关。我猜是指摔了个大马趴:从pia到pia,头一个象声词,后一个象形词。还有三个厦门集美水产学校的男生,其中有个翁其慧,憨厚寡言,但跟我很合得来。 


  船上三日,我们三拨人混得厮熟,决定结伴而行。老pia精明强干,先人后己,自然成了首领。他摊开地图,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在武汉登陆,休整几日,经株洲去韶山,再杀向广州。 


  我们住在汉口一所中学。我去看望大舅。他黄埔出身,后上金陵大学,七七事变后到湖北打游击,任应城县县长兼游击大队司令。“文革”爆发时他是武汉市副市长,由于是民主人士,本无实权,在头一波大浪中幸存下来。 


  大舅家在天津路一栋小楼,有门卫站岗。客厅宽敞明亮。我生怕陷进那庞大的沙发中,仅坐一角,兔子般警觉。房门开关,表哥表姐进进出出,似乎在等待着最尊贵的客人——暴风雨。平日健谈的大舅神不守舍,笑声空洞,随烟雾飘散在天花板上。只有大舅妈嘘寒问暖,为我做了一大碗热汤面。我虽年幼,但自知多余,喝完热汤面便告辞了。 


  从武汉到株洲,客车已满,只能搭乘闷罐车。车厢摇摇晃晃,走走停停,从缝隙中隐现外部风景。最麻烦的是上厕所,停车时不敢走远,男女分左右下车,就地解决。列车行进中,男的憋不住转身就尿,女的则用毯子互相遮挡。那气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 


  到株洲,换卡车去韶山。一路都是举红旗的长途队伍,有的走了一个多月了。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见我们来了精神,唱歌背语录。 


  朝圣之旅的终点,只不过几间空荡荡的砖瓦房,周围是半秃的山坡。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从小木箱取出四卷《毛选》,和同伴一起在故居前举行宣誓仪式,举起右臂:把革命进行到底。


03



  火车一路向南,气温骤升,车厢燥热难忍,大家纷纷脱掉外衣,最后男生索性光膀子,女生只剩下贴身小褂。 


  半夜到广州。到处是摇曳的棕榈树,蒲扇般的硕叶裹挟着湿热的风。我们被分到华南农学院。大家冲向水龙头,只穿裤衩,冲洗得痛快淋漓。 


  我大姨在广州,她和大姨父都是中学老师。他们多少都受到了冲击,但和内地相比处境还好。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广州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内陆。我们参观了黄花岗、越秀公园、白云山和广交会——对我们来说,大串联正发生微妙的变化:以革命的名义云游四方。 


  老pia随身带着一台基辅135照相机,为我们留下难忘的瞬间。我手上有几张集体合影。取景框切割场景,摒弃喧哗,让动感世界变成模糊影像。而我们表情僵硬,目光呆滞,有点儿像兵马俑,似乎在等待被某一隐秘的声音唤醒。 


  广州是另一个世界。对我们北方人来说,那热带风情充满异国情调,甚至就是异国——连语言都不通。半路找厕所,人家根本听不懂,急中生智,用笔写下来才行。更甭提街头那些女孩子了,她们风情万种,即使穿绿军装蓝外套,也会露出藕红杏黄的内衣一角。


04



  最后一站上海,住国棉十一厂。我八岁曾随母亲来上海看外公,在同伴中难免透着饱经世故的矜持。是夜,我带队去外滩,展示黄浦江的巨轮和十里洋楼,好像那是我们家产业。


在令人晕眩的夜景背后,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弄堂上空晾满花花绿绿的衣衫,好像万国旗;公共汽车转弯到站时,售票员探头窗外,大声吆喝,用木板把车帮敲得山响;到处是举小旗的老人,与其说是维持治安,不如说是为了证明自己健在;一天,我们早起排队领火车票,只见在清晨微光中,家家户户在门前刷马桶,如同某种庄重的晨祷仪式。 


  我到瑞金路上海广慈医院看望二姨。到处贴满大字报,医院仍在正常运转。在护理部找到二姨。她作为护理部主任正忙着为护士排班调配。待消停下来已是中午,她带我到附近一家餐厅吃午饭。 


  餐厅人很少。二姨特地点了鱼和肉,为我补充营养。我们相对而坐,阳光斜照在餐桌上。我说起一路见闻,二姨听着,偶尔插话问问,目光茫然,却说了些鼓励的官话。那竟是我们最后一面——两年后,她在审查中被迫害致死,家属连尸体都没见到就火化了。 


  那是个寂静的中午,挂钟在墙上嘀嗒走动。脖上奇痒,我顺手一摸,竟是个虱子。大串联中大家管虱子叫“革命虫”,它们生命力极强,药喷火烤水烫冰冻都没用,坚持跟人一起走遍天涯海角。 


  我捏住虱子,放在桌下,用指甲“咔”地掐死。二姨显然没注意到,否则大惊小怪,非把我拉回医院彻底消毒不可。那声音微小但清脆,若通过扩音器和高音喇叭放大,必有如一声惊雷。


05



  1966年11月10日,赴北京告状的一千多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上海西北郊三十公里嘉定县安亭站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二十多小时。这就是著名的“安亭事件”。 


  恰好就在第二天,我们持回京车票来到上海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候车厅和站台挤得水泄不通,连铁轨上都坐满了人,喧嚣和浑浊的空气如浓雾遮天盖地。 


  我们从早上等到下午,一筹莫展,断定不可能有任何火车进出。在老pia领导下,我们决定立即行动——“上海站特别纠察队”应运而生。首先由老pia出面,与另一些北京的大中学生协商,纠察队迅速发展成好几十号人;进而开始与上海铁路局造反派组织谈判。 


  老pia给我布置了任务,即与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的官员沟通。从大字报上早就知道那些名字,什么陈丕显、曹荻秋。以纠察队的名义,我霸占了调度室一部电话机,先通过查号台得到上海市委总机的号码,转拨到曹荻秋办公室,没人接。我又接通华东局陈丕显办公室,终于有人拿起听筒,自称秘书,我先声夺人,坚持要跟他本人讲话。对方不知道“上海站特别纠察队”的来头,穷于应付。我大发雷霆,让他告诉陈丕显,要这位华东局第一书记对上海站的空前混乱负责。秘书唯唯诺诺,答应转达。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介入,“安亭事件”的危机过去了。“纠察队”连夜清理车站,赶走坐在铁轨上的人,并把住每节车厢的门,验票上车。我们嗓子喊哑了,仗人多势众,制伏了某些捣乱分子。第二天上午,开往北京的头班火车终于缓缓启动。我们捷足先登,关上车窗车门,“上海站特别纠察队”结束了为时不到两天的历史使命。 


  车厢严重超载:每节车厢限额一百零八人,实际上却是三倍多。人们在行李架、椅背和地上坐卧,厕所也挤得满满了,根本无法使用。列车走走停停,有时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大家轮流下车找食、饮水、如厕。往往无预先鸣笛警告,突然启动,车下的人紧追慢赶,从窗口爬进来,而动作慢的则永远被抛在后面。 


  我的“座位”在椅背上,实在熬不住,就把头卡在两个挂衣钩间睡去,居然借此在梦中保持住平衡。我做了一个回家的梦,又做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梦。 


  三天三夜。火车驶进北京。



(本文选自北岛著《城门开》,三联书店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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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四十年前的记忆断章
北岛:北京四中那些事
北岛:生活如此,命运如此,
他依然坚持: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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