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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北岛：大串联到上海，我对陈丕显秘书大发雷霆
诗人简历
北岛，1949年生于北京，做过建筑工人、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和朋友于1978年创办文学杂志《今天》，一直担任主编至今。1987年起在欧美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其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及荣誉。
原题
大 串 联
01
徐金波搞来一张某红卫兵组织的空白介绍信，召集我们几个平民子弟，填上名字——用白纸证明自己清白。我们持介绍信到东单铁路局售票处排队，领来六张免费火车票。
这是我头一次离开父母出门远行。行李简单，除了塞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小书包，再就是装四卷《毛选》的小木箱——我自己动手做的，上面用红漆写着“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我们在宝鸡转车。夜里很冷，火车头哧哧喷着浓烟，遮暗站台的灯光。到成都已是后半夜了。扑面而来的是南方湿润温柔的空气，缓缓流动，带有火车行进的震颤感。在车站广场的红卫兵接待处，我们被分到成都十四中。听说我们来自北京，负责接待的师生格外热情，特地准备了宵夜——炒笋丝外加大桶米饭。男女分睡不同教室，打地铺，课桌椅堆在一边。我们很兴奋，窃窃私语，直到有人抗议才噤声，倒头昏睡过去。
第二天上午到四川省委大院。大字报铺天盖地，直指西南地区第一把手李井泉。我们还保留学生的习惯：边看边抄。大字报透露了各种惊人内幕。比如，在天府之国，困难时期竟饿死数百万人。而李井泉的名言几乎家喻户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还有那些腐败案例，就像色情小说让人脸热心跳。
离成都百余里的大邑县安仁古镇，因刘文彩地主庄园和“收租院”而闻名，成了大串联的热点。1965年，四川美院雕塑系师生和当地艺人一起，创作了大型泥塑群“收租院”，轰动全国，并在北京美术馆展出，每个学校都组织师生参观。老师还让我们写了观后感。
安仁古镇有不少深宅大院，刘文彩庄园只是其中一个。我们在人流中挣扎，身不由己，无落脚之处。日影西斜，人渐稀疏，忽闻异香，路边有人架油锅炸子鸭，每只一毛五。于是各买一只，放进随身装馒头的塑料袋，啃得仔细，只剩下鸭架碎骨头。回长途车站的路上，我和潘宗福用馒头蘸油汁咂巴滋味，赞不绝口，极尽天下最高级形容词：“真他妈香！”即便是瘟鸭，也足以让我们一路乃至一生回味无穷。
张友筑是我们班篮球中锋，人高马大，一说起他家烙的芝麻酱糖饼就眉飞色舞。我给他起了个外号“芝麻酱糖饼”。可他一到成都拉肚子，卧床不起，只好中途退场返回北京。我把他外号改成“阿痢痢”，除了声音效果，更透着带异国情调的亲昵。
到重庆，我们住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离烈士陵园很近，步行可及。这里曾是国民党“军统局”大本营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我们是读《红岩》长大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而歌乐山古木参天，云雾飘荡，有如仙境一般。
02
重庆朝天门码头。鸣笛三声，客轮解缆起航，甲板震颤。我们住三等舱，上下共六个铺位。由于船票紧张，两人一床，即使如此，比坐火车舒服多了——平稳无声，空气新鲜。在甲板上眺望峭壁，不禁想起课本中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猿是早就绝迹了，而舟因超载随时有倾覆之危。除了播放语录和革命歌曲，各舱房小喇叭反复提醒大家，不要集中在船舷一侧赏景。过三峡正是半夜，我们沉沉睡去，那美景未在梦中留下任何痕迹。
同舱有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一男三女，男的叫徐荣正，外号“老pia”，字不可考，估摸与他骨质增生的下颌（学名“巨颌症”）有关。我猜是指摔了个大马趴：从pia到pia，头一个象声词，后一个象形词。还有三个厦门集美水产学校的男生，其中有个翁其慧，憨厚寡言，但跟我很合得来。
船上三日，我们三拨人混得厮熟，决定结伴而行。老pia精明强干，先人后己，自然成了首领。他摊开地图，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在武汉登陆，休整几日，经株洲去韶山，再杀向广州。
我们住在汉口一所中学。我去看望大舅。他黄埔出身，后上金陵大学，七七事变后到湖北打游击，任应城县县长兼游击大队司令。“文革”爆发时他是武汉市副市长，由于是民主人士，本无实权，在头一波大浪中幸存下来。
大舅家在天津路一栋小楼，有门卫站岗。客厅宽敞明亮。我生怕陷进那庞大的沙发中，仅坐一角，兔子般警觉。房门开关，表哥表姐进进出出，似乎在等待着最尊贵的客人——暴风雨。平日健谈的大舅神不守舍，笑声空洞，随烟雾飘散在天花板上。只有大舅妈嘘寒问暖，为我做了一大碗热汤面。我虽年幼，但自知多余，喝完热汤面便告辞了。
从武汉到株洲，客车已满，只能搭乘闷罐车。车厢摇摇晃晃，走走停停，从缝隙中隐现外部风景。最麻烦的是上厕所，停车时不敢走远，男女分左右下车，就地解决。列车行进中，男的憋不住转身就尿，女的则用毯子互相遮挡。那气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
到株洲，换卡车去韶山。一路都是举红旗的长途队伍，有的走了一个多月了。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见我们来了精神，唱歌背语录。
朝圣之旅的终点，只不过几间空荡荡的砖瓦房，周围是半秃的山坡。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从小木箱取出四卷《毛选》，和同伴一起在故居前举行宣誓仪式，举起右臂：把革命进行到底。
03
火车一路向南，气温骤升，车厢燥热难忍，大家纷纷脱掉外衣，最后男生索性光膀子，女生只剩下贴身小褂。
半夜到广州。到处是摇曳的棕榈树，蒲扇般的硕叶裹挟着湿热的风。我们被分到华南农学院。大家冲向水龙头，只穿裤衩，冲洗得痛快淋漓。
我大姨在广州，她和大姨父都是中学老师。他们多少都受到了冲击，但和内地相比处境还好。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广州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内陆。我们参观了黄花岗、越秀公园、白云山和广交会——对我们来说，大串联正发生微妙的变化：以革命的名义云游四方。
老pia随身带着一台基辅135照相机，为我们留下难忘的瞬间。我手上有几张集体合影。取景框切割场景，摒弃喧哗，让动感世界变成模糊影像。而我们表情僵硬，目光呆滞，有点儿像兵马俑，似乎在等待被某一隐秘的声音唤醒。
广州是另一个世界。对我们北方人来说，那热带风情充满异国情调，甚至就是异国——连语言都不通。半路找厕所，人家根本听不懂，急中生智，用笔写下来才行。更甭提街头那些女孩子了，她们风情万种，即使穿绿军装蓝外套，也会露出藕红杏黄的内衣一角。
04
最后一站上海，住国棉十一厂。我八岁曾随母亲来上海看外公，在同伴中难免透着饱经世故的矜持。是夜，我带队去外滩，展示黄浦江的巨轮和十里洋楼，好像那是我们家产业。
我到瑞金路上海广慈医院看望二姨。到处贴满大字报，医院仍在正常运转。在护理部找到二姨。她作为护理部主任正忙着为护士排班调配。待消停下来已是中午，她带我到附近一家餐厅吃午饭。
餐厅人很少。二姨特地点了鱼和肉，为我补充营养。我们相对而坐，阳光斜照在餐桌上。我说起一路见闻，二姨听着，偶尔插话问问，目光茫然，却说了些鼓励的官话。那竟是我们最后一面——两年后，她在审查中被迫害致死，家属连尸体都没见到就火化了。
那是个寂静的中午，挂钟在墙上嘀嗒走动。脖上奇痒，我顺手一摸，竟是个虱子。大串联中大家管虱子叫“革命虫”，它们生命力极强，药喷火烤水烫冰冻都没用，坚持跟人一起走遍天涯海角。
我捏住虱子，放在桌下，用指甲“咔”地掐死。二姨显然没注意到，否则大惊小怪，非把我拉回医院彻底消毒不可。那声音微小但清脆，若通过扩音器和高音喇叭放大，必有如一声惊雷。
05
1966年11月10日，赴北京告状的一千多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上海西北郊三十公里嘉定县安亭站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二十多小时。这就是著名的“安亭事件”。
恰好就在第二天，我们持回京车票来到上海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候车厅和站台挤得水泄不通，连铁轨上都坐满了人，喧嚣和浑浊的空气如浓雾遮天盖地。
我们从早上等到下午，一筹莫展，断定不可能有任何火车进出。在老pia领导下，我们决定立即行动——“上海站特别纠察队”应运而生。首先由老pia出面，与另一些北京的大中学生协商，纠察队迅速发展成好几十号人；进而开始与上海铁路局造反派组织谈判。
老pia给我布置了任务，即与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的官员沟通。从大字报上早就知道那些名字，什么陈丕显、曹荻秋。以纠察队的名义，我霸占了调度室一部电话机，先通过查号台得到上海市委总机的号码，转拨到曹荻秋办公室，没人接。我又接通华东局陈丕显办公室，终于有人拿起听筒，自称秘书，我先声夺人，坚持要跟他本人讲话。对方不知道“上海站特别纠察队”的来头，穷于应付。我大发雷霆，让他告诉陈丕显，要这位华东局第一书记对上海站的空前混乱负责。秘书唯唯诺诺，答应转达。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介入，“安亭事件”的危机过去了。“纠察队”连夜清理车站，赶走坐在铁轨上的人，并把住每节车厢的门，验票上车。我们嗓子喊哑了，仗人多势众，制伏了某些捣乱分子。第二天上午，开往北京的头班火车终于缓缓启动。我们捷足先登，关上车窗车门，“上海站特别纠察队”结束了为时不到两天的历史使命。
车厢严重超载：每节车厢限额一百零八人，实际上却是三倍多。人们在行李架、椅背和地上坐卧，厕所也挤得满满了，根本无法使用。列车走走停停，有时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大家轮流下车找食、饮水、如厕。往往无预先鸣笛警告，突然启动，车下的人紧追慢赶，从窗口爬进来，而动作慢的则永远被抛在后面。
我的“座位”在椅背上，实在熬不住，就把头卡在两个挂衣钩间睡去，居然借此在梦中保持住平衡。我做了一个回家的梦，又做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梦。
三天三夜。火车驶进北京。
（本文选自北岛著《城门开》，三联书店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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